儒学：站在千年的十字路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站在论文,儒学论文,路口论文,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纪念日。9月9日，文化部、 教育部和社科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由此拉开了’99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序幕。紧接着，国际儒学研讨会于10月7日在京召开，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儒学与21世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13个国家的四百多位代表参加。值此盛况空前的大会，每一个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思考，中国当代儒学研究现状如何，世纪之交的儒学研究又将向何处去？为此，记者采访了几位当代儒学研究家。
儒学的平民化倾向和值得弘扬的四个方面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谈起儒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儒学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弘扬。”首先是人本思想，孔子宣扬“泛爱众”，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荀子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人本思想在当代有着重要意义。其次是自强自立意识。《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确立了儒家的入世品格。同时，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仅指自身的修养，而且还包括推己及人，对群体的关怀，对天地万物的关怀，这种博大的胸怀是自强的精髓。把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用到工作上，能使我们白天勤勉工作，夜晚反躬自省。第三，忧患意识。像孔子这样的“士”是忧国忧民的，中国的士大夫历来就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即是忧患意识。第四，力行精神。儒家主张“笃行”，反对空谈，这很有现实意义。
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认为儒学中有一种平民化的倾向。经过批判地继承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转化，适应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对主干社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凝聚作用。平民化的儒学在中国影响之大，历史之悠久，没有哪一家学说能比得上。它已渗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全民族的共同信念。其二，激励作用。平民化儒学倡导的某些具体道德规范随着历史的推移已经过时，但它的仁爱精神、引人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及其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没有过时。这些对于中国人仍然可以起到激励作用。其三，制衡作用。平民化儒学重视道德价值，对市场经济造成的负面效应可以起制衡作用，帮助现代人建立美好家园和意义世界。
中国哲学是一种心灵哲学。儒学的人文主义应予充分肯定。
受导师冯友兰先生的影响，蒙培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的儒学研究是从宋明理学开始的。他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纵向的，即历史的研究，二是横向的，即理论性的研究，他的《中国心性论》是对海外学者的回应，因为理学的核心是心性问题，海外学者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心性问题最重要的是主体性问题，主体性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哲学，但中西对主体性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中国哲学主张主客体统一或“合一”，人在统一中占主导地位。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把人放在中心地位，许多哲学问题都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蒙培元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心灵哲学。
张立文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就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中提出不用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而试图从逻辑结构上去把握中国哲学概貌。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梳理著有《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力图把握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一以贯之地剖析中国哲学史。
方克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很早就开始致力于现代新儒家研究。他认为现代新儒学思潮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是对“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的一种保守回应，也是对当时已在中国流传开来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抗。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梁漱溟率先站出来捍卫孔子学说，于1922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谓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作。到抗战时期，现代新儒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其代表人物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都已经创造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五十年代后，现代新儒家在港台继续发展，1958年初在香港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提出现代新儒家“反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强调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精神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方克立对儒家的人文主义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现代新儒家所能贡献于世界文化的，说到底就是儒家的人文主义。关心人，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挖掘这种意义，对于遏制科学主义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现代弊病有积极意义。国内研究新儒学的学者，绝大多数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方克立自称不过是其中的一员。
