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求真的内在张力——以《史记》的叙事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历史论文,中心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叙事是古今中外历史话语理论首要关注的问题，尤其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学(修辞)的转向，历史叙事问题变得更为严峻。现代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史学本身就存在着“张力”(Tension)：即史学就其内容而言无疑是客观的，但就其表述而言则又是主观的，史学正是在这主客观之间生成的张力中展开的。自史学产生以来，“求真”一直被视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学术责任，但由于“求真”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主观性因素，比如史书编纂的体裁义例、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事件所构成的情节化模式、事件之间所蕴含意义的解释等，使得史学家在历史叙事中所揭示的意义具有了多样性和丰富性，而这样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主要在审美、伦理和认知三个层面展开，这样求真、向善与审美成为史学实践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但对于三者的认识和理解却各有会心，各有见蔽。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力求在充分展现历史真实的同时，竭力建构自己的道德世界和审美意境，体现了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真”的理性诉求及其影响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力量。
一 传统史学对“求真”意识的追求
“求真”是史学的基本要求和根本原则，然而“真”之义，古今中外，释义颇多。那么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真”的内涵如何？
“真”，《说文解字》云：“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接着解释了“真”的两个义项：一为引申义，即“真诚”，“诚”为“信”，“信”释为“古多以为屈伸之意”，“真诚”即“真”的延伸。一为假借字，释为“充实”，“慎”为“真之假借字”，而“慎”字“多取充实上升之意”。“登天”、“上升”、“延伸”皆暗含“充实”之意，而能够实行“充实”者的是永恒存在的最根本的生命创造者，也就是生命的本源。显然，许慎的解释源于道家，庄子给“真”以明确的定义：“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①可见，道家的“真”是万事万物的真相，是事物的本然状态。
孔子虽然没有像道家那样明确地提出“真”之概念，但在其学术体系中，处处渗透着对“真”的追求。孔子言“真”，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客观实存。《论语》中有三处提到“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②这里的“天命”是指客观实存的本然状态或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与道家所言之“真”是一致的，是客观层面的。另一方面是指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存的辩证统一。治学贵在有心得，既不要被假象所干扰，“众恶之”而吾恶之，“众好之”而吾好之，应该是不被世俗的“恶”与“好”所干扰，“必察焉”之后再做判断和选择；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抛弃主观上的偏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作《春秋》，只记过往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在记事表述时，“笔则笔，削则削”，结果遏恶扬善，“乱臣贼子惧”。从理论到实践，孔子的“求真”不仅是为认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建构了一个理性的道德世界，“求真”是为“达善”，这样客观实存被赋予了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使“真”丧失了独立性。可见在孔子“求真”理论体系中，“真”是经过“善”扬弃后并将“善”内置的客观实存或真理性认识，是由自然的本真状态渐进到人类社会生活的认知层面。这与西方史学中的“真”非常接近，反映人同世界的认知关系，强调的是主客观的一致性。
基于此，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叙事的“求真”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为求善而选择的客体的如实记录；第二，对以达善为目的客体的真理性认识，求真与求善二者总是形影不离、相伴而生。继孔子之后的司马迁在史学实践中将“求真”与“向善”推向了极致，此后史学家竞相追随模仿，不过从编纂义例到思想文化，却无出其右者。但是，由于“历史”所记录的过去的人物或事件仅仅以某种实物、资料或记忆等非现时性的、零散的、不完整的、静态的方式存在，尽管史学家在当下社会生活中自认为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真实，但这样的真实也只是尽可能地逼近而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真实，因为制约“求真”的某些因素是我们所无法克服的。
