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关系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业务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参加了两个会议，一是全国新闻研究所所长会，二是全国新闻专业期刊会。如果以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标准，那么我国新闻学研究队伍和刊物，大体可以划分为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理论性期刊与业务性期刊这两种类型。理论研究和理论类期刊集中在院校和专业研究机构，业务研究和业务性期刊分布在各新闻单位。
以前，新闻学术界对本学科分工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关注不多，基本是凭经验在不同领域开展学术活动的。这两次会议讨论了不少关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其中或多或少涉及两类研究之间的关系，也有些不同见解，可以说反映了对学科自身认识的差异。笔者想以此为出发点，谈一点看法。
新闻学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的关系
会上有人提出，当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认为做业务研究的不是“研究”，从事业务研究的认为理论研究“没有用”。
讨论两种研究类型的关系，就应当区别两者的不同活动方式和目标，也就不能不牵涉到定位问题。定位首先就需要分类。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分类，目前国内外已有基本定型的标准。1960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以“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R&D)为题，着手在十几个发达国家进行学科分类研究，并于1963年形成了《评价R&D推荐规范》。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届会议正式接受了这一规范， 形成决议案后通行于各国。R&D已被我国采用，1990年， 原国家科委据此公布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科研活动分类案例集》，随后在每年通过科委、教委和社科院系统下发的《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年报表》中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R&D将人文社科类研究分为三类，并分别就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目标做了界定：一是基础研究，即“不以任何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目的”，而以“揭示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研究”。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纯学术”研究，一般不考虑现实的、直接的具体应用目标，它的有用性就表现在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上。第二类是应用研究，即“为确定基础研究成果或知识的可能的用途”，“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应用目的”的“独创性研究”。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延伸，虽然仍属理论范畴，但它可以与宏观实践联系起来，可以把纯理论的东西化解为实践所需。三是试验发展，也称“开发”，即“利用从研究或实际经验获得的知识”，对具体对象进行“实质性的改进”。这三类研究活动呈现出由抽象到具体、由学理到实践、由间接到直接的不同特征。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平时所称的理论研究，相当于R&D中的第一类， 所称的业务研究应相当于第二、三类。国家科委公布的案例集中“新闻学”项下的分类举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即：
显然，两种研究类型定位的目标不同，活动方式有
理论研究 业务研究
研究分类 案例举例 可否应用 研究分类 案例举例可否应用
（一）基础研究新闻学否 （二）应用研究新闻事业与现代
新闻史化、新闻法研究
（沿革、结构、立 可
法比较等）
采访、 受传者调查等
可
（三）实验开发
较大区别，这是社会实践对学术研究的需求所致，是研究分工的不同，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应用研究要有基础理论研究为支撑，基础理论研究要通过应用研究作用于实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新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究和业务研究的进展都十分迅速，我认为当前应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对理论研究来说，应当借鉴和吸收多学科知识，继续提高自身的科学化程度，准确地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这一“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提出宏观的、系统的、前瞻的分析和概括，以便为业务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二是对业务研究来说，应当更加及时充分地利用理论研究的成果，对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给以直接的解释和指导，因为业务研究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成为理论作用于实践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第三，从前两点出发，就是理论和业务研究应当改变目前这种二元分立、相互轻视的状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事业的发展，共同提高新闻学研究的水平和学科地位。
理论研究是业务研究的基础
