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K·J·格根（K·J·Gergen）应邀作了“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指出心理学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并从他本人的专业方向出发，提出了构建“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具体设想；一年以后，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伊恩·帕克（I·Parker）又在其《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一书中对此作出了回应；到1991年，格根又发表《饱和的自我：当代生活中的身份困境》一书，通过对“自我”这个在社会心理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的后现代境况的考察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具体地显示了他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究竟为何物。一门在性质上和“现代社会心理学”显得有相当区别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似乎正向我们走来。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由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而引发的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反思和重建运动的继续[①]；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又表明着一种认识上的深入和态度上的变化：即造成现代社会心理学之危机的社会心理学的“现代特性”本身乃是社会和文化的“现代特性”的一种表现抑或是一个方面，而要走出危机，就必须对现代社会心理学进行全面“解构”，“通过采用新出现的后现代文化的材料而同现代社会心理学脱钩”[②]，并在后现代知识和文化的基础立场上全面重构社会心理学。换言之，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与变革，应不仅仅理解为是该学科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更应理解为一个更大更深远的人类知识及文化转变的一部分。本文即从这样的角度对这一转变作一介绍和评论。
一
要说明社会心理学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并进而说明这种转变乃是一个更大更深远的人类知识及文化转变的一部分，首先必须来定义什么是“现代社会心理学”，即必须弄清楚所谓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现代”究竟系何指。正如针对社会的现代性概念一样，“现代”在此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概念，而包含着一系列性质的规定。在由“危机”而引发的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反省中，许多学者都已对这门学科的“现代特征”作了大同小异的描述和总结，诸如方法论上的机械主义、研究手段上的实验主义、研究取向上的个体主义、研究理念上的普遍主义等等。同样，作为积极参与那场批判反省运动又率先提出“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概念的格根，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就在《走向后现代心理学》这一专题报告中，他总结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四大基本原则，[③]即：
1、尽管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学应该研究什么众说不一，但现代时期的学者都认为我们应该有也确实有一个“可能”被探讨的世界，即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2、现代时期的学者都深信，我们可以在属于我们的那个基本的研究领域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特性，他们都想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某些具有广泛的预测能力的理论框架，并据此来预测人类的社会行为；3、现代时期的学者认为，要在自己的基本研究领域中找出普遍性的特性，或者说推演出有关人类行为的真理，最可靠的就是实证的方法，尤其是那种可以对变量加以严格控制的实验法；4、由前三项原则可以推知，现代时期的学者认为，当我们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时，就会逐步加深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同时逐步抛弃先前的错误观念，一句话，我们会建立起一套非常可靠并且是中立的真理。
格根认为，以上四大原则即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可谓社会心理学之现代性的同义词。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撇开“社会心理学”这一特定的学科限定，上述四大原则其实不过是普通所说的实证主义的基本内涵。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理论，实证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用现象的不变性及恒常性来解释现象”[④]，以取代以往对现象的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具体说就是：第一，坚信存在客观的、普适性的真理，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种真理，即坚持真理或者说理论观上的一元论；第二，坚信实证的方法，即通过“客观”的观察和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以获得“客观可证”的数据的方法是发展这种真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即坚持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此，就必须第三，在科学研究中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
这样，所谓社会心理学的现代性也就是它的实证性。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说社会心理学的现代性乃是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抑或是一个方面，因为实证论的被提出和被接受并不是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空穴来风，相反，它是近代知识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特定产物。就知识文化背景而言，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实证论，乃是共同肇始于笛卡尔哲学的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交合的产儿；[⑤]而从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则正如有人恰当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只是M·韦伯所说的作为现代化过程之本质内涵的理性化在科学研究和认识活动中的体现和落实。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理性化过程，贯穿现代性方案始终的基础原则是理性化原则。理性化原则作用并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识时，就排除了信仰、情感、神灵及巫术的限制，相信任何先定的原则都可以在事实面前改变。因此，理性化思维认识方式必然促进实证主义的兴起。“只有在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之下，才会产生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⑥]（当然，不仅仅是实证自然科学，还有实证社会科学）事实上，孔德在上一世纪倡导实证主义，本也不过是对社会和文化之现代化的一种回应。也正因此，除了社会心理学，一些同上述四大原则或者说同实证论的基本信念相似或相通的概念——“主观和客观之间基本两分的主张；知识的概念作为客观事物的正确代表；人类理性可以彻底摆脱偏见、成见和传统的信念；对通用方法的理想，依靠这种方法我们能够确保知识的稳固基础，进而建筑普遍科学大厦；相信依靠自我反思的力量我们能够超越我们历史的前后联系和认识水平而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还普遍地支撑着、统治着现代各门科学的研究、认识活动。[⑦]
