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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660（2010）02－0009－06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国家的定义存在着某种张力。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传统将国家看做是阶级的反思，而另一种传统则将国家理解为社会的反思。当列宁开始质询这些关于国家的文本时，呈现给他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现有参考书目、理论档案。这些文本大多数都致力于阶级国家概念，由此就决定列宁处理其问题的答案类型。
如果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开，马克思自己的作品包含着两个国家定义：作为阶级反思的国家和作为社会反思的国家。对马克思来说，国家（state）与管理（governance）无论如何都有差别。
国家一直是一种异化的机制。它产生于外在于社会、并在市民社会的实际职业中毫无根基的权力之中。国家总是阶级统治的一个来源。因此，当马克思谈到推翻国家时，他不是在提出一个无政府的论断。对马克思来说，没有国家也可能有管理。
废除国家并不意味着废除所有的管理。作为一个生产性的代理机构，社会包含着具体的劳动分工和不同的职业；作为一个生产性的代理机构，社会由不同职业、经济结构和必要的行为规范组成。管理意味着根据市民社会的实际结构为社会组织制定各种规则。例如，从事生产劳动的大多数人是农民和工人的社会，就应该有由农民和工人制定的规则。或者，生产劳动的大多数人是经理和官僚的社会，就应该有由经理和官僚制定的规则。当市民社会的程序规则由那个市民社会的实际群体来建立，当社会结构与社会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对应关系时，管理就存在。只有当市民社会的程序规则由一个已经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并且不代表市民社会的阶级所建立时，国家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当由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阶级制定法律时，这个法律因此就是国家权力的法律。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完全可以是一个具有管理的社会。对于社会规则的制定来说，国家与管理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进程。
基于这些定义，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这些理论表述在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社会反思物的论题作品中。这些作品是列宁没有看到过的。
1.管理对象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政体的社会生产性组织。它是一个政体的集团性的、职业的、家族的和生产性的结构。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之前，我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政治经济学。社会组织知识应该先于任何政治规范的建构。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市民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2.马克思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意识到任何市民社会都需要管理。当马克思提出推翻国家和阶级时，他并不是要推翻集体和管理。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他一直思考着废除国家和阶级，并同时要保留管理，后者类似于市民社会的结构。马克思的管理规则断言制定规则应与政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同形。
3.“政治的（political）”这个术语必须被简单地理解为制定社会组织规则。使用马克思这个定义，“政治的”术语就包含两个不同的含义：第一就是国家或阶级的“政治”。这个术语用来指在阶级或国家的框架内为社会经济行为制定规则。国家的“政治”是异化和疏远的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在权力和统治的不公正积累的基础上，即权力的外在于社会的基础上，规则得以制定。第二是管理的“政治”。这个术语指在市民社会实际结构已先在的过程中制定规则。当然，制定社会规则有领导、一致、妥协和包容的需要。管理的“政治”意识到这些行为都有其合法性功能。在这些行为自身中，它们既不产生于，也不支持任何外在于社会的权力专制。基本原则是建立规则的程序必须体现社会优先性。在此限定的意义上，马克思相信，政治生活在废除国家和阶级后会继续延续下去。
总的来看，马克思是在如下文本中阐述社会—国家的产生：《论犹太人的问题》、《巴黎手稿》、《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除了《论犹太人问题》之外，列宁没有接触到这里的其他任何资源。列宁确实知道弗兰茨·梅林于1902年出版的《文学遗产著作集》。梅林的收集第一次出版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但这个集子没有包含任何其他文本。①《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最早出现在达·梁赞诺夫于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②，当时列宁已经逝世三年。《巴黎手稿》最初是在V·阿多拉茨基编的193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出版③，而《论巴枯宁的无政府和国家的笔记》最早出版于1969年东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④ 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实际上是在1953年出现的。列宁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这些文本中的大部分，而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极其明晰地探讨了社会—国家的连续性。
然而，由于列宁熟悉梅林的《文学遗产著作集》，他确实知道《论犹太人问题》。尽管如此，但是列宁在他的文本中从来没有评论过《论犹太人问题》。列宁之所以没作评论是因为这篇文章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谜。没有马克思对社会—国家连续性的分析的其他文本，列宁只是缺少理解这篇文章的概念工具，所以他没有对《论犹太人问题》提出质询。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阻止列宁建构性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人类学方面，处理这个与社会生产性系统相对应的政治方面。列宁确实在恩格斯的至少两本著作中开始熟悉社会问题。它们分别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在这两本著作中，恩格斯确实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作出区分。除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之外，这两本著作对列宁国家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最为持久的影响作用。然而，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实践的需要，列宁还不能创造性地处理这个社会难题。在这段时期，列宁的主要战略需要是驳斥民粹派的社会学，并把它作为一种使马克思主义政党计划合法化的手段。
