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变迁与美国早期东北亚政策(1784-189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美国论文,国家利益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2-0223-07
一、走向东北亚
1.走向东北亚与扩张思想。在美国独立之际，当时颇有影响的古典的政治理论认为，只有将领土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才能使共和国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詹姆斯·麦迪逊则提出了“不断成长的共和国”理论，认为民主制度下选举产生的多数派执政，就会出现多数暴政，便会出现对共和国的极大威胁，所以扩张主义对一个共和国是有利的，“一旦把政府的范围扩大，就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就不大可能出现多数派形成共同的动机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的情况；或者，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动机，所有具有此同感的人也比较难于发现自己的力量并彼此采取一致的行动。”[1]“由于这个时代思想领袖与政治领袖经常是同一个人，由于国内政策、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密切联系的”[2]39，因此，这种对新国家的空间利益的认知就成为了早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旨，即尽可能地向西部、向南部扩张，同时要防止欧洲列强染指“新大陆”。1783年的巴黎条约将新生的美国疆界划在了密西西比河一线，远远超出了13州的范围。1785年的《土地法令》、1787年的《西北土地法令》吹响了向西部扩张，走向太平洋、走向东北亚的号角。
美国人接触东方是通过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实现的。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家，只是从传说和零星的作品中了解不多的有关中国的情况，“在想象中浮现出一幅和中国通商发财致富的美景”[3]2。当时真正到过中国的土生美国人只有两个人：雷雅德和戈尔。他们声称：自己亲眼看见一张在美国“西北海岸”6便士能买下的毛皮，在广州却可以卖上100美元；而中国的茶叶、生丝却以便宜价格出口。他主张美国人从事“西北海岸”与广州间的贸易，用海獭皮去换取中国的茶与丝[4]3-4。对中国财富的向往导致了“中国皇后号”1784年起航。
这虽然完全是美国商人的民间行为，但是却肩负了重要的使命。当时刚刚独立，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又失去了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由英国人控制的传统市场。美国人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源，急需开辟新的市场，于是，不得不向尚未被欧洲强国垄断的中国市场进发。联邦政府虽然无力给予强大的国家支持，但给这艘载着美国希望的“中国皇后号”开具了一纸热情洋溢的，献给所有可能遇见的各国地方和中央的官员的“介绍信”。从大陆会议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国皇后号”从国会那里获得了一张“海上通行证”。上面没有指定给谁人，仅写着：“致审阅或聆听宣扬宣读海上通行证的至尊、伟大、圣明、光荣、高贵、尊崇、贤达和谨慎的皇帝、国王、共和国首脑、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族、地方首长、议员”等一大串称呼[4]5。可见当时美国人向往与中国贸易的切切诚心。
为了加强同东方的贸易，美国的“哥伦比亚号”于1787年从波士顿出发，绕过合恩角，经温哥华和北太平洋，“向西”探索通向中国之路。美国人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也实现了美国人从两个方向到达中国的探索。美国人还开辟了另一条穿越太平洋的中部，途经夏威夷和东南亚诸岛，最后返回波士顿的贸易路线。与东方的贸易造就了新生的美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国库也积累了“第一桶金”。与东方的贸易紧密地与美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据统计，从1786年到1833年，美国来华的船只就有1104艘，几乎达到英国来华总船数的44%，而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4倍。以此为开端，18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对华贸易已赶上荷兰、丹麦、法国等国而跃居第2位，仪次于对华贸易有100多年历史的英国。
