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评估及其产业分布特征——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进程论文,特征论文,我国论文,产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垂直专业化作为当今全球生产与贸易新模式，已成为多数国家经贸增长的重要方式和推动力，特别是它将国家与企业利益、宏观发展与微观基础紧密连接，综合反映一国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和水平，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和衡量一国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套能合理反映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的指标体系，并以中、韩、美三国为例进行评估与国际比较分析，来判断我国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及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阶段，辨析出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布特征，从而为新开放条件下经济发展转型的战略研究提供基准性参考。
一、文献评述与理论基础
近20年来，全球生产与贸易的形式和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生产过程中国家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中间产品贸易快速增长，形成了跨越多个国家的垂直性生产贸易链。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延伸为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每一个国家只在某个连续的特殊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Hummels et al.,2001)。对于这一新经济现象，类似的名称还有：价值链切片(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Krugman，1995)、生产分散化(Production Fragmentation)(Jones and Kierzkowski，1997)、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Arndt，1997)等。无论名称如何引申和转换，其背后强调的都是中间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前后关联，且国家之间的紧密关联性通过企业主体来实现。
对于垂直专业化的性质和增长情况，Grossman and Helpman(2004)，Feenstra and Hanson(1997)，Campa and Goldberg(1997)，Yeats(2001)等都认为，垂直专业化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它背后快速增长的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Hummels et al.(2001)和Chen et al.(2005)以10个OECD国家和4个新兴经济体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在1970-1990年，垂直专业化能够说明这些国家21％的出口和30％的贸易增长，而且垂直专业化增长体现了这些国家产品内分工的形态和水平。这些事实说明，垂直专业化是一个很有力的衡量经贸增长和产业发展的测度指标。
然而，由于中间产品技术上的复杂性和数据来源的限制，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垂直专业化测量方法和指标体系。目前代表性的思路有两种：一种是采用粗略计算的方法，将每个产业中购买的每种类型的投入品价值，乘以该种投入品的进口份额，然后加总每个产业的所有投入品，这样即可得出各类产业甚至整个国家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状况。Feenstra and Hanson(1997)首先将这一方法应用到美国制造业的国际外包研究中，按照以进口为基础的SIC(MSIC)四位码水平，通过美国普查(1972-1994)的产业间外包经营估计数据，计算了美国制造业1972-1990年间的进口中间品增长情况；Campa and Goldberg(1997)在研究中间投入品对国内制造业的外向性影响过程中，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加拿大、英国、日本和美国部分产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状况。
另一种是Hummels et al.(2001)的VS指数法。Hummels et al.(2001)在Ishii and Yi(1997)、Hummels et al.(1998)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进出口中间投入品数据，发展了两种垂直专业化测量方法VS1和VS。其中VS1用于测量一国出口价值中所含被其他国家作为生产出口商品的中间投入品的份额，而VS是用于测量一国出口商品中所含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份额。在这两种方法中，由于计算VS1需要获取各个目标出口国关于出口方面的详细资料，故从总体上计算VS1是相当困难的，目前仅被使用到一些重要的目标出口国之中。而VS作为衡量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一种方法，在相关领域正得到广泛应用，如刘志彪、刘晓昶(2001)，刘志彪、吴福象(2006)等先后应用这一方法研究我国及江苏省制造业的出口垂直专业化程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则对我国1992-2003年间的垂直专门化贸易进行测算。