二
虽然实证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在总体上支配和主导着近现代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致几乎成为现代科学之现代性的同义词，但批判诘难它的言论思想始终或隐约或明显地存在着，如胡塞尔（E·Husserl）和舒茨（A·Schutz）的现象学，谢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nherm）的知识社会学等。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一些被列入后现代论者名单的学者如伽达默尔（H·Gadamer）、库恩（M·Knhn）、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德里达（J·Derrida）、罗蒂（R·Rorty）等人的思想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论对于科学研究的统治基础。
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名称之下所包含的理论观点和所牵涉的领域的纷繁芜杂使得我们不可能对它下一个严密周圆的定义，不过，从其与现代性相对的角度，我们也可大致地概括它的特征。即以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影响最密切的认识论而言，我们就可看到后现代思想家们表现出了和现代实证论迥然相异的旨趣。第一，现代思想强调现实独立于观察者，强调客观现实与主观意象的判然二分，后现代思想则重视语言概念、重视与自我关联的符号（Self-referential signs）对于所观察之现实结构的构造作用，因此，后现代观念认为科学认识主体不能超越内在的概念系统去将理论与实在进行直接比较，因而任何科学的观察与实验都不可能是真正中性的、客观的，换言之，后现代观念“完全承认一种作为原因性实在的内心意识的在先性”[⑧]；第二，由于任何观察和实验都不能摆脱作为原因而先在的内心意识的“污染”，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唯一的、能确保发现和证实“客观普适性真理”的正确方法，任何理论的证实和证伪都是主体确定和决定的，进而再谈论真理的客观或普适性也就成为没有意义，所谓“真理”只是相对于生活在特定的文化领域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成见”的认识主体或特定情境而言，这样，也就导致了后现代观念在科学方法上的多元主义和理论上的多元主义。
由胡塞尔首创并在社会学领域为舒茨所继承的现象学在后现代思潮兴起之前率先对所谓“唯一的”“客观的”科学方法提出了质疑，直接开启了后现代知识论的思路。胡塞尔等认为，世界的许多所谓客观事物，可以因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构成，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研究客观世界的“科学”仅仅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的一种。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一书中，胡塞尔指出，从伽利略起，就已有了根据理想化了的数学形式来发现和描述世界的动力，但是这样的发现和描述也是一种掩盖的形式。第一，它掩盖了这一事实：科学的理想化了的数学形式所产生的对世界的发现和描述的方式，应归功于严格的逻辑和科学发现与描述的程序，而与世界本身的自然属性没有任何联系，任何一种对客观世界的科学描述的“修正”不是通过把这种“修正”与世界本身相比较，而是要确保是否严格地遵循了科学的程序而实现的，故产生了科学方法的迂回不前和虚假性；第二，描述的数学化形式掩盖了先于科学描述而存在的世界——生活世界或世俗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而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世界里，我们才得以生存并从中推导出科学的方法。在后现代思想家中，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最直接地接受了胡塞尔上述思想的影响，但它更明确、更直截了当地宣布：“一切理解中都包含着某种成见。”“就构成我们的存在而言，我们的判断不如我们的成见。……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使得下述三点成为必然，即成见为其字面意义所表现的那样，构成我们全部经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它们是我们经验某些事情的条件，由于这一条件，我们所遭遇的东西才称作对我们相关的东西。”[⑨]
1962年，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向实证主义信奉的有关科学的真理性和科学进步的直觉知识提出了挑战。在该书中，库恩将科学描述成一种被先例和传统束缚的活动，科学的每一次贡献都是以过去的示范性成就（所谓“范式”）为样板的。由此，他推论，科学知识并不能简单地从自然中“读取”，它总是通过历史上特定的和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范式来起媒介作用的，理论或范式污染着观察和实验。十多年以后，费耶阿本德对库恩的思想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反对方法》一书中，他猛烈抨击了那种认为知识可以由事先定好的、一系列固定的研究程序而获得的想法。他反对因遵循一种主要方法而抑制科学家的创造力，甚至干脆说“全部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唯一幸存的‘规则’是‘怎么都行’。”[⑩]此外，他和库恩还都认为，所谓科学“真理”实际不过是对事实的一种看法而已。而对此持赞同观点的激进知识社会学家则进一步发挥道，所谓一种或数种看法，只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一种或数种产品而已，也就是说，以往认为是科学界所能独自产生的一些普遍知识，实际上不过是科学家这一文化共同体内部社会交往过程的特定结果而已。这样一来，所谓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所谓“客观的、普适的真理”便自然成了大可令人怀疑的问题。
在共同动摇了实证主义根基的诸多理论学说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解构理论。解构理论最初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但它很快超越了文学批评而影响及于其他许多学科。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所谓“解构”通常是指把“一个文本的‘偶然’特征看作是在背叛、颠倒其所称的‘本质’内容的方法”[(11)]。而当这种方法被施于其他学科的学术文本时，便发现，所有的文本都可被揭示出存在着潜在的内在矛盾，所有声称揭示了客观普适恒定的真理的学术文本事实上都可看作是“自我欺骗的”。[(12)]这样，这种对学术文本的解构阅读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颠覆了实证主义认为通过客观的方法能够揭示客观普适的真理的信念。