第一，“求真”受制于史学的学科性质。关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何兆武先生在《历史学是科学吗？》③和《历史两重性片论》④两篇文章里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因为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研究客观存在这件事是科学，是科学就要服从科学的规律，但它比自然科学多了一个人文因素，就是有人类所有的思想意识活动在里面，所以历史又不同于自然界，它有两重性。一方面，历史是科学，人的历史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要服从自然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历史具有人文性，属于非科学的成分，因为历史的研究对象不是物理世界的事实而是精神世界的事实，它不必服从必然的规律。春秋五霸、秦皇、汉武等皇位继承问题，掺杂人文动机，就不是物理世界所谓的客观规律，史学家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就只有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来建构历史事实。再者由于历史的承载工具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即使同一客观实存也不可能获得明确的一致的共识。鸿门宴的场景描写尽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但只是司马迁个人心目中虚构的场景，历史不能重演，而司马迁也只是通过自己想象运用语言文字构造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我们的接受、理解和表述，也只是对文本的解读，所以每个读者的理解和感受都是个性化而又各不相同的。无论历史要建构何种理性世界，都必须以客观实存为基础进行创造和发挥，不能凭空臆想，因此说历史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
第二，“求真”受制于主体的认知能力。历史是在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成的，今天我们见到的一切历史都凝结着主体的思想认识。《史记》取材广博，据张大可先生在《史记研究》中所言，司马迁所见古书达102种，还有许多采用而未记书名的，司马迁以“六艺”作为治史原则和方法论，即“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⑤，使撰成后的《史记》和《春秋》一样成为“王道之大者”、“礼义之大宗”。为此司马迁在写鲧时，手中掌握着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材料：一种是负面的，认为鲧是治水失败的罪人，把其列为“不才子”和“四凶”之列；另一种是正面的，认为鲧与共工敢于直言劝谏，反对把位传给舜而遭杀害。司马迁要为鲧正名，如何取舍材料，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令人难以接受，只好略记其事。今天看到的《五帝本纪》所载鲧的神话不再单纯是文本意义上的神话，而是传达史家思想情感的一个符号。有时史家在理解和接受上也难免会出现误解，比如《左传》的原意是，吴王馀祭在位只有四年，馀昧在位十七年，而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将馀祭与馀昧兄弟二人在位的年限颠倒了。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史家纵然才识再高，都不可能完整准确地再现全部客观历史进程。
第三，“求真”受制于客体的不全面性。客观世界包罗万象，纷繁复杂，弥散在历史时空的各个角落，而人作为历史时空中的一个坐标点，相对于漫长而广袤的时空，他的感知能力和范围是有限的，真正进入人的感知世界而被录入史书的客观实存是非常有限的。司马迁采取详今略古的炫彩方法，愈古愈略，越往后越详细。黄帝被视为华夏共祖，但是在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个帝王中，黄帝最简略，夏则较详，商周更详，黄帝的诞生及其事迹也只作简单介绍，但其世系、年龄、延祚及承祀之序却有条不紊。《孝武本纪》所塑造的理想国是汉武帝毕生的奋斗目标，而《孝武本纪》主要是围绕着汉武帝五个方面政事(封禅巡狩、明堂郊祀、改正朔、易服色、伐四夷)而更化改制进行选材和编撰的⑥。大量地存在于历史时空中的史实，因为没有被史学家感知而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这使得史学的求真总会在证据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当然史学所能反映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不全面的。其实更确切地说，史学再现的是史家在其主观意识中客观历史进程发展趋势的本质之“真”。
第四，“求真”受制于当下的社会环境。历史书写有着鲜明的目的。史馆由官府设置，史官由皇帝任命，且皆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帝王写史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要史官掩恶扬善；而史官的职责要求善恶必书，这样史官和帝王之间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在强权面前，矛盾斗争的结果就是史官或遭屠戮，或屈从于权利而采取隐晦的方式，有些干脆以曲笔而不得不放弃求真的诉求。对汉武帝的“内多欲而外失仁义”追功逐利的本性，司马迁借汲黯之口加以揭露。而今传《孝武本纪》据《汉书》补录，从《太史公自序》看原作《今上本纪》应该是一篇颂扬汉武帝文治武功、韬光伟略的人物传记，《今上本纪》为何亡佚，《史记》又为何问世之初被讥为“谤书”？从中可以推断《今上本纪》也应该记录了汉武帝穷兵黩武、外仁内忍等丑恶的一面，从思想内容到感情表达都超越了统治阶级的期待视野，其亡佚也是自在情理中的。
二 “实录”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分立与依存关系
“实录”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这样总结的：“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⑦而作为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实录”最早见之于扬雄的《法言·重黎》篇：“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⑧“实录”究竟为何意？扬雄未做出具体解释。嗣后，班固予以明确定义：“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⑨实录包括本体论上的记事原则和方法论上的撰述要求两个方面。唐代刘知幾将“实录”上升到理论高度，《史通》中有《直书》、《叙事》等篇章加以具体阐释，认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从扬雄到刘知幾，“实录”无外乎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历史叙事者即主体的态度，要客观公正，善恶必书，有刚正不阿的气概；二是指历史叙事的内容即客体，要真实可信；三是指叙事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历史不能重演，史学家又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流传下来的历史事实，是史学家在对占有的史料作考证和解释的基础上，对过去事件所做的合情合理的推测、想象和虚构。