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深圳大鹏所城方言的界定
郑 宏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 大鹏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清时期是中国南部的海防军事要塞。至今，大鹏所城及附近居民使用“大鹏话”交流，“大鹏话”既不同于粤语，也不同于客家话，而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方言。笔者根据实地调研，得出“大鹏话”更接近“客、粤混合语”的结论。
关键词： 大鹏话；军话；客粤混合
深圳大鹏所城位于深圳市东部龙岗大鹏新区，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它是明清时期中国南部的海防军事要塞。大鹏所城当地居民使用“大鹏话”交流，“大鹏话”被一些学者称为“军语”或“军话”。也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认为现有的语言特点和历史情况不足以证明“大鹏话”就是“军话”。那么，“大鹏话”的归属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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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话”的界定
关于汉语“军话”的讨论，詹伯慧、潘家懿、丘学强、黄晓东等学者均有论述。詹伯慧曾经调查海南岛上的崖县“军话”，认为它接近北方官话系统，又有较多一般官话所未见语音特征，因而被汉语方言学界视为“方言岛”［1］（P127）。詹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一段时间内很多人认为“军话”就是南方某一种或者几种方言包围下的北方方言。潘家懿认为，“军话”是我国南方某些地区一种含有官话成分的混合型汉语方言。由于流行范围小、使用人口少，而且都处在周围其他优势方言的包围之中，因此语言学界称它为“官话方言岛”或“军话方言岛”。“军话”在其流行区域内除称“军话”外，还有“军声”“军家话”和“军”的叫法［2］。丘学强进一步明确了“军话”的概念，即“军话”是散布于粤、琼、桂、闽等地的具有“方言岛”性质的汉语方言，它们因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护关系密切而得名。军话大多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明代通语的特点，但以今天的面貌看，它们的语言特色各不相同，不应统一地划归为某一方言［3］（P134）。黄晓东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对“军话”进行了界定，指出“军话”是由历史上的驻军或军屯而形成的汉语方言岛，其中涵盖了三个要点：一是“军话”是历史形成的，大多形成于明、清时期；二是军队的驻防或屯垦是“军话”形成的必要条件；三是“军话”都以方言岛的形式存在，语言都具有混合性质［4］。
综合几位学者对“军话”的界定不难发现他们对“军话”内涵界定的细微差异。詹伯慧和潘家懿两位先生将“南方地区”“具有官话成分”“混合型方言”作为“军话”定义的核心点；丘学强先生强调“南方方言包围下的北方方言”或者“具有明代官话成分的混合型方言”是“军话”的考察点，同时提出“军话”的复杂性；黄晓东先生强调了“历史上曾驻军”和“汉语方言岛”这两个原则在“军话”定义中的重要性，忽略了“具有北方官话方言成分”的特点。可见，不同学者对于“军话”的界定是存在争议的，这也为“军话”的研究带来了困难。在笔者看来，黄晓东先生的观点虽然将更多的濒危方言纳入了研究的范围，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或者资料证明，不宜更改原有的关于“军话”概念的界定。
二、关于“大鹏话”是否“军话”的分析
“大鹏话”是否为“军话”，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杨耀林、黄崇岳的《大鹏城与鸦片战争》中有言：“守城将士，屯田之兵，来自四面八方，或带家眷，或与当地妇女结婚融合，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军营语系——‘军话’。”张一兵《大鹏传统民俗闲谈》：“明初来自天南地北的所城官兵及家属至少有两千人，因交际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营专用言语系统，在古文献中，这种话被称为‘军语’或‘军话’。用现代学术语言讲，就是这里形成了一个‘军语方言岛’。”［5］（P57-92）大鹏所城“赖恩爵将军第”中也有一段文字：“大鹏本地讲一种被称为‘大鹏话’的方言，这种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军话’，学术上称‘军语方言岛’。”深圳本土学者和历史民俗学家较为认同“大鹏话”是“军话”的结论。对“大鹏话”是“军话”持反对观点的主要学者是丘学强先生，丘先生对“军话”有系统的研究。他认为说“大鹏话”是“军话”的结论值得商榷，原因有四。第一，说大鹏话的当地人没有自称，附近的村民也没有指称大鹏话为“军话”，“军话”是由历史、考古工作者强行戴上的帽子。第二，就历史情况看，明代卫所制在大鹏瓦解得比较早，而“清兵”却比较“兴旺”。卫所制瓦解较早，以明代隆庆年间谭公协助舍人康公子抗击倭寇后被供奉为神一事，说明卫所制至隆庆年间已经衰落。“清兵”比较“兴旺”的说法，源于道光二十年（1840）“大鹏营”改升为“协”（规模扩大了），以及大鹏赖氏家族三代出了五位将军的史实。第三，从语言特点看，虽然明至清当地军官有不少北方人，但大鹏话似为粤、客混合语，不像平海等地军话那样多少带有北方方言的特点。第四，军话虽与明代卫所制有关，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明代千户所所在之处的人必讲军话［3］（P136）。
我用火机打着火，点燃一刀纸，这是为米米烧的；又点着一刀，为我，张天亮。让过去化成灰吧！火光让我在秋风中感到一丝温暖。这是在一处英雄的墓碑前，两个卑微的生命，是不配在这里烧纸的，然而我无处可去。我抬起头，看到米米就在面前，火的那边。她穿着我初次见她时穿的雪白的长袖高领连衣裙，齐耳短发像夜一样黑，她像公主一样再次站在我面前，微笑着望着我。这才是我朝夕相处五年的米米。我伸出手去。我抓住的是一手的烟灰，火把我的手烤得生疼。米米不见了。
刘志伟，路远，冯云松，等.基于泵浦探针法研究VO2薄膜多波段红外激光相变特性[J].光子学报,2018,47(11)：1231002
