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章士钊与胡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章士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1891—1962）与章士钊（1881—1973）既是朋友，又是论敌。在文化史上：一个是今文派领袖，一个是古文派的代表。他们的交往很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是十分有趣的事。他俩相差不过十岁，但论其在近现代史上的作为和贡献，不啻为两代人也。这说明近代中国时局变化之快，真是快得惊人！胡适1919年10月在参观了吴禄贞墓后，很感慨地说道：“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1 〕胡适说这个话，是有所指的，其中定有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在内，因为章在“五四”前后是反对白话文的干将。但是话又说回来，当章士钊在上海闹革命时，胡适还只是一个初中学生哩！二人道路不同，但他们的事迹，在历史上的贡献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我们若把他俩进行一番比较，不仅是很有趣的事，而且对深入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及研究近现代文化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
胡适与章士钊都出生于中国农村封建式的家庭。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在农村里度过的，因为家庭经济尚可维持，所以彼此都受过私塾教育，而且都是用功的好学生，这为他们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章士钊出身于湖南农村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由于家庭生活困难，17岁时就为“童子师”，在附近人家里教私塾。20岁离家远游到武昌，再次为家庭教师。次年到南京陆师学堂，在此认识了安徽的汪希颜、汪孟邹及陈独秀等人。后来与汪孟邹及陈独秀往来较多。1903年章到上海入爱国学社，又结交了蔡元培、章太炎、吴敬恒、邹容等人，并在他们的带动下投入反清革命行列。当是时，章主编《苏报》宣传革命，对社会影响很大，清廷视为眼中钉，故下令封闭并逮捕革命党人，于是“苏报案”震动国中半壁河山。次年，章士钊与黄兴、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积极从事于武装暴动。
正在章士钊干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1904年胡适才离开安徽农村，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由于他哥哥在上海经商的关系，进入了梅溪学堂。这时他童智未开，还不知道革命这回事，当然更不晓得章士钊何许人也？不过胡适进步很快。两年后（18岁），就在学校主编《竟业旬报》，以白话文作宣传，大谈社会改革了。
辛亥革命后，章士钊被邀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这个时期他竭力鼓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并提倡两党制。那时，刚推翻清政府，民国初建，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对资本主义的宪政知识了解非常有限，而章本人又是留学英国，专攻法律政治，故他的宣传颇受欢迎。这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读了章的政论文章，也表示十分敬佩。后来他在一封信里对章士钊说：“忆足下在《民立报》时，亦有此种言论，彼时既有意通问讯，适国内忧攘，卒卒未能如愿，至今以为憾。”〔2 〕由此可见，胡适对章心仪已久，只是没有机会认识罢了。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常在国内报纸上发表文章。章士钊看了极为欣赏。1915年章在一封信里对胡适说：“曩在他报获读，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3 〕由上述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未相识之前，彼此就已产生良好印象。后来通过《甲寅》以文会友，彼此通信才开始认识。但这里面的牵线人是汪孟邹。汪在上海开设“亚东图书馆”出版书籍。章的《甲寅》杂志由日本迁回国后，就是由“亚东”印行的。为了扩大销售范围，汪将《甲寅》按期寄到美国，请胡适帮忙推销。在这过程中，汪自然要为他二人作一番介绍，所以胡适才会将自己的译文《柏林之围》寄给章士钊，并附函致意。章收到后，即在《甲寅》刊出，并回信说：“前辱示书暨小说一种，高怀雅谊，倾感不胜。《柏林之围》已登入四期，早经邮呈，想蒙鉴阅。”〔4〕在这封信里，章很客气地对胡适恭维了一番， 希望胡适以后陆续惠寄鸿文，并称：“论政论学之文，尤望见赐”。胡适接到信后，按中的要求，把他论教育方面的文章《非留学篇》寄给了章士钊，并附函云：“顷奉示书，所以奖励末学者弥至，甚愧甚愧！”接着谈他今后的写作计划，准备翻译世界名剧多种，以饷读者。但又说何时脱稿，尚未可料。最后为寄出的稿子，就其内容进行了一番解释，他说：“适去岁著有《非留学篇》，所持见解，自信颇有商榷之价值，以呈足下，请览观焉。适以为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曰既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忆足下在《民立报》时，亦有此种言论。”〔5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胡适不主张大量派学生出国留学，而主张自立更生，把国家给留学生的费用，节省下来办大学培养人材，并视此为国家当务之急。可见早期章士钊论政、论学的文章，对年青的胡适是有影响的。可惜这篇稿子，后来因为《甲寅》被迫停刊没有刊出，而章士钊也由日本返国，步入政治，到广东肇庆护国军政府任秘书长，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行列，至此他们的交往暂告中断。