这个推测出来的事实，即使与实际发生的真实存在着差距，有时为了主观目的甚至是歪曲史实，但这样的历史叙事也被相信是真实的。可见，“实录”的本质重在以事言理，建构自己的学说，实现主体与客体在主体层面的和谐统一。但作为主体的人，就本体论而言，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这决定了主体的认知行为既不能超越或凌驾于自然和社会之上，又不能冲破而仅仅局限于自我意识之内，通过实践与客观世界建立起认知关系，也只有那些进入主体认知视野，并能被感知到的那部分客观实存才能成为客体，因此客体都凝结着主体的本质力量，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言：“认识关系的建立，既不是由于外物的一种简单复本，也不是由于主体内部预成结构的独自显现，而是包括主体和外部世界在连续不断相互作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套结构。”⑩主体与客体总是相伴而生，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的。
首先，实录是主体的全面性与客体的具体性的辩证统一。历史书写是主体分辨客体并将所分辨出的客体意识化后抽象出历史意识的一项主观性工作，而主体分辨客体的标准和原则是由人的历时性和社会性决定的。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尽管史学家时时刻刻都在努力追求客观与真实，但无法摆脱其价值观、意识形态、认知水平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更不能脱离其所生活的时代和当下社会的客观环境，因此史学家对每一过往历史事件的叙述，都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时代性和社会性。尽管史学家所选择的是一个个孤立的、具体的客体，但所展现的却是社会生活的全貌。
司马迁要总结“古今之变”的历史规律，以《本纪》和“十表”编年，纵向展开历史进程，然后再横向以《世家》、《列传》和“八书”详细展开时空坐标点上的事实，究其历史本末因果及其发展趋势，以主观目的贯穿客观史实以展现历史发展态势。《本纪》编年以王朝和帝王为体系，表现了从黄帝至汉武帝二千三百余年朝代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历史大势。“十表”总述天下大势，以时代的变革划分段落，将二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古、近古和今世)和五个时期(古朴、霸权、战国、剧变和汉代)，时期与时代的划分和王朝与帝王相承体系互为补充，鲜明地表现了各个历史段落的世势发展与变迁。三代靠德，春秋战国靠武力，秦汉靠天助，这是历史之变的必然事势。《三代世表》普列夏、商、周三代世系及周封诸侯的积德累善的古朴时期，为我们勾画了一个以黄帝为共祖的帝王世系来表现上古历史的发展线索，用以“明诸侯亦皆黄帝后”。如果再结合《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等篇章看，司马迁肯定了汉武帝为民族统一所做出的贡献，反对掠夺仇杀等不义战争，向往各民族和睦友好。其实司马迁是从天道和人事两个方面为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和思想作合理的解释，这是司马迁的政治历史观使然。司马迁以“纪传体”相对完整地再现了二千三百年的社会生活全貌，刘知幾在《史通·二体》中评论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赅，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1)
其次，实录是主体的主观意识与客体的客观属性的辩证统一。在认知关系中，主体的自我意识是隐形的，只有借助于有形的客体才能显现，而叙事中的客体都是主体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对客观存在进行加工创造，都潜藏着主体的创作心理和个性特征。“八书”所载典章制度虽说都是当下公认的经国理邦的大事，但“八书”的排序反映了司马迁对治道的探寻及对汉武帝的评价。前三篇言人事，并《礼书》列于第一，次为《乐书》。司马迁认为三代以来，礼乐损益，律历改易，这表明司马迁崇礼敬乐，向往礼乐治国的有德盛世。在封建社会，“礼”是维护封建政治权力的一种最有效的制度，说明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礼”“乐”治国，这种孔孟以来所宣扬和总结的儒家政治理想，是司马迁观察和思考社会历史问题的政治前提。第三篇是《律书》，述兵家之事，表明司马迁在治理国家方面主张先儒后法。第四篇《历书》叙历法，人事当依天地变化而行。虽说司马迁人事与天道并重，但更注重人事。紧承其后是《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此三篇所载客观世界的天地万物，都是主体能感知到的客体。最后一篇为《平准书》，全面记载了汉初至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评述了汉代财政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与利弊得失。在司马迁看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被汉武帝一朝消耗殆尽，治乱兴衰、褒贬溢美不言自明。看似实录，但并非对原生态的社会生活进行简单模拟，而是通过对史实的选择和语言的表述，使每一客体都涂染上鲜明的主体色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2)，这只是太史公的一种谦词，实则将自己的论断寓于叙事中，传达出自己的情感意志。
