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学说与中国道路——以迪特#183;森哈斯的研究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说与论文,道路论文,迪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51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兴国家纷纷寻求政治和经济独立，各种发展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着重探讨落后国如何追赶先进这一“后发展”(delayed development)问题，大致分属两派。偏右的流派以发展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化理论”为代表，它们相信，借助资本的加速积累、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等手段，传统农业社会能够顺利跨入现代工业社会。由于这一流派在实践中难以兑现其发展承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偏左的流派逆势而起。左翼理论相信，恰恰是与强势“中心”的自由经济联系，才导致弱势的“边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沦为附庸，故而，后发展的出路在于边缘与中心的“脱钩”。 这两个发展流派固然雄辩滔滔，但都存在公式化、抽象化、极端化的倾向。突出的一点是，右翼理论假定了某种普世的线性演进路径，着眼于个别经济要素，简化了复杂的发展进程及其国际环境，尤其是忽略了外部因素对国内发展构成阻碍的可能，故此，其盲目乐观的发展设想在实践中屡屡碰壁。与此对应，左翼理论则预设了高度结构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甚至假定了某种“零和”性质的国际关系，同时甚少反思国内的制度和政策问题，惯于把自身发展受挫一味归咎于外部因素，这样得出的诸多主张自然也有失偏颇。① 面对上述两相对立的发展流派，人们期盼有一种发展理论，能够融合二者之所长，立足于实证的历史经验，同时有关政策结论又切实可行。放眼国际发展学界，比较接近这一期望的应该是德国当代思想家迪特·森哈斯的发展学说。森哈斯的发展思想见于其所著《世界经济秩序与发展政策》(1977)、《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1982)、《欧洲的发展与第三世界》(1986)、《国际体系中冲突的形成》(1988)、《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1998)和《分化世界中的世界秩序》(2012)等作品。其中最引人瞩目者为《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该书除德文外，已译成英文、西班牙文、韩文、阿拉伯文等，被誉为“广为征引”的“发展理论经典”。森哈斯发展学说的特点是，注重从历史案例比较研究中提炼实证经验，在左右两派之外开辟出务实可信的第三个流派，他因此被尊为“思想大师”、“批判性发展理论的创立者”。②无论是为了跟上国际发展学界的理论步伐，还是为了探寻中国发展的转型升级之道，都应该重视森哈斯的发展学说。③ 一、边缘化压力下的多元发展道路 森哈斯的发展学说也是一种“后发展”理论，因为它重点探讨了在其他国家领先的情况下，落后国究竟应当如何实现追赶式发展。他的研究起点是英国工业革命，认为，一旦英国率先获得现代工业生产力，国际经济关系便发生了质变，强弱之间的实力差距自此挥之难去。当然，实力差距古已有之，但它以往对弱势一方的生存和生产方式影响有限，毕竟零星的外贸不足以改变内部社会运作。然而，工业革命令格局不变，英国那样的强者从此能对弱者构成“排挤性竞争”(displacement competition)，其优势产品以及相关的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制造能力，更不用说军事能力，都会对弱势经济构成“打压效应”(discouraging effect)，由此释放一种“边缘化压力”(peripheralization pressure)，直至将弱者改造为强者的附庸。④ 森哈斯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概念并作了深入分析，但假如就此止步，其学说也不过是“依附论”的翻版，因为学界已有类似思想。他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一方面，观察到第三世界长期以来无可逃遁的边缘化压力，另一方面，还原经济史真相，证明即使是如今的发达工业国，在其早期发展历程中，也同样经受过边缘化压力，也曾面临沦为附庸的现实危险，这些国家纯粹由于应对得法，才走出了这一“生死攸关的发展阶段”，从而摆脱了厄运。反过来，当今不少欠发达国家多有过足以转机的历史条件，也曾有过阻止边缘化的实际可能，无奈由于应对不当而错失发展良机。基于这样的正反可能性，森哈斯指出，既不要低估落后国所面临的边缘化危险，也不该以宿命论态度来看待发达或欠发达问题，而应研究为了摆脱边缘化、实现后发展，理当具备或创造何种条件。⑤ 在考察复杂多样的后发展历程后，森哈斯思考的问题是，同样遭遇英国的排挤性竞争和边缘化压力，为何有的国家能够实现自主发展，而有的国家却沦为边缘经济体。他为此提出了影响后发展命运的四个变量。⑥ 第一个变量是外部挑战降临时，被挑战国既有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趋向。