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处逢生的机遇：危机和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元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业论文,条件下论文,机遇论文,新技术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新闻业的角色和声誉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运势。这样的运势变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新闻业如何适应技术的变革。有时，这些变化促使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更为专业化，而有时，应时而变似乎又威胁着新闻业的生存。 不言自明的是，新闻业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实践，其发展与技术变革之间息息相关。然而，新闻业内在的趋利动机往往被淡化，得到宣扬的是这样的英雄叙事：新闻工作者是民众的捍卫者或者新闻业作为第四等级，是公众的看门狗、真相讲述者。 如同传播学者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说，特定时刻的技术变革对新闻不仅有渐进影响，而且使得一些新的文化形态成为可能，①并如新闻学者德耶兹(Mark Deuze)所指出的，会产生“放大效果”，②扩大新闻业的“规模和抵达范围”。当然，我们也许应当问，这样的技术变革是否如他所声称的那样“具有破坏性”(disruptive)，抑或是具有形塑性(formative)？我们或许可以用“渗透”(permeation)这个概念，来理解技术对新闻业的传统、实践和沟通所宣称的各个方面的侵入。 引语：新闻业与其使命的错位 第一个对新闻的职业认同产生“放大”影响的，是1816年“哥尼格—鲍尔蒸汽动力往复式滚筒印刷机”的发明。这个技术的引入显然是出于精明的商业考虑，它大大提升了《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生产和发行能力，使其得以快速累积利润，并建立起足令当时政府相形见绌的信息网络。到十九世纪中叶，该报的覆盖面和品牌成为主导，使新闻业获得了政府成败的推手这个声誉。新闻业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从此成型。 然而，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指出，英国的这一早期的新闻工业化与激进出版物的高峰时期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那之前，新闻业只是有产阶层的一个表达工具，毫无迹象表明它可能成为大众传播的手段。③非法印刷品的出现也许表明，社会需要覆盖更宽广且面向普通民众的政治性新闻出版物，而工业化使得特定形态的资产阶级商业新闻出版物得以生长，并与政治诉求相勾连。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税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新闻业，是自由市场的一次试验，它使得盈利者生存下来的同时，也边缘化了所有适应不了资本主义模式的东西。这一历史对于新闻媒体的形成及其侧重点都具有深远影响。正如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所说，由此形成的新闻媒体是对知识的控制形式，其力量堪比法律和税制。④ 赋税的削减使得出版发行与利润挂钩，发行量和技术投资规模也随之扩大。文化史学家汉普顿(Mark Hampton)认为，这些变化导致了新闻业角色的定义出现了从教育理念(educational ideal)到再现理念(representational ideal)的转变。⑤新闻界或许可以声称，这一商业性成功构成了民主的一次胜利，但与此同时，新闻业关注的视野却日益窄化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与现存经济和政治建制维系良好关系的需求，日益桎梏了它监督社会的使命。与之相反，关于自由权利的言说却是对18世纪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传统的回溯。 到19世纪晚期，电报等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进一步强化了新闻生产的资本化。当然，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信息可供选择。正是在技术和商业变革交织的当口，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报道者这一现代主义的观念得以诞生，⑥他们与之前的那些绅士写手、印刷业主和具有政治意图的宣传人士不同，不再仅为同类人群而写作。但是，关切公民利益的写作者形象迅速被渴望信息的报道者所替代，后者的驱动力则是轰动效应和趣味。最早的征兆之一是逐步增长的自我意识，它表现为并存但又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从业者要求被认可为专业人士，另一方面是推动组建代表自己的工会。