2.美国人从陆路向东北亚靠近。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第二次美英战争后，美国又获得了在今天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管辖权，第一次呼吸到了太平洋的海风。但此时俄国人已经越过了白令海峡，占领了阿拉斯加。1786年12月22日，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下令向列强宣布垄断西北美和北太平洋。1799年沙皇保罗一世批准成立了直属沙皇政府的垄断性的“俄美公司”，经营以上地区。俄国于1812年在旧金山以北建立了“罗斯要塞”。在1821年9月4日沙皇颁布声明：俄美公司在北美大陆太平洋沿岸的温哥华岛以北的地区拥有20年的专营权，而且可以继续在此边界以外占领新的土地，宣称从白令海峡到北纬51度的整个北美西北海岸、阿留申群岛和千岛群岛沿岸的商业和物产资源为俄国独有，还派遣了几艘军舰前往巡逻。
1820年12月，美国国会任命了专门委员会，研究美国在西北方向的领土的立场。委员会认为：俄国在北太平洋方向的商业扩张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美国的商业利益。1822年3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亚当斯照会俄国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沙皇的“9月4日声明”，表示美国在同样的地区拥有同样的权利。恰逢此时欧洲的“神圣同盟”也试图染指拉丁美洲。1823年12月2日，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称：“美洲大陆由于已经被占领并保持着自由独立的地位，因此今后不能再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开放”。这个被后人称为“门罗宣言”的政策，它成为美国在更广泛领域垄断美洲、向列强“关闭门户”的政策原则。美国的进取和俄国的战略收缩，导致了两国于1824年4月17日签订了调整在北美大陆上相互关系的条约，断送了俄国人南下北美的梦想。1841年美国人萨特买下了罗斯要塞。从此美国人开始坚实地向东北亚迈进。“美国人大举西进，从伦敦和巴黎角度看来被称为远东的那一部分世界，对于美国人来说，根本不是东方，而是极西。”[4]156
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者通过这种宣示，圈占自己尚无充足实力垄断，但对于美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实际上，此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西部的天然边界还是落基山，而不是太平洋。当时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称：“沿着这条山脉，应该划出共和国的西部边界，传说中的护界神的雕像应当树立在它的顶峰，永远不许推倒。”[2]106
二、美国人在中国谨慎把握机会
1.做“模范”商人。在最初的50年的对华贸易中，美国政府和商人满足于做秩序下的模范商人。美国政府甚至在美国人自认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也不肯效仿欧洲人施以炮舰政策[3]3-4。1821年泰拉诺瓦事件中，当美国商界被告知：拒绝引渡就意味着美国商人被驱逐出中国市场时，便决定交出泰拉诺瓦。在泰拉诺瓦被判处以绞刑处死后，美国政府也没有提出抗议。在广州的美国人由于表现十分恭顺，因此美国人在以后的很长时间，仍然在清朝官员保持“有别于英夷”的好印象。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曾试图把同中国的关系置于“缔结条约”的基础上，1832年11月派遣罗伯茨出使东方。但是他未及与中国地方当局建立联系，便接到一纸返航的命令后匆匆离去了。此时的美国政府和最早来到中国的美国人，都十分谨慎地处理同华夷秩序的关系，尽量避免与现存的东方秩序发生冲突。可是，与欧洲的商人一样，美国商人贩卖到中国的商品的价值远远抵不上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商人也受到鼓励做起鸦片生意来。很快，中国的财政状况出现了逆转，西方商人在暴利驱使下破坏秩序的“非礼”的事件也越来越多。因此，颠覆东方秩序的战争开始了[3]5。
2.躲在英国后面，观望鸦片战争。由于美国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西进运动和奴隶制纷争以及即将发生的内战中，同时也没有发现美国商人受到威胁，因此没有参加直接的军事进攻[3]9。美国只是躲在英国的炮舰后边，赞许英国人的强硬举措，同时努力不在中国人面前显露自己“同流合污”。当时的清朝官员也觉得应当“区别对待”洋人，认为美国人不同于英国人。“中国官吏得出结论：如果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也许能奏效。清廷还曾号召忠诚恭顺的美国人奉上英国人的首级。”[3]6在1839年5月，部分在广州的美国商人也要求美国政府学着英国的样子，向中国派来有军舰作为后盾的外交专员，订立具有法律意义的商约，作为日后安稳境遇的保证。美国国会“在听取了熟悉中国国情人士的忠告后”，没有兴师讨伐，也没有参加英国的远征，而是命令美国的东印度分舰队开到广州附近，伺机而动。在得到《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以后，当时的美国的泰勒总统就立即派加勒·顾盛为特使前往中国交涉，要求照章办理，清政府原则上同意让美国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1843年道光皇帝在谕旨中称：“见在英人已准通商，所有美利坚等国，自应准其一体通商，以示抚之意。”清朝的钦差大臣耆英对顾盛表示：美国如果是要求获得通商的特权，中国完全可以授予美国以同样的优惠，因此，美国没有必要遣使远涉太平洋，认为顾盛来中国不免浪费时间。