1917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写信到日本邀当时退出政治舞台的章士钊返国任教北大，讲授逻辑学。这时胡适也学成归国，到北大任文科教授，于是章、胡二人在北大开始认识。后来由于陈独秀的关系，彼此更为友好。当时，他们交往的情形，现在可由下面来往信件中知道一些：章在为胡适写贺陈独秀结婚对联时说：“适之兄：你的信、对联、墨经诠损等都收到了。谢谢对文甚好，我已经照写。但是若有人下一转语，恐怕有点语病，何也！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转语即是：出洞房入监狱，次离别后团圆。我们祝贺人家的新婚，同时隐射人生中的一段挫折，怕的蒸出误解，你证婚时演说，说到独秀的话：出监狱入研究室，出研究室入监狱。我就担忧，有人将你的意思，联想到‘出洞房入监狱’一点，这或者是我神经过敏的地方，但是你以为然，请把这副对联不用，由我另办一副，请你另做一首对文，交我补写，你看好不好？……”（引自“原件”，下同）。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陈、胡、章三人的交往是比较密切的。
章是古文家，写信、写文章自来是用文言文，而且以古为贵，但这封信完全用白话来写，由此可见他对胡适的态度还是尊重的。虽是如此，但章仍坚守其反对白话文的立场，从不参与陈、胡提倡的新文学运动，十足表现其独立精神。朋友尽管很好，但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1918年，章士钊被桂系军阀岑春煊召至广东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他与胡适又分开了。之后，胡适积极提倡文学革命，而“五四”以后，白话文运动发展更为深入和普及。当时白话报刊，全国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到四百多种。这虽是个语言形式问题，但它却反映着个人的思想是主张革新，或是守旧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章士钊顽固地坚持其保守观念，仍然主张使用文言文，为此曾与胡适展开论战。
1925年2月北京政府执政段祺瑞在京召集军阀分脏的善后会议， 他们又见面了。那时，章任执政府的司法部长；胡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二人不期而遇。有一次在宴会上同席，饭后一起照了张像片。像片洗印成后。章题白话诗一首送给胡适，并附上一封信，内云：“适之吾兄左右：相片四张奉上，账已算过，请勿烦心。惟其中二人合拍一张，弟有题词：兄阅之后毋捧腹。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则真赏脸之至也。”（见于原件）
诗云：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遵嘱也奉答“七绝”一首，诗云：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6〕
章、胡二人的诗，好象是在开玩笑，但就其内容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章已感觉到白话文的发展不可阻挡，所以他写了这首白话诗，表示要言归于好的意思，但又流露出不大甘心的思想感情。说明内心深处很矛盾，给人以哭笑不得的感觉。胡适的答诗，比较庄重，恭维章是开风气的老前辈，但又希望他继续前进，不要骄傲以师自居，同时希望停止论战，共同进步，然而事实的发展并非如此。
当时，由于北京执政府善后会议的召开，他二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议，在政治见解上有共同之点，敌对情绪有所缓和，故有此唱和之诗作。后来情况变化，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甲寅》，宣称“文字须求雅训、白话恕不刊布”，而且大肆攻击白话文，说什么：“近年士习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对此，胡适又写了《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来回敬他，批驳道：“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学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对章进行了说理斗争。但章还不服气，又作了《答适之》一文，针对上述论点进行辩论，但也是有气无力，强弩之末，未能穿鲁缟者也。说明古文派的力量到此时，好似回光反照，成不了气候了。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他们因为见解不同，思想上已经形成对立面了。
1926年春，由于执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接着执政府下令通辑支持学生运动的知名人士，这通辑令，乃出自章士钊之手，于是更引起群众的愤怒。随着运动的深入，段祺瑞、章士钊等人，在人民的声讨中被迫下台。从此章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活，《甲寅》也停办。章士钊企图依靠北洋军阀势力来提倡复古运动的愿望毁灭了。代之而起的是胡适提倡新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时代之到来。章士钊与胡适尽管交谊不错，但由于文化思想严重对立，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而各行其是。这说明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上也是如此。