根据“大鹏话”的音系调查，“大鹏话”具有客粤混合的特点，但北方方言特征不明显。“大鹏话”全浊声母字清化后不论平仄一律归入送气清音，具有客家话特色。韵母大多与粤语相同，多见于蟹摄、止摄和臻通摄，韵母即有不同也多为粤语的简化。在调查中，大鹏话的发音能够从粤语的发音中推测出来，但较难从客家话的发音中推测出来。刘镇发［6］（P46）认为，大鹏话是在明初粤语的基础上，由于语言接触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部分客家话特征的莞宝片粤语。客、粤混合的“大鹏话”中，粤语的成分明显高于客家话，至于是否由早期粤语发展而来，还需要音系的比较分析④。但从历史文献上来看，明清时期大鹏所城被朝廷任命的官员多来自福建、两广、江西、浙江，而招募的兵士大多来源于周边地区，在语言交流上具有客、粤混合的可能性；从建筑文化上看，大鹏地处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所城内民居风格具有客、粤混合的特点⑤。大鹏所城内的建筑风格可以旁证所城内居民的生活、饮食习惯以及语言交流方式可能就是客、粤混合的⑥。
注释
① 清康熙年间《新安县志·地理志卷之三》。
③ 《续文献通考》卷一四《田赋考》。
② 《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八。
笔者认为，学者们都在“大鹏话”是否为“军话”的问题上说出了各自的理由，但均不能说服对方：认为“大鹏话”是“军话”的学者并没有就“大鹏话”的方言实际提出有利的证据；丘先生提出的四点理由也不足以证明“大鹏话”不是“军话”。从大鹏所城的地理环境分析或者从明朝实行的兵役制来看，“大鹏话”是具备“军话”形成和发展的可能性的，原因有二。其一，大鹏所城封闭性的军事和生活空间使所城内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闭塞区域。作为海防军事要塞，大鹏所城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大鹏所城地势由北向东、西、南三面倾斜，依山傍海，仿佛一座小岛。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由新安城至大鹏所城，路径多系高山海港……海边至下沙道里二日可通，今无船设复可渡。高山峻岭如弁鸟鹰三转，大小梅沙尖、九顿岭等处轿马难走，必步行登越，横涌海港无渡，伺潮退以涉，无大风雨四日可至，遇有风雨，高山难越，海潮难沓不退，路期不定。”①故有“沿海所城，大鹏为最”的说法。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出行困难，大鹏所城内部需要能够自给自足。其二，明朝的卫所屯田制度，为大鹏所城官兵提供了自给自足的可能性。明代的屯田制度，即卫所所辖军队除作战部队外，另有屯田部队从事农业生产，以供给军粮。《明太祖实录》记载：“广东诸卫新旧军士，其在内郡者，守城屯种各居其半，其沿海屯种者十之三，守城者十之七。”②卫所屯田制能保证守城军士粮食自给自足，使得朝廷节约了庞大的军饷和运输军粮的人力、物力。明太祖朱元璋曾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③明代卫所军族采取世袭制，入军籍者，世代为兵，父死子继，保证了大鹏所城的兵源稳定。同时，屯田使得当地的土地得以开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所城内粮食自给、兵源稳定，成为独立自足的区域，也为所城内官兵沟通工具——语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当然，这也只是就现有的历史材料作出的推测，“大鹏话”是否“军话”，更为直接的证据应是方言事实。
④ 根据2018年8月调查大鹏所城方言音系得出的结论，详细的音系表还在整理中。
⑤ 张诗雨在她的硕士论文《沿海古城传统建筑空间环境研究——以深圳市大鹏所城为例》中谈到，大鹏所城内传统建筑结构总体来说符合岭南地区传统建筑营造法式，即在建筑结构上普遍使用硬山搁檩与穿斗式构架，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抬梁式结构并没有在大鹏所城内发挥太大作用，仅以象征性的形式体现在个别建筑中。大鹏所城建筑上的特点，似乎可以旁证“大鹏话”的某种特点，即“大鹏话”的客、粤混合性，而不具备北方方言的特征。
第三，促进中国—东盟文化艺术双向传播。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9]作为文艺工作者培养的重要基地，中国的艺术高校应深入合作，以文化艺术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在东盟舞台传递“中国声音”。东盟国家的艺术高校也可以通过开展联合展览、交流演出等多样性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推进东盟优秀的文化艺术向中国传播，促进双方艺术在相互对话、相互学习、相互碰撞中前行。
⑥ 汤志祥调查“大鹏话”时说“大鹏话”属于粤语和客语混合型方言，其理由如下：“大鹏话”地域分布范围主要在深圳最东缘的大鹏半岛，包括大鹏和南澳两镇。大鹏和南澳两镇北面与葵涌镇相连，因而大鹏话也就显得与成片的客语地区相连，南与我国香港新界的围头话以及客家话相呼应。长期与南北两个地区在农耕、捕鱼、人员等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交流往来，使得大鹏话呈现出粤语和客语混合型方言的语言特点。见《深圳本土方言的地理分布特点》，《中国方言学报》，2015（5）：214-215.
参考文献
［1］詹伯慧.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M］//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第三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2］潘家懿.军话与广东平海“军声”［J］.方言，1989（1）：41.
［3］丘学强.军话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黄晓东.汉语军话概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3）：22.
［5］王雪岩，翁松龄.大鹏所城［Z］.1998.
［6］刘镇发.从深圳大鹏话看粤语和客家话的接触关系［M］//甘于恩.南方语言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 H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05-0044-03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05.021
收稿日期： 2019-05-12
基金项目： 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深圳大鹏所城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35C016）。
作者简介： 郑宏（1978—），女，山西太原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汉语史、方言学。
（责任编辑：梁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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