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的两篇未再刊的新闻学专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文论文,新闻学论文,两篇论文,邵飘萍论文,未再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邵飘萍（1886-1926），中国近代的著名报人，也是中国最早一批新闻教育家和新闻学者中的佼佼者，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杰出贡献。截至目前，关于邵飘萍的研究成果相当之多，在民国报人的研究中，可以说一直都属学术热点问题。经研究发现，邵飘萍著作总量近300万字，[1]但其中散佚作品占有较大的比重，这说明目前尚不具备出版邵飘萍全集的基本条件，而对邵飘萍的全面研究来说，无疑也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一、邵飘萍著作整理的基本情况 邵飘萍著作的整理工作在“文革”结束以后陆续展开。1987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了由余家宏、宁树藩等编著的《新闻文存》，该书收录了1923年邵飘萍在京报馆发行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1987年至1988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方汉奇先生主编的《邵飘萍选集》（上、下册），该书汇集了邵飘萍生前除专著外在《汉民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申报》、《京报》、《东方杂志》等多家报刊上发表的600余篇文章，全书分新闻通讯、论说、短评、专论和其他等五部分，共计70余万字。199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邵飘萍新闻通讯选》（作为“中国记者丛书”之一种）、1996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邵飘萍》（作为“中外名记者丛书”之一种）以及201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总统并非皇帝》（作为“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丛书之一种），以上各书选编的邵氏作品均未超出《邵飘萍选集》的范围。 邵飘萍的著作可分为单行本与报刊作品。单行本除《实际应用新闻学》（京报馆，1923年9月）和《新闻学总论》（京报馆，1924年7月）外，邵飘萍还编著了《实用一家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17年2月）、《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商务印书馆，1920年4月）、《英日同盟之研究》（北京新闻编译社，1920年7月）、《新俄国之研究》（泰东图书局，1920年9月）和《失业者问题》（京报馆，1920年11月）。至于报刊作品方面，1998年杭州出版社出版了由华德韩编著的《邵飘萍传》，书中附有“邵飘萍著作目录（1911-1926）”，依篇名、发表时间、刊名及署名情况收录了邵飘萍的共计1906篇文章，在《邵飘萍选集》基础上，新增了近1300多篇目，应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录最为全面的一份邵氏报刊作品目录。 在本文中，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邵飘萍的新闻学专文[2]上，就目前搜集到的此类报刊作品的情况来看，其数量应该达到三四十篇，现暂列其中20篇，见下表：
表中的后12篇专文在方汉奇先生主编的《邵飘萍选集》和肖东发、邓绍根主编的《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已有收录，并皆附有原文；而前8篇专文则至今尚未全文再版。限于篇幅，本文选择《论新闻学》、《周之观念今昔之变迁：新闻学上之一小问题》这二篇新闻学专文进行简要评析。其中前一篇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缩微胶卷，后一篇为《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的缩微胶卷。 二、对《论新闻学》的简要评析 《时事新报》1915年12月13日 邵振青 本报留东记者振青君近编新闻学一书，大体已具，兹先以其绪言介绍于读者。（记者识） 溯欧美文明国政治界势力之变迁，君侧之权衰，移于政府；政府之权衰，移于国会；国会之权又衰，则移于新闻。十六世纪以前势在君侧，十七世纪以后势在政府，十八世纪以后势至于国会，十九世纪之后半以后势即至于新闻。苏老泉曰赏罚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春秋则圣人以其是非所以代赏罚，新闻无帝王之统绪，无历史之因缘，不有其位，不有其权，然能明是非以定赏罚，犹古之圣贤以其道德之权，于帝王政府以外自立适意之政府。