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问题研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5-0015-08
一、“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及其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就是党和国家走向民主化和法制化。经过1978年的真理的实践标准讨论和随即的改革开放，不仅把民主看作是防止极左错误重演的重要手段，而且恢复了法律在民主活动中的权威，并依此为契机和动力开启了学界研究“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热潮。对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研究、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问题研究形成了如下观点。
民主与法制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学界看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是缺一不可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民主需要法制来保障，法制也需要民主作基础。①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加强法制的重要内容。破坏了法制也就破坏了民主。马克思主义主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打碎旧的官吏机构，使国家不再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打碎的是旧的国家机器的特权化和官僚化，不是要取消社会主义法制。②只讲社会主义法制是对敌人专政的工具，不讲社会主义法制是保护人民民主的武器，是对社会主义法制本质的严重歪曲。因此，依法制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分子，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构成了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③
民主与法制不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还是互相制约的。在学界看来，民主一定要发扬。没有民主，“长官意志”就会盛行，官僚主义就会横行，违法乱纪就会泛滥，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权威，但是一定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去讲民主。法制带有强制性，人人得遵守。这种强制性之中，既包含有保障人民民主，又意味着行使民主权利要受法律规定的行为准则的制约。要有言论自由，但不等于可以蛮不讲理；要坚持言者无罪，但不等于可以诬告陷害；要实行“三不主义”，但不等于可以瞎说一气；要允许集会、游行、罢工，但不可以无理取闹，不可以违反社会治安和影响交通秩序，不可以随便擅离职守，停工停产，损害公物；要有个人心情舒畅，但不等于可以违背体现人民统一意志的法制。强调民主，决不意味着可以否定集中。不受纪律约束的民主，离开法制制约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只能是无政府主义。总之，不能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就否定法制，同时也不能因为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就压制甚至剥夺人民群众应当享受的民主权利。④
在我们看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正是由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人们才突破了“民主是手段”的看法，得出了“民主既是手段，更是目的”的观点。既然民主也是目的，而仅有民主又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定，甚至也不能保证民主本身。因此，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才是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这正是学界兴起研究“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热潮的内在理论因素。
学界“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研究热潮兴起不仅有理论的内在因素，而且有外在的实践因素。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下大乱，把中国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弱点、缺点，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错误和弊端，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人民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践踏的恶果，从反面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思想，就是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大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失序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⑤邓小平强调民主和法制好比人的两只手，哪一只也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邓小平看来，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既然破坏民主的现象是来自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⑥因此，党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⑦
邓小平在民主与法治关系上的这种反思与觉醒，应当说也是代表了广大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思与觉醒。这种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必须同在同行的认识，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伟大开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建设的进步说明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法治同样也没有社会主义。有了法治，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有了民主，没有法治，也同样不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民主与法治必须同在同行！⑧
二、民主社会主义批判及其原因探析
20世纪80年代末，从国际上看，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东欧国家、前苏联的重要理论思潮，而且成为导致这些国家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凸现，我国个别学者也被这一思潮所影响。国内个别学者认为中国尚无任何民主可言，主张中国也应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民主观上的“西化论”是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鉴于此，我国学界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剖析、批判。
1990年冬，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联合召开了理论讨论会，主题是剖析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弄清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与会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思想体系的总称。它既是一种思潮，又是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发展，已大大超出欧洲的范围，逐步向亚非拉地区扩展。这一思潮还影响了一些共产党，出现了共产党“社会党化”的倾向。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不仅遍及欧美及第三世界，而且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泛滥起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泛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严重挑战。许多学者指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它们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分歧。在思想上，它用抽象的人道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张思想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在政治上，它用超阶级的民主、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它鼓吹搞混合经济，实行私有化和完全的市场经济，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计划经济，容许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发展。在建党问题上，否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抛弃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则，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会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国际进步潮流”，也不是什么“具有特色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改良的资本主义，也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实现形式。民主社会主义标榜自己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走“第三条道路”，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都是一般的、抽象的，而对共产主义的谴责攻击却是具体的、明确的。⑨
在我们看来，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重要内容之一。而在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看来，政党政治的核心又是两党制和多党制。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显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忽视了各国的国情不同。走向民主的道路不同，因而多党制并不是在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适合的。正是受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影响，在中国也有人认同甚至宣扬民主社会主义。