这些年来，新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以新闻学原理或概论为例，这类著作在体系上吸收了传播学的成果，在理论上引进了信息论等，在内容上扩展到了新闻法制以及社会责任论等问题，在研究对象上注意了新闻传播的各环节，尤其是受传者研究，而且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的方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传播学。有心的读者如果将这类著作同20年前的相比就可以发现，新闻基础理论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已比较符合人们对市场竞争状态下新闻事业功能认识的转变。对基础理论中原有的一些重要问题或习以为常的概念，如新闻的本质、本体、功能等，近年来的探讨也有所深化，出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论述。《新闻大学》去年的一组文章，有的论及新闻价值的非客观性和不同共同体中人的价值判断特征，有的分析了确定新闻事实时人的感性和知性作用，这些论点实际上是对传统观点的重新探索，颇具理论价值。尽管一种新见解刚刚面世时可能只是一家之言，可能一时难以得到普遍认可，但只要符合规范、言之成理，哪怕被证伪，对学科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熟度还相对薄弱，给予业务研究的理论支持也有待继续提高。和别的一些学科相比，新闻学研究层次相对较低，缺乏学科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学派、学说，自然也难以看出理论体系之间的承继和发展关系。基础理论著作雷同，对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新的领域也开拓不足，例如新闻的文本分析、国外目前热门的国际传播和文化霸权研究等既属理论问题又有实践意义的课题，除《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过几篇文章外，很少有深入的探讨，甚至对影响越来越大的传统电子媒介也注意不够，新闻学还没有摆脱“报纸学”的框架。在学科的分化和综合方面，“向下”的分支学科，如采访学、编辑学等发展较快，但“向上”的交叉学科却依然稀疏。新闻心理学走得快一些，进入了大学课程，开了两次研讨会，出版了著作，国家也专门设立了基金课题；新闻法制学成果不少，惜未形成学科体系。其它交叉学科名目提出的很多，大约有十几种，但有的能否成为学科尚缺乏论证；有的刚刚起步，如新闻伦理学、新闻社会学；有的还没有踏上正途，笔者就曾读到一篇谈“新闻美学”的文章，分别用准确报道、办报方向和版面设计去套真、善、美，这样的“交叉”结合恐怕过于肤浅了。就学术争论来看，尽管它对理论发展的意义举足轻重，但是现在已很难见到80年代那种虎虎生风的真正意义上的论辩了。可能有人会说，最近就有许多刊物在论争“新闻策划”，不过细想一下就能发现，这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策划的对象只能是报道活动而不能是新闻事实，报道活动需要筹划、组织，而事实一经“策划”就成了造假，这个浅显的道理不值得讨论。
改变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状况，要靠研究者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素质，并且不浮不躁，不去急功近利，这也是研究者在物欲冲击之下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理论研究的使命不仅仅是寻找合理性证明，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寻找不完善之处。一个好的学者应当经过长期的积累，在资料准备、知识范围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具备雄厚的基础，时刻保持着开放式的敏锐目光。理论研究者的素质要求和做业务研究的不同，有人认为新闻活动的实践性很强，没有新闻实践就搞不好理论研究，我不大赞成这种看法，因为这不能作为能否从事学术研究、能否提供理论贡献的绝对条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和行为规范，它与研究人类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的人文科学不同，各门类都有较强的实践性，但这样的说法在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中却好像从未听说过，没人认为没当过法官就不能研究部门法学，没做过厂长经理就不能研究微观经济学，没做过计划工作就不能研究宏观经济学，不知为什么唯独新闻学另有要求，并且唯独新闻学曾被别的学科中人戴上过“无学”的帽子。自从人类脱离蒙昧时代之后，知识体系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间接经验，这个间接经验不仅是身边他人的日常实践，而且应当囊括古今中外。例如，一个好的学者，当他读到《国际新闻界》上关于美国《'96电讯法》一文时，就会立即联想到它对1890 年以来美国乃至许多发达国家颁布的反垄断法的突破，从而对未来媒介之间的融合趋势做出预测；当他获悉一则新闻侵权纠纷案时，就应当能够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对侵权主体与客体、公权与私权、侵权构成要件乃至非讼处理方式等等诸多方面，条分缕析，为在一线从事实践工作的同志，为业务研究者提供参考咨询。
李铁映同志就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的水平在于基础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都要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对新闻学来说，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克服重业务轻理论的倾向，提高学科水平，为业务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支持，还需要研究者继续努力。
业务研究吸收理论成果，促进学科发展
业务研究是基础理论作用于新闻实践的中介环节，它根据新闻实践中产生的现象，把抽象的理论化解为可以操作的具体内容，然后应用于新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新闻业务不可以没有实践经验，否则难以发现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难以提出可行的对策。另一方面，做业务研究又必须有理论的兴趣，关注学术动态，把握理论成果，否则易于就事论事，逗留于感性层次，难以深入。