是故周道衰而春秋作，君侧政府议会之权衰，而新闻事业兴，今日新闻即古之春秋也。 新闻以数尺之纸著字数千言，果有若何权力可以是非赏罚天下也乎？有人评英国之议会权力，曰英国议会除不能使男女互变，以为实有万能之力云云。然今之新闻至夺此万能之力。政府即有命令，议会即已议，绝不经新闻之赞同则不能实行而有效。此何以故？曰是不外新闻之性质，于平民时代代表国民之最智最强最高尚之思想与情感故也。平民时代之政治必以人民多数之意见为标准，新闻之能力，即引导疏通此多数之意见，以成国政之标准。故新闻者，国政标准之标准也。自古以来，有以武功建国者，有以神权建国者，总之不离乎民之所信。西谚曰：民之声神之声也。我国亦曰民视天视民听天听。新闻之能力则指导万民之视听者，谓为天之天可也。 更证之于以往之事实，以拿破仑之雄才犹比新闻为一联之军队，以俾士麦之怪杰，犹以新闻为外交之先锋，至十九世纪之后半其事益著。伊大利之独立，实得力于古拉脱斯栋之论文，今犹为伊大利议院之纪念。若夫普法国际之竞争，新闻界更发挥莫大之势力。当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意志已破法兰西为城下之盟，法人于败亡之余奋力以起，收拾残兵建设第三共和政府，于兵备财政教育实业着着进行突飞向上，有凌驾敌邦之势。俾士麦忧之欲乘法国羽翼之未成再击破之舆，伯林之新闻记者密议盛揭排法之言论，鼓煽民心，运动军队。法国驻德公使侦知之，即密告于本国，法国政府乃与伦敦泰晤士新闻记者商议揭载德将攻法之阴谋，寥寥数行曰德国将急进兵于法京占领亚普伦之高地，命令新条约于二十年间纳十亿之偿金云云。兹事一传，欧洲人心大动，公愤群相诟骂德国之贪残。侔士麦经此揭载至不得不中止其阴谋，法国遂免于兵祸。故无论开战和亲阴谋独立，或以新闻而成，或以新闻而败，势力之雄伟宁非可惊泰西。某名人评新闻记者之地位，曰国民之外交官云云，岂特外交官而已哉！有时为司法官，有时为行政官，有时为教育家，有时为宗教家。世人责任之重且殆莫新闻记者若矣。 或曰如子所言，君侧之权衰移至于政府，政府之权衰移至于国会，国会之权衰移至于新闻。然使有国焉，权未至于国会而逆移于政府，更由政府逆移于君侧则奈何？余曰此之谓政治之逆行，新闻记者不能代表国民以争之，实不能解其责任。自民国以来我国言论衰微，反不及有清之季，此实我国之亡征，深堪痛哭！切望有志之士不畏强御，奋笔以挽回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柱石！是即本书之所为作也。（篇中事实多取材于松本君平民之《新闻学》。附记）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邵飘萍的这篇新闻学专文似乎不大重视。较早提及此文的是华德韩，他说邵飘萍在日本法政大学求学期间，“尤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华德韩还提到，1915年10月初，邵便着手编著《新闻学》一书，并于当年年底发表《论新闻学》一文，刊于12月13日沪上《时事新报》。[3]几年之后，散木（郭汾阳）提到了邵飘萍当年在日本准备编著《新闻学》一事，并说“这部他无暇完成的著作，实际上就是他后来几部中国新闻学开山之作的雏形，其纲领也即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论新闻学》一文”。[4]邵飘萍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不是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开山之作，这部正在编著的《新闻学》是不是后来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的雏形，这都姑且不论。但邵飘萍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最早以“新闻学”为论题的专文，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邵飘萍是中国近代最早从事新闻学专科研究的，他从1915年5月即着手编著《新闻学》一书，[5]任白涛要稍晚一点，他是从1916年（冬）开始的，至1918年（夏）完成初稿；[6]而徐宝璜则是从1918年10月北京大学筹备成立新闻研究会才着手的，结果后来者居上，1919年底，徐宝璜的《新闻学》成为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 不过，散木称《论新闻学》一文为邵飘萍未来的两部新闻学著作的“纲领”，恐怕是因为他没能读到《论新闻学》的原文吧。原文开篇明确地说，此文为“振青君近编新闻学一书”的“绪言”，并在篇末“附记”中说，“篇中事实多取材于松本君平民（民字似为氏字之误植——笔者注）之新闻学”。我们查对了松本君平《新闻学》的日文版（1899年）和中译本（1903年），初步确认邵飘萍的《论新闻学》一文的写作，并没有参考已出的中译本，而是在日本直接阅读日文原版的。《论新闻学》的大部分内容取自竹越与三郎为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所作的序文，竹越序的副题为《新闻记者论》。顺便说一句，即使是邵飘萍的编译部分，也明显带有“豪杰译”的痕迹，比如日文版原文中有“故に新闻纸は殆んど国民の脊髓骨とも云ふべき者を代表す”，邵飘萍则译为“故新闻者，国政标准之标准也。”