宋志明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之一，早在1985年，他就开始关注现代新儒家。他把现代新儒学哲学思想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1）它是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合流的产物。（2）它是五四以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主干。（3）它以人生问题为主题。（4）它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5）它带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宋志明反对儒学研究中的虚无主义，也不赞同港台学者带着感情色彩去研究。他是把儒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作为创造新文化的源泉去研究的。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佛学，但自八十年代以来，他对儒学研究从未中止。他把中国儒学分成四个发展阶段：1、先秦原始儒学。体现为道德行为准则。2、汉唐儒学。是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宗教化过程。3、宋明儒学。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开始理论化，并形成形而上的哲学体系。4、现代新儒学。源头应从康有为算起。 康有为把儒学与当时传入的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同时力图把儒学宗教化。康有为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为有基督教。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宗教，那就是孔教。
对新儒家的研究，不仅仅是同情地了解和客观地评价，更重要的是探索一条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新儒家并没有超越宋明理学。
应该把作为学理的儒学与作为封建制度的儒学分开，把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来研究。
方克立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家在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的探索，但他指出，就理论形态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不能赞同现代新儒家的立场和观点：第一，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他们仍未摆脱“中体西用”的格局。第二，泛道德主义的唯心史观。他们把儒学的基本理论看作是超时空的，脱离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体现永恒天道和人性的“常理”“常道”。第三，他们对“五四”精神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攻击。他对待新儒家的基本理论态度是：在批评其某些理论观点的同时，充分肯定他们在维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吸取理论思维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对新儒家的研究，不仅仅是同情地了解和客观地评价，更重要的是探索一条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楼宇烈指出，应该把作为学理的儒学与作为封建制度的儒学分开，把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来研究。而港台新儒家有强烈的儒学情结，认为儒家能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甚至提出重建儒家的道统、治统、学统，这些是不足取的。儒家一统的时代已经过去。另外，儒家思想确实有许多局限性，但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去纠缠。现代人的问题应该到现代人自身去找原因，而不是去抱怨古人。过多的批判是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研究儒学，应该多去阐扬其积极方面，增强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发扬、超越传统文化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张立文尖锐地指出现代新儒家并没有超越宋明理学。所谓学术上的超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核心概念，其次是文本解释。先秦哲学的核心范畴是“道”，汉代是“天人”，魏晋是“有无”，隋唐是“佛性”，宋明是“理、气、心、性”。而现代的研究仍然讲理气心性，至多不过是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术语来加以解释罢了。至于文本，先秦儒学研究的文本是“五经”，汉代是“公羊春秋”，魏晋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宋明是“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文本没有超出上述范围。
蒙培元承认现代新儒家在融通中西哲学方面作出了很多成绩，但西方哲学是理性的，中国哲学是情感型的，是解决人的问题的，现代新儒家在研究中国哲学时使中国哲学富有理性精神，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也使中国哲学失去了本色。现代新儒家还过于本位化，试图用儒学去解释一切，甚至企图建立所谓的“道统”，这不足取，也不可能。只有把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去思考研究才会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比如，儒学在解决人与自然问题上，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很有积极意义。
宋志明肯定国内的儒学研究大多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研究，既不简单肯定也不简单否定。但有少数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持极端批判的态度，而过度崇拜儒学的现象也存在，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要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就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民族观念、民族意识与时代性统一起来，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贯通。把马克思主义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儒学则是传统的主体。
儒学研究在21世纪的可能性发展
张立文非常关心未来文化的走向，并为此提出和合学。和合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五大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以及文明冲突，由五大冲突产生五大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如何化解这些危机？中国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冯友兰的“抽象继承”、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和合学则不然。和合学把整个世界分为三大世界：生存世界（即物质世界）、意义世界（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可能世界（理想世界，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针对五大冲突，和合学提出五大原理，即和生原理（冲突——融合——万物化生）、和处原理（和而不同，彼此共处）、和立原理（使人自立、独立）、和达原理（孔子所谓的“己欲达而达人”）、和爱原理（孔子讲“泛爱众”，虽然全人类都相爱只是理想）。前四大原理是基础，和爱是目的。世纪之交的哲学应该融合古今中西，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张立文的和合学就是这样的哲学。
方克立说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西化派的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学三大文化思潮并存，其中马克思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下一个世纪可能仍是这三大思潮并存，并建立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关系。当然，这三大思潮力量的消长和对比可能会发生变化。
楼宇烈认为儒学作为传统文化遗产有很多智慧值得学习，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可能。但就影响来说，有可能佛教比儒学影响更大，因为本世纪东亚国家都对儒学作过激烈的批判，佛教则不一样，不但没有受到冲击，相反，许多批儒的思想家还举起了佛教的旗帜。
蒙培元谈到哲学本身是没有用的，但哲学文化的丰富蕴含则非常有价值。未来的文化肯定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包括儒学）在世界文化中承担的责任是很大的。“当然我可能被认为是保守的。”宋志明相信在未来的文化中儒学有其一席之地，但马克思主义将占主导地位，我们应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