美国收获了渔翁之利，在184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美国人自己承认：“在此后的25年中，虽则美国政府当局人事变迁、政党分崩离析，以及凶多吉少的内战冲突等等相继而来，但是国家已经享有了顾盛的详尽蓝图，并且可以称之为尽善尽美、考虑周全的一个亚洲外交政策。后代只须萧规曹随而已。”[4]154“那种在远东采取积极行动，建立同英国一样的殖民帝国的建议还是被美国政府否决了”[4]14。
此时美国政府对于从远东获得领土不感兴趣，而且直到内战爆发前，美国一直恪守宁可单独行动而不与任何大国正式合作的传统政策。事实上，由于美国早期的外交工作存在的幼稚性，以及东方利益的边缘地位，相对于英国来讲，在缔约后的十年间，美国很少利用缔约的成果大幅度地推进美国在华利益。美国驻华公使没有从华盛顿得到过具体指示。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美国外交并不十分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其在华外交人员“本身也是一伙容易被遗忘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对中国毫无影响；即使有影响，也是不良影响”[4]13。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在华贸易有了较大规模的进展，美国才开始全面改组领事机构，政府任命了几个有薪俸的正式领事官员，他们直接对国务院负责。
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非战政策。1856年11月上旬，清朝军队试图打击英国等“洋人”势力，决定“不再保护中立国的利益”，要求洋人撤出广州。美国政府决定服从清朝政府的命令将侨民撤离广州，不希望同英、法乘坐同一辆战车——向中国开战。可是在华的美国将军和外交官的意外参与活动让美国政府的感到忧虑，也很恼火。
皮尔斯政府的训斥令称：美国军舰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到中国炮台附近测量水位，不是一种审慎的举动。马西国务卿致函巴驾说：“我想总统对于我国海军方面开始缺少谨慎，在其后的步骤上又缺乏忍耐，必引以为憾。英国政府所抱的目的显然已经超出了美国的既定方针，不论英国如何渴望我们的合作，我们决不应该舍己从人。总统竭诚希望您以及我国海军司令官能够为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做到一切所必须做得到的事而不卷入中、英纠纷，或对美、中友好邦交造成任何严重的障碍。”[4]244对于琪南领事擅自以美国的名义同英军攻入广州城的事件，美国政府则命令巴驾调查报道是否属实。如果事情属实，则应立即将该领事撤职。接替巴驾出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列威廉，得到一条更为明确的训令：“你应经常切记，本国并没有和中国政府作战，并且除了为合法的商务和保护其公民的生命财产而外，也不打算为其他目的而进入该帝国。我国政府的整个性质和政策必然要将我们的行动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许我们在那个辽远地区有任何领土扩张或猎取政治权力的野心。……你应当设法使中国当局得知，我们并没有参加现有的敌对行动，也没有干涉他们的内政或在他们的国境内占据一个立脚点的存心。我们到那里去从事于贸易，但必须有保护贸易的适当保证。我国商业交往的扩充应该是个人企业的事。”[4]250-251
美国表示愿意在中国和英法联盟之间进行斡旋，希望以有力的中立身份最大限度地满足美国利益而不愿意充当英法联盟反对中国的小伙伴[3]19。威廉·H.西沃德国务卿屡次表示，尽管中美之间有保障美国特权的条约，但是在实践中一定不要蓄意刺激东方帝国的神经，不可以滥用美国的特权。他称：在美国由于内战而国力虚弱，难以支撑东亚政策的时候，“公道、适度和友好的政策乃是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政策，这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明智的”，“美国人不能是一个侵略国——尤其对中国不能如此”[4]350-351。可以看出，此时美国政府在处理东北亚的传统秩序的态度以及政策制定方面还是十分谨慎的。
4.坐收渔利。在谨慎的同时，美国政府也不放过任何能够坐享其成，获得渔翁之利的机会。1858年春，英法舰队再度来到渤海湾的白河口，美国军舰和外交官也追随英法联军而来。美国人虽然没有直接发动攻击，但是具有外交身份的美国人参与了后勤支援，向英军输送弹药给养。美国在华的外交官员放弃了“中立”原则，对美国政府禁止敌对行动的命令置若罔闻，利用清政府的困境迫使其正式承认修约文本。但在换约细节上美国表现出自己相对独立的政策色彩。当英法暂时收兵并准备反扑时，美国公使则接受了中国易地换约的要求。同时，总统布坎南还任命了新的换约公使华若翰，并同意乘坐一辆“臣属”马车前往。在遭遇难题后，华若翰又不得不一路颠簸重新回到大沽口，在那里和清政府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文本。“这一年，只有美国一家和中国修订了条约”[3]21。