比较上述两种方法，Feenstra、Campa等人的方法虽然在计算口径上涵盖了国内市场的消费部分，对进口中间品测算的范围比较宽，但它只是从进口方面测算一国总产出中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状况，没有考虑到出口中的中间投入品份额，同时获取有效数据比较困难。而Hummels等人的测算方法虽然通过采用投入产出表，避免了对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武断分类，解决了中间投入品的数据获取性限制，但它只是从出口方面测算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状况，没有考虑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内销部分，计算范围较窄。因此，以单一指标来衡量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有失偏颇，比如按照Hummels等人的VS指数法，1970-1998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德国的指数变化范围仅为0.05—0.20；加拿大、丹麦、荷兰等OECD国家和韩国、爱尔兰、中国台湾等新兴经济体的VS指数大致在0.30以上；而墨西哥和中国都获得了最快的增长，墨西哥由1982年的0.07增加到1997年的0.27，中国从1992年的0.147增加到2003年的0.229。这样，很容易得出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垂直专业化层次最低，OECD小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层次最高，而中、墨等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快和受益最大这样的草率结论，可能掩盖这些指数背后各国贸易性质或产业结构非均衡发展的本质含义。特别是，直接套用这些方法来测量发展中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像我国这样的承接大国，在全球生产贸易链中的分工环节不同于发达国家，通常是承接外包活动中的加工组装业务，处于生产贸易链的末端环节，中间产品的大出大进特征明显。但这与发达国家前端环节大出大进的内涵是很不相同的，从进口看，垂直链末端环节进口的中间产品量值比较大，而且加工或装配后利用我国市场进行内销的策略越来越明显。从出口方看，垂直链末端环节的出口商品中本国价值增值小，外国中间产品转移价值较大。因此，这些方法没有合理反映出承接国的内销成分和真实价值增值份额，为合理反映一国垂直专业化进程，需要提出新的假设和测算体系。
二、研究假设与变量设置
为了克服以上方法中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垂直分离(Vertical Disintergration)(简称VD)测度来衡量一国垂直专业化发展程度，并提出两个关键假设(洪联英等，2006)：
1.垂直分离概念界定的假设
与Hummels et al.(2001)的垂直专业化概念相比较，我们认为，垂直专业化的关键思想是国家日益与中间产品的生产与贸易链联结在一起，只要满足下面前两个条件或三个条件都具备时，垂直分离就会发生：①一种商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阶段生产；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了价值增值；③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加工阶段必须使用进口投入品，而且其产出中至少有一部分必须用于出口。
由此，本文的垂直分离概念比Hummels等人的垂直专业化概念要宽泛，而比Campa and Goldberg的中间投入品贸易概念要特定。具体地说，依据I-O法的思想，在垂直生产网络下，当进口的零部件、配件、组件、处于不同工序或分段的中间产品被用于生产商品，并至少有一部分是用于出口时，就产生一国产业的垂直分离现象。由此界定才能合理反映出一国垂直专业化发展及其产业结构演进的本质特征。
2.测算指标变量设计的假设
依据垂直分离的概念假设，结合我国产品内分工的现实特点，在对垂直专业化程度和水平的测算上，我们既要考虑一国出口了多少份额的中间产品，使用了多少份额的进口投入品；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外包企业同国内企业竞争，内销了多少份额的垂直分离产品，以及在垂直出口商品中，其价值增值又占多少份额。
由此，本文将Campa and Goldberg(1997)进口中间品测算方法与Hummels et al.(2001)的VS测算方法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设置四个垂直分离指数变量：进口垂直分离、出口垂直分离、进口垂直内销以及出口垂直增值，以全面反映一国垂直专业化发展程度和水平。
(1)进口垂直分离指数。我们用IVD指数表示，指一国总进口中所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份额。根据Campa and Goldberg(1997)的方法，将每个产业中购买的每种类型的投入品价值，乘以该种投入品的进口份额，然后加总每个产业的所有投入品，即可得出各类产业和整个国家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状况，这样IVD指数用公式表示：
以上公式(1)—(5)就是一国垂直分离的测量方法，IVD、EVD、NVD、AVD构成一国垂直专业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
三、评估与特征分析：基于中、韩、美三国的国际比较
1.样本选取和数据处理
为了客观反映深化开放中我国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本文选取美国和韩国分别作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比较国代表，来进行经验评估和特征分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国的投入产出表、联合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由于资料的可获取性、样本的可比较性以及各国投入产出表的情况，我们以中国作为考察基准，选用1997、2000、2002、2005作为分析年份；相比较，美国近年的I-O数据比较齐全，但由于美国是从1998年开始使用新的I-O编码，故美国选用1998、2000、2003、2005作为分析年份；对于韩国的数据，我们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上只获得1995年的投入产出表，故相应地只能选用1995、1998、2000、2003作为分析年份。对于韩国缺失的年度数据，我们采用趋势外推法①，即假设各部门的“按比例进口”中间品在短期间内不变，或说各部门进口消费比率不变。进、出口数据采用联合国的COMTRADE数据库中各行业的进口和出口的数据(商品分类按照SITC.Rev3标准)，依据韩国的投入产出表结构和行业定义，将原数据中的商品子类合并为70个行业归纳得来。