一般而言，一国业已达到的发展水平越高，并且其内部原有的发展动力越是趋于现代化，该国就越可能建设性地回应外部挑战。这里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趋向尤其体现为，在遭遇外来挑战这一刻，该国内部传统封建结构解体的程度、农业的总体进步程度、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潜在发育程度。那些最早迎战英国并实现追赶的少数欧洲国家首先证明了这些条件的重要性。 第二个变量是被挑战国是否有意识且有能力采取“隔断”(dissociation)发展战略。面对落伍挨打的局面，只有积极有为的国家才可能借助贸易限制等保护主义措施，选择与强国暂时脱钩，把发展重点放到国内生产力的培育上。凡是摆脱边缘化的国家，大多有过一段与世界市场刻意隔断、借此奠定发展基础的时期。与此相反的是“联系”(association)发展战略，其特征是接受自由贸易、顺应强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尽管这一自由主义战略常被奉为正统发展之道，但当今发达国家中，在瑞士和荷兰以外，还没有哪个是在连续的自由贸易状态下赢得发展的，在这一点上，英国远非例外，反倒堪称保护主义的集大成者。⑦ 第三个变量是被挑战国的大小规模。人口大国直接受到自身规模的保护，不管大国是否执行保护主义政策，较大的规模这一天然因素总能起到保护作用。当然，地广人众若不能转变为国内市场的实际容量，也难能促进自主发展，俄国在欧洲就是一个负面案例。所以，规模因素需要与既有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趋向、隔断型保护主义政策等其他因素相结合，才可望让落后国走出边缘化困局。 第四个变量是被挑战国设法启动发展的时机。启动的时机越晚，领先者与落伍者之间的差距便越大，这里的领先者不仅有领跑者英国，还有那些赶到前列的其他国家。虽然启动时机与后发展效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一般而言，较早启动发展时，国际实力差距不太悬殊，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偏少，后发展的阻力较小，后发展成功的概率也就更大。 基于上述四大变量，森哈斯从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历史中揭示了走出边缘化困局的五条道路。其一是“基于国内市场动力的隔断型发展”，这是偏向保护主义、注重国内开发的一条道路，多见于发展水平本也不低的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属于该类型；其二是“以出口为导向的联系型发展”，这是偏向自由贸易、融入世界市场的一条道路，仅有瑞士和荷兰两个小国属于该类型；其三是“联系复又隔断型发展”，这是先顺势实行出口导向、再努力推动进口替代促进国内开发的一条道路，丹麦、瑞典、挪威、芬兰，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属于该类型；其四是“隔断型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这是起步较晚、缺乏良好体制条件下由国家主导经济活动、采用保护主义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条道路，俄国及日本属于该类型；其五是“隔断型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这是在起步条件更加苛刻状态下由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一条道路，与第四条道路在发展举措上颇相类似，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蒙古、中国、朝鲜、古巴属于该类型。⑧ 森哈斯从实证历史中归纳出的上述多元发展道路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右翼理论曾宣称，“欧洲的发展道路就像一条现代主义者胜利进军的道路，是传统派在无望的退却战中节节败退的道路”，⑨各国据称都会沿着英国开辟的同一条路，依次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显然，森哈斯通过展现永恒的边缘化危险及落后国多样的回应方式，打破了这种过于简单乐观的后发展图景，把发展理论拉回到了复杂无情的现实世界。与此同时，他也借历史事实表明，即使在英国一马领先的阴影下，落后国家也并非只能束手就擒，在具备或创造恰当发展条件后，它们照样可以赶上先进甚至后来居上。总之，森哈斯构筑在历史经验上的后发展学说，特别是其对多元发展道路的揭示，克服了左右翼发展流派共同沾染的那种公式化、决定论毛病，也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参照系。 二、关键在于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 上述五条后发展道路实际上并未穷尽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因为它们全部属于“成功摆脱了边缘化”的发展道路，而在世界经济史上，更常见的却是“陷于边缘化而不能自拔”的依附道路。森哈斯即告诫：“在国际实力差距面前，边缘化从来是常态，自主发展始终是例外。”