此次美国表现出来的独立外交行动反映出，美国此时的外交目标与政策的性质，同其他列强并无太大的差异，只是方法稍有不同而已。对此，那些曾经幻想利用美国来制约列强的清朝官吏们也有所察觉，他们忠告皇帝：“美国人经常追随英国，听任英国炮舰使中国受辱，在英国争取到新的特权之后便来坐享其成。”[3]25此刻实践中的美国政策与英、法不同之处在于，仍然不肯依赖自己的武力与中国打交道；而一当有机会，便会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模式很快就要在19世纪末年形成。
三、自己动手，迫日开国
到了1853年，美国的触角则是以整个北太平洋为对象，而不只是专对中国了。欧美开始从外围蚕食和瓦解东方传统秩序。美国人在驶向中国的途中，有过几次对日本的不经意的访问，但都没有明确的目的，更谈不上制定完整的对日政策了。1791年美国的几艘商船曾经在去广州的途中到日本的南部港口。在遭到拒绝和冷遇之后，美国人并没有在意。1807年又有美国商船到访日本，仍然没有避免被驱逐的命运[4]211。随着华夷秩序的衰落，19世纪的日本已经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并争取竖立自主的意识，但是，依然保留在“华夷秩序”之中，至少仍然坚持着锁国的政策。对外关系仅以中国与荷兰为对象，对于其他欧美国家的通商和文化交流一概拒绝。
1.使日本成为补给站。19世纪40年代，北美西北海岸的皮毛资源的枯竭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使得早期刺激美国与东方世界贸易的因素开始萎缩，美国人向西北太平洋扩张的势头一度低落。但是，捕鲸业的发展成为了美国企业西进的新动力。1835-1867年间，北太平洋渔场出产了美国捕鲸业所产鲸油的60%。捕鲸业带动了一系列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吸引了众多的投资。每年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域作业的船舶有300多只，捕鲸业的景气与否，直接关系着美国海港城市的繁荣。美国的最高法院法官帕尔莫对波尔克总统说：“满洲大河阿穆尔河及其支流航行甚为重要，美国政府允许其公民在这些河流上航行实属必要。”对于当时处于中、日、俄势力交错之间的库页岛，他认为应当乘机插足。西沃德也声称美国的使命就是在太平洋沿岸同东方文明接触，太平洋及其沿岸和岛屿这一广大地区，在世界伟大的未来中，将成为发生各种事件的重要舞台。
2.锡拉伯的劝说方案。捕鲸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美国开始考虑派遣舰队，作为保护捕鲸业和贸易的手段。迫使正在执行闭关政策的日本开关，就成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832年美国国务院令其驻巴达维亚（雅加达）的领事约翰·锡拉伯拟订一份在东方缔结条约的计划。其中许多关于日本的建议。他认为只要向日本政府表明并让其相信美国与英、俄不同，对日本没有任何政治和军事的企图，仅仅是通商而已，日本是会与美国签订一项商约的，而且不出三四年，对日贸易额就将达到30万元之巨[4]213。美国至少能够为美国的远洋商船和捕鲸船在日本获得一个避风港和补给站。他还建议此项任务最好由商船而不是政府或军舰来执行。
美国人指向日本的闯关活动并不顺利。1837年7月，搭载着日本漂流民的美国商船“马礼逊”号也一再被日本岸炮驱逐，日本当局拒绝同美国人做任何交涉。虽然没有结果，但是该船上的一名船员却开始研究日本的政治与文化，并得出结论：“加诸该国以类似战争的行为，也许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3.谨慎的炮舰政策。美国果真加强了武力威胁。1851年6月10日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起草了一份颁发给准备出使日本的美国海军将军奥利克的训令。训令回避了此前美国人在造访日本时所遭受的屈辱和非礼，也没有提及赔偿、道歉的问题。美国政府“再次呼吁日本国家元首”：(1)开放几个日本口岸，给予美国遇险船只以避难和救助；(2)给美国远洋船只以给养和煤炭补充；(3)签订正式的条约以保障美国人的权益[4]227。训令表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友好通商，别无其他”，同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态度比较而言，表现得相当地恭顺。
但是这种态度很快被修正了。1851年11月5日，代理国务卿康拉德颁发的训令态度多有改变，随后准备呈交给日本官方的文件与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的训令又有重大改变。训令中称：(1)日本人是半野蛮的民族，不能够善待遇难的美国水手，美国政府不能容忍，因此需要同日本政府签约保护美国人的权益；(2)由于蒸汽机的使用和交通的发展，已经使日本同美国的距离大大缩短，两国已经成为近邻，日本有必要开港接纳美国人；(3)日本人不可理喻，唯有炫耀武力才能够奏效；(4)美国人要求日本确切担保类似以往冒犯、侮辱和损伤美国利益的事情将来不再发生；(5)美国政府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今后凡是在日本沿海遇险或被风暴漂逐到日本港内的美国公民和船舶，在他们被迫居留期间，必须受到人道的待遇，如果今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加害于美国公民的任何行为，他们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中英鸦片战争对日本起到了震慑作用和影响。日本幕府看到了前车之鉴，认识到锁国政策即将难以为继，而且对日本也是得不偿失。于是在1853年7月8日佩理将军率领的一支小型舰队来到江户湾（东京湾）示威时，幕府决定改变传统对外政策。第二年3月佩理再次来访时签订了开关条约，即《神奈川条约》，先开放函馆和下田两个口岸对美通商，以后陆续再开放三个口岸；并同意在下田设立美国领事馆。
