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人教育公平问题的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新中国论文,公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07）10-0033-03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从本质上看是维护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成人教育公平问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饱尝了失败的辛酸。通过对成人教育公平问题的历史回顾，有助于人们更理性地规划我国教育事业的整体布局，更科学地实现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成人教育公平问题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在吸收我国传统教育精华的基础上，通过对国统区旧教育的改造，吸纳解放区办教育的有益经验，我国成人教育主要表现在面向工农大众实施开放式教育，通过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帮助工农大众学习文化知识，充分体现了新中国重视社会公平，努力实现教育公平的决心。但是，在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新建中国，成人教育公平的实现必然会受制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并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教育资源状况所制约。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新建中国，要实现成人教育公平必然会面临一些基本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教育上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教育权利差异的群体化
新中国的成人教育被称为社会教育，后来又改称为工农教育、业余教育。虽然名字几经变迁，但总体来说，当时教育政策的基点集中体现为反映人民大众的教育需求。具体来说，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教育部、政务院等多次召开全国范围性的会议，制定并发布相关文件，以条例、决定等形式把成人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去。为了保障这些会议决议、条例的顺利实施，国家建立健全了成人教育的组织机构，为成人教育的顺利发展奠定了组织保障。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发展措施使得成人教育如工农教育、干部教育以及农村技术教育等在规模和数量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培养了大量当时社会急需的各类人才，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成人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这种问题主要源起于国家制度，表现为教育起点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例如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不仅占有优越的教育资源，而且在招生、就业等方面具有特殊的照顾，享有其他家庭子弟无法享有的特权。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在1955年坚决而果断地将其取消。另一方面，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享有的教育权利也不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十分重视“人民”概念的政治色彩，以政治挂帅，人们被分为劳动人民、非劳动人民以及剥削阶级分子。其划分的重要依据就是人们的家庭出身，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背景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在教育上逐步演化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根据家庭出身，决定其高校入学、毕业分配以及在工作岗位上的任职情况，并且一个人以后的事业发展也要以家庭出身为重要依据。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剥削阶级人民的子弟、非劳动人民的子弟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国家一些重要部门和一些重要的行业也没有这些人就业和参与的机会。这种政治上的倾斜政策，在“文革”期间极端发展，演变为赤裸裸的“血统论”。扼杀了很多有志之士以及有文化有技能的人才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造成了教育上的不平等。
2.教育价值取向的精英化
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各种人才极端匮乏，需要通过正规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以满足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之用。但是，当时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度短缺，不可能满足更多人受教育的需求。因此，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在“公平和效率”的两难选择中存在着现实困惑和冲突，表现出了很大的摇摆性，这种摇摆主要体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即教育价值取向上的“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前者主张，国家应该保障少数人接受教育，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后者主张，让有资格有能力学习的人最大限度地接受教育，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从实践的视角来看，前者强调应当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后者主张优先发展基础教育。
从当时教育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实际上走的是精英化的教育路线。表现在国家的教育投资集中在高等教育，免收学生各种费用，并且享受各种补贴。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也很不合理，重理工轻文史，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在基础教育上，实行重点学校制度，重点学校集中了最好的师资，网罗了优秀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升学率，于是应试教育的意蕴便得到了很好的阐释。教育的这种极端发展，一方面造成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后劲不足，另一方面拉大了教育差距，致使农村教育长期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这些情况，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成人高等教育的看法，使得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由于升学无望才去成人高校学习。依此类推，认为成人高校毕业生质量肯定不如普通院校毕业生。这种不了解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培养人才类型的差异，依据同样的标准评判不同类型毕业生的做法肯定是不科学的。国家虽然发布相关文件，肯定成人高校的毕业生与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某些方面的统一性，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人们对“三同”问题的争论，依然说明人们对成人教育的偏见。另外，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发展的“两条腿”问题，也反映了成人教育确实存在着不受重视的事实。这种结果，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教育均衡发展，忽视了成人教育的公平问题，影响所及成为制约当前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瓶颈。
3.教育实现途径的正规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向工农大众的非正规的、普及型的教育就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在“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教育也全盘照搬前苏联的模式，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教育体制。这样，中国教育就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强调较高的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这样，在创建初期就遭到人们质量质疑的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就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和前苏联的学校制度。