⑩就在欧洲这一中心地带，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也曾长期沦为强势经济体的附庸，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在向领先工业国增加初级产品出口的过程中，纷纷经历了“第二茬农奴制”，哪怕是如今高度发达的北欧国家，也同样一度屈服于外来边缘化压力。(11)可以说，在工业强国的冲击面前，各国只能开放市场并增加初级产品出口，边缘化于是成为全球的常态，无非是部分国家日后寻得转机并跨入发达行列，更多国家却依附加深而陷于欠发达泥潭。 为什么在初始挑战类似、回应方式相近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后来会踏上南辕北辙的发展道路？森哈斯就追问：“为何某些国家踩着英国的足迹，成功地从粮食和原料供应者发展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而其他一些国家尽管出口高速增长，却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社会？”(12)为进一步探解这个要害问题，森哈斯在前述四大变量的框架内，继续通过历史案例比较研究，深入探寻是哪些具体因素在起作用，会让境遇相似的国家收获大相径庭的结果。他选定了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等发展条件高度可比的案例进行对照，这些案例包括：同属北欧范围的芬兰、挪威、丹麦、瑞典各国；起步时同为农业出口小国的丹麦与乌拉圭，辅之以荷兰、爱尔兰、新西兰、古巴等；起步时同为农业出口大国的澳大利亚与阿根廷，辅之以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泰国、美国南方等。 森哈斯从实证案例中筛查了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众多因素，包括政治统合、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基础设施、世界经济、保护主义、出口导向、外来投资、技术转让、新教伦理等。这些因素无疑都对发展进程具有程度不一的影响力，但森哈斯细致对照案例后发现，它们均不具有决定性。以政治统合为例，葡萄牙作为政治统合最早的欧洲国家之一，却并无成功的发展业绩，相反，长期未解决好政治统合问题的瑞士和芬兰倒是赢得了自主发展。同样，铁路建设在瑞典与西班牙产生了迥异的后果，瑞典将之纳入渐进的工业化过程，使之产生了产业关联效应，西班牙却并未从中获得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激励。即便如保护主义，虽然它是一个通常能让后发展取得突破的政策工具，但在某些结构与制度中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比如，在土地寡头势力强大、以粗放经营为主的出口经济体那里，保护主义政策只会释放产业退化效应。(13) 既然如此，到底是什么因素实际决定着后发展的走向乃至成败呢？在梳理各个案例后，森哈斯甄别出了农业进步、资产分配、政治转型这三大因素。他强调，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着一国在外来冲击面前，究竟是深陷边缘化还是逆转边缘化，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一国将如何把握其对外经济联系，将如何利用出口所提供的机会。 森哈斯特别看重农业进步的作用，认为工业发展的动力和规模本质上取决于农业结构，工业化的成败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性。在不少出口导向案例中，农业产出的提高纯粹由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劳动强度而实现，这种粗放经济体尤会跌入越是增加出口越是深陷边缘化的恶性循环。与之相反，在另一些出口导向案例中，农业的体制和技术本已在趋向现代化，表现为：农业生产率稳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相应增强，农业在对外出口的同时开始了农产品的就地加工，初级的农本工业化随之逐渐升级并与总体工业化互相促进，出口部门就此在总体经济中日益缩小比重，从而打造所谓“基础宽广的经济增长”及“浑然一体的国民经济”。森哈斯因此断言：“任何社会若想成功抵抗英国的排挤性竞争，就必须复制曾让英国赢得了发展突破的那样东西，即同时拥有基础宽广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14) 另一个决定因素是资产分配。森哈斯在历览成功的后发展案例后认定，且不论少数原不存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国家，“凡是没有进行反封建的地方”，“只要工业增长启动前未能经历土地改革之类的再分配过程，最终都沦为边缘经济体”。按森哈斯的论断，当财产分配接近“统计上正常的分配水平”时，出口经济体便可能迎来自主发展的转机。他所谓“统计上正常的分配水平”是指，既没有大地产的寡头垄断，也没有小地块的过度分割，实际存在的是那种利于自主发展的家庭经营型中等规模土地占有制。在他看来，合理的资产分配“具有根本重要性”，它决定着出口收益是否能够得到广泛的分配，进而是否能够促进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和大众消费品的国内开发，是否能够促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摆脱常见的“国内市场狭小症”及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15) 同样具有决定性的还有政治保障因素。