（二）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二人是有很大差异的。胡适终身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不管客观环境如何变化，顽固坚持自己的主张，而章士钊则不然，能随形势变化，不断提出新的主张来适应环境，因此一生比较顺利，活了92岁，而胡适才活了72岁。 二人虽已属于长寿， 但章比胡多活了20岁，大概与他们的政治生涯得意与不得意，多少有些关系罢！下面具体看看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
胡、章二人都希望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章在辛亥革命前后，曾介绍过西方的政治学说，并写了一篇大文章《政本》，在《甲寅》月刊一期上发表，轰动一时，文中宣称：为政之根本，在“不好同恶异”，而要“有容”，容许对立面的存在，这样互相监督，取长补短，统治才有力量。反之则分离、互相斗争，结果残害人群者，必遭灭亡。他在这篇文章里，引述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梅依（May ）的话说：“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同时又介绍英国哲学家穆勒（Mill）的观点说：“一国之政治，必待异党相督而后有执中之美。”根据上述理论，他竭力反对专制统治。认为专制之害，在于各方意见无法自由表示，政治上不能取持中之美，所以出现阿谀政客的小人，与“抗之以变”的革命者，结果当道者自取其咎。他着重宣传的是议会政治，认为：若能取“有容”之态，“可以进语共和政治矣。”〔7 〕以上是章论政所持理论根据，也是他参与政治的行动指南。因此他同情于革命党，而反对袁世凯封建专制。在这点上，他与胡适是一致的。胡适在其留学日记中曾说过：“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8〕又说：“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9〕后来，在其论《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里，更明确指出：“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最基本的一个方面。”〔10〕由此可见，章、胡二人早年在政治上的主张是一致的。
然而，后来却逐渐有了分歧，到二十年代初期，当胡适在提倡“好人政府”，鼓吹“联省自治”时，章士钊一反常态，回过头来去宣扬“农业立国论”了。本来“联邦制”在中国，是章于1915年所提倡的一种制度，可当有人来推行的时候，他却弃旧图新了。当然有其原因。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部分学者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科学与民主表示怀疑，这股歪风吹到中国，所以那时国内学坛上出现了“科学与玄学”之争；在文化、政治领域里出现了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复古派”。章本人1922年由欧洲返回，带回这种思想；后又经历了曹锟贿选总统的事件，因此对西方的“代议制”采取否定的态度，先后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议会政治，指斥“国会腐败，不可救药。”他认为政党政治是西方工业国家的产物，不适合我国农业国之国情，并称：“盲学西方，就好比病者未经诊断，妄服巴豆。”〔11〕结果元气大伤，所以他提出“农业立国论”来挽救这种危机。他说：“远涉诸邦，亲加考览，……顿悟吾国迩来画虎类狗之工业制，尤不可留。因此人穷返本之思，想发如因地制宜之想。农业立国论愚主之。”〔12〕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提出改革方案：第一，“先将反乎农治之一切改制，概行变置”，恢复科举制，培养人材。第二，改变社会风气，恢复旧道德，使民知足，克己复礼；节制欲望，使民不争。第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自由竞争和拜金主义。他的政治理想是要达到“黜虚华，进浮朴，听言观行，明试以功。”实现汉武帝初年“海内新安，民得休息，皆乐吏职，而勤农桑，风俗和同，人自修饰”〔13〕的所谓繁荣景象。显然他这套主张，是不折不扣地要全面恢复封建制度。这当然与胡适要求科学与民主的一贯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所以遭到胡适的严肃批判。
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里，明确指出：“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炎。”接着他说：“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于是他针对章士钊提出的方案，抓住它的核心：“使民知足”与“民得休息”的论点，进行批驳。他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胡适这个批评，虽没有直接点章士钊的名，但锋芒所向正击中其要害。