最后，实录是主体的生命意识与客体的无生命意识的辩证统一。在审美层面，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不是静止的，而是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趣味复现在客体中，使客体显露出生命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不仅由于客观实存进入主体的认知范围而成为客体，也由于这个客体被赋予审美意义而成为艺术品。我们说《史记》具有艺术性，因为司马迁在《史记》的历史构图和建构历史的过程中，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审美世界中的理想社会，政治清明、国泰民安、重义气、讲信用，上有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等那样的明君，下有管仲、吕望、陈平等那样的贤臣，还有季札、孔子、伯夷、叔齐、战国四君子等那样的君子。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又塑造了众多的审美精神客体：像苏秦、荆轲、项羽、刘邦那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者；像吴起、商鞅、贾谊、晁错那样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自我牺牲者；像刺客、游侠那样言必信，行必果，讲求社会信义者；像孟子、蔺相如、张良、陈平那样具有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者。一代帝王也好，贤臣名将也罢，无论有德无德，司马迁都有褒有贬，都有颂有批，把这些人物从无生命的异质状态下改变为与自己的精神旨趣相吻合的具有生命气息的同质成分，以审美的态度站在功名事业的辉煌顶峰上来品味人生，塑造鲜活的生活，撰写生动的历史。正如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契所言：“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这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实录”并不等于“照录”，因为历史学家与生俱来的个性品格及其生活经历、素养等一系列特殊因素综合而构成的史学家个人独特的认知视角、思维模式、情感取向和评价标准与历史学家形影相随，历史叙事中的主观性是确实存在而又无法克服的。
三 “真”的多元性及其特点
“历史”有双重内涵，一是纯客观的历史进程，一是以史料形式存在的对过往发生的一切记载的整理、编排和解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书写的历史。书写的历史，由于史学家所选用的语言表述模式和主观意识的影响与制约，在复现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赋予历史事件以价值和意义，使历史事件成为存在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但这样的历史事实的真实程度却被深信不疑(13)。可见，历史叙事中“真”的内涵是多元的。《史记》即是如此，虽然记录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异闻逸事，还虚构了人物的心理语言细节描写，却不但没有遭到质疑，反而被认为是信史，千古传诵。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这样的真实体现在三个层面，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存在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文本”。
1.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存在，是史学存在并得以发展的唯一的前提条件。纯粹的历史事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历史事件独立于主体之外而存在，无论人们是否感知到，不需要人为的助力或激励，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确有其事，它是史学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对史学“客观性”的重要性曾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说历史学科的核心是“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它是这项事业的基石，也是史学继续存在的理由(14)。第二是时效性。在时空的坐标系中，历史事件稍纵即逝，需要语言来延续它的生命。当语言呈现在档案文字、史料、记忆或其他遗存物中时，只是对历史事件的零散的、僵死的、不完整的记录，这仅能证明历史事件的存在，而史学家所做的也只是对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讲述或书写，他也不能经历，同样历史事件也不能重演。第三是无序性。历史事件是一连串的互无关联的行为或事情的发生，在没有成为历史事实之前是杂乱堆放的，事件与事件之间既无逻辑联系也没有意义关系，具有断裂性和缺失性。第四是无意义。历史事件被保存在年代记或编年史的历史文献里，呈现在史学家面前的是静态的、僵死的文字符号，存在于他们生活现象世界的流变之外，而这些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失去了生命气息、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所构成的生活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5)。
但是书写的历史中纯粹的历史事件是不存在的。比如《史记》的“十表”总述天下大事，“十表”的每一格都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但是当它出现在特定的时空或特定的意义序列中已非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被解喻过的历史事实，再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排列来揭示古今之变的时势。比如以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汉武改制等历史大事件为分期断限，实际上每一表都寄寓着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开篇《三代世表》即言黄帝为天下共祖，其后周虽然名存实亡，但《十二诸侯年表》仍以周为天下共主，《六国年表》展现了战国之际天下由分裂到秦统一过程的真实历程，《秦楚之际月表》记述了汉统一天下的历程，汉代六表都是围绕最高统治者打击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核心问题进行选材和论证的。历史事件本身是客观的，它只是作为事件系列中的一个要素存在，不起一种故事要素的作用，只有被编排到一种意义等级之中，才成为充当故事的要素，才具有了意义(16)。
2.存在意义上的“历史事实”