森哈斯指出，在所有最初出口导向但最终自主发展的案例中，“拥有自决主权是毫不含糊的一项条件”。的确，要实施与强势经济体的适当隔断，要控制并利用本国资源，要确保国内发展的均衡协调，等等，都离不开国家主权的支持。而在主权保障之下，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条件是内部政治权力的良性转移。森哈斯发现，“在所有成功的出口经济体的发展中，都可见到政治权力的显著转移”。这种权力转移一般是指从传统利益集团(土地寡头、商业寡头等)转向新兴利益集团(中小型农场主、私营企业家、无产阶级、知识阶层、公共管理者等)。权力转移使各新兴社会力量能够参与政治过程，既可增强政治制度的开放性和弹性，也开辟了社会变革和消费增长的新空间，从而有助于削弱边缘化势头的政治和社会基础。(16) 由上可知，森哈斯之所以如此看重农业进步、资产分配、政治转型，本质上是因为，无论是农业体制和农业技术的现代化、对封建生产关系的革除及其分配效应，还是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所带来的利益共享，都事关自主发展的根基，即决定着国内市场是否可以得到宽广开发、经济增长是否会拥有宽广基础、国民经济是否将走向浑然一体，一句话，决定着一国经济是否能够最终摆脱对外依赖、靠着自身动力去实现持续升级。显然，森哈斯的这种内因决定论跟以往的左右翼发展流派同时拉开了距离。右翼理论虽然重视内部资本积累，但强调只有与外部“一体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翼理论固然强调要与外部强权相“脱钩”，却不大细究本国内部的阻碍因素。(17)应该说，森哈斯的结论已经超越了是一体化还是脱钩的立场纠结，它让落后国家在公式化的教条之外，更多地从内部的制度和政策角度去探寻具体有效的后发展工具。 三、以森哈斯的视角观察中国道路 在森哈斯揭示的后发展历史真相中，社会主义也是成功摆脱边缘化的一条道路，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同样是森哈斯学说关注的一个案例。依照他的经济史解读，“从已经边缘化的世界中走出来是很困难的”，(18)“后发展越是滞后，并且越是起步于边缘资本主义或者未发展的停滞状态，发展任务便越是无比艰巨，复制他人业已实现的全面后发展也越加希望渺茫”，而20世纪的后发展中，“凡是成功克服了边缘化病症与结构的案例，大多发生在社会主义前提下”。因此，森哈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实乃资本主义发展“此路不通”后的一种应急体制；社会主义如同“起搏器和助产士”，长于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促使已经边缘化的经济体强行割断与外部发达资本主义的联系，从而摆脱步步沉沦的边缘化，让后发展进程起死回生并加速推进。(19)以此观之，中国的社会主义无疑也属于困境中志在自救的一种强行后发展体制。 历史地看，就在西方工业化大步跃进之时，埋首农耕的中国却停滞不前且内部衰朽，双方的正面遭遇突然把中国置于空前的生存压力下。主要凭借自身的超大规模，中国才避免了一网打尽式的被边缘化。然而，森哈斯认为，西方强大的排挤性竞争仍然在中国造成了明显的二元结构：一边是列强所主导的沿海和沿河的大城市地带，这里形成了典型的边缘资本主义结构；另一边是庞大的内陆腹地，它们始终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状态，不过经由边缘资本主义纽带，一样受到列强的经济打压。就是在这种准边缘化的二元经济社会基础上，外敌入侵、内乱频仍、贫困遍野、发展乏力，加上随之而来的思想激化，使得社会主义体制在中国的确立具有历史合理性。(20)森哈斯认为，中国在前30年社会主义体制下所采用的颇为独特的发展战略固然引发了“某些重大失误”，但同时取得了“某些显著成就”，这是应当首先肯定的。(21) 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仅东德和捷克例外)，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在苛刻条件下运行的，一方面国内发展基础薄弱、外部环境充满挑战，另一方面，需要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增长又任务艰巨。然而，借助高度强制性的治理框架及自我牺牲式的内部积累，社会主义还是取得了成绩不俗尽管代价高昂的进步，表现为经济增长总体较快、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自主力量显著增强、社会福利有所改善，其核心成就是，克服了边缘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结构缺陷，包括有增长而无发展、工业和出口呈飞地特征、经济动力来自外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等。当然，森哈斯同时强调，“恰恰是社会主义体制在强行推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工具，从长远看却妨碍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有活力的社会发展。”例如，与发达世界的持续隔断造成外部激励的缺乏，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严控导致经济效益不断递减，对超大重工业部门的扶植牺牲了民众的基本消费，对农业发展的束缚也妨碍了国内市场的开发，等等。