民粹派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米海洛夫斯基和丹尼尔森，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斗争使用了一种自然的“社会”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展相抗争，民粹派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俄国扎根。他们提出自然社会的一个理想化版本，这个社会将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免疫力。民粹派所使用的“社会”概念是他们试图去否定阶级概念的一种意识形态手段。
从1893年到1898年，早期的列宁致力于用无产阶级斗争的观念取代社会的观念，致力于继承普列汉诺夫的使命，即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战胜民粹派。在《什么是“人民之友”》 （1894）、《经济学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1897）、《我们所抛弃的遗产》（1897），尤其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1898）中，列宁嘲讽了民粹派对“社会”的阐述，即他们把社会看做是外在于经济阶级分层，并与它们分离的事物。事实上，对列宁来说，社会产生于阶级斗争。即使列宁最早知道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是19世纪90年代政治干预的需要使他不能建设性地使用“社会”概念，列宁逐渐将“社会”理解为一种浪漫的、反动的虚构物。
此外，当马克思关于社会—国家的连续性的多数文本与列宁失之交臂时，列宁所熟悉的、当时现有的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都是将国家看作阶级范式的反思物。在这个概念下，社会不仅被还原为阶级，国家也被还原为阶级。而且，如果阶级等同于人类的统治，那么，消灭阶级将不仅同时消灭国家，而且还废除了政治需要或任何形式的社会统治需要。恩格斯著作的支配性导向是倡导一种国家阶级还原论。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有关英国的著作中提供了严格意义上、对英国社会的一种阶级还原论主义的分析。许多评论者认为恩格斯向马克思介绍了这种国家阶级概念（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此外，正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加强了列宁的这个信念，即认为国家等同于阶级统治。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描述了古代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在以财产为基础的所有权和阶级统治建立之前是如何崩溃的。当列宁需要经典来证明其立场，即认为阶级等同于国家时，他会经常地提及恩格斯的这本重要著作。事实上，恩格斯对列宁的绝对性影响是通过他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生作用的。这些影响也使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埃里克·霍布斯保姆、乔治·豪普特的观念有了直接的依据。正是恩格斯制造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和帝国主义》著作中，恩格斯对列宁的影响是绝对性的。毫无疑问，《反杜林论》对列宁的这两本著作都有普遍的影响。
为了探寻列宁所接触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如何被阶级国家的主题所统治，我们很有必要查询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蓝色笔记：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内容。这个全集包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法国1848－1850年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埃尔富特纲领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哲学的贫困》、《论住宅问题》、《论权威》、《论政治冷淡主义》、恩格斯的《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恩格斯1875年致贝贝尔的信、马克思1871年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和马克思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恩格斯1882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版《共产党宣言》的导言。如果我们知道马克思作品中缺失了关于作为社会反思物的国家主题，清楚其作品中大量的是关于阶级反思物的国家内容时，那么很清楚在1917年呈现给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主要集中在阶级与国家的综合上。
对列宁来说，梅林的《文学遗产著作集》是马克思文本的一个来源，考茨基的《新时代》是另一个来源。因为在1900年以后人们开始出版先前没有出版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列宁是《新时代》的贪婪读者。他勤奋地将这些新文本吸收到他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在《新时代》中首次出现的、与列宁的国家概念相关的一些更为重要的文本有：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批判》（1901）、《恩格斯1875年3月给贝贝尔的信》 （1911）、恩格斯的《论权威》（1913）、马克思的《论政治冷淡主义》（1913）和《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博士的信》（1902）⑤。正如梅林在《文学遗产著作集》中没有出版马克思关于社会—国家连续性的文本，《新时代》也没有出版相关内容。事实上，《新时代》集中于阶级—国家的模式和将共产主义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这在《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和《恩格斯1875年3月给贝贝尔的信》中尤其真实，而这两个文本对列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7年《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的俄文版出版了，列宁为这本书写的导言。⑥ 从《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列宁认识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统治的一个例证，国家等同于阶级统治。