另外，由于美、韩两国投入产出表中，没有提供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矩阵，因此只能按照公式(2)而不是公式(3)，即根据各国当年生产者价格计算的基本流量表来测算各国的出口垂直分离指数。不过，其测算值只是没有反映国内间接循环利用效应而略偏低，不会影响定性分析结果。
2.测算结果分析
(1)从价值指标构成来看(见表1)，三国垂直分离价值量和变化趋势表现出分层的特点：①垂直分离价值与一国的贸易流量成正比。结合投入产出表中的进出口数据，我们发现，贸易量最大的美国，其4个垂直分离价值指标也最高；贸易量较小的韩国，其4个价值指标也最低；中国的贸易量和价值指标都介于二国之间。结合各国投入产出表的行业结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贸易流量权重系数都高于中国和韩国，而制造业部门的权重系数小于中、韩两国。中、韩两国的三次产业部门结构权重系数相似。②垂直分离变化趋势与各国垂直专业化进程中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布特征密切相关。表1显示，中国的4个价值指标都呈快速增长之势，特别是2005年与2002年相比，各项指标几乎都增长了近2倍；而韩国除了1998年可能是受到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其指标呈现偏低波动外，其余年份也呈增长态势，但变化幅度较为平缓；美国除了其进口垂直分离指标t[M]增长较快外，其余三个指标都先快后变得较为平稳。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变化是与其垂直专业化的产业分布特征相关：一是在三国的分部门累计中，美国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中间投入额都较均衡增长，而中、韩两国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中间投入额的快速增长，农业和服务业的中间投入额都较低；二是美国出口垂直分离指标t[E]变化与中、韩国两国变化是不同的，中、韩两国的t[E]值都呈现出进口的“负号”标志，而美国的t[E]的累计却出现了“正号”标志②这说明体现在出口中的中间投入品，其主要成分并不是进口中的中间投入品，而是源起于美国本国生产出来的中间投入品(如总部服务等知识产品)，这点从1998年后的各年度投入产出表中的“其他类”数值变化可以证实，其商品总产出为0，但却存在大量的进出口数量。三是尽管中、韩两国的垂直分离指标的快速增长都来源于制造业，但其行业分布特征不同：韩国主要密集在手机、计算机芯片和汽车等较高端制造业，而中国主要体现在纺织、玩具、电子等较低端制造业。
(2)从份额指数构成来看(见表2)，三国垂直分离指数分层的特点更加明显：①两个基本份额指数IVD和EVD的变化大小和趋势显示，三国的进、出口垂直分离水平都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反映出相应的产品内分工形态特征。表2显示，美国垂直分离指数最低，样本均值分别为0.571和0.158，变化趋势最平稳，其中进口垂直分离份额仅在0.04以下波动，出口垂直份额也在不到0.06范围内变化。中国为其次，样本均值分别为0.674和0.251，但变化幅度最明显，其中2005年的进口垂直分离程度竟达0.124变化幅度，出口垂直分离程度也达0.084变化幅度；韩国为最高，样本均值分别为0.704和0.321，但变动趋势较为平缓，进口垂直分离程度一直在0.05范围段变化，出口垂直分离程度在0.05范围内变化。结合三国的投入产出表结构，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实现了产品内分工的高级形态，不仅是现代农业和高端制造产业的输出者，而且服务化(Servicisation)特征明显，即体现在出口中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份额较低，因而两个基本指数尤其是出口分离指数最低，且变化幅度很平稳；韩国企业处在产品内分工的中间形态，相对高端制造业的承接者和相对低端产业的输出者，现代农业和服务化特征不明显，因而大进大出但变化幅度较为平缓；中国企业正处在产品内分工的成长形态，既是制造技术服务、零部组件的承接者，又是产成品的输出者，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层次较低，因而呈现出大进大出特征且变化幅度相对较大。②两个派生指数NVD和AVD的变化大小和趋势显示，三国的进口内销分离水平和出口价值增值程度也是分层的。表2显示，在一国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用于内销的垂直分离份额中，中国高达0.050，而美国和韩国明显偏低，分别为0.026和0.033。但在垂直出口商品中，其价值增值份额却是美国最高，占其产出份额达0.342；韩国次之，占其产出份额为0.202；中国最低，仅占其产出的0.076。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企业作为最终产品商，将高增值环节保留在国内完成，而将低增值环节分离到国外生产，因而他的出口价值增值最高、内销份额较低；而韩国尽管缺乏资源和国内市场，但其企业的产品内分工层次相对较高，能够承接较高端的价值增值环节，因而他的内销份额较低，但出口价值增值程度相对较高。相反，中国拥有较大的国内市场，但参与企业的产品内分工层次较低，只是承接价值增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因而其内销份额指数最高，但出口价值增值程度最低。
上述结果表明，中、韩、美三国的垂直分离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在垂直专业化进程中，中国尚处在一个指数快速上升的成长阶段：制造业快速发展，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很慢；韩国处在一个指数很高但幅度平缓的中级阶段：制造业高度发展，农业和服务业正在成长；美国处在指数较低且变化较平稳的高级阶段：制造业成熟发展，农业和服务业呈现代化发展。