(22)这些问题不但见于中国，实际上也是“斯大林模式”下社会主义的通病。 有鉴于上述通病，森哈斯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在跨越初级阶段后迫切需要转型，包括：如何由粗放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方式，如何改革农村体制以确立中型农业合作社，如何解决供应短缺问题以满足消费需求，如何协调不同产业部门以均衡拓展国内市场，如何扶持服务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调动民间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何适度扩大开放以引入外部激励，如何从高压强制机制过渡到自我管理机制，如何将权力封闭局面转化为开放参与局面。(23)很大程度上这些任务就是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主要动力。最近30年里，中国借此较好解决了供应短缺、计划僵化、闭关自守、基础设施不足、社会活力缺乏等问题，森哈斯根据自己在1978、1980、1981、1995年对中国的实地考察，注意到城乡都发生了巨变，“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在增长方式集约化、出口依存合理化、农业部门现代化、税收负担轻量化、内部市场深度化、利益垄断开放化、政治参与多元化等方面取得新突破。(24) 在中国的转型任务中有没有一个核心的关键点呢？答案是肯定的，森哈斯的后发展学说已经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以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看，无论是实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凡要摆脱边缘化的困扰并保证后发展的成功，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都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中国自身庞大的规模，加之世界市场曾经少有的景气，确曾让我们在相对忽略国内市场开发的情况下，照样跃上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台阶。然而，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即便偶有时滞，也终究会起作用。近年各界担心中国可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核心正在于中国能否扩大民需、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可续，从而真正成功转型，这一担心实际上跟森哈斯的关注点不谋而合。在他总结的历史经验中，凡是跨入发达行列的国家，都在后发展中克服了飞地式运行的弊病，实现了基础宽阔的经济增长；其对外与对内经济部门联动协调，使得国民经济浑然一体；其民众福祉得到了普遍改善，使得经济发展能依靠深厚内需而自我维系。一句话，发达国家终究依靠了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包括国民福祉的显著改善而发达起来。 在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中，森哈斯关于公平分配的思想尤富启发性。他之所以强调农业现代化与去封建化过程，赞赏“均富增长”乃至“先分配再增长”发展战略，而且重视劳动力稀缺、劳动工资上涨、工会和工党运动、现代政治参与等因素对后发展的推动作用，归根到底都是着眼于借公平分配来促进国内市场的开掘。森哈斯特别指出，一国过往的经济增长可以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但“一个发达的国民经济不可能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继续廉价下去这样的基础上”。据他对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在经历出口部门或国内经济最初的跃进后，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向发达阶段推进，基本的机制在于：“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工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趋于增加；经由生产率节节攀升与工资份额步步提高这一辩证互动关系，劳资冲突推动资本主义不断走向更高的成熟化。”因此，森哈斯反复警示，假如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而压低劳动工资，以致国内市场未能得到充分开发，那就如分配不公一样，反而会成为发展的陷阱。相反，“市场如能借助更多的人口不断提高的需求而获得发展，则初期寻常可见的国内市场狭窄性，即使在小型出口经济体中也可得到克服”。(25)森哈斯从各国后发展历程中提炼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当今中国认真吸取。 