从《恩格斯给贝贝尔的信》中，列宁知道在无产阶级国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之后，无产阶级国家将自行消失，事物的行政管理将取代政治管理。 《新时代》出版的这些文献使列宁所接受的阶级—国家模式得到进一步确认，并使他屈服于将共产主义看做是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从感觉上来说，即使列宁最终否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否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恩格斯的阶级—国家与马克思的社会—国家的相互冲突的政治理论，列宁依然是首次关注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性质上的有分歧的少数人之一。当逐渐澄清这些差别、重新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相似观点的解释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贝贝尔的信》之间有冲突。列宁担忧到，初看起来“似乎马克思比恩格斯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冠军’，两位作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差异非常重要。”⑦ 列宁指出，马克思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倒台之后，政治的某些形式依然存在，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统治被事物的行政管理取代之后，国家将逐渐消亡。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思想中具有更多的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的成分。
列宁的这种洞见只停留了短暂时刻，因为他很快收集了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全集，并用文献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是如何致力于摧毁和废除国家观念的。在这个特殊时刻，马克思论国家的早期作品的缺失是关键。《巴黎手稿》、《大纲》、《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等作品的缺失使列宁不能扩大其最初的洞见。马克思的所有这些作品都指出了在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还需要管理。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相反，马克思认识到某种政治管理、某种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系统相一致的程序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存在着两个理论传统。列宁所没看到的、马克思论国家的作品就可以证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差异。
事实上，列宁读过巴枯宁的《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在列宁的《蓝色笔记本》中，参考书目涉及到巴枯宁的这本书。但列宁没有对巴枯宁的著作做重要评论。相反，马克思不仅阅读了巴枯宁的著作，而且在《论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的笔记》中做了大量的评论。马克思对巴枯宁的评论显示出，他并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一个无国家状态，而是还存在着一些管理形式。《哥达纲领批判》和《论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的笔记》两本著作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不幸的是，1917年现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包含马克思对巴枯宁的评论。列宁对它们的内容也毫不知晓。
切断了马克思自身与政治理论关系的遗产，列宁完全依赖于恩格斯的遗产。在恩格斯遇到马克思之前，对恩格斯生活有着最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影响的人是圣西门、罗伯特·欧文和查尔斯·傅立叶。事实上，查尔斯·傅立叶对恩格斯本人的思想有着最为深刻的影响。
恩格斯明确地拒绝了傅立叶思想中的性自由方面，但深受傅立叶政治思想的四个方面内容的影响。这四个方面是：1.个人才能的全面发展；2.废除社会劳动分工；3.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阶级的消失；4.国家的消亡。我将分别讨论这四个方面。
1.在他希望建立的乌托邦社区“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里，傅立叶主张每个个体都可以全面发展其多种多样的能力和才能。傅立叶拒斥经济和职业的专门化观念，相信人们的多种能力如果允许其得到培训和满足，人的幸福感将会提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写到：“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谁能有一个独有的活动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在他所希望的任何领域里得到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从而使每个人能今天做这件事，明天做另一件事，早晨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喂牛，饭后从事批判活动，正像我这样而没有成为一个猎者、一个渔夫、一个牧人或一个批评家。”⑧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再回到这个句子所描述的那种罗曼蒂克－乌托邦式的旋律中，但这样的话正是在傅立叶的影响下才写就的。那种鼓励人们从事多样化职业的社会观念却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二者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秩序的一个明确特点。
2.此外，这种职业可以轮流变化的观念促使傅立叶相信，劳动的社会分工也可以被超越。在未来社会，由于人们不会永久地被固定在劳动的社会类别中，那么社会劳动分工的社会基础就会被废除，因此社会劳动分工也会逐渐消失。甚至晚期恩格斯，即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继续相信，社会劳动分工的消失是社会阶级消灭的必要前奏。
3.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消失，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阶级的社会基础也将消失。对傅立叶和恩格斯来说，社会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中某个特殊集团施行某种给定的生产性功能，如照顾牛羊、打猎，并在这些生产性资源的基础上获得占有权。换句话说，社会劳动分工使一个特殊集团获得的生产性资源也成为社会阶级形成的基础，因为那个集团挪用了那些生产性资源，并声称自己拥有它们的所有权。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提供的描述。
