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业市场的国际化模式及其创新——以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乌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商贸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业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专业市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既无资源优势又没有政策倾斜的浙江省成为我国的经济强省，走的就是大力兴建专业市场的路径。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浙江省以全国倒数第3的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2006年却实现了在广东、山东和江苏之后列全国第4位的GDP（15649亿元），人均GDP达到31684元，差不多是全国平均水平（15931元）的2倍，同样列全国第4位（排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之后），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733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3587元的两倍还多），连续22年列全国各省区首位。在所有这些“第一”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浙江省的“市场”拥有量也是全国第一，在某个权威机构公布的中国十大市场强市（县）中，前5名是清一色的浙江省的县市。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专业市场却面临一个如何适应这种全球化的形势，从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因此，专业市场的国际化，特别是有关其国际化模式的创新问题将是摆在众多专业市场面前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在本文中，笔者以连续14年成交额高居全国第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为研究案例，总结其国际化模式，特别是其国际化模式的创新经验，以期为我国其他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参考的范本。
一、小商品市场国际化问题研究的简要回顾
目前，国内学者对专业市场的国际化模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企业派”，他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讨论其产品对域外市场的渗透。这一派首先把以国际化为战略取向的企业划分为几个类级，比如说欧美跨国公司，日韩的综合商社，以及我国大量存在的中小型贸易公司，这三个类级的企业产品在向域外市场渗透的过程中呈现出相对不同的模式。欧美跨国公司以产业和产品为依托，集技工贸为一体，利用遍布全球的生产、销售、金融和研发网络，在某一区域进行最具效益的价值链活动，凭借名牌产品开拓和占领世界市场。综合商社模式流行于日本和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在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实行了一些强制性措施，因此日本战前存在的大财团遭到人为的解散，因而其垄断企业被迫走向国际市场控制对外贸易活动。综合商社通过相互持股、金融和信息服务等纽带与生产企业密切相连，以贸易为主，发挥本身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上的优势，广泛介入多种产业的经营服务，最终实现业务综合化、作用多功能化。中小型贸易公司则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其模式是为中小企业服务，做贸易代理，收取佣金；或是与跨国公司合作，通过投资或合作经营一部分进出口业务；也有一部分利用掌握的技术和品牌做许可贸易。[1]
二是“区域派”，他们从某一个区域（中观或者宏观）的角度来讨论域内产品对域外市场的渗透和占据问题。这一派更接近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更多地从区域甚至全国的角度来讨论国际化的模式问题。比如张小蒂和李晓钟以实证的方式比较分析了我国外贸三强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的贸易模式后认为，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较高，由此加工贸易成为广东的主要贸易模式；江苏省贸易模式的特点是在广东省的基础上，提高了出口商品的层次结构，尤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在全国是最高的；而浙江省贸易模式则有三个显著特点，即经营灵活的企业机制、反应灵敏的贸易结构和体现浙江比较优势、适应市场需求的商品结构，这三个特点表明浙江省以产权明晰、内生利益驱动型的多元外贸主体为主，选择一般贸易为基本渠道，注重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外贸模式，不仅促进了浙江经济的迅速崛起，而且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2]这种比较分析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我国各省市对外贸易的模式特点和结构差异。