当然，参与动摇实证论根基的还有其他的理论学说，如劳丹（L·Laudan）的新工具主义科学观，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真理观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股文化颠覆的潮流。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处于该研究领域中的学者面对这样的潮流，自会从自身学科出发而作出应答，从而也汇入这股思潮，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股思潮的挟裹影响之下（而不仅仅是学科内的矛盾运动），社会心理学者们才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内开始对实证论的颠覆活动。而举此种活动之近而要者，有下述四项。其一，1985年格根发表《社会心理学与非现实的复活》一文，批评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外因论的（exogenic）——即认为外部世界在人的认识产生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知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相通于实证论——统治，指出：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诸社会科学知识“并不象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公正无偏见的反映，相反，它反映了科学家本人的兴趣、意识形态信仰和价值偏好。”[(13)]其二，M·J·帕克（M·J·Packer）同样于1985年发表《人类行为研究中的阐释论探索》一文，批判了人类行为研究中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传统，主张根据阐释学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重新设计社会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其三，伊恩·帕克于1989年发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一书，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实证范式所包含并受其制约的特定意识形态的和文化习俗的预设，指出实证的社会心理学和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一致性，并提出，既然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实证模式和西方的主流文化是如此水乳交融地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采用新近出现的后现代文化材料而同现代社会心理学脱钩？”其四，也是那个主张通过采用后现代文化材料而同现代社会心理学脱钩的帕克和肖特（J·Shoter）等人于1990年出版了《社会心理学的解构》一书，借用解构理论的武器而对现代社会心理学学术文本进行解构研究，结果发现声称旨在发现人类行为之统一规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从未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图景，相反倒是充斥着许多相互矛盾的命题。如果说，上述种种都表明了现代实证模式的社会心理学必须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场变革应该怎样进行，变革后的社会心理学又该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根对于后现代或者说后实证的社会心理学的设计及其实践就可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1988年的报告中，格根针对他所概括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四大特征而相应地为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心理学者作了如下设计：[(14)]
1、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对周围世界所作的论述，只是在特定的社会常规中运作的结果；如果我们再认定科学都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存在，无形中就会将本身并未能排除偏见的那些论述客观化。
2、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所谓“普遍性”的特征；此时，每一位研究者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都开始考虑起进行研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简言之，后现代学者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
3、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已不再将“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相反，人们认为方法往往成了一种误导他人去认可自己，将自己的想法合理化的工具。
4、同样由前三项变动可推知，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对真理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于以前，并且他们已开始对实证研究是获得真理的必然途径的信念发生怀疑；甚至有人认为，所谓“科学进步”的观念不过是由它的文字及叙事特点所制造出来的产物。
在作上述报告的三年之后，格根又发表了《饱和的自我：当代生活中的身份困境》一书，以一项具体研究而在一定程度上来落实和展示他对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构想。在该书中，格根以对自身所处之时代文化的深切反省为前提对自我这个在社会心理学中乃至在整个心理学中都十分重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他指出，强调理性、强调客观观察的现代观念把自我设想成机器般的、受不变规律法则支配而恒常自动运转的东西，这一观念呼应了现代科学心理学的诞生。但是在当代，这一观念已越来越站不住脚，自我不能被看成是恒常自动运转的东西，它从来就是一种社会构造，个体只有借助于他置身其中的各种关系才成为一个自我，在今天，这已显得至为明显。当代社会的技术革新导致了“交往饱和过程”（Process of social Saturation）即个人置身于其中的关系的迅速增生。今天的个体处身于比以前远为异质的人群、观念和文化之中，来自各种各样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的各式各样的言论意见包围了个人并向其渗透，从而导致了自我投入（self-investment）的多重性。在今天，具有内在之统一性、连续性的身份的观念同真理的观念（格根认为，交往饱和过程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所谓客观真理的传统信念，在后现代状态中，所谓真理只是在不同情境中服务于不同人们和文化之需要的对于现实的构造）一样已越来越没有可能，因为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状态已使个体随着他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和言论意见的改变而进出于各种不同的“身份”之中，既没有了一种一贯的、连续的身份，自我遂成为调合于各种背景的“社会变色龙”，即为了达到某种即时的目标而“对某个角色的扮演，对某种印象的整饰，或对某种功能的承担。”[(15)]
不存在恒定不变的自我概念，“自我”只是呈现于、相对于特定的情境、特定的主客关系。自我概念如此，其他一切心理意识也如此，包括作为研究者的心理意识。处身后现代状况中的学者们是应该认识到不应也不能去寻找那客观、普遍、恒定的特征了。
三