按照怀特的观点，历史事实是史学家根据书写历史的需要把历史事件编织在一起的情节化和结构化的“故事”，由历史事件转变为历史事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总体性观念构架，即文本；二是叙事修辞的方法，即文体；三是事件选取的过程，即意向。经过这三个环节处理后的历史事件即成为历史事实，被赋予了历史观念，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历史事件相比，历史事实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主客观的统一性。当掌握话语权的史学家叙述历史事件时，并非要将其“再现”或“再造”出来，而是企图借助语言符号所建构的多重结构和多种关系，来解喻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呈现其存在的价值。司马迁将孔子、陈涉、汉帝后妃及汉初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开国功臣列入《世家》，意在以褒显他们的功绩；对汉初叛国诸侯，因为他们没有起到“辅弼股肱”的作用，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对于周初管叔、蔡叔虽谋叛逆，但蔡叔之子“乃改行，率德驯善”，复封为诸侯，仍立《管蔡世家》，用以劝善。当这些被司马迁赋予不同内涵的历史事件按照一定的时空顺序经过情节化和结构化处理后就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具有统一结构的故事形式，即所谓的“纪传体”，与此同时，一部伟大的艺术品也就诞生了。本纪、世家、列传三体中分别以《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开篇，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礼乐与禅让的倡导和赞颂。从韩安国、李广、主父堰、汲黯、郑当时，及《游侠列传》里的郭解等人身上，可以读到司马迁的愤世之音。故茅坤在《史记抄·读史法》中说，诸将中最怜者，李广之死，与卫、霍以内宠益封，故文多感郗(17)。“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18)所以任何一部艺术品都必然的打上作家心理结构和个体特征及其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的烙印，
第二，叙述的有序性。叙述的顺序基本上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进行的，史学家按照他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重新安排过往历史事件在现实世界中的时空顺序，同时也就获得了与其他人物或事件以位置相区别的意义和功能，这样会使原本处于混沌无序状态下的历史变成可以理解并能承担一定意义的历史。汉武帝在元鼎五年以“酎金”问题一次性消灭了列侯106个，司马迁对此事的态度蕴藏在叙述的顺序中。这106个列侯除侯名、人名外，其他年月、罪名都一字不差，“‘某某侯’某某，侯霸坐酎金国除”，分列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四个表中，这样统一集中排列的格式，流露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狡诈奸猾残酷及被权力利益扭曲了的丑恶人性的批判，也表达出司马迁对皇族之间残酷而又滑稽的生死决斗的感慨与无奈。史学家“采取比喻的手法把一整套事件叙述化，而不采用逻辑的方法。通过这种修辞方法，可以把一整套事件转化为一系列事件，把一系列事件转化为一种续发事件，把这种续发事件转化为一种年代记，把这种年代记转化为一种叙述”(19)。这样的叙述，或集中表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或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既可以分散在数篇之中，也可以集中在一篇，参错互见，彼此相补，以达到史家的主观目的。
第三，意识的导向性。当历史事件被建构成历史事实时，无疑潜藏着认知主体的意识和观念，而认知主体的意识和观念与当下社会之间又形成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念和意义关系。这样的意识与观念，不仅是认知主体的观念向导或生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其他行为主体的认知行为和方式也具有引导作用。张良、陈平为高祖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得其始终。李斯同张良、陈平一样功高盖世，但是由于李斯迷恋权势，贪图富贵，又贪生怕死，最终被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我们不妨把张良、陈平、李斯和司马迁的人生足迹放在一起比较，如果李斯能够像张良、陈平一样功成而退，仍不失封侯之位，在司马迁眼里，李斯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再看司马迁自己，关于司马迁的卒年至今仍是学术界的谜案，参考《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分关于史公家世的追述、修史的动机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在《史记》辍笔后便销声匿迹，可见司马迁愤世态炎凉，恨功名利禄，悔自己没有像张良、陈平那样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而明哲保身，比较之中可以更深地领会司马迁的历史沉思和政治感悟。认知主体的意识观念不但被行为主体践行，同时也被经历着体验着，并调控或影响着主体行为的方式与走向。
3.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文本”
历史叙事的对象是现实世界中发生过的或者是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真实发生过的已然事件，而语言符号对所描述对象的建构关系导致同一组事件的历史叙述可以有多种形式，从而形成多种叙事文本。但无论何种文本，都以理解和探索历史规律和特点为指归，蕴含着史学家追求真、善、美的历史责任，承载着他们的学术意识、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
第一，学术意识。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在我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更是受到自刘向、扬雄以来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善恶必书，批判之笔触及到汉武帝本人，不仅为项羽立纪，还为吕后立纪，又把陈涉、孔子立世家，吴王刘濞立列传，表明司马迁尊重客观事实。其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20)。