刘志彪和张晔则以同样的方法区分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国际化模式之差异。[3]此外，刘志彪[4]、叶相治[5]等人从传统的宏观角度讨论了我国对外贸易应当采取的几种模式。第一种是出口初级产品，按照所谓的国际分工，发展单一经济，造成国内经济的畸形发展；第二种是进口替代，引进设备和技术，在国内形成生产能力，以替代某些商品（主要是消费品）的进口；第三种是出口主导型，用出口来带动工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开始，再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商品。同样的话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有的学者认为，比较小的国家（比如说韩国）可以推行出口导向的“输出立国”模式，而类似于我国这样的大国则只能推行渐进式的“走出去”战略。[6]
由此可见，我国学界对“国际化模式”的探讨仍然局限在古典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中，即单向地从内部主体的角度讨论其经济力量向域外的渗透模式。然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国际化模式显然已经超越了这种古典框架，因此笔者希望本文能在这种古典框架的基础上，对小商品市场在国际化模式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有所探索，进而进一步影响和指导义乌小商品市场直至我国整体的市场经济发展。
二、模式创新：义乌小商品市场独具特色的国际化路径
在古典框架范围内，专业市场的国际化模式可以从“企业”和“区域”两个角度来归纳，但是其经营主体都是作为微观经济单位的企业（公司），其机制也都是由内而外，通过国内的出口商把产品和劳务销售到国外的市场，从而实现把业务经营跨越国界，进而在全球范围内组合市场要素的最终目的。那么，在古典框架的基础上，专业市场的国际化模式还具有创新的“空间”吗？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全国第一大专业市场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主体身份”和“交易机制”两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努力。
1.营造交易平台，以超微观的主体身份助推微观企业完成国际化过程。通过文献检索可以看出，古典框架中的国际化主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微观主体，也即单个的企业，包括欧美的跨国公司、日韩的综合商社，以及我国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二是中观主体，也即区域力量，比如张小蒂等人提到的我国对外贸易三强省市的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在某种角度上来说，这种中观主体是国际化模式的通常主体，因为只有在一定程度的集聚之后，微观主体的细微差异才能够组合成为总体的差异，进而上升为不同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微观主体细微差异在经过合成之后，往往形成散乱性的特征分化，从而无法构成一种纯粹的模式特征。从文献回顾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以中观主体为视角的国际化模式具有更强的学理规范性。三是宏观主体，也即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讨论国际化的模式特征。事实上，从宏观角度来总结和归纳的国际化模式往往具有更加浓重的战略色彩，比如说刘志彪、叶相治等人所论证的便是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真正实行的国家战略。
显而易见，作为国际化的主体，义乌小商品市场明显不同于上述三类主体。首先，小商品市场不是微观主体。在小商品市场，真正的微观主体是“摊位”，是成千上万个在市场内有摊位的小商品经营者。比如说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义乌饰品行业，其构成主体是以新光公司为龙头的约1000家饰品企业，这约1000家企业正是以小商品市场为平台而形成强大的出口能力，并且以此完成中国饰品行业的国际化过程。因此，小商品市场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其次，小商品市场也不是中观主体。尽管小商品市场的市场辐射能力决定其可以形成不同商圈，特别是在其所在地的义乌市，其行政区域几乎等同于核心层商圈，但是小商品市场终究不过是经济层面上的决策力量，许多非经济的社会因素仍然要由义乌市政府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组织来决定，因此把义乌小商品市场界定为中观主体也是不合适的。[7]最后，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小商品市场也难与宏观主体直接连接起来。
因此，作为国际化的主体，小商品市场是在单个企业（微观主体）的基础上，超越行政的力量（中观和宏观）而形成的一个边界相对模糊，提供单个企业（微观主体）国际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职能”的经济主体。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小商品市场并不存在自己的国际化需求，需要国际化的是包纳在其中的成千上万个摊位，在成千上万个摊位完成国际化的过程中，小商品市场的作用在于为其提供一种业务平台。事实上，正是凭借着小商品市场所提供的交易机会，那些经营户才得以把各种各样的小商品运销到全球每一个角落。比如说在小商品市场经常存在这样一种交易方式：一个拥有外销业务的业务员，只要在“中华商埠”上发布其所需商品的信息，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其所需要的商品（哪怕其数量是超过上百万件）就可以组合到位，而同样这么一个过程，在古典框架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联合国难民署、家乐福亚洲总部等国际组织或企业之所以在义乌设立采购中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义乌能够以最便宜的价格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其所需要的商品的组合。