章要人民“知足”、“休息”，其实是要人民忍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不要起来反抗，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胡适在揭露和批判之后，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车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胡适这段话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化思想及其政治主张，显然他是非常崇拜西方文明，并坚信无疑。他的基本点是要求每个人努力去寻求科学知识，改造环境，以此来推动时代的车轮向前进，所以他提出“科学救国”的主张。我们若把以上两种思想和政治主张对比一下，不难看出，章士钊的理论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而胡适的主张则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及其在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同时说明他们的思想各有其社会基础，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其次，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实践活动。胡适虽然是谈政治，提主张，但他是严于律己不介入官场的。他留学回国后，曾经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但形势逼人，没过五年却大谈起政治来了：从1922年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后，谈政治就一发而不可遏止。后来，国民党政府多次请他出任政府要职，比如：1933年请他当教育部长；同年又请他当驻美大使；后来请他当行政院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可见他完全是一个学者，严格遵守自己的诺言。但是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过驻美大使。这做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要具体分析。那时是全民族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又是处于国共合作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都有义务服从国家的需要，为抗战尽其义务。胡适本来是不愿就任大使职位的，觉得违反了自己的初衷。但经朋友们一再动员，并晓以大义，最后才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在四年大使任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为抗日战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因此，我感到他当官与一般官僚不同，要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方面章士钊就与他有很大不同。章从1916年正式走入官场后，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当过护国军政府的秘书长、北京执政府的司法、教育总长等，又任华北冀察政务会司法委员，及国会议员等要职。因此，他是个政治人物，与胡适全然不同。但在不同中又有相同的地方。比如：章搞政治，可是在官场失意时，也到学界当过一年半载的教授，先是到北大教了大约一年，后又到东北大学教了一年多。因为有学术根底，所以虽是“玩票”倒也还很受欢迎。而胡适呢，终身搞的是学术，但在非常时期，也到政治舞台上“票”过（当大使），虽不是本行当，但成绩还不坏。可见他们在不同之中还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不过所走的道路不同罢了。
综观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显然章士钊是属于北洋军阀时代的官僚政客，而胡适则是属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一个学者，这是一个方面。其次，他们在历史上反对封建专制，宣传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有贡献的。但由于中国历史发展很快，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勃起，他们改良政治的理论，显得落后了，于是他们被历史所淘汰。不过章有应变能力与理论，他说“主义因时变迁，果何害其为君子”，这是他在《政力向背论》（《甲寅》月刊3期）一文里的一句名言。 他认为客观形势变化，主观认识也应该随之变化，在政治上是容许的。所以他后来跟着潮流走，投向人民革命行列。胡适在这方面就不如他，显得保守顽固，结果成了悲剧性人物。
（三）
胡、章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果说还有一些共同地方的话，那末在文化思想上是严重对立的，胡适信仰实验主义，主张革新；而章则鼓吹新旧调和，主张守旧。这首先表现在文言与白话之争上：胡适是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并以在中国实现文学革命为己任，而章士钊则反对白话文，并以文言文复兴为天职。他们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且力行不悖。胡适从不用文言写作（偶尔除外），章也从不用白话写作（偶尔除外），但以他们的能力来讲，胡写古文，章写白话文，皆是并非不能也，而是不愿为也。从胡适来说，他是坚信白话文道路之正确；章则不然，多少有点不服输，要坚持到底的意思。