针对这种缩小民众受教育范围，剥夺一些人民受教育权利的正规化、制度化教育，毛泽东公开予以反对。他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原因固然很多，但他强调面向大多数民众的教育，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权利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做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破考试制度、分数门槛对工农子弟的束缚；另一方面，强调通过改革和缩短学制，下放各种教育的管理权限，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毛泽东这些努力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些做法又是不科学的。他想完全否定相对最为公平的考试制度，但却不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在“文革”中取消高考制度之后，免试推荐制度演变为严重的权钱交易，使公平竞争机制不复存在，实际上损害了更大多数民众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实施的政治化的运动，虽然冲击了制度化正规教育的不当之处，但是由于基于个人的喜好，没有科学可行的制度作保障，就必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人教育公平的实现
我国成人教育公平的实现，一方面要依靠国家的力量用法治的手段来保障，另一方面要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当然，教育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也应是其应有之意。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之后，成人教育公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教育权利实现的社会化
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政府，小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后在社会管理方面的重要变革体现为“小政府、大社会”。具体来说，就是个体的归属方式由计划经济占主体时代的“单位人”，转变为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人”。一方面它要求将企事业单位独立设置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管理权限交给社会，并且国家有关部委所属的高等院校除保留极个别之外，其他绝大部分也交给当地政府管理。与此相适应，有关成人教育机构的管理权限也多由行业移交社会。这些做法看似削减了他们的管理权限，实际上在更大的方面减轻了他们安置毕业生就业的压力，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繁琐而且数量较大的后勤保障，有利于企业事业单位摆脱过重的包袱负担，轻装前进，专心致志地搞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也革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罩在某些单位和部门头上的特殊政策“光环”，使他们的员工及其子弟与广大的普通民众一样，处在升学、就业以及岗位升迁等的同一起跑线上，共同角逐。这种做法能够确保教育培养真正的人才，并且能够保障人才脱颖而出。其重要意义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所倡导的“公平竞争”、“优进劣退”法则。这样，任何企业要发展，其产品都必须围绕市场的需求来更新；学校要发展，其专业设置也必须围绕市场来改变。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要想出类拔萃就必须接受继续教育，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员工的这种紧迫感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单位内部的强制力，更表现为员工自身的压力和动力，因为企业的生存来自社会的压力，而个人的压力不仅来自单位工作绩效的要求，更来自社会上大量有知识有技能人才的不断涌现。“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这句话，正是要求员工必须努力进取，积极奋斗的真实写照。
2.教育价值取向的普及化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些成果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在人们思想层面教育价值取向上的普及化，以及实践环节培养了各领域所需的大量人才。国家不仅重视基础教育，不断加大其投入，而且通过各种政策如“两免一补”等来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子女能够享受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权利。同时，在高等教育阶段也针对人们的求学需求，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年内呈现超常规速度的发展，在校生的人数呈几何数递增。与此相适应，成人高等教育的专业种类和招生规模也日趋扩大，国家将部分权限下放至省市乃至学校，中央相关部门只在宏观方面作整体把握，近几年在某些省市出现的成人教育“注册生”制度就是权力下放的一个明显例证。“注册生”制度是指在专科教育阶段，招生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和专业设置，自己命题自主招生，省教育厅只发挥制定政策和监督指导的作用。这些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体现了成人教育梦寐以求的“宽进严出”，实现了以市场需求来调节教育发展的良好态势。市场需求的扩大，对各类人才需求的不同，要求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和培养方式也随之改变，出现了函授、自考、夜大、电大等多种办学形式，并且在这些办学形式中的具体培养方式也不一样，有脱产接受教育的、有利用双休日接受教育的、有利用寒暑假期接受教育的、也有利用晚上时间接受教育的。这些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方式，在肯定了学校正规教育的基础上，也真正体现了自我教育也是个体成才的一种有效方法。
3.教育实现途径的非正规化
人的成才有两种方式，教育和自我教育。教育强调学校正规教育方式在人才培养中所发挥的作用，集中体现为传统教育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我教育强调学习者个体在成才的过程中自身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集中体现为非正规教育中教育者点拨后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成年人的成才过程，奠基于在适龄儿童期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但是其后续的继续深造、终身成长，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我教育、自我发展。一方面，由于我国深受赫尔巴特以及凯洛夫传统教育理论的影响，多忽视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变动、岗位升迁等多方面的需求，使得成年人还必须进入学校接受学历教育。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使得电大、职工大学等非正规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初期备受成年人的青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悄然而至，它对任何人都提出了挑战。不管人们从重点大学毕业，也不管其学位是硕士还是博士，都必须终身学习，社会必须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保障个体终身接受教育，这样才能满足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同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为了提高生活情趣，安度晚年，必定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和技能。这样，一些老年大学、社区学院等非正规教育机构就应运而生，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可以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非正规教育必定会越来越多。这些非正规教育必定会成为成人教育的主力军，满足成年人的教育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