那么，小商品市场这种交易平台的制度设置是如何达成微观企业国际化的效率追求的呢？细加研究，可以发现小商品市场存在着战略与战术两个方面的有利因素。
从战略优势上来说，小商品市场之所以有效率，根本原因在于其交易方式的专业化，从而使其交易成本明显地低于其他渠道。以此为前提，小商品市场在内部一方面为采购方提供了比其他渠道更加完整、真切的商品供给信息，另一方面又为供货方提供了比其他渠道更加专业化、更有针对性的需求信息，从而有助于供求双方的信息集聚，有助于交易双方扩大交易规模和市场范围。在外部，小商品市场不仅为众多企业提供了以交易设施为核心的良好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众多企业提供了相对比较成熟和规范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框架，从而使众多企业可以共享其规模巨大的销售渠道，最终形成了小商品市场强大的外部规模经济。[８]
从战术上看优势如下：第一，高度集聚的小商品制造业的产业支撑。义乌市政府对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战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期的“以商兴市”，工作重点在于市场本身的建设；二是后期的“以工强市”，工作重点在于推动“市场产业本地化”。从目前来看，这两个阶段的战略都是非常成功的：制造产业集群发展迅速，形成了以义乌为中心、覆盖金丽衢、杭嘉湖绍和甬温台等地市，面积近1万平方公里的小商品产业带，集聚了34个行业、1502个大类、32万种小商品的生产基地，为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第二， “有为政府”的导向作用。小商品市场对义乌市经济社会的提升起到了无可置疑的作用，因而义乌市委、市政府也精心地营建市场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是主动对外宣传义乌，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国内外客商来义乌。作为地方政府，义乌市政府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投入是其他地方政府无可匹比的；二是加强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服务，发挥企业的“以资引资”作用；三是大力办好义博会，并且组织各类企业积极参加世界各地展会，扶持义乌企业和产品走出国门；四是不断完善各项管理措施，打击违法行为，整顿市场秩序，为客商提供方便安全的环境；五是设立计算机应用、商务英语、WTO和外贸知识等培训班，提高企业主和经营户的国际化素质和能力。第三，会展业对市场品牌和国际形象的有效提升。自1995年以来，义乌已成功举办了12届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博览会进场外商比重逐年提高，已形成专业性、国际性的会展品牌。2005年全年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共举办各类展会28个，其中境外展5个，有波兰—亚洲博览会、匈牙利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马六甲中国商品展销会等。会展业已成为小商品市场引进名优新商品和先进技术，承揽国际订单，展示市场形象的重要途径。
正是因为具有上述战略战术上的有利因素，小商品市场所提供的交易平台，才有效地推动了其所包纳的成千上万个微观企业的国际化过程。
2.前置与内置物流机制的部分环节，均衡利益分享界点，构建各方多赢的商业模式。在古典框架的国际化模式中，整个物流机制可以概括为“中国业商→外国市场→外国业商”的简单模型，也即由一个中国业商将一定的产品输送到外国市场，在外国市场上与外国业商完成商品交易活动，由此完成整个国际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特点是物流的单向性，即整个物流过程是单一前向的过程，一个业商投资生产一个产品，然后把它投入到外国市场去，收回成本并且获取利润从而维持简单或者扩大的再生产过程。从一定程度上说，迄今为止的国际贸易大多是在这种古典框架下进行的。这种贸易模式在短缺的经济形态中可以达到斯密和李嘉图所预想的那种结果，从而引导出自由贸易的经济学理想。但是一旦将其设置在过剩经济形态中，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以各种形式的“壁垒”表现出来的贸易限制政策，从而与斯密和李嘉图所预想的自由贸易理想构成“国际贸易悖论”。[9]