最初，胡适提出“八不主义”（即作白话文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宣扬文学革命时，因为友谊的关系，章士钊没有明目张胆地站出来反对白话文运动。当然这跟那时的形势也有一些关系。1917年后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在国内已逐渐受到人们欢迎，其中特别是青年拍手称快！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的普及和运用更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古文派”保守份子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公开反对文学革命的。章也曾说过：“愚与适之同入北大为教授，即为言尝试白话之未可。愚虽自此非之；而未或用力止之。”〔14〕然而等高潮过后，形势缓和一些的时候， 古文派就麇集在一起向白话文运动大举进攻了。 1922年在南方以《学衡》（月刊）为首，开始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作正面的攻击。其中主要人物是南京高等师范的教授梅光迪、吴宓、胡先驌等人。这时章士钊也蠢蠢欲动，在长沙《大公报》上批评新文化运动，他说：“中国现在所谓新文化，如胡适、陈独秀等所倡，并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什么是文化？文化运动之谓何？他们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界说。”〔15〕并称：“新文化中最惹人注意的是白话文，白话文在相当范围以内，自有其存在之价值，但不能说除开白话文即无文学。胡适之自己埋头读书，偏叫别人不读书。……吾恐十年后，将无识字之人！”〔16〕章士钊这时刚从欧洲返回，所发表的言论，多是政治方面的，对学术方面的事，还来不及深入发挥。可是到了第二年他任上海《新闻报》主笔后，对新文化运动就不客气地大加攻击了。那时他发表了一篇《评新文化运动》的长文，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进行全面攻击，他说：“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为古人之言而扩充变化者也。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大抵俱有理致条段。今为适之之学者，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而所谓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穿鹜，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呢、吧咧’文变。……今白话文之所以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者。其弊即在为文资料，全以一时手口所能相应召集者为归，此外别无工夫。推适之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之说：且将以有工夫为丧失文学上自然之致。……呜乎，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为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矣，运动方式之误，流毒乃若是也！”〔17〕由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章竭力贬低白话文运动，并指名攻击胡适，批评他所提倡的白话文，其结果是“隳道”、“陷青年”、“颓国本”、“放流毒”。既然如此，那末白话文就没有存在价值，而胡适之罪，亦莫大于此。其次，在这篇文章里，章又运用其新旧调合论，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抨击。他说：“文化曰新，新之观念，又大误谬。新者对夫旧而言之，彼以为诸反乎旧，即所谓新。今既求新，势且一切舍旧，不知新与旧之衔接。”章运用形式逻辑把“新”与“旧”对立起来，然后讥讽革新者提出“新文化”之说，是不知新与旧的关系。与此相反，他却利用事物的历史联系，混淆是非而大作文章，说什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其思潮昭哉新也，而复兴是新者旧也。英吉利之王政复古，其政潮的然新也，而曰复古，是新者旧也。”根据这个推理，他在政治上主张复古，在文化上主张恢复旧礼教与文言文。其实他的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全然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和内容的变化，生搬硬套，为了达到自己复旧的目的，而不顾一切客观事实，结果把自己的思想缚住了，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复古派”。当时，因为章士钊这篇文章没有什么说服力，影响力不大，胡适认为不值一驳，没有理采。
没想到章士钊的这套谬论，后来形势变化，对白话文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1925年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讲演时， 才以《新文化运动之意义》为题，对章进行回击。他说：“因为今年有一般思想很顽固的人，得了很大的势力，他们居然利用他们的势力，起来反抗这种时代之要求，摧残新文学。”因为章士钊这时已就任北洋执政府的教育部长，办《甲寅》周刊，公开复旧。许多学校已不录取作白话文的学生。根据上述情况，胡适才作这次演讲来批驳他。在这篇讲话里，胡适针对章士钊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进行反击，他说：“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一人所提倡的，也不是最近八年来提倡的；新文学之运动是历史的，我们少数人，不过是承认此种趋势，替它帮忙使得一般人了解罢了。”接着又说：白话文学已有二千年的发展历史，而古文学在这二千年里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其间老百姓实在是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革命发展的趋势，文言文必将为白话文所代替，这是合乎逻辑的，并郑重指出三点：（一）白话文学是起来替古文发丧的，下讣文的。（二）二千年中之白话文学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什么人也不能否认。（三）中国将来之一切著作，都应当用白话去作。最后，胡适充满信心地说道：“照此看来，无论军阀的权威如何，教育总长的势力如何，这两三个人决定不能摧残者，也可以抱相当的乐观。”〔18〕可见这篇讲话观点十分明确，是针对着章士钊攻击白话文运动而发表的。