4.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束，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阶级的废除，国家自身也将不再存在。傅立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相信国家将会被一个无政府的、共产主义的联合体组织所代替。恩格斯从来就没放弃他的信念：共产主义就等同于一个无国家的社会。
傅立叶的无政府主义在圣西门的作品中得到复制。但圣西门的无政府主义来自不同的资源。事实上，正是从圣西门的思想中，恩格斯吸收了他的有关事物的行政管理将取代人民管理需要的观念。⑨
尽管如此，圣西门并没有主张废除国家，也没有主张废除社会劳动分工。相反，圣西门看到了保留阶级、保留政治、社会劳动分工的需要，并希望建立一个管理社会的科学主义精英集团。圣西门是一个社会实证主义者。这个根源可以追溯到科多西脱（cordorcet），一直持续到休谟。他相信科学贵族统治下的社会。他是一个技术“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只有科学精英们才可以制造出经济上的富裕，并因此消灭贫穷。一旦社会被交给这种新科学的祭司手里，对国家的需要将逐渐消失。国家将被管理所取代，官僚政治在如此高端精确的管理下，所有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所有必要的服务都能提供给人们。因为没有剥夺，所以也就没有强制或统治的必要。圣西门的无政府主义是从科学主义的家长式统治中发展而来的，即认为科学精英们能够制造经济富裕，因此他们的家长式统治和柏拉图式的管理也应得到允许。
傅立叶主义和圣西门的传统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并以此为传承点走向列宁，尤其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在《反杜林论》的“理论”篇章中，恩格斯给出一些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为详细的描述。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经济生产力得到提高，当围绕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束缚都崩溃了，当资本主义被推翻时，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所有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的经济富足社会。经济富足将促使社会劳动分工结束，因为当使生产富足的技术成为可能时，职业专门化的社会经济需要就会减少。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并没有诉诸傅立叶的职业轮流的观念作为克服社会劳动分工的手段。相反，恩格斯代之以技术富足的观念。尽管手段不同，但他们目的是一致的。此外，一旦劳动分工的社会需求没有了，那么它的结果就会导致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阶级也将相应的不存在。傅立叶的传统在《反杜林论》中得以强有力地体现。其中，恩格斯继续提出一种阶级反思式国家的政治解释。对傅立叶来说，文明及国家是压迫性工具。恩格斯反映出傅立叶的这种态度，当他在《反杜林论》中这样写道：“当不再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臣服中，当随着阶级统治和为个体生存的斗争建立在生产的先前无序基础上时，当由此产生的诸多冲突和借口也已经被废止了的时候，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被压制，这使得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国家’成为必然。”⑩ 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无政府主义来自这个事实，即他认为政治概念完全被国家范畴所包括。当恩格斯从其阶级还原论主义者的视角出发；当他提出阶级反思式国家的还原论主义者的立场时；当他提出阶级反思式的国家模式时；当他将政治等同于国家时，他只能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结束，因为在他的逻辑公式中，阶级被推翻就会使国家被推翻。既然国家和政治是相应的实体，废除国家将在政治的废除中逐渐得到实现。
圣西门的传统在《反杜林论》的内容中也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事实上，恩格斯在下面的句子中完全复制了圣西门的观念，即认为行政管理将作为政治和政府的替代物。关于共产主义，恩格斯写到：“人们的政府将由事务的行政管理和生产进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止，而是将逐渐消亡。”(11) 恩格斯在这两个句子中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因为他相当肯定“人们的政府”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终结。当国家逐渐消失直至不存在从而消亡的时候，我们将没有“人们的政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政治生活。
除了要求消灭阶级和国家之外，恩格斯还倡导其他一些也是源于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文献的改革。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提出消灭城乡差别(12)。此外，他还看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必要性(13)。最后，恩格斯反复使用“联合体”这个词，把它作为指向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描述性术语。“联合体”这个术语是前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用来指区别于现有国家社会的未来社会。这个词暗含着无国家的意思。当这个词出现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时，它还带有那个含义。
《反杜林论》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列宁关于国家的概念来源于《反杜林论》，也是在这本著作的基础上列宁逐渐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传统在《国家与革命》中继续传递，这本著作的遥远先驱是经恩格斯传承给列宁的傅立叶和圣西门。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成为这种把国家看做是阶级还原反思物的牺牲品。追随恩格斯，列宁假定阶级的消亡意味着国家的消亡，而国家的消亡意味着所有管理的结束。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重复着圣西门的概念，即认为行政管理将取代管理人们的需要。如果行政管理取代了（政治）管理，列宁像恩格斯那样假定“公共功能将失去其政治特性”(14)，共产主义社会将根本不需要政治。