当然，这种不忠实原著的做法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翻译界并不少见。 现在的问题是，何以这篇无甚创见的新闻学专文却发表在1915年12月13日《时事新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呢？ 《时事新报》创刊于1911年5月18日，由《时事报》（1907年12月5日创刊）和《舆论日报》（1908年2月29日创刊）合并而成（原名《舆论时事报》），是民国初年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民国成立后，《时事新报》先后成为进步党和研究系的机关报，在护国运动中反袁态度坚决，梁启超称之为“吾党唯一之言论机关”。[7]因该报言论激烈，1915年10月21日，曾受到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查禁处分，查禁电文如下： “上海时事新报任意造谣，意图扰乱，实属妨害治安，业经本部通电严禁，并由交通部禁止邮递，撤销访电执照。该厅有维持地方安宁之责，应即特派专员，切实侦察，随时检查，不准时事新报再行发卖散布。内地如有发现此项报纸，除没收外，仍科发卖散布人以应得之罪。”[8]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次日袁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当时中国内地各大御用报纸纷纷出“红报”（套红印刷）庆贺，卑称“臣记者”者居然亦有之。对此，《时事新报》有它自己独特的反应方式，那就是在当天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邵飘萍的《论新闻学》一文。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的内容被摘译、摘编加以发表的情况，已在清末民初报刊上出现过多次，[9]《时事新报》此次编译发表显然也不是出于对新闻事业强烈的学术兴趣。我们认为，在当时已经十分狭窄的言论空间里，《时事新报》实际上选择了一种以新闻学论文权充报纸社论的反应方式。这个一千二百余字的头版头条其实是为了要说出《论新闻学》一文的最后一段话，这百余字才是邵飘萍的“创见”，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不过是作为这一“创见”的铺垫，是最后一段的“绪言”。“是即本书之所为作也”可以读成“是即本文之所为作也”。 据统计，从1915年10月至1916年6月，邵飘萍在《时事新报》上共发表的各类文章达214篇之多，[10]“阿平”真不愧是一位力挽狂澜的反袁斗士。 三、对《周之观念今昔之变迁：新闻学上之一小问题》的简要评析 周之观念今昔之变迁：新闻学上之一小问题 《国闻周报》1924年8月17日邵飘萍 述新闻纸之定义者不可忘之一重要条件焉，即定期发行是矣。所谓定期者，其初为一年一次或二次，如十六世纪德国所发行之邮报Post Reuter及市报Mess Relation，前者为每年四月耶稣复活纪念节发行，后者则兼在每年秋节之圣米凯尔纪念日发行。可见最初定期的新闻纸之产生乃与宗教有莫大之关系。因此类纪念日德国各大都市皆有热闹之市场，故最便于新闻纸之发售。不独新闻纸为然，凡十六七世纪出版之书籍，亦每见其发行于上述之两种纪念日焉。 继此类定期的新闻纸而发生者，即为十七世纪初期（一六一五年）亦在德国所创刊之周报，是为世界各国周报之鼻祖。原夫周之观念，西洋诸国所以独强者，仍不外乎宗教之意味。故自一六一五年之德国周报出世而后，各国新闻事业发达之前驱，莫不先经过周报之一阶级。德国至一六六○年始有日报，英国则一七○二年，始有确定之日报出现，足证日报之比遥周报为迟。夫耶教之仪式，既重星期之礼拜与休息，则是日为最便于发售新闻纸者。各国周报事业之所以勃兴，殆莫不以宗教为其原力，骎骎乎传播于东方，普及于全世界。耶教与世界文化之关系自有不可磨灭之成绩焉。但再细察之，科学与宗教，其地位不两立者也。依进化之趋势言，科学之势力愈长，则宗教之势力益消。继承宗教之地位，据社会文化中心者，即为教育。此时周之观念亦即由宗教而移之教育。因教育方面皆有星期休沐之例，故周之重要不下于宗教极盛之时。虽为宗教势力所不及之地，而周报及种种星期副刊画报之发行，依然为一般民众所爱读。因周之观念虽不同，而视为重要则同故也。 近一世纪以来，耶教之信徒，有年年减少之势，而尚有继教育以为社会问题之中心者，即为劳动问题。劳动者与周之关系，如休息，如俸银，皆足以见周之观念之强度。工厂、公司等等星期无不休息者，可谓为周之新观念，与宗教无关系者也。 新闻社中周刊之附录，既以迎合上述教育界劳动界种种心理。而新闻社本身之关系，则因记者人才之备储，有常备预备后备之别。平时从事于日报之外交编辑者，为常备人员，万一有死亡、退引等事，第一战线人员不足时，可以预备后备之人员补充之。此类预备后备者，平日之事务较闲，可利用之以担任周报副刊之职。故以近世周之新观念愈强，周报之发行益盛，其变迁之关系皆不无蛛丝马迹可寻耳。 《周之观念今昔之变迁》发表于《国闻周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国闻周报》是胡政之创设的国闻通讯社的附属事业，是一份以报道时事为主，兼及学术、文艺等内容的综合性周刊。此文仅有一千字，但在近代新闻学成立之初，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文章对定期性（periodicity）颇为注意。