胡文发表后，章士钊又作了一篇《评新文化运动》来进行答辩，其中他对胡适把旧文学说成是死文学甚为不满，于是反驳道：“凡死文学，必其迹象与今辟渺不相习，仅少数人资为考古而探索之，废兴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今之欧人于希腊拉丁之学为然，而吾也岂其俦乎？”又说：“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19〕章在此竭力为文言文辩护，并引西方拉丁文作比较，说明中国的文言文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其生命力，相反白话俚语在社会生活中，却也“往往难通”。由此可见，章是孤特独立、顽固坚持其复古立场。他的这种心理状态，胡适曾分析说：“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后，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里，曾骂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以孤桐为上帝，以长沙为上京，一味于《甲寅》杂志中求文章义法。”〔20〕胡适这段话，言简意赅，从章的思想上进行分析，说明文学上的反动派也是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与此同时，唐钺、高一涵、徐志摩、郁达夫、成仿吾、魏建功等人在《语丝》、《国语周刊》、《现代评论》等刊物上，作了许多文章共同来反击这股逆流；在广大青年的支持下，随着执政府的垮台，《甲寅》派被彻底打倒了。从此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中国历史上文白之争告以结束。其间胡适与章士钊在两军对垒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惜他们一起照的像片没有留传下来，不然那就更有意思了。
（四）
在学术方面，胡、章在研究《墨子》这部书上，观点也是对立的。当然他们对这部古典名著，各自都有许多创见，造诣都是不低的。胡适除了在《中国哲学史大纲》辟有专章论述外，还著有《墨子新诂》，深得梁启超好评。梁称他在哲学史大纲中“讲墨子、荀子最好。”〔21〕后来梁写成《墨子学案》一书时，特请胡适为之作序，可见对胡适之推崇。章士钊对墨学的兴趣也是不小的，因为他是有名的逻辑学者，以他丰富的学识来研究这部逻辑性很强的古典名著，自然所获非同凡响。他著有《名学他辨》等论文，并在东北大学讲过这个课，后来发表过许多文章，梁对他也有赞评，称：“最近章行严，常为讨论墨经短文，时有创获。”云云。〔22〕张君劢也说过，对于《墨子》的研究，在鲁胜之后，任公、适之、行严以逻辑知识论墨子，依史公为例，三人可合为一传。〔23〕可见胡、章二人在研究墨子的方法上有相同之处，但在具体问题上却有许多见解很不一致，因此常发生争论。
胡适研究《墨子》比章士钊早，那是在他留学美国的时候。根据《胡适留学日记》所载，谓：“连日读《墨子》颇有所得，昨日以一日夜之力作一文论墨子之哲学，分四章：（一）墨子传及墨学小史。（二）实利主义。（三）兼爱说。（四）非攻说。共写三十页，手不停书，铁笔为秃。今夜在哲学会读之，颇受欢迎。”〔24〕又谓：“连日读《墨子》：经上、经说上、小取三篇；又读《公孙龙子》三篇，极艰苦，然有心得不少。”〔25〕可能这时他是在为博士论文作准备工作，从中可看出他好学深思的劲头，因此后来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关“墨子”章节，其得到学界好评。而且由于梁启超与胡适常在一起讨论墨学上的问题，故在1922年前后，社会上引起了一股谈墨的风气。章士钊也不甘示弱，在《东方杂志》（20卷21号）发表《名学訾应论》一文，针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名家划归墨家一派的解释，进行辩论。这个问题自西晋鲁胜作《墨辩注序》以来，就已合二为一了。一般认为惠施、公孙龙子祖述墨子之学，且以正别名显于世。胡适亦说别墨即新墨，如欧洲言新柏拉图之类，而且还说：“墨辩诸篇或系惠施、公孙龙所作。”章士钊根据汉人以前的著作，翻作此案，谓惠施之学不出于墨，其证有三：（一）《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词，而不知实。”此墨惠并举，而其所蔽性又相反。据此章谓：“苟非惠子生卒年月略后于墨，将与言墨出于惠，同为无义。”故惠子非出于墨学者也。（二）《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墨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此三派中未列惠施与公孙龙。章认为这不可能是漏列。（三）《汉书·艺文志》，详载九流所出，谓“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二者流别判然不同，因此他批评胡适把二家混为一谈，是“读书不求甚解之过，莫若此甚。”