嗣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实录”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治史原则。唐人刘知幾《史通》有“直书”与“曲笔”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提出史家在史学、史才、史识的基础上还应具备“史德”，作史者应有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在史学实践上，历史著作浩如烟海，著名的“二十四史”，还有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等的考史之作等。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求真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丰厚积累。
第二，社会意识。从历史事件到历史事实再到历史文本的历史实践过程，始终贯穿着人的主观目的性和当下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过往历史情境的再现也是经过“求善”的扬弃后所建构的一个理性的道德世界。人类只有认识了历史的本质，才会知道如何对待客观实存，如何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1)。司马迁将人物的失德与其命运相联，以伦理道德警示世人，《史记》最终被冠以封建正史之首足见其经世作用之大。
史书的社会作用历来受到古今中外史家的高度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刘知幾在《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史学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进步的一切活动服务的。研究历史的意义，就是要借鉴过去，更好、更科学地投身到革新现在与创造未来的实践中。“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22)。
第三，审美意识。历史是客观的，但蕴含于历史汪洋之中美的成分却须通过主体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洞察才能把握。司马迁以其丰富的文化素养和独特的人生体验在对二千三百年历史风云的审视与撰写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文化氛围的真实存在进行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发现和美的扬弃，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自己的历史审美观，从而给《史记》赋予了深层文化价值(23)。比如《史记》纪传体五体的五个数字体现了司马迁的天道观和当时的天文学发展水平，篇目数字与天象、季节一一对应。唐代张守节在《论史例》中给予很恰切的解释：“太史公……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三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24)史学的审美意识还表现在《史记》的艺术性方面，司马迁不仅把历史事件经过文学化手段处理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而又合情合理的历史故事，而且在《酷吏列传》、《循吏列传》等合传中使用插叙、补叙等方法，使各人物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呼应。比如《酷吏列传》总叙酷吏十人，头绪繁多，但总成一篇，文字联贯，全面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时期的酷吏群体的生存状态。艺术手法的使用将具体的历史事件的真实程度进一步扩大，从而反映出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的真相。以致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史记》这部巨著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领略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四 传统历史叙事中呈现的内在张力
“张力”(tension)一词，最早是“新批评”派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中，把其从物理学领域借用到文学批评范畴的。他认为好诗都具有“张力”这一共同特质，张力产生于语言的表述和比喻意义之间，而“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我们所获得的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义：在每一步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理解的意义，而每一步的含义都是贯通一气的”(25)。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中谈到历史叙事时，也认为语言表述与历史意义之间存在“张力”，历史叙事的语言有着所有诗性语言所共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超出事实之外的蕴涵，而且正是历史语言和历史意识所普遍具有的比喻特质，成为历史著作和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英国学者罗吉·福勒赋予张力以辩证法思想，将张力释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认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26)。嗣后，张力被作为一种艺术思维与批评手段广泛地应用，内容的客观性与表述的主观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造成了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张力，具体到历史叙述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张力。当我们书写历史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面对同一事件及其结构总是呈现出不同的体验和思考。《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吕不韦与异人政治交易的故事取材于《战国策·秦策》，原文只有吕不韦的话语，并没有异人的反应。司马迁把自己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融化到吕不韦和异人的谈判中，将现实生活中对真善美的期待折射到文本所描述的理性的道德世界里，把吕不韦向异人进说的一段说词改写成了一桩微妙的政治谈判，虚构了异人的反应，推测了双方的心理活动。一个政治投机商，一个即将发迹的落魄士子，两个人被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是在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变过程中，叙事话语的选择、叙事文法的运用及思考模式的选用，总是夹带着史家的主观期待和历史意识，以及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倾向，使文本产生强大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作品当下的时代特色、价值意义和社会属性。