这种“国际贸易悖论”说明在当今这种供给过剩的经济格局中，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决定条件已经从比较优势转变为国际生产能力与国际市场空间的均衡与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因为对世界市场的深度切入而备受其他国家的博弈。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1995-2005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约六分之一针对中国。2005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达到创纪录的51起。[10]特别是中国一些地区的商品，比如说浙江省的皮鞋出口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在受人欢迎的同时也可谓命运多舛：2004年9月16日晚发生了西班牙埃尔切烧鞋事件；2005年3月12日，22家温州鞋商的货柜在俄罗斯被扣押。从2006年2月1日开始，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突然对我国所有鞋产品进行为期1年的“预先进口监控”；2006年6月底7月初，欧盟分别对我国劳保鞋和部分皮鞋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金额高达7.3亿欧元，涉及我国1 200余家制鞋企业和100多万人的就业。通过对“国际贸易悖论”的了解，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什么会在资本密集的美国遭遇如此强烈的反倾销调查及惩罚，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具有突出价格优势的温州产品（主要是打火机、眼镜和皮鞋），为什么会在欧洲市场遭遇如此野蛮的“制度性阻击”。
但是，与温州外贸市场的这种“高规格”遭遇有所不同，通过义乌市场出口的产品却很少遭遇这种“制度性阻击”，或有的一些遭遇，也都是针对某种产品而并非专门针对义乌市场的。也就是说，义乌市场或许已经达到了商业运行的和谐境界，而且这种和谐境界超出了一般的国界，达到了世界性的和谐。分析其中的原因，义乌市场针对传统物流机制所作的前置性创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经商主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越国界。在小商品市场中，既有义乌（金华、浙江）本地居民，也有大量外省的居民。[11]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一支庞大的外籍军团，据报道，来义乌的外国人已达20万人次，其中常驻义乌的外国人约8000多人，境外客商在义乌注册的外贸机构650多家，开设银行账户9000多个，每年购买40万集装箱各种商品运往世界各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商人注册的贸易公司占了在义乌注册的外贸机构的一半以上。在义乌甚至有一座据说是中国第二大或是第三大、面积为13000平方米的清真寺，义乌已经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村”。
如此大规模的外商进驻小商品市场直接从事中国商品的进口业务，在某种角度上已经颠覆了古典框架的国际化模式。如前所述，在古典框架下国际化的模式是“中国业商→外国市场→外国业商”，其利润的分享界限被外推到国界线以外的外国市场中，由此构成与外国利润分享者的直接“对话”。从某种角度来说，温州皮鞋在西班牙埃尔切被“付之一炬”正是这种“对话”破裂的一种后果。然而在小商品市场，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这种“对话”则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暴力后果”。因为在义乌市场中，国际化模式由于外国商人进驻义乌而转化为“中国业商→中国市场→外国业商→外国市场→外国业商”，中国业商与外国业商“对话”的空间从外国移植到国内，因此中外业商利润分享的界限也由外国移植到国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话”破裂，其结果也只是交易中断而已，绝不会像古典框架下那样出现“暴力焚烧”或者“清关没收”的非市场行为。事实上，由于此时作为外贸中间商的是外国业商，因此其不仅具有国内专业外贸机构作为外贸中间商所具有的业务优势（比如说降低使用市场的成本；降低交易对象的搜寻成本和提高与交易对象的配对效率，从而最终降低交易所需的费用和成本），而且还具有其在母国内的销售网络优势，由此形成义乌外贸业务的迅速扩张，这也是义乌最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迅猛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以义乌市场为交易媒介的国际化模式在交易主体的前置和交易空间的内置上所作的创新，成就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和谐的商业模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斯密和李嘉图模型的理想状态。
三、义乌小商品市场国际化模式创新对“义乌经验”的充实和丰富
从以上分析可知，相对于古典框架的国际化模式来说，专业市场国际化模式的创新可以设置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营造交易平台，以超微观的主体身份助推微观企业完成国际化过程；二是前置与内置物流机制的部分环节，均衡利益分享界点，构建各方多赢的商业模式，两者交融在一起达成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全新模式和至高效率。
作为全国专业市场的一个典范，义乌小商品市场国际化模式的这两个创新，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支撑了义乌市从当年一个较为贫困落后的县域发展成为全国百强县排名第12位的发达县市的成功实践，我国其他的经济区域，特别是其他经济区域的专业市场，应当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国际化模式创新中汲取经验，从而为强化专业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专业市场的国际化绩效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