4.美国利益多元化。美国在东北亚方向的“顺便”举动，收益深远。“到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已经超过了与中国的贸易”，尽管这个数字仅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2]223。维新后的日本有意识地“西化”政策，也让一些美国人相信，日本人是“开化的”，和美国人更接近。但是，在此阶段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让它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产生兴趣，并伸出触角，更深地卷入日本事务。1861年3月13日当俄国向日本施加军事压力，以“波萨德尼克号”巡洋舰进占日本对马岛的尾崎浦时，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出兵将俄国的军舰赶出了对马岛。可见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还没有上升到战略的层次。同时美国的实力也没有达到同俄国在遥远的东北亚对决的地步。1867年美国对于阿拉斯加的购买，一直被美国的政坛和舆论抨击为“西沃德的个人野心的产物”，而对于美国的利益没有必要的好处。同年，美国又取得了中途岛和夏威夷群岛。美国跨越太平洋到达东北亚具备了良好的跳板。西沃德悻悻地告诫他的同胞：“要把美国的发明和企业的深入日本、中国、澳洲和印度看成是和美国与西欧各国间的国际商务同样具有考虑的价值。”[2]355
就美国叩开日本国门的意义而言，它更多地表现在对东北亚传统秩序的破坏方面，它从秩序的外围打开一个缺口，在实质上销蚀着华夷秩序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四、东北亚政策的雏形
美国逐渐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影响力所收到的限制。要在东北亚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同列强进行竞争，美国必须采取新的、不同于从前在北美大陆上扩张的对策。这种政策必须适应美国在东北亚相对虚弱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实力现状。因而要避免在东北亚实施需要投入巨大精力的领土的扩张性质的政策；确认美国在东北亚的目标是增进商业利益。因此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须是：(1)要防止在东北亚拥有相对强大实力的国家对该区域实施垄断；(2)只有用建立“均势”的手段才能够防止美国在没有培养起来充足实力之前被排挤出东北亚；(3)要增强东北亚国家自身的抗瓜分的能力；(4)只有放弃追随欧洲的政策，确立独立的外交目标和制定独立的东北亚政策，才能够保证美国在东北亚区域国际关系中的发言权，保证美国的利益不被欧洲列强的利益所淹没；(5)在美国尚未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支持单独行动的时候，美国的独立的政策要依靠与列强的合作来实现，因此要加强与欧洲列强、日本的外交工作，谋取协调行动，同时避免美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直接卷入东北亚事务。这些原则对美国以后的东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阻止“中日结盟”、定位日本价值。维新后的日本为了在外交和空间上争取历史性的突破，并试图与中国谈判实现其对朝鲜的控制，1871年日本派出了伊达宗城使节团奔赴中国的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可是美国政府听说“这个使节团的用意在建立一个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日、中攻守同盟”，并得知中日两国于1871年7月29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不久美国又得知条约中文本的第2款称：“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日文本表述较为含糊，称：“日、中两国既相友好，若他国偶有不公或加害之事，则应彼此相助，或从中斡旋。”[4]372此款颇似一项同盟约定，美国认为事情的性质严重。美国驻日公使德朗认为，中日同盟将会是不幸的，他要竭尽其所有的影响力将中日条约中的攻守同盟性质的条款从条约中删除。他认为“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者和朝鲜的纠纷增加和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则深可惧怕的国家。”所以美国必须反对中日这两个国家的任何形式的联盟[4]373。