现代性理论和学术话语强调明晰性、确定性、绝对性、普遍性、终极性，后现代性理论和学术话语强调不确定性、无序性、相对性、独特性、反中心主义。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反叛。不过正如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诸学科的现代特性是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一个体现和侧面一样，学术和理论的后现代反叛也是由于“后现代社会现象”的出现。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高视阔步导致了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影响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16)]，从而为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诸学科的后现代转折提供了社会文化的氛围。因此，如果说社会心理学的现代性是社会和文化之现代性的产儿和侧面的话，那么，社会心理学的后现代性也正是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产儿和侧面。
或许，正如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未来趋势尚难以预测一样，对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前景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也尚难以作出精确的估计。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撇开有争议的方面不谈，从格根等学者对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反省和对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构想中，我们不难获得某些启发。
启发之一是，从格根等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对永恒真理的探求与发现，毋宁说是对特定社会文化状况的反应乃至响应，应随历史时代的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变化而改变其模式和姿态。由此，心理学之可能的知识形态绝不止一种，而是多种，也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心理学都应是多元的。由此也可看出，近年来许多人已经讨论和正在讨论的心理学之本土化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正如墨菲和柯瓦齐指出的那样：“西方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只有在西方历史——西方的地理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背景——的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问题。”[(17)]也即，西方心理学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从西方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出发的本土心理学。长期以来，西方实证心理学一直把自己看作是超越本土文化的科学努力，导致了它毫无限制的称霸扩张。而今天，已是改变这种观念和状况的时候了。要改变这种观念和状况，真正实现心理学的本土化，从今天我国心理学的实际出发，加强两方面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是要加强对西方实证心理学的本土化改造，使之更贴近适合我国特定文化圈中的心理行为；其二是要加强对我国本土心理传统的关注，使其被实证心理学所掩盖而在今日尚有活力的东西重放光彩。
启发之二是，现代实证心理学视“客观方法”为神圣之追求，要求研究者严守中立立场，这导致了心理学研究长期以来“只问事实怎样，不问应该怎样”的局面，价值、道德、文化利益等问题被视为与科学心理学无关而受到冷落、忽视。而格根等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后现代观念终止了视方法为神圣追求的观念，也瓦解了虚假的甚至虚伪的所谓“中立”观念。这就为心理学参与现实社会文化生活开启和廓清了通道。“对于心理学家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是真正超脱于道德和政治意义的。因此，对他们而言，回避对于文化利益的思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心理学家应该受到鼓励把其声音加入到关于‘应该怎样’的文化对话中去。”[(18)]换言之，关于心理学的后现代观念结束了实证心理学长期以来固步自封的做法，拓展了心理学的视野，从而导致向“大心理学观”[(19)]的迈进。
①本文为杭州大学董氏基金资助项目“危机与再兴：70年代以来的社会心理学”之成果之一。
注释：
[①]王小章、周晓虹：《面向社会：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转折》，载《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②]Inn Parker《The crisis in modern Social Psyohology:and how to end it》Routledge,1989,P131。
[③]Gergen K.“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in Steiner Kuale(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SAGE Publications Ltd.1992.
[④]威廉·S·萨哈金著，周晓虹等译：《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23页。
[⑤]Polkinghorne D E.“A path of and erstanding for Psychology”in“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994,14(2).
[⑥]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91页。
[⑦]伯恩斯斯·R·J著，郭小平等译：《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第45页。
[⑧]哈曼W·W：《后现代异端：作为原因的意识》，载格里芬主编，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147页。
[⑨]转引自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第158页。
[⑩]Feyerabend P K.“Against method”London;NLB,1975,P296。
[(11)][(12)]罗蒂著，黄勇译：《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02、105页。
[(13)]格根著，刘世能译：《社会心理学与非现实的复活》，见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著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461页。
[(14)]Gergen K J“Toward a Postmodern Psyohology”
[(15)]Gergen K J“The Saturated self: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New York:Basic Books,1991,P148。
[(16)]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见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页。
[(17)]加德纳·墨菲，约瑟夫·柯瓦齐：《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第19页。
[(18)]Gergen K J“Exploring the Postmodern”in“Ainerican Psycholoyist”1994,49(5)。
[(19)]葛鲁嘉：《大心理学观》，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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