⑦然而，对于角色认知的类似阐发却并没有伴随新闻从业者社会地位的提升。 到了19世纪末，技术的提升使得商业新闻覆盖面越来越广，并在工人阶级中拥有了稳定的读者群。这个趋势也引发了对于这种新兴大众新闻业性质的焦虑。19世纪的文化批评家阿诺德(Mathew Arnold)担忧的是这一新型新闻业的“愚蠢”(feather—brained)特质，⑧而其他人担心的则是这些廉价的大众日报对于工人阶级的品德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事实上，大众报纸运作逻辑是基于商业的实用主义，它们将日常所得的信息限制在政治参与的边缘，将广告商的需求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样的轻重排序是整个现代时期界定新闻业的底色之一。 进入20世纪的新闻业与大众报纸时代的技术一脉相承，因此而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建制。⑨也许，在那些对国家共同体和地方性建设的考察中(譬如安德森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考察)，⑩新闻业被抬得很高，但其实它只不过整合了日常活动中由利润追求而驱动的消费和身份识别这一部分。与工业化和全民选举权的制度化相同步，英美的新闻业模式逐渐成为主导。这样的历史发展路径，如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的，导致了新闻与“民主的市场社会”(democratic market society)相关联，(11)“客观性规范”(objectivity norm)得到专业主义化的提升。(12) 19世纪以来的视觉化趋势也开始对新闻的声誉产生影响。对于照相技术，精英报纸谨慎引入，但大众报纸却热情拥抱。比如，从1880年开始，《每日电讯报》使用了照相制版图片；《每日镜报》在1904年的重新发行中对这一技术作了充分开发，而《泰晤士报》则是等到了1914年。这表明了一个没有明说的偏见，即在某种程度上，图片是给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看的，而第四等级的绅士们则非常小心地保留着他们真实或是想象的地位，即学识渊博的书写文字的散播者。(13) 伴随电视新闻，类似担忧开始重现；(14)延续同样的逻辑，报纸上图像的扩散经常被引述为“小报化”(tabloidisation)的症状之一。(15)这些都被看作娱乐逻辑侵入信息性新闻业后所产生的症状。 在英国，广播是有意作为“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16)而发展的。因为对广播在民众中的渗透能力以及它可能被不择手段的政治家所滥用的担心，BBC被授权提供不偏不倚和平衡的报道，而且不许发表议论。与对视觉化的担忧相反，二战期间BBC广播新闻的神奇表现张扬了告知真相的新闻话语，也对服务公众的新闻从业者这一声誉起到了一个来自技术上的推进。广播以及此后的电视新闻业的受尊重，也促发了关于报纸新闻业的补充性话语，即报纸新闻业被看作是更锋利的、直言不讳的真相追踪者和丑闻的揭露者。 发生于1986年的报纸印刷工人大罢工是报刊印刷自动化的转折点，但它并没有开创出一个小规模印刷的黄金年代，而是生成了一个工作节奏日益苛刻但新闻业品牌却日渐萎缩的生产线。(17)这不是一个新出版物不断涌现的生机蓬勃的世界，而是一个已有媒体集团进一步得到整合的世界，(18)一个以持续削减调查新闻来降低新闻从业者实现其公共和政治热情之能力的世界。(19)它其实沿袭了自蒸汽印刷技术出现后的一个明显趋势，即在新闻业发展中，技术通常与资本联姻，挤压任何对广告商来说不可接受的商业主流的对立面，并将之边缘化。 技术的发展确实激发了对记者角色的重新构想。但无论就其自我构想还是对技术的吸纳而言，新闻业都一再显示了其保守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公众已经越来越疏离，它依赖18、19世纪新闻理念而成的言说已日渐脱离当今的现实。在体制运作中，1949年以来涉及新闻界的英国皇家委员会出版的各种报告，虽然都表达了对于新闻角色和功能的担忧，但没有一份促使新闻业通过技术及其组合的变革而与公众更加休戚与共。 资本化信息市场的消亡也要求我们展开对新闻业潜能的再思考。传统上，新闻业与“真实的”受众几乎毫无关联，它的内容生产一直围绕着广告商以及读者、观众和听众的刻板印象而展开。虽然它以“为了公众利益”为口号，但是它从不需要建立面对真实的民众群体的自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商业模式。(20) 在德耶兹看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闻业的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已结束并开始进入“液态新闻业”(liquid journalism)。(21)在这个由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构成的复杂网络中，(22)新闻业的技术传输和组织变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商业性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有人预言了极端现代新闻业的结束，(23)但是当今关于新闻业性质和使命的言说与新闻业实际运作之间的话语性错位，还是指向了一些更加系统层面的不同的内容。