第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张力。作者与读者是语意传播与接收过程的起点和终点，语意的增值就是在二者之间所产生的张力下完成的。一方面是作者退隐，完全以第三人称的语气讲述故事，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或者作者在语义表述时比较含混，甚至有歧义和空白，而且作者隐藏得越深，越是沉默不语，所形成的张力越大，越具有多义性。另一方面是读者凸现，在语义接受时，读者基本上以自己的认知方式去关照作者的叙述，以自己的审美体验和感受去解读和重构作者的思想意义，在读者与作者对接的过程中相互碰撞，有时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二者建构起不同甚或完全相反的意义世界。读《孝武本纪》，汉武帝是一代有为皇帝，他的雄韬伟略，他的赫赫功绩，不禁让人折服；读《汲郑列传》、《匈奴列传》等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其他人物传记，汉武帝贪婪狡诈的本性，穷兵黩武的残忍，让人不寒而栗。太史公虽然只是以第三者陈述事实，隐去自己或保持沉默，但爱憎之情自然分明；而读者要获得一个完整的武帝形象，必须综合多篇，进行加工提炼。“由于兴趣、信念、原有的知识、态度、需要和价值观等等这些认识因素上的差异，具有不同认识结构的人们实际上对任何复杂的刺激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即赋予意义。”(27)因此每个读者都会在自己的期待视野内对某一部作品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评价。
第三，事件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历史文本中所选用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学家运用各种方式从史料中推证出来的历史事实，一种虚构的制式或概念装置串联起来的叙事对象，受事先预存的写作目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历史的研究成果，因此它和实际发生的历史的真实是有差距的。正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这个差距所产生的张力使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多元化阐释。《史记》在传播过程中显示出多元文化价值的特征。《史记》问世之初被定为禁书，汉武帝怒而删书，汉明帝公然宣称司马迁“微文剌讥，贬损当世”。魏晋时期《史记》获得了全新的内涵，被认为“扶明义教，网罗治体”(28)，“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29)。历代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统治者的影响而多角度、多层次地研读《史记》，他们按照各自的主观目的各抒己见，在事实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徘徊，不断地挖掘《史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生成多姿多彩的历史文本。史学家在接受和阐释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不是复现而是自觉地参与了历史事实的构建，创造了历史的意义，但它的真实性却得到普遍的认可。
第四，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真实，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件的认知结果。而虚构，按照怀特的理解，是指在生活世界中产生的特定的行为事件，只是没有与之相配的行为主体，在这个层面上二者反映社会真实的效果是相同的。历史事件转变为历史真实的情节化编织过程中也被赋予历史叙事性，而历史叙事所带来的虚构性和想象性是在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按照主观目的需求，根据人物性格逻辑及其主要行为活动，设身处地地设想人物的表情、细节、对话、心理活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在审美层面重新塑造出相应的新形象。陈胜、项羽、刘邦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三个帝王，可面对秦始皇的赫赫神威，司马迁只记每人简短的一句话，陈胜曰：“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高祖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之也！”(30)这三句话却预示了三人不同的生存境遇、不同的结局和不同的实现理想方式。如果与《高祖本纪》、《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参互相看，项羽是贵族的后裔，敢作敢为，说此话理所当然；刘邦一小吏，更多的是钦佩和羡慕；陈胜一壮丁，对自己的命运强烈不满。这里，我们不禁惊叹史公创造真实的非凡功力。从真实到虚构之间由于行为主体的缺失而造成的空白为生活现象总体的形成而被理解为某种真实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在语意和形式上又为史学家提供了表达真实所需的张力，并且张力度的变化受空间大小的影响。