定期性是近代报刊的一项重要特征，此前的几位新闻学者似乎对此不大重视，在徐宝璜的《新闻学》中，几乎只字未提。[11]任白涛在他的《应用新闻学》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报纸之始祖搜集社会发生之事件，以一定期日印行者，最初为德国之《弗兰苦路特鲁》报，该报创刊于一六一五年，现尚存在。”[12]世界上最早的近代定期出版物产生于德国，这在当今学术界已经成为共识，但从宗教影响的角度去理解“最初定期的新闻纸”，去理解“（西洋）各国周报事业之所以勃兴”，多少令人有些惊讶。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商品经济的发达、思想界的活跃、传播技术的进步等，宗教难道是其中的第一推动力（“原力”）吗？这是个问题。实际上，早先的新闻学著作论及近代新闻业兴起时习惯上把宗教或教会的式微当作一个重要的背景，多数学者认为，宗教不仅不是什么动力，甚至可以直接当作一种阻力来看待。但不管怎么说，邵飘萍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具有一定新意的。至于社会文化中心是否真的是由宗教转为教育再转为劳动的，也可另作讨论。 邵飘萍的这篇新闻学专文应该是在他的《新闻学总论》相关章节的基础上加以改写的。在《总论》的第六章《新闻纸之进化史略》中，邵飘萍认为，“真正意味的新闻纸，即先实现于德国也。”并说，要成为现代的新闻纸，需满足以下三个必要条件：（一）用纸印刷者（有别于手抄本）；（二）有一定之时间发行（即定期发行）；（三）不问需求者是否先行订货（有别于预约而制作者。邵认为“此即新闻纸商品化之第一步矣。”）。而谈到新闻事业发达之原因时，他认为直接的原因有“机械之发明”、“电报之利用”、“政治的兴味”和“经济的原因”四项。邵飘萍的这些相关章节，与此前同类新闻学著述中的报刊史部分很不一样，它不是那种仅仅通过一些数字组合而成的描述性的东西，而是倾注了作者很强大的理解力，所以他常常能够发现“新闻史中有趣味之事实”，[13]也无怪乎他将自己的新闻学著作名之曰总论，以区别于此前一般编写的《新闻学》的泛泛之论。[14] 专文不是一篇关于“周”的概念史论文，它的重点放在周报上，是一个与周报编辑实践密切相关的小型理论文章，是用来解答周报编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杂志的勃兴，报纸的增刊专刊也大量出现，原来报刊渐已分明的格局突然又变得模糊起来了。一些老资格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一些新锐报纸如《时事新报》、《晨报》、《民国日报》，纷纷推出自己的系列增刊专刊。一时间，杂志办得越来越像报纸，而报纸也不遑多让，两种纸媒渐有趋同之势。在《时报》与《民国日报》的刺激下，[15]至1924年底，邵飘萍在他的《京报》上连续推出了十余种副刊和专刊。[16] 至于新闻社为何要办周刊、办那么多周刊，本文只是简单的回答说，是要“迎合上述教育界劳动界种种心理”，并未就此展开深谈。于是，便有了当年年底邵飘萍在《京报副刊》第6期上发表的另一篇新闻学专文《“七种周刊”在新闻学上之理由：新闻社与学术社团之关系》。在后文中，邵飘萍解释了自己为何计划近期内在《京报》附设“七种周刊”，他说：一是“日报应力避单调之病”，报纸编辑要像高明的厨师那样，应该“预备各种不同之食物，以迎合多数不同之嗜好者”；二是，要依托不同的学术团体来主办各种副刊，从而促进新闻社与社会上各种学术团体之间的合作互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17]此文可以视为《周之观念今昔之变迁：新闻学上之一小问题》的下篇。 邵飘萍曾说自己：“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18]他从事新闻工作近二十年，给我国新闻界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早在1927年就有人留意邵飘萍的各种作品。由黄天鹏主编的《新闻学刊》（共出8期），曾刊登过邵飘萍的一些遗著，[19]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邵飘萍的《新闻事业篇》（遗著），小记者为其作序提到：“惟飘翁著作，多属时事，关于新闻学者，已刊行二专集，殊少零篇，或除新闻学进步之趋势诸篇外不多见也。社友恐年久散佚，拟为纂集成帙，问名于彬彬先生，为之题曰，‘新闻学类稿’。嗣后当竭力搜罗，以献阅者也。”[20]从中可见当时新闻界对邵飘萍新闻学著述的重视程度。之后1930年另一篇邵飘萍遗稿为黄天鹏编辑的《新闻学名论集》所收录，题为《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遗稿）》。[21] 邵飘萍生前的所有文字，据说可达300万左右，但保存下来的，却不到120万字，仅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收录、整理与研究邵飘萍著作的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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