很可能，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别具有创造性的危机当中。 创造或是被创造？新闻业的危机及其反应 如果新闻界能够充分把握这新一轮的关于其角色的讨论，在一个新技术条件下以振兴公民参与的方式重新表述新闻业的传统身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危机中看到机遇的信号。以下，我们来看看当今新闻界如何谈论自己身处其中的危机。 确认危机中的机遇：为了评估这个元话语(metadiscourse)，我们检索了LexisNexis数据库中《卫报》《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2011～2012年间的内容，所用的关键词包括“看门狗”(watchdog)、“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告知真相”(truth-telling)、“受众”(audience)和“公民”(citizen)，以及“媒体”和“新闻业”(journalism)，然后从所获的文本中筛选出那些包含新闻元话语的文本进行解读。 危机与反应：2011～2012年间，英国精英类报纸关于新闻业的专业性及其身份的话语，既有激发理想型的新闻业角色的表达，也有对没有坚持此理想的人的批评。(24)同时，网络和社交媒体，如推特、博客和维基解密，也引发了来自传统新闻业的应对，以试图重新确认对新闻业的理想界定。这些话语还彰显了新闻业内和业外人士之间的区别。此类挑战，既呈现出新闻业的危机，也激发了新闻业自身的反思，并凸显新闻业身份当中值得称道的元素。(25) 新闻界的民主角色继续处于显著的位置，并被用以强调英国媒体超越其商业或专业特性的历史遗产。《每日电讯报》上某篇文章的大标题这样写道，“宣布停战吧，在数世纪的言论自由终结之前”。这篇文章通过引述历史，反对来自议员们的压力，以“宪法设置的障碍：报纸在他们的控制之外”来抵制议员们限制新闻界的意图。在《泰晤士报》上，新闻管制被表述为“极度有害于我们的民主体制”。《卫报》则从提示新闻业监督政府的角色入手：“国会议员们并不是第四等级的粉丝，这或许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因为他们仍然“在报销门丑闻的煎熬之中”。 有时，报纸中也会呈现出一种内省：“新闻从业者们都别自欺欺人了。这个行业正受到法令控制的威胁，这并非他人之过”(《卫报》)。在危机意识中，通过高尚的理想和角色的表达，新闻业新生的机会和基础还是得到了体现。这方面的话语往往聚焦于重新激活传统要素同时孤立由政治和利益驱使的媒体巨鳄： 在电话窃听侵犯隐私的漩涡中，被忽略的一点是，这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家、警察和媒体大亨相互勾结的问题，而并非一个常规的新闻运作的问题。(《卫报》)。 新闻界用激烈的辩护性用语，把自己的角色框定为反对腐败的卫士，认为议会的行径会“伤害调查新闻并使得公众人物更容易滥用权力”(《每日电讯报》)。更进一步，这个角色被界定为是民主的必需： 自由媒体是第四等级，我们自然是其中的一员，是其中的机构之一。它理应从政治权力之外进行监督，尽管它自身也必须遵循刑法的常规程序。(《卫报》) 如此“神圣的角色”(《每日电讯报》)是由第四等级“为公共的利益”(《卫报》)来实现的。更进一步，新闻媒体运用这样的理想化的身份话语，以表达其在公众和受众之间的公共角色。 消费者与公民：新闻业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张力。新闻界常会抱怨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在流失，认为这是自己的不幸，读者的缺席成为它所面临危机的归因。(26)有些2011～2012年间的文本质疑了《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编辑Paul Dacre涉及新闻界资质的观点，即“有公民意识的博主与主流媒体拥有同样的机会去细查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代表”。而在另外一些文本中，危机却促发了对于新闻媒体整体受到影响的表述，如“我们的报纸”(《每日电讯报》)，以及《卫报》所说的，“厌恶”电话窃听事件的不仅限于通常的读者群。 这还可以从一些重要的活动策划中看到，尤其是《卫报》和《泰晤士报》。《泰晤士报》策划的“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活动赢得了赞誉，因为它“使用了众筹和公民新闻”的方式而“激发了‘更多细节丰富且有洞见的来自读者的故事’”。《卫报》则利用了大量的社交媒体互动来报道2011年的伦敦骚乱。《卫报》的读者互动编辑Chris Elliot写道： Paul Lewis和Matthew Taylor服务于《卫报》，详尽报道了骚乱。Lewis连续四个晚上，使用推特作为众筹和报道工具，获得了3.5万名关注者。 还有多处文字赞扬了读者作为“勇敢的、意志坚定的公民，在庞大传统媒体的雇佣之外采取行动”，以及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博主”而做出贡献的潜能。在伦敦骚乱事件中，这些普通公众利用社交媒体提供了“前所未闻的声音”(《卫报》)。 由此，公民和群众进入了新闻界身份界定的话语当中，但并不是在新闻业承担着为了民主或社会的利益而告知公民的职责这个语境内，而是在“公民”成为信息通道的语境中。公民提供了额外的视角，是新闻制作过程中的参与者，是“快速且激烈的”(《卫报》)反馈回路。