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的门限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门限论文,增长速度论文,效应论文,税收收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加，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远大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不断上升的经济税负比例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针对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加这一问题，安体富(2002)[1]和高培勇(2006)[2]分别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提出了“三因素论”和“特殊因素论”。孙峥嵘(2007)[3]通过对税收与经济依存关系的内在机理以及不同因素对税收与经济依存状况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税收与经济之间依存度仍将保持趋强的态势。王剑锋(2007)[4]实证分析了经济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作用，指出从1997年到2005年GDP规模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税收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性正在逐步增强，税收增长中经济因素的贡献约为78％，管理因素贡献约为22％。贾康和刘尚希(2002)对于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作用进行了测算。郭庆旺(2004)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从增长弹性角度确认了GDP总量和结构变化在税收增长中的作用。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清促进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增长在我国税收收入增长中的贡献。
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了对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自身特征的研究。本文通过建立自激活门限自回归模型对我国1991年以来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的内在关联特征进行刻画与实证分析，指出我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存在着高低两个区制，门限值为11.9783％。1999年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大多处于高增长区制内。本文还结合我国同一时期经济运行特征，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解释。
二、数据选取与自激活门限自回归模型
本文数据选取为1990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国家税收收入月度额，在剔除价格水平变化的影响后，进行同月差分计算得到税收月度同比增长速度，再对其进行指数平滑来克服季节周期波动，得到调整后的增长速度(见图1)。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
图1 指数平滑后的国家税收收入月度同比增长速度
门限自回归模型又称阈模型，其模型形式与分段线性模型形式非常相似。门限或阈的存在导致高于或低于门限值(阈值)的自回归过程不同，这种非线性回归能够捕捉到宏观经济变量数据在下降和上升过程中的非对称性特征。一种较常见的门限模型是自激活门限自回归模型，在两区制情况下，模型形式如下：
三、估计结果和启示
Hansen(1996)通过构建一个基于z[,T]，γ的检验统计量，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法得到该统计量在有限样本分布下的渐进
分布临界值，据此可判断模型是线性的或是非线性的。我们基于此方法，对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在γ=11.9783时，检验统计量LM取最大值16.5214，其渐进概率水平为0.0414，显著地拒绝了模型是线性的假设，模型存在着一个门限。当z≤11.9783时，税收增长速度处于区制1中，为慢速增长阶段；当z＞11.9783时，税收增长速度处于区制2中，为快速增长阶段。
由表1可知，在区制1中，自回归系数和是0.5683，远小于区制2中的自回归系数和0.9746，这表明区制2比区制1的冲击反应更大，持续期更长，呈现非对称的均值回归过程。并且区制1的常数项也比区制2小0.2416，这表明两个区制内的自然增长水平不同。总体上看，两个区制内的税收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长期均衡状态。根据门限值，可得到我国过去几年税收增长速度所处的区制(见图2)。
由图2可知，在1999年之前，我国的税收增长速度大部分时间处于较低增长的区制1内。除了在1994年，税收有一个较快的增长，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较大的税制改革，第一次是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将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单一税制改为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关税、农业税等其他税种相互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征收的复合税制体系，加强了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第二次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的基本原则下，初步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1994年的税制改革给当年的税收增长速度带来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这个税收高速增长的持续性较弱。
在1999年之后，我国的税收增长速度大部分时间处于较快增长的区制2内，税收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税收的快速增长主要基于此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以及1998年后的通货紧缩影响，国家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调控方式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发行大量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扶持一些短期内能带来大量税源的项目，如投资于烟、酒、建材等高税负行业或需要市场准入且具有垄断利润的行业。这些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税收经济弹性系数，使得税收收入增长较快。2004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10％之上，这也为我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图2还可知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税收收入将会以较大的概率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但也完全存在着下落的可能，即在某一时期我国的税收收入将会进入较慢增长的区制1内。
我国税收收入1999年之后的快速增长反映了此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1)产业间的结构优化。因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税负较第一产业重，这说明我国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加。2000年以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不予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含的增值税，所以在经济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越大，全社会实现的增值税收入就越多。(3)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和企业经营效益的不断改善。由于累进税制因计税依据数额越大，边际税率越高，社会总体的平均税负越大，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上升期，因此，税收收入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4)城市化进程加快。因为城市税负水平高于农村，并且城市具有较高的税收征管水平，城市不断扩张，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远大于农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这些导致我国税收的快速增加。(5)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在国务院“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方针指导下大力加强了税收征管的基础工作，如1998年以来，我国广泛推广税收征管软件，全面开展了对漏征漏管户的清查工作，对符合标准的重点税源企业建立了四级交叉监控网络，开通了金税二期工程，全面推行增值税“一窗式”管理，先后开展了集贸市场、加油站等专项整治和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消费税、涉外税收的专项检查，有效整顿和规范了税收秩序，并且，颁布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推行税收多元化电子申报和税务人员执法资格和能级认证制度，这些有力措施对我国税收的快速增加有着重要的贡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我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虽然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以较大的概率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也完全存在着下落的可能，进入速度增长较慢的区制1内，这是由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内在关联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应该改变只增不减的税收调整政策，提高税收对经济活动、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积极改革僵化的税收计划管理体制，改变各级地方政府为保证每年税收大幅增加而选择对下级层层加码税收任务的税收征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