美国人心怀叵测地向日本方面施加了影响。结果似乎也让美国人感到心满意足：中日关系并没有因为条约的签订而敦睦起来。事实表明，美国的担心是多虑的。美国的外交努力仅仅暴露了美国政府当时的“离间中日关系”的用心而已。因为从当时中日两国的签约出发点看，中日两国政府都没有“结盟”的初衷。尤其是美国人尚未完全意识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发生的变化之于东北亚的意义，日本是要称雄，首先要打击中国，怎能与中国结盟？美国在这次事件过后，发觉新近崛起的日本既是美国未来插足东北亚国际事务的重要对手，同时也是重要“助手”。
2.关注日俄角力。维新后的日本明治政府为了解决同俄国在库页岛归属权方面的矛盾，寻找国际支援。1869年9月英国建议日本放弃库页岛，确保北海道不会落入俄国手中。而美国则希望最大限度地阻止俄国的南下，维持东北亚的战略均势。同年10月美国国务卿西沃德访问日本，建议日本仿效美国购买阿拉斯加的方式将库页岛买下来。美国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日本在前线阻击俄国人。
俄国为了避免给美英利用日俄争端的机会，牵制自己在东北亚的整体战略，以及在欧洲巴尔干的行动，1872年6月，俄国派出首任驻日本公使布策抵达日本。俄国表示：“在对日关系中，我们处于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5]891875年5月7日，两国签署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俄国用自己已经占领的千岛群岛换取了对库页岛全岛的占领。
3.触角收缩。日俄关系并没有如美国所愿，但也没有形成对美国现有利益的明确打击。不过美国从中却感受到了东北亚以后国际格局的概貌，隐约听到了东北亚未来冲突的铿锵声。
美国的谨慎政策还表现在从小笠原群岛上抽身而去。小笠原群岛位于日本列岛的南部，在欧美势力到来之前日本人已经登上了该群岛。1853年美国舰队前来叩关的同时，轻松地占领了其中的一些岛屿，并有一些美国人居留下来。然而对于这块土地，正处于扩张时期的美国并没有照例吞并了之。相反美国国会和政府考虑到该群岛不同于其他靠近美国的太平洋岛屿，认为应当适用美国的东方政策规则。于是不顾那些定居的美国人以及殖民扩张者的鼓动，始终没有正式批准兼并小笠原群岛。1861年日本正式通知美国，日本将根据16世纪中期的“发现权”重新占领小笠原群岛，美国对此未置一词。十几年后的1873年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做出了正式决定：“既然该群岛的占有始终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的明文批准，所以，凡前往该处的美国公民应视为自行脱籍。”[4]368于是日本人毫无疑问地享有了小笠原群岛的主权。
1874年明治政府决定在获得小笠原群岛之后，继续向南方扩张，矛头指向琉球和台湾。在日本向南方扩张并与中国发生冲突之时，美国的政策是：只要这里的变故不影响美国人的权利，美国政府就不应该干涉。而日本的确给了美国这样的保证。在中日关于琉球、台湾争端中曾经有美国人直接参与日本的征服和对华交涉活动，但是美国政府却极尽一切可能避免造成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直接卷入的可能性。当时美国驻中国厦门的领事李仙得十分热衷于参与瓦解东方秩序。持有相同观点的时任美国驻日本公使德朗将他引见给日本政府。日本人十分器重李仙得，任命他为同中国政府交涉的代表团的顾问，同时许诺一旦谈判不成，实施对台湾远征时，就任命李仙得为日本远征军的将军，并答应在实施永久占领台湾时任命李仙得为日本驻台湾总督。德朗非常积极地推动此事，认为这样不仅可以进一步离间中日关系，而且可以让美国人在东北亚获得更多的活动余地和机会。当美国政府详知德朗和李仙得积极卷入日本对华争端的细节时，在1873年就剥夺了德朗的权力，招其回国。由于李仙德自作主张的越权行为，他也被新任厦门领事逮捕，押送上海。
1879年卸任的美国总统格兰特周游世界时来到中国，恰逢中国拒绝日本对琉球地位的变更，正与日本交涉台湾和琉球问题。他应李鸿章的邀请热心地斡旋，并向中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广袤的东方……具有足够维持其独立的力量的……就是中国和日本。……只要在现代文明、机械、工程等方面向前再进一步，他们就可以将那些……侵犯性的条约，一概废除，而加入世界商业竞争了。……日本所已经做到的和现在正在做的，中国有此力量去做。”[4]378-379美国担心中日两国会误以为格兰特将军是代表美国政府来斡旋的，所以声明：格兰特将军完全是以个人名义表态和斡旋的，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4]379。
4.定位朝鲜价值。对于朝鲜的国际地位和价值，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与其他欧洲列强一样，美国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中国的势力范围，是处理中国事务的附属，而没有将朝鲜事务视为独立的格局成分。只有日本在试图削弱这种藩属关系[6]。