在业内人的心目中，业务研究的范围往往被归之为编采写或主持、编播等等，但这些只属于研究分类中的第三类，而业务研究的范围其实要比这大得多，许多带有宏观意义的现实问题和具有未来意义的问题，如报业集团、网络新闻、计算机辅助报道乃至分类广告等等，都应当包含在内。前边提到学科分类时我们说过，理论研究相当于分类中的第一类，业务研究应相当于第二、三类，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有意无意地把第二类应用研究与第一类基础研究归并在一起，扩大了理论研究的范围，却使业务研究这个概念只包含了第三类，无疑使之缩小了外延，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分类：
理论研究
业务研究
研究分类 可否应用
研究分类 可否应用
（一）基础研究否（三）实验开发 可
（二）应用研究可
概念的分类定位并非仅有科研管理的意义，它已经影响到了学术活动的分工和评价问题。本来，第一类基础研究与后两类的区别主要在于能否直接应用于实践，分界线在第一类之后，而现在的情况却是把分界线放在了第二类之后，混淆了以能否应用于实践为分野的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间的界限。前述有关两者关系的种种不正确的说法，尽管可能有着传统或现实方面的其它原因，但研究类型区分的不合理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当基础理论研究者望着彼岸只剩下编采写的业务研究时，难免觉得它不是“研究”；当业务研究者把彼岸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混同之后，相比之下难免觉得“理论研究”中有些部分“无用”；而当两类研究者不再以能否直接应用于实践为职责区分的界限时，就会用自身的标准不恰当地去要求对方，也就谈不上相互取长补短了。
业务研究的优势在于贴近实践，而实践的发展变化又日新月异，在信息技术飞速进展的今天尤其如此。业务研究若要跟上实践的发展，首先就应当超越实践的发展，从理论研究成果中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吸收本学科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见木更要见林，登高一览才能看出众山的走势。这一点对业务研究者，特别是从事第三类研究的人来说，尚需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研究对外宣传报道的，为避免想当然的自我评价，可以借鉴一些跨文化传播、媒介文化或国际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提高宣传效果；研究典型报道的，应当懂一些新闻心理学知识，了解接收者的心理特征，防止就报道本身来评价和研究报道效果。现在报刊上登载的新闻调查很多，但其中有的就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常识，刊发者不懂得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区别，不懂得如何推论总体才能有效，比如不能仅从报纸读者的调查中推导出我国居民主要信息来源是报纸的结论，否则只能引起混乱。国外精确新闻学研究这类问题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最近国内也出版了一本专著，《新闻与传播研究》还刊登了有关论文，我们做业务研究的同志如果多把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像研究标题、导语那样针对具体问题逐一分析，那么在一线工作的编辑记者就可以知道如何判断新闻调查的科学性了。
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关键还在于业务研究者真正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这是从实践需求的角度而言的。另一方面，为促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高新闻学科在社会科学各门类中的地位，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也应当相辅相成，共同提高。作为新闻学术工作者，我们不能不关心这个问题。在全国新闻期刊会议上，上海社科院新闻所魏永征研究员就提到了理论研究与新闻学学科地位的关系问题。学科地位不取决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比如人口学至今在学科分类中仍作为二级学科附属于社会学之下；也不取决于著述的多少，烹饪方面的书很多，但至今依然不成其为学，而成为学科的却是营养学。所以，学科能否立得住，根本的还在于其自身内在学术体系和水平的成熟度上，“学”和“术”毕竟不同。那么，判断一门学科的地位，外在标准又是什么呢？身在此山之中，不少人可能还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人把是否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标准，去年人口学单列为基金项目后，就有人口学家撰文欢呼。其实，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主要是根据当时的需求，而不考虑学科布局的严密与否，项目并不稳定，而且没有分级。例如，新闻学最早在1987年立项，此后就中止了两年。所以，列入基金项目固然是好事，但不一定能证明学科地位的高低。目前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自1993年开始施行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这是国家标准(GB/T 13745-92)，包含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每门学科分为三级，其中新闻学和传播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在分类中，人口学属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而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出版，其“学”还了无踪迹。相比之下，我们可以为新闻学的地位自豪，这是本世纪以来几代人努力的结果，维护和提高新闻学科的地位，还要靠理论研究者和业务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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