第五，普遍性与典型性之间的张力。“典型性”是以个性反映共性的程度，是个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史记》叙述二千三百年的历史，并非事无巨细一一记录，而是选取每一时段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但给人的感觉不是断断续续而是连贯有序地叙述历史，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所反映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识是某一时代或某一群体的集体性写照，折射出个案与历史和现实相互联系的驱动力量，非常具有普遍性。儒学是春秋战国时重要学派之一，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视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司马迁在《史记》中赋予孔子和儒学的优势地位是其他各家无可匹敌的，孔子无封侯被列入“世家”，又为其弟子作《仲尼弟子列传》。初步统计，其他篇目中提及孔子的地方约有160处，引用孔子的言论近90处，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云：“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轻重也。”其实直到今天，全世界建有孔子学院三百多所，孔子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可以说，《史记》中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通过这些典型性个案的有目的行为传导出具有当下社会意识形态效果的主观行为意志，扩大了真实性的程度与广度，所以普遍性与典型性本身就构成一种张力关系，即再现与表现的互峙。
综上，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在“求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张力，是以“向善”为指归的对客观历史事件的整合与再现，隐藏着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力量。
收稿日期 2013—03—20
李红岩，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31。陈莹，历史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哲社系；北京，100069。
注释：
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4页。
②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7、12页。
③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④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⑤朱本源：《试释司马迁“考信于‘六艺’”说的真谛》，《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⑥张新科：《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的文化建构》，《求是学刊》2011年第4期。
⑦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页。
⑧扬雄著，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5页。
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⑩皮亚杰：《皮亚杰的理论》，张述祖审校：《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23页。
(11)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书局1998年版，第17页。
(12)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真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
(13)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纂是艺术还是科学》，《书写历史》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0页。
(14)彼得·诺维克著，杨豫译：《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
(15)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6页。
(16)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7)茅坤：《史记抄》，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页。
(18)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页。
(19)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纂是艺术还是科学》，《书写历史》第1辑，第21页。
(20)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22)卢奇安：《论撰史》，《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23)马强：《历史的审美与诗化》，《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24)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
(25)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载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6)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
(27)梅尔文·德弗勒：《大众传播学绪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28)袁宏：《后汉纪序》，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86页。
(29)华核：《上疏请召还薛莹》，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50页。
(30)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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