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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讲，广义的货币政策在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时通常并不是那么有效，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不管使用利率作为政策调整的杠杆，还是使用汇率作为政策调整的杠杆，都会因为存在外部效应而导致政策的有效性被外来的冲击所抵消，这在金融一体化、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会变得更为突出。
如果对中国的实际加以分析，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以下这些事实：第一，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是结构性的，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在整个物价上涨中占了很大的权重；第二，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带有非常明显的成本推动的性质，比如工资的上涨、以及地价和石油等矿产资源价格的上涨等，都导致了全社会物价指数的上涨压力；第三，当由于贸易顺差和大量境外投机资本大量流入而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不能被金融市场所吸收时，也给已经趋于上扬的物价带来了更大的上涨压力。
很显然，由以上这些原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压力并非源于社会总需求的膨胀，而是根源于结构失衡与成本推动。既然如此，试图用汇率升值的政策措施来遏制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会是徒劳的，因为本币升值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以达到出清过剩需求之目的，但是，当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供给过剩、供给成本快速上涨，从而需要依靠国际市场来平衡过剩供给的时候，采取本币升值的做法岂不是南辕北辙、把调整的方向做反了呢？
从学理上讲，当我们面临的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时，改善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的政策组合可能更为有效。
借鉴国际经验、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政策组合来达到稳定经济的调控目标：第一，是要尽可能地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来降低劳动成本，为此就要继续适时地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便鼓励人们在就业与闲暇之间做出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理性选择，此外还需要积极地鼓励民工进城来增加城市工业发展的劳动可得性；第二，千万不要让工资跟着物价走，这样不仅不能遏制住通货膨胀压力，反而可能因为工资指数化而造成经济滞胀；第三，只要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能提高劳动工资。应当通过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来提高国民的劳动生产率，以保证有效率支持的工资增长；第四，需要采取切实而又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借以降低劳务与商务成本，为此需要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变地方政府以土地收益为主的财政结构为依靠税收征收与发行地方市政建设债为主的财政结构；第五，加快结构调整的速度，降低对于高价能源的依赖，为此就需要放松对于能源价格的管制，与此同时对任何愿意采用新型低价能源和节能技术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补贴。
采取以上这样的政策组合，不仅能够遏制目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进而创造更多的内需来平衡困扰中国已久的内外经济失衡。总之，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劳动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