列宁还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将被减至为一种机械化和惯例性的工作。他认为在庞大的官僚机构里，生产劳动将被标准化。他经常谈到计算和控制的需要，或所有生产性功能的系统规范。最后，当整个劳动力开始习惯计算和控制的技术，我们就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劳动力将习惯性地完成整个生产过程。总之，习惯将取代管理(15)。列宁认为，根据B·F·史基纳的《桃源二村》（Walden II），心理学环境将在全体居民中产生一种社会性的可接受行为，因此就消除了任何政治或管理的需要。
然而，列宁用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手段，是为了达到消除社会阶级和社会劳动分工的无政府主义目的。正如恩格斯把经济富足看做是克服社会阶级和社会劳动分工的一种方式一样，列宁在泰勒主义或科学管理的影响下，将工作过程的机械化看作克服阶级和劳动分工的最有效方式。列宁正是延续了傅立叶的思想，即认为如果生产功能被惯例化和标准化，那么整个劳动生产力就能实现这些功能。如果生产功能以这种方式被旋转和循环，那么对工作专门化或专门技能的要求就没有了。社会的劳动分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列宁的泰勒主义是通过环境控制以达到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方式。此外，工作的机械化也是达到另一个无政府主义期盼，即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方式。
在列宁的其他著作中，如在他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中，列宁指出，乡村的电气化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之一(16)。列宁之所以想将现代技术带给乡村，是因为他希望将劳动进程标准化和普遍化。普遍化的生产进程意味着在劳动阶级中有一个普遍的心理学或习惯。但是在列宁使耕地部门电气化，因而机械化的愿望中，他还实现了消除城乡差别的乌托邦理想。列宁继承了恩格斯和傅立叶的传统，后两位都看到了生产过程标准化和城乡融合是克服社会劳动分工的重要方式。
然而，尽管列宁没有看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政治存在没有作用，但重要的是我们需区分出“无政府主义”的两个意义。1、作为政治策略的无政府主义；2、缺少政治理论的无政府主义。列宁不是一个作为政治策略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完全拒绝巴枯宁的那种要求无产阶级起义并立即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对列宁来说，国家不会一击即碎，而是要在社会主义阶段充当无产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逐渐消失。
但列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即缺少政治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中，国家的“萎缩”确实会在无政府主义或政治生活全部缺失的条件下发生并撤离。由于列宁开始于一种将国家看作是阶级反思模式的观点，所以导致列宁得出，在国家不再存在之后，任何政治和统治也将不存在的结论。
列宁没有意识到，甚至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后，政治存在的需要还依然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传统。马克思想用生产和需要的民主取代权利的民主。马克思想要一种民主的和大众控制的政治、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区别于建立在生产方式和分配上的少数所有者阶级和国家。当列宁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统治观念时，他就失去了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理论的必要智力工具。当苏联提出要在1920年后在俄国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列宁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概念，向他显示出他在俄国所建构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极权本质。
原载《苏联思想研究》第30卷，第95－107页，1985年，雷代尔出版公司（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贺翠香（1972－），女，内蒙古包头人，（北京 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
注释：
① 弗兰茨·梅林：《文学遗产著作集》，斯图亚特：J.H.W.德国，1902年，第4卷。
② 达·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法兰克福：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馆，1927年，第1卷。
③ V·阿多拉茨基：《马克思－恩格斯》，法兰克福：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馆，1932年，第3卷。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柏林，德文版，1969年，第18卷。
⑤ 《新时代》，斯图亚特，德文版，第17、18、19卷。
⑥ 列宁：《著作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年，第12卷，第104－112页。
⑦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纽约：国际出版社，1967年，第2卷，第210页。
⑧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青年马克思论哲学与社会的作品》，劳埃德·D·伊斯顿和库尔特·古达特编，纽约：双日公司出版，1967年，第424－425页。
⑨ 圣西门·亨利： 《著作选集》，基思·泰勒编，纽约：Holmes and Meier出版，1975年，第207页。关于圣西门的进一步材料可见曼纽尔·弗兰克和曼纽尔·弗里奇的《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还可以参考曼纽尔·弗兰克的《亨利·圣西门的新世界》，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
⑩ 恩格斯：《反杜林论》，埃米尔·伯恩斯翻译，纽约：国际出版社，1966年，第306－307页。
(11)(12) 恩格斯：《反杜林论》，埃米尔·伯恩斯翻译，纽约：国际出版社，1966年，第307页；第316页。
(13) 恩格斯：《反杜林论》，埃米尔·伯恩斯翻译，纽约，国际出版社，1966年，第319页。对马克思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的评论可参考迈斯纳·莫里斯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毛主义》，Madison：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3年。
(14)(15) 列宁：《国家与革命》，《著作选集》，第344页；第344－345页。
(16) 列宁：《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会议》，《著作选集》，第3卷，第622－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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