四、经验支持与扩展分析
由于受数据来源限制和测算体系差异，我们无法为上述实证结果提供比较精确的经验支持。但发现，Hummels et al.(2001)对1970-1990年间OECD国家以及爱尔兰、韩国、墨西哥、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出口垂直专业化(VS/X)份额进行测算；Chen et al.(2005)对1968-1998年期间OECD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出口份额进行测算，以及我国刘志彪、吴福象(200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也分别测算了我国进口中的出口垂直专业化程度。这些研究是将垂直专业化程度定义为一国总出口中进口中间投入品所占的价值份额，体现了本文4个指数中的出口垂直分离指数EVD，因此，这些成果可以为我们的实证结论提供相应的比较与扩展分析。
(1)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内地数据A和B与我们的实证结果似乎都存在一些偏差，但实际上，刘志彪、吴福象(2006)采用了较粗的产业分类，因而测算结果比我们的计算偏高；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是按照投入产出表中的40部门进行产业分类，但他们为了计算出各年度数据，采用UN COMTRADE Database中的进、出口数据替代缺失年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而且他们采用公式(5)而不是公式(4)来计算的，因而他们的测算结果比我们的要偏低。因此，这些测算结果上的偏差主要是彼此所采取的产业分类方法和数据来源差异所致，通过修正，其结果大致相符，即估值在0.22—0.24之间。
(2)依据中国内地这一估值与其他各国进行比较分析，不难发现：从纵向看，各国的VS份额都有上升趋势，表明垂直专业化在各国都呈现出继续深化和增长态势；从横向看，中国、墨西哥的出口垂直专业化水平(样本均值都在0.22—0.24之间)与美国(1972-1997年的平均水平0.093)和日本(1970-1997年的平均水平0.132)等发达国家相比要高，但与丹麦(1972-1997年的平均水平0.308)、荷兰(1972-1998年的平均水平0.393)等发达国家中的小国，以及爱尔兰(1964-1990年的平均水平0.310)、韩国(1963-1995年的平均水平0.322)、中国台湾(1981-1994年的平均水平0.385)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相比要低。尽管德国(1978-1995年的平均水平0.198)、法国(1972-1995年的平均水平0.238)、英国(1968-1998年的平均水平0.240)和加拿大(1972-1990年的平均水平0.240)等发达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与中国、墨西哥在数值上相当，但如果结合各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结构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的产品内分工形态和贸易结构与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应该将这些发达国家归类于美、日层次下限。
由此可见，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属于较低层次；而丹麦、荷兰等发达国家中的小国，以及爱尔兰、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属于中间偏低层次；德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属于中间偏高层次；而美国、日本的发展水平属于最高层次。这一结果支持并扩展了我们的实证结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Campa and Goldberg(1997)进口中间品测算法与Hummels et al.(2001)的VS出口中间品测算法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产品内分工现实特点，设置了四个指数变量：进口垂直分离、出口垂直分离；进口垂直内销、出口垂直增值，从而构建起一套能够合理反映我国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的测度指标体系。然后运用投入产出表法，我们以中、韩、美三国的垂直专业化经验数据为例进行评估与特征分析，实证结果与支持经验表明：①世界垂直专业化发展的大致规律为：基本垂直分离指数由一个快速上升的初级阶段、到指数很高但幅度平缓的中级阶段、最后到指数较低且变化较平稳的高级阶段；相应地，表现在三次产业的分布上，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快速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很慢—制造业高度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快速成长—制造业成熟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高度发展的演进特征。②中国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尚处在一个由快速成长的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的层次，三次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布特征为：现代农业发展滞后，服务业正在快速起步，制造业相对得到较快发展但其产品内分工形态仍然偏低。