在此之前，章士钊曾有《名学他辨》〔26〕一文，针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页二百之以驳训佊”的解释，提出自己不同意见。据《墨子经》曰：“辩、争彼也。”胡认为“彼为佊之讹，引《论语》‘子西佊哉’为证，佊今作彼；又：佊与诐通，说文诐辩论也，与颇同声假借，故后人写作驳，今之争驳，即争佊也。”章对胡之解释，不以为然，于是根据逻辑推理，引证各家之说，发表议论，谓果如所言，以争驳诂辩，则与言辩者辩也，又何以异。因此，他说：“公孙龙之他辩，在墨经号为争彼”，他者彼也，他辩与西方逻辑之言中词相类，不解此义，名学将不能讲。又说：“名学必明是非，而是非无由自定，因举他物，立于第三位，以为准则，谓如彼方为牛，否则非牛也，故曰争彼。”其例如：“人皆有死，孔子人也，故孔子亦死。”人“在此为他词，处于第三位，即争第三位之当否，以争彼为辩是谓之他辩。而“他辩”就是以中词（M）联系大词（P）、小词（S ）的推论式，即由两个前提推出结论。进而，他论证墨子的三物论式，与西方逻辑中的三段论式，印度因明的三支式是相合的，并指出争彼一义，为墨子之骨干，胡适之误，失于武断云。对此，后来章太炎评论说：“适之以争彼为争佊，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盖所失非武断而已。”〔27〕
1923年秋，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任主笔，先后发表了《墨学谈》、《章氏墨学一斑》、《墨辩之辩》、《墨辩之物论》等文，纵论墨学，其中多针对胡适在这方面的见解，提出评论。胡这时养病在上海，他针对章太炎的上述批评，写信给章士钊说：“病中久不读古书，行箧中又没有，这一类的书，我本想暂时不加入讨论，但先生论《墨辩》，辩争彼也一条，谓我武断，而令兄太炎先生则谓我‘所失非独武断而已’，鄙说之是否武断，我不愿置辩，我觉得太炎先生有一句话，却使我不能不辩。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先生倘看见太炎先生，千万代为一问：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28〕从信的内容来看，胡适举出王氏父子等人的著作，来进行请教，显然是无疑而问。说明他对章太炎的批评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但对老前辈不敢造次，表面上客客气气，其实是向他提出了难题？
不几天，章士钊将胡适的意见转达给章太炎。章回信说：胡适的见解，不过是初步门径而已，至于高深学问，则当明了：“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丙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29〕并从古书里举了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这封信在报上发表，胡适看过后，认为有必要把自己不同的意见写出来公诸于世。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请他在《新闻报》上发表。在这封信中，他对章的批评，提出反驳。认为：章太炎所谓的治经与治子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于是他说：“经中明义理何此《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种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
胡适的意思是说，诸子所明的义理，正是彼派之一种极重要的事实，因此，他认为：“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这是一般治古书的方法，即所谓的第一步的工夫。至于更进一步求训诂之惬意，那就得“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择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二语，诸家不知也者之也当读他。王闓运虽校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了。）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胡适在此举例说明义理对训诂的重要，是反对把治经与治子对立起来的治学方法。在他看来，经与子是平等的，都是古书。既然如此，那末治古书之法标准只有一个，即作校勘、明训诂、求义理，而这三者又是互相联系、且是互相制约着的。这里面有个辩证关系，就是说，作校勘、训诂、求义理，这是第一步，但反过来，知义理更能使校勘训诂明了，这是第二步。由此看来，胡适所谈的这个方法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有其理论的指导意义。而章太炎的说法，是从实际中探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当然有其可贵之处。那就是当遇到问题，可按他治经与治诸子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但它有局限性，只能是解决一部分疑难问题。由此看来，胡适所提出的方法，比较全面一些。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在信的末尾，以讥评的口气说：“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他这个话，很明显是针对着章士钊而说的。在他看来章在治墨学方面，对词义的考订，多是从义理方面去考察，而轻视校勘训诂方面的工作。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区别，胡治学偏重于考据，反映了他对清代考证学的崇信，同时也表现出其实验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而章则发挥其逻辑学者的优势，从逻辑语法方面大作文章。由此观之，各有所长，对墨子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五）