从实践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其目的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条件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包含着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但是，这种改革决不能以损害、败坏党的领导为代价，甚至忘乎所以地认为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可以不要党的领导。对此，邓小平就曾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要保持社会稳定，就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正是为了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政治学界对民主社会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
三、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发展何以受到关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走上快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轨道，有些学者认为只要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起来，具备应有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民主政治就会自然而然实现，这是一种“自发民主观”。也有个别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只有等待相当长的时间，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这种观点是一种“民主缓行论”。⑩无论是自发民主观，还是民主缓行论都是在民主建设上无所作为的消极等待思想，忽视了民主是人们自觉地、有组织地努力的产物。因此，学界在重温了邓小平关于民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转向了加强民主建设、推动民主发展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但最中心的内容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情况下，民主应该如何真正实现。邓小平讲的民主制度化，主要就是指把国家形态上的民主具体化为各种可以操作的程序并使这些程序制度化，其内容既包括在宏观政治结构中把党、政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包括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让人民循着制度界定的程序行使民主权利，并依凭这种制度化的程序来保证群众参与的有序化、稳定化和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11)
有学者就关于如何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赖于实践，必须在实践中探索规律，在实践中发展民主。他们通过总结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广泛实践，概括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的认识：(1)发展民主，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等待，而必须创造条件，积极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探索民主的规律，只有实践才能学会民主，推进民主。(2)民主发展的深刻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保护要求，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3)民主的价值内涵在于实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必须实现人民群众的充分自由和全面平等。(4)公开化是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公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5)民主必须有程序，没有程序就不可能有民主。民主的程序化必然要求民主发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6)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依法推进。(12)
在我们看来，政治发展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界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政治学理论，主要从宏观方面动态地研究国家，尤其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引进和拓展政治发展理论。
当然，中国政治学界开展政治发展的研究更多地是为了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最直接地蕴含在市场经济化的历史性变革之中。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不尽完善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向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飞跃，不仅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经济结构乃至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刻的层面上促进包括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意义上说正是经济市场化历史变革的必然延伸和必然结果。这就要求政治学把政治发展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四、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和网络民主探讨及其何以兴起
进入21世纪，为了进一步深化民主建设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政治学界对于民主的研究由注重政治民主论转向政治民主论和社会民主论并重，研究范式受行为主义的影响也从规范性研究转向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并重，开始通过对协商民主和网络民主的探讨来推动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
（一）基层民主研究
从政治民主论转向到了社会民主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基层民主研究的兴起。学界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基层民主进行了研究。
第一，关于基层民主的制度性建构研究。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有：贿选行为经常发生；农村财务没有充分公开，给村官暴富打开方便之门；农村党内民主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法律缺位；民主决策机制无法保证；“两委矛盾”源于制度不规范。实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路径在于：(1)完善农村基层民主法律体系；(2)改变村治权力授予方式；(3)建立群众公认的干部选用机制以实现村党委会和村委会的活动纳入民主与法制轨道。(13)
第二，关于基层民主的监督问题研究。有学者指出，当前村民自治中民主监督不力的原因主要是监督主体制约权力的能力软弱；民主监督的信息不够灵敏和真实；民主监督的渠道不够畅通；民主监督的机构不够强力；民主监督的意识还不够强。因此，应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净化村务之外的社会管理环境、重大村务界定及决策程序尽可能规范、建立适合村民实行民主监督的硬约束制度、培育健康的村民自治观念等方面加强民主监督的措施。(14)
（二）协商民主研究
从规范性研究转向经验性研究的另一个突出体现就是协商民主、网络民主探讨的兴起。
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则对协商民主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协商民主概念的提出及其现实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虽然起源于西方，但是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运用空间，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着借鉴作用。1.协商民主的特点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非竞争性的民主体制；2.具体到现阶段的中国，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将可避免动员型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3.主动地借鉴协商民主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4.协商民主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15)
有学者谈到，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协商政治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选择。从协商政治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以党际政治协商的规范化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途径之一。推进中国党际政治协商的规范化，可以采取协商关系法制化、协商主体平等化、协商内容明确化、协商形式程序化、协商机构专门化、协商方案共识化、协商结果实效化、协商环境和谐化等措施。(16)
（三）网络民主研究
互联网的应用，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全方位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网络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等优势，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发展网络民主，通过网络民主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络的发展不但加速了开放式政府的形成，而且推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首先，网上参与开辟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其次，网上参与有助于发挥公民参政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最后，网上参与将有效提高公民的参政质量，同时也在进一步强化着社会监督的效力，互联网络的发展开辟了网上监督的新时代。另一方面，网上监督将扩展社会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网上监督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监督。(17)
有学者认为，网络民主是现代民主发展的一大契机，但是，由于网络本身的一些特性及我国的网络民主仍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是萌芽时期，网络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它的发展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政治欺骗”使决策民主受损；公民的非常规参与和非法参与；数字鸿沟及参与不公平和阶层分化；而民众非理性的“情绪民主”也经常左右着政治。因此，当代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18)
（四）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和网络民主的研究何以兴起