上述两个结论清晰地刻画出全球生产体系下我国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所处的阶段及其相应的三次产业分布特征，为新开放条件下经济发展转型的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判断基准。当前，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和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微观基础。如前文所述，垂直专业化背后强调的是中间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前后关联，且国家之间日益增强的紧密关联性是通过企业主体来实现，因而垂直专业化发展进程不仅反映一国各产业部门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和水平，而且体现微观企业主体的发展层次或生产率水平。文中4个垂直分离指数测度表明，我国产品内分工形态初级化，企业生产率水平仍然较低，这是微观经济基础，是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事实上，当前模式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诸如为何我国增长方式转型久未见效、产业结构升级艰难、内需增长乏力、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了宏观调控中已经较少使用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明显进展背景下又重新得到使用，甚至是“重用”。究其根源，其实是微观基础准备不足所造成的外观反映。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和判断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微观基础和根源，才可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顺利转型。
第二，合理把握三次产业发展定位。如前所述，垂直专业化不仅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衡量现代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体现在现代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布特征关系上，现代服务业是在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蓬勃兴起的，只有制造业高度发展才会呈现出“服务化”(Servicisation)的趋向；农业是其他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但它的现代化和高度专业化需要政府的严格保护和高额补贴。我国垂直专业化尚处在一个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的层次，现代农业专业化层次很低，制造业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也没有培育起向服务业大国转型的经济条件。当前的产业定位不能操之过急、忽视这一客观规律。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出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受到长期贸易保护和税收等补贴就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经过工业化的高度发展阶段就进入了服务化社会。因此，遵循垂直专业化发展规律，结合国情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三次产业发展的合理定位是：新阶段产业战略的重点是推进工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实现工业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移。围绕这个重点，农业发展定位于对工业发展的市场贡献和支持，即通过加大对农业投入、保护和税收补贴，以提高农民收入来增加“三农”对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市场需求，进而促进工业发展。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定位是，一是要使其成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渠道，既要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又要承担工业富余劳动力，二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为由工业强国到服务业大国过渡奠定基础。
第三，认清出口、投资与内需在微观层次上的一致性关系。按照前面的经验分析，在垂直专业化由初级向中级阶段发展进程中，垂直分离基本指数变量和派生指数变量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表明一个经济体在进口和出口中的中间产品份额越高，其相应的内销份额和出口中增值份额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垂直专业化程度越高，相应的出口、投资越大，拉动的内需效应(体现在内销效应和居民真实收入效应)也越大，即在微观层次上，三者并不存在此消彼涨的冲突效应，而是内在一致于垂直专业化下的产品内分工形态和企业生产率水平。事实上，前一时期因“减顺差”而引致出口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进而影响工人充分就业、降低居民真实消费收入，结果影响扩大内需和阻碍经济稳步增长的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在保增长、调结构、促内需的宏观政策取向下，需要重新审视出口、投资与内需的关系，不能忽视三者在微观层次上的内在一致性，提高中间产品的出口、投资也是拉动内需的路径，当务之急是我们更应该注重提升微观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和自生能力。
注释：
①Hummels et al.(2001)在计算OECD的VS指数时，在“进口的中间品流量矩阵”数据缺失情况下，将进口中间品区分的办法就是“按比例进口假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在计算中国的年度垂直专业化指数时也采用这一方法。
②根据垂直分离的指数变量模型，表中EVD指数显示的只是体现在一国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品价值，即“负号”标志部分，其“正号”部分应该归结到AVD指数变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