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规模估算及其变动过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变动论文,中国农村论文,规模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都普遍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及其特点，了解非农化转移的态势，对于中国的就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问题研究基本有两个角度。一是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的非农转移或劳动力流动角度展开研究，关注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或流动。学者们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或流动的政策演变[1-2]、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变动过程及趋势[3-6]、劳动力流动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7-13]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后果[14-18]等等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另一个研究角度是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展开，关注的主要是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学者们主要就中国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和问题[19-21]、非农就业与经济增长[22]、非农就业与城市化等[23-24]进行了诸多的探讨。因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不仅涉及劳动力的区域转移或流动，也涉及本地区的职业非农化，因此，仅从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角度的研究，不能完全涵盖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全部内涵，而仅从就业角度的研究，也难以兼顾劳动力的空间变动。正因为此，目前从全面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研究或角度还不多见。尤其是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规模、变动、分布、类型等等，还缺少系统的研究。
本研究将在对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概念辨析入手，然后通过系列的数据资料计算和分析，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过程、特点和问题，并对中国当前和未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规模与态势进行研究，最后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非农化是相对于农业化而提出的。从严格的定义上来说，非农化就是从农业就业到非农业就业，从农村生活方式转变到城市(镇)生活方式，从农民变为市民的一个全面转变过程。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而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主要是从就业的角度而言的，即农村劳动力从原来的农业从业者(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转变为非农就业者(包括第一产业中的采掘业以及第二、第三产业)。它与农民的市民化过程不完全等同，可以看做是市民化的一个前提和必经的过程，可以说，先有非农业就业，才有农民的市民化。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就业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国外发达国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非农化不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很不彻底，农村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基本上都没有户籍的转移，同时也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但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却已经非农化了。因此本文对农村非农化劳动力的界定是：具有农村户籍的、每年从事非农产业职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这个定义与广义的农民工基本一致。因此，农村非农劳动力，即包括农村户籍外出就业的非农劳动力，也包括本地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就业的过程，即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过程。
3 非农化劳动力的估算过程及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后，流向不同地区和产业，同时又处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或流动，或非农化劳动力的数据，在国内任何统计年鉴中都没有直接资料可供查找。目前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或流动的数据，主要分别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型专项调查、农村固定观察点抽样调查以及农业普查、人口普查等。但是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或者在口径上只包括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如农业部农村固定调查点公布数据)，口径偏小，或者未公开公布，且数据不连贯(如统计局、人力资源与社保部等调查)，或者数据间隔时间太长(如农业普查和人口普查等)。虽然有些学者对不同来源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或流动数据进行了梳理，但是由于来源不同，难以比较，依然存在问题。
由于存在上述困难，一些学者以可能获得的各类统计年鉴为基础，通过一定的分析，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或者流动，或者农民工的数量等进行了推算或者测算，以期得到比较连续的可比数据。例如，刘小翠曾采用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以及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值，来间接测算劳动力的流动规模[25]。毕先萍将全部就业人员分为四类：农业就业人员、传统正规就业人员、新型正规就业人员和非正规就业，认为后两类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从业类型，处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可以反映劳动力的流动规模，因此用总劳动力人数减去农业就业人员和传统正规就业人员，得到中国各年度分省区的劳动力流动规模[26]。杨聪敏、杨黎源将全部农民工人数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本地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包括本地私营和个体)，另一个是将外出农民工中的37.5％认为是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将二者加总即为农民工总人数[27]。这些推算，一般基础来源都是各类统计年鉴，通过计算可以得到较长时间的系列数据，但是这些计算因为所依据的分类项目与实际口径有差距，而且原始数据来源还往往不一致，因此严重影响了最后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用不同于上述来源或估算办法的方式，从非农化劳动力来源进行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计算。农村劳动力规模的统计，是对拥有农业户籍的所有实际就业的劳动力总数进行的统计，其中既包括每年从事农业达到6个月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也包括那些在农村本乡镇或者外乡镇从事非农业活动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注意这里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资源或农村总人口)，因此，这些拥有农业户籍然而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就业者，从理论上讲实际上就是已经转移到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包括在当地非农行业如乡镇企业等就业以及到外地的各种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农村每年转移到非农产业中的劳动力规模。
公式为：中国农村非农化劳动力规模(存量)=农村劳动力总量-农业劳动力规模
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上公布有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历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规模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据此，可以得到历年的农村总劳动力中从事非农就业的规模数量。如前文所述，这些估算数据从理论上代表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规模，且是一种存量规模①。
4 中国农村非农化劳动力的增长变动过程
按照以上公式进行推算，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农村非农化劳动力规模及其增量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到，非农化农村劳动力的规模总体上呈现几乎直线式的上升趋势。1983年农村非农劳动力规模大约为1912万人，到1990年已经增加到8673万人，1993年突破1个亿，1995年达到1.27亿人，2000年达到1.5亿人，2005年突破2个亿，达到2.04亿人，2008年达到2.34亿②，是1983年的12倍，从1978-2008年的3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8.71％，远远超过同期中国城市化的增长速度4.28％的水平。
受到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形势以及不同时期的政策影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增量出现了多次的波动起伏，形成了几次高峰和低谷。结合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增量变化特点，以及当时中国的政策背景和经济形势，可以将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过程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准备阶段。
1978年，我国农村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带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过去的隐性劳动力变成了显性剩余劳动力。然而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提高，使得农民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裕而不愿意离开农村和农业，化解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或非农产业转移的冲动。同时，改革开放之初，受到城镇粮食供应还不丰富，就业压力也比较大等的困扰，当时对劳动力的流动实行的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控制流动的政策。因此，这一阶段虽然农村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规模很小，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发展多种经营，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从1978-1984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规模从1984年的1912万人，增加到1984年的4283万人，净增加了2371万人，平均每年向非农转移的增量为395万人。