在我们看来，基层民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基层组织都按照行政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企、事业单位，几乎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实行“权力下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基层单位蓬勃发展，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不断多元化，人与人之间逐步形成了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无论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需求，还是基层民众对直接民主的期待和要求都日益增强。显然，如果再不实行基层直接民主，既影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又制约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鉴于此，我国实行了基层民主制度，并获得了快速发展。就目前来说，基层自治组织日益成为了广大基层民众直接广泛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有效载体。基层自治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基层民主制度广泛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管理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有机统一，有效地组织了广大基层民众投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政治学界对于基层民主理论和案例的研究与分析，正是对我国基层民主实践的自觉的理论反思和学术回应。
面对日益多样化的价值取向和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如何使人们在对待一个具体的事件时能够缩小分歧达成共识，这是伴随民主过程而来的一道难题。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80多年，执政60年，而且将长期执政。然而，执政党的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大国要实现长期执政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在各种条件中，除了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打好执政基础之外，就长期执政地位本身所面临的一些客观问题和困难也必须给予充分的认识、冷静的分析和长久的打算。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和克服除了靠主观努力自行克服外，还须借助其他力量，其中政协组织及政治协商就是其他力量中最重要的一支。
伴随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各种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利益分化和重组日益加快。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权利意识被不断唤醒和强化，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广泛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对利益的追求和权利的保护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推动力。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激化，不仅会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产生不满、敌对的对抗情绪，而且会使利益受损群体把这种敌对情绪转移到地方干部和政府身上。也就是说，当利益矛盾与冲突在缺乏正常、有效的表达途径时，或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时，公民就可能采取非常态的、非制度化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这样，公民常态的政治参与就演变为非常态的政治参与，陷入一种无秩序、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一方面不仅给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等非常态政治参与的发起、演变提供了快捷的联络工具，而且现实活动和网络舆论相互呼应，不断拉抬声势，给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可以利用信息网络将现场的有关影像资料迅速上传给上级部门，以便让上级部门和领导及时准确做出决策，依据法律、政策妥善处置相关事件；政府也可以及时掌握网络舆论动态，积极组织宣传部门、新闻媒体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关领导适时表态，澄清事实，讲明道理，引导和规范网络舆论，消除误解，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这就表明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公民政治参与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对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途径的探索，应当充分注意信息网络这一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促使中国政治学界兴起了网络民主的研究和探索。
五、党内民主研究及其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民主建设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才能真正取得成功。因此，党内民主的理论研究始终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近些年来，关于党内民主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有学者强调，发展党内民主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不仅有社会因素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党内民主具有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成熟条件。主要表现在：1.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又是超大型政党，处于中国政治的核心地位。2.党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其改革的重心所涉及的层面较窄，暂时不会触动国家和社会全局，能够避免可能引起的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失控。3.发展党内民主，符合自上而下的改革机制。要充分估计现实中的不利因素和存在的问题，科学理解和处理好党内民主与“四个服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加强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使党内民主建设稳步健康发展。(19)
有学者强调，加强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其中关键的一环就在于不断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健全党内选举制度的一系列体制和机制，在完善候选人提名、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和完善党内选举程序等方面取得进展，以此来保障党内民主得以实现，使党内民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20)
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为中国民主化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民间社团逐渐兴起，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发展壮大，法制建设不断进步，执政党的权威合法性不断增长。这些条件为我们加快社会民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无论是党外（自由）民主路径、基层民主路径，还是党内民主路径，都有其优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风险。党内民主论是知识分子学者中为探索中国实现民主的具体路径而提出的，在尊重执政党的现存权威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党内民主化改革而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政治主张。虽然以上三种路径均有其不同的优势和困难，但这只是为了便于研究所作的理论抽象，现实生活中民主制度的创新很可能是多种路径的结合，只要从最基本的民主制度创新起步，渐进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就会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
注释：
①立新：《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的讨论情况》，《哲学动态》1979年第1期。
②王加惠：《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几点认识》，《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
③科兵：《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讨论综述》，《社会主义研究》1983年第4期。
④方集：《关于民主与法制关系的一些观点》，《思想战线》1979年第3期。
⑤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68页。
⑦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⑧席文启：《民主与法治必须同在同行》，《学习时报》2008年9月8日。
⑨纪边：《剖析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科学社会主义》1991年第1期。
⑩何增科：《简评五种民主政治观》，《科学社会主义》1993年第3期。
(11)余逊达：《发展中国民主的战略思考》，《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2)张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研讨会综述》，《理论前沿》1999年第6期。
(13)孟祥科：《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实现路径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4)李晓、邹波：《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理论与改革》2003年第5期。
(15)马奔、周明昆：《协商民主：概念、缘起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16)王学军：《协商民主与我国政协制度建设》，《求实》2006年第5期。
(17)张彬：《网络时代的民主政治》，《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8)龙淼：《当代中国网络民主发展问题初探》，《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3期。
(19)李永伟：《发展党内民主的思考》，《探索》2003年第3期。
(20)夏水龙、晏红洁、李圣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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