四、余论：森哈斯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建议 除了已有著作中对我国的分析外，应笔者之请，森哈斯特专就当前中国转型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作了集中阐述。(26)他从其一贯的历史比较角度，提出了中国在取得前期成就后如今应当优先处理的要务。森哈斯首先指出，如同既往那些成功发展案例一样，中国经济必须从资源利用的粗放方式(即投入更多同类资源)，转变为生产率更高基础上的集约方式，这种由粗放生产向集约生产的转变要靠技术进步、管理改善、参与式政治创新去实现。 其二，出口目前在中国经济产出中比重过高，必须逐步降低到与一个庞大国家及其人口规模相称的水平。成功的发达国家中存在一条相关性规律：国家和人口越小，出口比重就越高(芬兰540万人，出口比重为40%)；国家和人口越大，出口比重就越低(美国3亿人，出口比重为7%)。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高达30%～50%，未来随着国内市场的提升应该降至10%以下。为此，应该激发内需市场并使之多样化，同时应当提升出口的结构。目前已可看到可喜的演变趋势，只是出口结构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制造业，本土企业发挥的作用尚不够大。 其三，与经济成功相伴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及服务业，城市化有了拓展。在此变迁中，新兴社会团体已经并将继续形成其新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新的文化身份以及新的政治期望。新生的利益和身份必然会在政治上表现出来，这在所有成功发展案例中都可观察到。这些案例的成功本身有赖于新旧社会力量通过互相磨合，将彼此政治矛盾转化为政治体系中新的制度安排。所有成功案例都经历过从政治专断转向政治参与扩大这一民主化过程。当然，这种新政治体制在不同国家会有明显的制度差异，比如，法国的政制具有高度中央集权特点，瑞士的政制则极其分权化，而德国介于二者之间。在这些案例中，一方面，社会越来越政治化，另一方面，分权、法治、多党制等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就目前中国而言，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经济进步角度看，不同社会力量间的互相磨合直至达成新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其四，如同此前那些成功发展的案例，中国需要充分应对国内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毕竟基尼系数已经相当之高。在这方面，或许值得学习北欧和德国在“社会”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它们的制度安排与英美的自由或新自由主义政策形成了对照，英美模式下收入差别的幅度远高于北欧和德国模式。这一问题颇具政治敏感性，因为收入差距的拉大(包括腐败的发生)会动摇人们的信念，令其相信发展进程已失却公平正义的指针。这一问题的经济含义更是重大，财富分配的过于悬殊会直接妨碍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不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 其五，从发展研究者的角度看，中国一定程度上是个独特的案例，其人口规模无与伦比，地理范围十分辽阔。早期的成功发展案例发生于小国，如北欧数国、新西兰等；较大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需要克服因规模及复杂性而带来的诸多内部问题。中国除了规模庞大外，各地的复杂性也对发展进程中的部门均衡和区域平衡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集中与分权之间度的把握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其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急迫地应对生态挑战，它们是经济成就的外溢问题，如今需要内化到生产成本中。在这方面，世人将会密切关注中国的环保政策，不仅是西方国家，而且是那些面临同样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人所共知，生态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共同加以应对，不过中国的贡献终究举足轻重，原因又在于中国国家大人口多，而且目前对生态系统有大量不良排放。(27) 概言之，森哈斯对今日中国转型发展的建议与其总体后发展学说的核心论点是一脉相承的。他继续强调，中国当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努力，都应该着眼于让国内市场得到宽广开发，让经济增长提高集约效益，让自主发展获得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如此方能完成后发展追赶并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一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发展学家，森哈斯深知上述转型发展要务无不蕴含挑战性，在世界各地包括欧洲范围内，都可见到一些国家最终未能迈过某些坎儿，以致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甚或发生了现代化的断裂。