第二阶段(1984-1988年)：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第一次快速增长阶段。
进入19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迅猛发展，1984-1988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4年里农村非农产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9.39％，到1988年，农村非农产业的产值占农村社会总值的份额由36.5％上升到53.2％，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与之相对应，乡镇企业也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就城市来说，随着城市第二产业的壮大与第三产业的兴起，在解决城镇人口就业问题的同时，也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就业空间。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农民就地转移的政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放松了限制。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地向城镇和农村本地非农产业转移，并且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由农村向城镇的非农化劳动力转移。从1985-1988年，农村非农化劳动力规模从6714万人增加到1988年的8611万人，平均每年新增的非农转移劳动力规模达到632万人，其中1985年一年增加的量达到中国历史上年增长规模最大的增长高峰2431万人。
第三阶段(1989-1991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出现低潮。
进入1980年代末，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相对滞后，致使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后处于公共服务需求难以满足的局面，继而产生了一系列诸如交通拥堵、社会秩序紊乱、劳动力市场难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国家开始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政策进行局部调整。与此同时，从80年代末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进入低潮，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出现负增长。进入到1991年，农村劳动力没有出现大面积向城市流动的情况，反而出现了“回流”的现象。因此，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步伐大大放缓，从1989-1991年3年间，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年平均新增转移规模约为98万人，仅为前一段时期的10％不到。
第四阶段(1992-1994年)：劳动力非农转移出现第二次高峰。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这一时期，非国有部门发展迅速，尤其是沿海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各种开发区建设热潮对农村价格低廉、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劳动力非农转移也开始出现加速势头，广大农村地区纷纷出现了新一轮的非农化就业浪潮。
在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政策指导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继续鼓励和规范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在对待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开拓就业渠道方面持有积极的态度，由控制盲目流动到鼓励、引导及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在小城镇户籍制度管理上，允许使用“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的接受，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
这一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规模从1992年的9765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11964万人，平均每年新增转移量为1099万人。
第五阶段(1995-2000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再次陷入低潮。
在1996年之后，由于我国经济过热，国家开始实施经济软着陆政策，以应对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国家对产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政策，一大批国有企业重组与改制，产生了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使得这一时期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急剧下降。同时，受资金不足、技术含量较低、组织结构不健全等自身发展“瓶颈”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乡镇企业也受到了结构性冲击，大批乡镇企业纷纷倒闭，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被削弱。与此相对应，国家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实施城镇再就业工程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从政策来看，虽然在大方针政策下仍然继续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但是也出台了许多限制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政策和规定。
这一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速度再次放缓，非农化劳动力规模从1995年的12707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4965万人，平均每年新增非农转移劳动力452万人。
第六阶段(2001-至今)：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又一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趋势稳定，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加之我国外贸经济的发展与第三产业的不断壮大，东部沿海地区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为劳动力非农转移拓展了新的空间。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促进农民工流动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与安排，先后提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合理有序转移，促进城镇化进程；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在城市中形成接纳新市民的社会氛围，促进进城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因此，在这一阶段总的看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速度再次出现明显的增加，总的劳动力非农化规模从2001年的15778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3662万人，非农化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32.71％上升到了2007年的44.32％，平均每年增加1314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从2007年开始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的外贸加工等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和困难，导致2008年春节前后大量农民工返乡就业，使得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受到很大影响。从数据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农村非农化劳动力规模为23391万人，比2007年减少了271万人，非农化劳动力转移规模不增反降。然而本文认为这是在特殊经济形势下的特殊表现，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并不代表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一个长远趋势。而且2009年随着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这种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
5 基本结论与启示
本文根据已有的统计年鉴，从中国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概念入手，通过计算，得到了同一来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系列数据和分区域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得到如下基本结论和启示：
(1)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总体上呈现飞快的发展，30年来劳动力非农化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8.71％。相比较来说，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转移速度要远远快于中国同期城镇化的发展速度4.28％。
(2)目前就总规模来说，拥有农村户籍然而在城镇非农就业的劳动者规模超过了2.3亿，而且每年仍然以上千万的规模在递增。这对中国今后的城镇化发展，乃至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3)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受到城乡经济发展形势和政策的双重影响，出现过若干次明显的波浪起伏状态，尤其受政策的影响比较明显。因此，在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应该切忌相关政策的忽冷忽热，而应该保持平稳性和一致性。
注释：
①由于是通过公式计算，因此公式中农村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统计误差会反映到这里的估算中，但原始数据来源一致，且具有较大的可信性。
②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因为农民工的定义与本研究中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定义基本一致，因此本文计算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非常接近，间接证明了本文推算的合理与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