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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9月金观涛发表《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一文(载《新观察文摘》，其立意在探寻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以来，特别是自1994年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著在国内大量涌现，可说是掀起了一股“中国化”研究热。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以万计，专著86部(据国家图书馆分类目录整理统计)，博士论文29篇。此外，还有一些高校设立专门的教研室并有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相关研究专业。一个论题演化成为一个学科，众多的研究者参与研究和写作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足以引人注目。在众多的论著中，有不少确有特色和洞见。不过，也有一些论著将“中国化”泛化了，即脱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共七大打破教条主义、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这一具体历史条件，把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前后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着手中国革命就称为中国化的开始，甚至说“李大钊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李大钊为什么不直接提出这一口号呢？但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实践的历史进程，在当年不仅李大钊提不出这一口号，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以及毛泽东也都提不出这一口号，因为当年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不大多，党内连能够夸夸其谈的人都没有。只是到了1930年下半期，从莫斯科归国的一些留学生长于理论而短于实践，生吞活剥地贩卖马克思主义词句而不善于联系中国的历史和实际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种教条主义学风极大地损害了中国革命事业。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口号便应运而生、喊了出来。显然，把问题泛化的学者在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特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基本特点相同面的时候，忽视了“中国化”主张的反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研究泛化纵然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但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未作深入全面的研究，造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局面。要克服这种情况，就要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有细致深入的把握，并对与之相关的其他论题如“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等论题也有具体全面的研究。换言之，在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同时不忽略“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等其他论题，才能不厚此薄彼，才能达到具体的真理。故此，本文专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目的在于演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研究。
事实上，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三年之后，又提出“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两个提法的关系需要认真探讨，它们不仅展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运动，而且也展示了把实践经验加以提高化成新的理论的运动。“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提法的实质是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善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探寻出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时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②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首先是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取消那些理论脱离实际的人的理论家的资格。③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本来是针对主观主义(主要是王明教条主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大力提倡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大力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决定等。例如，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号召“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④194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提出“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⑤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提出“党内教育工作的目的，就是提高全党政治理论的水准，思想上巩固党的队伍，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的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工作干部。”⑥1941年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了“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要求“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⑦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端正党的学风作出了巨大努力。1941年5月19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9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同年11月20日，他又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宗派主义的演说。1942年2月1日，他又在中央党校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演讲，都是为了端正学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及对理论运用的能力。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他说：“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⑧他批评主观主义者“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者“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⑨毛泽东还批评一些搞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⑩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11)故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认为干部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2)
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中，毛泽东慎重提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的问题，并认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比，“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他说：“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没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13)毛泽东宣称，如果仅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能够“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14)毛泽东进而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5)“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16)毛泽东再次解释了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为了加强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痛批了党内那种八股式文风，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等。他认为这种文风传播出去，会祸国殃民。因而毛泽东号召“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17)
由上可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同时，就需把中国革命实际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形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不仅仅以具体政策出现)，即在弄清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上创新理论，真正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国情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理论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都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相关。谈理论联系实际，二者都不可偏废。离开“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单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之片面。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进展》，《北京日报》2004年9月27日。
②③《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373～374页。
④⑤⑥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311；686；743页。
⑧⑨⑩(11)(12)(13)(14)(15)(16)(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798～799；799；800～801；802；813；814；815；819、820；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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