有鉴于此，森哈斯建议，在上述各个领域，中国有必要鼓励公众进行开放的讨论，以让全体国民介入健康的学习过程，从而有助于理性且有效地化解问题。在笔者看来，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以及对发展理论包括森哈斯后发展学说的借鉴，就显得非常必要。 ①参见[美]C.P.欧曼、G.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0、109、142页。 ②Hans Günter Brauch(ed.),Dieter Senghaas:Pionee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Heidelberg:Springer,2013,pp.vi-vii. ③国内学界对森哈斯发展学说的介绍仅见于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3、164、192页；刘青：“重新思考欧洲发展——读森哈斯《欧洲经验》”，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于2004年5月12日。 ④参见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Leamington Spa:Berg Publishers,1985,pp.13-16。 ⑤同上，pp.16-26。 ⑥同上，pp.26-28，p.12。 ⑦参见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43～124页。 ⑧参见D.Senghaas，1985，pp.28-36。 ⑨[德]迪特·森哈斯：《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张文武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⑩D.Senghaas,1985,p.17. (11)Senghaas,Dieter:Friedrich List:Rückblick für die Zukunft,Oct.8,2014(森哈斯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诞辰225周年纪念会”上的主旨演讲)。 (12)D.Senghaas,1985,p.87.参见Dieter Senghaas,On Perpetual Peace:A Timely Assessment,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7,p.173。 (13)参见D.Senghaas,1985,pp.57-63。 (14)D.Senghaas,1985,pp.46-54,pp.159-162. (15)[德]迪特·森哈斯，2004年，第162页；D.Senghaas,1985,p.53,pp.163-164。 (16)D.Senghaas,2007,pp.176-178; D.Senghaas,1985,165-166,pp.134-135. (17)参见罗荣渠，1993年，第25～51页。 (18)[德]迪特·森哈斯，2004年，第139页。 (19)D.Senghaas,1985,p.189,p.181,p.184. (20)Ibid.,p.188,pp.194-195. (21)Dieter Senghaas,China:On Potential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the Near Future as Seen from the Outside,Dec.12,2014(森哈斯致梅俊杰邮件"Observations on China's reform today"). (22)D.Senghaas,1985,pp.190-196,p.11,pp.196-200. (23)参见Dieter Senghaas,Friedrich List and the Basic Problems of Modern Development,Economics,Vol.40,1989,Institute of Scientific Cooperation,Tübingen,p.74。 (24)参见H.G.Brauch(ed.),Dieter Senghaas:Pionee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2013,pp.7-8。 (25)D.Senghaas,1985,p.174,p.152. (26)D.Senghaas,China:On Potential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the Near Future as Seen from the Outside,Dec.12,2014. (27)森哈斯有关中国发展的新近观点另参见Senghaas,Dieter:Weltordnung in einer zerklüfteten Welt:Hat Frieden Zukunft? Berlin:Suhrkamp Verlag,2012,S.58-60; Senghaas,Dieter,Oct.8,2014。标签：哈斯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边缘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