1866年3月，美国的商船“休文将军号”被朝鲜人焚毁，船员被杀。大约就在同时，另一艘美国的“袭击号”在朝鲜海岸遇难，却受到了朝鲜人的抚恤，生还的船员还被送到中国，得以返回美国。所以当英法准备联合远征朝鲜，迫其赔偿和给予西方列强在中国和日本所取得的条约权利，并动员美国随同的时候，美国决定参加，但是决定只是谨慎申明权力，而避免卷入。1866年12月15日，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建议美国一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否则将被抛在局外。他写道：“我们在那里的出头露面，应是节制而不是促进侵略行为，并且应有助于将行动限制在……索取赔偿的范围内。”[4]356后来，即使这样的“有限行动”也被取消了，因为不符合美国此时的综合态势。翌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受命组建一支扈从舰队出使朝鲜，欲缔结一项美朝通商条约。政府训令称：“本政府的目的是要使你的访问成为一次友好的访问，保留武力作为必要时最后的考虑。所以不希望你运用武力或借示威为威胁，希望你以谨慎、明智和忍耐的态度行事”。出征的将军被告知在处理这件关系到东亚国际体系的事件时：只需“保持尊严和极力维持美国的要求”，并表示只有在相宜的情况下，通知朝鲜政府，美国不能够长期忍受美国船只遭受暴行而不能得到充分补偿[4]357。
1871年5月19日，在美国驻中国公使楼斐迪和美国海军约翰·罗求斯将军的率领下的另一支舰队，驶向朝鲜。这支舰队使命是：(1)要求朝鲜接受美国外交文书；(2)强行对汉城以下的汉江水道进行测量。结果遭到了朝鲜炮台轰击，双方发生了激战。由于没有来自美国政府征服朝鲜的命令，美国舰队于1871年7月3日撤出。美国仅收到一份附有朝鲜国王致清朝政府礼部的信函副本，其中要求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出面帮助解决与美国的争端。美国希望自主、和平地打开朝鲜国门的尝试再次遭到失败。
5.误解日本的影响力。美国仍然在努力接近朝鲜，打开朝鲜封闭的大门，试图在朝鲜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于是美国人又尝试通过日本人与朝鲜接触。而此时日本人正希望告诉欧美人：朝鲜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然后借助欧美的势力向中国挑战，冲击传统的“华夷秩序”。日本极力向欧美列强证明自己的对朝鲜的控制能力和开放的态度。1880年美国政府曾经派遣薛斐尔持有日本的“介绍信”前往朝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同样遭到了朝鲜的无情拒绝。
此时中国正与俄国在中国西部剑拔弩张，又面临俄、英、日在朝鲜的挤压，急需改善国际处境。于是，李鸿章得知美国使者访日目的之后，表示中国可以让朝鲜交好美国。急于求成的薛斐尔顾不得中、日究竟谁家在利用自己，而只求结果。于是又来到天津同李鸿章交涉。李鸿章在1880年10月25日致函朝鲜说：“吾去年七月致李太师密函，劝与西国同上。盖稔知各国见日本开埠，必有继往索者，贵国主意须早自定。”“闻法美尚不欲遽加兵，但求通商而已。俄界逼近，实欲在东海开拓口岸土地。目下兵船麇集海参崴、图们江一带，与贵国击柝相闻，贵国何以备之？”[7]朝鲜果然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同意缔约，并将一切谈判事宜皆交由中国代办。1882年春天在天津，由李鸿章负责与薛斐尔谈判、缔约。条约内容基本上是按照李鸿章的意见草拟的。首先声明了朝鲜的中国“属邦”地位，然后在允诺朝鲜对美国开放港口同时，尽可能地挽救朝鲜面临被吞噬的主权。这年5月22日，朝鲜使臣签署了该条约，并将朝鲜国王以中国藩属国国王的身份致美国总统的信函一并交给美国使者薛斐尔。1883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朝美条约，即《朝美修好条约》。这也是朝鲜同“西洋人”签订的第一个通商条约[4]391。
美朝条约的签订显示了中国在朝鲜的地位。此后在中国的建议下，朝鲜还与英、德、俄、意、法等国签订了类似的通商条约。可是泰勒·丹涅特称：“朝鲜的被置于惊涛骇浪的阴谋诡计之中，随波逐流不由自主，这件条约是始作俑者。”将朝鲜置于“既没有保护，又没有防备的一种理论上的独立状态，可能比维持中国宗主权更坏，美国政府似乎始终没有想到。”所以，不久便不得不面临更为复杂的朝鲜时局。
6.“壬午兵变”、摇摆的“中立”。此后，日本对朝关系的宗旨由最初求得建立平等外交，将其从中国的控制中分离出来，变为逐渐将朝鲜纳入日本的控制范围，视朝鲜为日本生存空间的延伸。而“对美国来说，朝鲜只构成其外围利益，华盛顿无法阻止朝鲜被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4]224当遇到诸如日本这样强硬而执著的垄断行为时，美国的有限力量就会表现出来谨慎的“中立”，担心被卷入而不能自拔，担心造成利益减损。1882年“壬午兵变”[5]105，日本实施军事动员，迫使朝鲜接受其所有要求，这也震动了清朝政府。从这时起，清政府开始积极干预朝鲜内政外交。
美国此时新任驻华公使杨约翰正在赴任途中，经过上海。杨约翰曾经陪同格兰特将军访问过中国，并且非常赞同格兰特将军的观点，认为中、日应当免战，联合抗击西方。在杨约翰的角度看，以及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只有在东方造成这样的均势，防止欧洲列强或者任何一个东方大国在东方独大，才能给美国日后的介入留下参与的机会。在离开华盛顿赴北京出任驻华公使前，他已经看到了中美之间签订的《美朝修好条约》文本。所以鉴于中国现阶段在朝鲜的影响和美国对日本所寄予的希望，杨约翰在没有得到华盛顿直接的训令的情况下，就命令美国在东方的舰队派出一艘军舰“摩诺卡息号”前往朝鲜，并途中访问了日本。杨约翰给舰长的训令的确表明了他的一贯想法。训令说：(1)要严守中立，不得参加日本的任何示威行动，要尽力劝告日本勿做任何挑衅行动；(2)如果有机会可以进行斡旋；(3)访问日本仅做“礼貌之举”[4]398。美国此举实在算不上什么重大的干涉行动，对于美国来说，介入的时机更为不利，但是介入的必要性更为迫切。这就让美国的决策者更为犹豫不决。