从上所述，说明胡、章二人在学术上不仅是对立的，而且给人印象：章在行文中是动了感情的，表现在讲话与文章里指名道姓地批评胡适，而且在用词方面也是不留情的。相反胡适在这方面却很克制，除在个别地方提到过章士钊大名外，一般都是比较婉转与隐晦，在遣词方面也比较注意，比如称“教育总长”，而不直呼其名。我们从中可看出他们个性之不同。虽然如此，但胡适对章士钊仍很尊重，尊重他在学术上是开创性人物，曾作出过许多贡献。比如，他对语法与逻辑学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是老前辈，曾著有《中等国文典》；“逻辑”这个学科的中文名词，就是由他论订的。而且还写出了一本《逻辑指要》，为我国逻辑学的发展，作出过有益的贡献。此外，他将逻辑学运用到写作实践中去，并吸收了我国唐代作家柳宗元的写作技巧，创造出一种用词精炼、行文简洁、逻辑性很强的文体，时人称为逻辑文学，受到人们的欢迎。胡适对此评价也很高，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梁启超之后，“自1905年到1915年，这十年是政治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即逻辑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30〕可见胡适对章虽视之为开倒车者也，但对他的历史功绩还是充分肯定的。章、胡二人比较起来，章士钊在学术上的成就虽无胡适那样的广博，但在他所涉及到的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除上述的语法学、逻辑学外，他研习古文，以柳宗元为研究对象，后来写了一部《柳文指要》，总结他数十年的心得，受到各方面的好评。以上情况说明章在学术研究上面虽不甚广，但对一二学科，都是比较深入，成绩也较显著。胡适与章不同，兴趣比较广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31〕这是他的客气话，其实胡适在文、史、哲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开创性的功绩，贡献大小不一，但严格说来还是不够深入的。这当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使他不能够集中精力去进行专研。这且不说，如果我们将他与章士钊作比较，那末章的成就，在一个“专”字上，而胡适的成就，便在“博”字上了。二人途径不同，其结果也是不同的。胡适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即提倡白话文、用现代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开一代学术之风气。从这方面来说章是不可比拟的。
综上所述，虽然胡适与章士钊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就其成就及影响来说，又有前后辈之分，故曾有“各领风骚数十年”〔32〕之赞评。其次，他们都是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出生的知识分子，都具有一颗爱国心，希望国家昌盛富强，并为此作出努力和贡献。但由于中国历史发展很快，后来他们都在不同时期掉队了。这些是他们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主要表现在文白之争上。斗争的结果，胡适胜利了，而章士钊则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说明，谁能实事求是及代表民众利益，谁就能取得胜利。
注释：
〔1〕《胡适致高一涵、张慰慈等》；《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第72页。
〔2〕〔5〕《甲寅》月刊，第一卷十号：“通信”，第21页；1915年10月。
〔3〕〔4〕《章士钊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第1页。
〔6〕郑振铎：《文学论争集》，第204页。
〔7〕章士钊：《政本》，《甲寅》月刊一期，1914年。
〔8〕《胡适留学日记》，二册，443页。
〔9〕《胡适留学日记》，四册，1104页。
〔10〕《现代中国思想家》，第七辑《胡适》153页（台湾版）。
〔11〕章士钊：《农治述意》，《长沙章氏丛稿》186页。
〔12〕章士钊：《再论代议制》，《长沙章氏丛稿》96页。
〔13〕章士钊：《再论代议制》，《长沙章氏丛稿》95页。
〔14〕章士钊：《答适之》，《甲寅周刊》第一卷八号6页。 1926年。
〔15〕长沙《大公报》1922年10月21日。
〔16〕长沙《大公报》1922年10月24日。
〔17〕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21、22日。
〔18〕《晨报·副镌》1925年10月10日。
〔19〕《甲寅周刊》第一卷十四号4页。
〔20〕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国语周刊》12期，1925年。
〔21〕《饮冰室全集》13册，60页。
〔2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72页。
〔23〕章士钊：《逻辑指要·张序》，1页。
〔24〕〔25〕《胡适留学日记》，471页，705页。
〔26〕见于《东方杂志》17卷20号，1920年10月。
〔27〕《胡适作品集》第7册，197页。（台湾版）
〔28〕〔29〕《胡适作品集》第7册，198页。
〔30〕《胡适文存》第二集二卷，223页。
〔31〕唐德刚：《胡适杂忆》，37页。
〔32〕《传记文学》15卷6期27页。（台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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