这里所涉及的也是规模(scale)问题，即德耶兹所说的技术所提供的更加广泛的参与方式。虽然新闻业仍旧要维护其职业的边界，但在追求理想的话语中强调与民众的互动，也就是将新闻与其受众之间的公民性关系放到了凸显的位置上。 当然，并非所有的参与都被认为是积极的。编辑准则和操作受到了“没有得到报纸委托”(《卫报》)的用户原创内容的挑战。《每日电讯报》抨击《卫报》与用户的高度互动，以及将“培养的传统新闻从业者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所谓‘公民’写手和摄影者”相混杂。在《泰晤士报》看来，“无休无止的论坛、聊天室、博客和社交网站”上的毫无章法的公民新闻“越发四处泛滥”。即便对“公民新闻兴起”的赞赏，也会在同一标题下受到如此的挑战：“但是，它可信吗？”(《卫报》)。这些业内/业外的话语显示了与受众的开放互动，而这也正是典型的新闻业身份建构的过程。(27) 调查与技术：进一步提升服务公民和民主的新闻业意识，新闻元话语的第三个方面包括对于调查性和情境性新闻的强调。在2011～2012年间，一些突出的调查性新闻报道强调了新闻界的调查报道的角色。虽然在对英国新闻界调查性角色的认可中并没有排除来自各方的限制，包括对多种技巧要求、新闻编辑室缩水以及资源更加有限等，(28)但通过凸显这个角色，这些文本还是强调了更多来自传统的理念。 首先，这表现为文本中的“一个提醒：调查性新闻远不限于不法拦截和好色窥视”(《每日电讯报》)。其次，面对挑战，从提升信息、增加理解和进行监督等各方面强调新闻界调查事实真相的特性，为其尊严进行辩护。这些话语还对照维基解密来推崇新闻业的传统角色，认为维基解密“将调查新闻记者降格为比特玩家”(《卫报》)。在2012年3月对来自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邮件的调查中，《卫报》的报道框架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表述。当阿萨德的邮件被提供给《卫报》时，报道采用了报纸的角色、分析和验证过程来架构这则新闻： (报社)做了大量的努力去验证邮件的真伪，包括检查其内容是否与已知事实相左，联系在高速缓存中留下邮件来往痕迹的10个人。 其他一些表述则强调，新闻界需要使得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之上的新闻具有意义，因为“海量的信息，在易于显露事实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混乱和混淆”(《卫报》)。这样的表述，将新闻界的情境化角色放到了显著的位置，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那么那些围绕着维基解密或阿萨德邮件的事件将无法被理解。在新闻的元话语内，调查不是一个被外部数据来源所吞没的角色，而是“一个新的方式，以获得被泄露的信息，互联网使之成为可能”(《卫报》)。当数据来自他方时，新闻界的话语会将自己的情境性角色放到显著位置，突出情境要素的重要性及价值：“《泰晤士报》一直处于调查性新闻的前沿，维护其无畏的报道传统”(《泰晤士报》)。更进一步，文本还强调不要将技术进步视为调查性新闻的威胁，而是要将其视为强化调查性报道的机遇(《每日电讯报》)。 管窥之下，新闻业貌似缺乏反思性，(29)而且它历来将自己定义为既是受害者也是胜利者。(30)这种二元对立在危机时刻的新闻元话语中并没有消失殆尽。然而，在充斥了身份论述的话语中，一个对新闻业角色更为深远的意识正在浮现。这些症状远非呈现了一个已然实现的新的黄金年代，而是指向了对传统身份的回望和对潜在良机的感知。这些话语呈现为一种混合：为回应质询，新闻界对其社会和公民性展开必要的辩护，但在这辩护中，得以显示的也是一个与公众休戚相关、并由于他们的参与而更为开放的新闻业，其中包括对新闻业情境化和调查新闻事件这一角色的全面接受，以此形成了一个应对外界压力的反叙事。这些元素表明，一个经典的和理想型的新闻界自我感知正在复兴。尽管走出话语的范畴、落实这些角色仍旧遥远，但是它们的凸显表明了复兴的潜能。(31) 虽然在本文所探讨的话语中，新闻业是开放的、介入现实的，但是它依旧存在着一个防御性的态势。在其断裂的历史情境中，新闻业混杂了对技术的惶恐和激奋、资本化的动机以及专业的偏执。也因此，仍有更多关于死亡或是重生的面向值得展开探讨。 尽管本文关注的是2011～2012年，但是，在“无数伦敦报业的讣告得以炮制”(《国际先驱论坛报》)的2013年，关于新闻界危机和再生的话语仍在持续。不过，这些死亡通知很少单独出行，伴随它们的往往是这样的提示：“报纸还是战胜了死亡预告，设法活了下来”(《国际先驱论坛报》)。本文观测到了生与死的两种信号，同时也确认了新闻业的角色和身份如何可能再获新生。 本文原题为“Morbid symptoms：Between a dying and a re-birth(apologies to Gramsci)”，原载于Journalism Studies，2014年第15卷第5期。 注释： ①McQuail,Denis.2013.Journalism and Society.London:Sage. ②Deuze,Mark.2009."Techn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Journalist:Agency Beyond Imitation and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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