7.朝鲜变局不知所措。甲午战争前，东北亚的国际矛盾集中表现在中、日、俄对朝鲜的控制上。英国的政策是全面遏制俄国。英国认为，一旦朝鲜脱离中国，就有可能落入俄国之手。如果落入虎视眈眈的俄国的手中，则英国利益就会凶多吉少[4]401。所以，英国开始积极破坏《朝美修好条约》的执行。同时英国还接受了日本加入朝鲜半岛的国际争夺，似乎更乐于看到半岛多一个阻挡俄国的势力。法国则由于与俄国的同盟关系，以及试图削弱中国，以谋求法国在华南方的殖民利益，所以，也倾向于破坏中国的威信体系，希望日本也加入到反华战争之中。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就可望得到日本的造船厂，可是当时日本在中法冲突中宣布中立，因此，法国不断催促日本对华宣战，试图借此将日本拉入自己的阵营。
对于东北亚国际格局发生的变化及其趋势，美国的外交判断和政策处于自相矛盾之中。部分美国外交人士认识到在这个阶段，维持东北亚的现状对美国是有利的，即维持朝鲜半岛在形式上的中国属国地位条件下，保持中、日、俄之间的均势。可是，美国却不断地挖掘清朝对外关系基础的“墙脚”，使清朝的外交屡遭打击。美国不顾中国的阻挠，坚决执行同朝鲜已经达成的协议，将朝鲜从中国的势力范围中拉出来，坚决反对壬午兵变之后中国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而实施的措施，称这些措施妨碍了美国的条约权益[4]402。关于朝鲜的国际地位，大多数国家还是倾向于承认中国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的，降低了各国驻朝鲜的外交机构的级别。而美国在1883年2月就任命了路求·福地出任驻朝鲜公使[4]403。尽管美国国会在1884年也将驻朝鲜公使降低为“代理公使”，但是1885年12月，当清政府为了表达自己对朝鲜的权威，要求美国如同其他列强一样，不要在朝鲜设置公使，而建议美国比照英国的做法，将美国驻汉城公使馆改为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附属机构时，美国则予以拒绝。美国国务卿托马斯·F.贝阿德致电清政府抗议中国阻挠朝鲜当局自行向外派出使团，而且还在1887年11月13日，让美国军舰“奥西比号”帮助受到驻朝中国当局阻挠的朝鲜使节团驶离朝鲜，访问了华盛顿，并受到美国政府的热情招待。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受到了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的影响：在美国国内的排华、反华浪潮日益严重起来，诸如像薛斐尔将军恶华、仇华的言论在美国颇受欢迎[4]393-394。
美国外交努力的直接目的，此时看来十分模糊不定。在朝鲜加强外交卷入和社会渗透，按照时尚的惯例，应当是增加本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可是，除了美国在朝鲜外交人员的个性表现之外，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却明显地犹豫和踌躇不前。1884年“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国王更加难以在中日之间选择取舍，或需求保护。所以国王一度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要求美国供应武器，派遣军官帮助训练朝鲜军队；允许美国传教士大量进入朝鲜；请求美国政府推荐朝鲜学校的教师等。似乎美国在朝鲜的影响力轻而易举地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了[4]405。可是就在朝鲜半岛上英、俄、中、日进行激烈国际争夺期间，美国除了在投资、商贸方面有所进展之外，似乎对朝鲜的政情表现得漠然，与其最初的热衷的态度大相径庭。对于朝鲜国王热切希冀的美国式的军事改革，聘请美国教官一事，美国国会一直没有同意。原因是担心在实质上被卷入复杂的半岛国际冲突之中。直到1888年才有三名美国军官到达朝鲜。而此前，中国、日本都已经同意了朝鲜的同样请求。因此朝鲜当政者对美国的信任程度大为动摇，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在危难之际可资偎依的友邦。不仅如此，在现实中，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经济利益也在减少。
综上所述，美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三心二意的东北亚政策，主要是因为受到美国有限实力的牵制。有限实力决定了有限目标，而有限的外交目标又限制了美国的外交行动。其次是处理东北亚外交事务在美国外交工作中，此时还没有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所以，派驻这里的外交代表一直都不是十分专业的外交官，而且，国务院的指导也不是经常和及时，倒是经常被那些经验不足的代表们的“个人主义”所左右[4]402。第三，就列强在东北亚的实力对比而言，此时的美国相对比较弱，所以只能确立一个模棱两可的外交目标，执行一个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状态要等到19世纪末才有所变化，直到那时美国在东北亚才逐渐拥有了较为确定的、可供坚守的外交目标，一个较为完整的东北亚政策才逐渐成形。
收稿日期：2007-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