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越南的社会经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南论文,经济转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弦易辙，陆续走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轨道，使得对转型问题的研究很快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越南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尝试改革，尤其是1986年越共“六大”确立革新开放路线后，真正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掀起了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革新浪潮，进入了社会经济转型期。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越南的经济体制转轨取得了重要进展，具有越南特点的市场经济模式，即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由国家管理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见端倪，有力地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誉为“向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过渡的最成功的国家之一”。[①]越南和中国是近邻，两国社会制度相同，又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条件基本类似，目前都处在前所未有的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之中，因此，研究越南的社会经济转型，对于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实现我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越南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及原因
越南是一个历史悠久、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国家。但是，上千年的封建统治和近百年的殖民压迫阻碍了越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越南一直处于落后的农业国地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共产党人的选择，因为正如胡志明所说：“殖民地人民要想救国和取得民族解放，除了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外是别无出路的。”[②]
二战后，像东欧、中国等国家一样，越南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逐步建立起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体制。而战后形成的越南南北分裂和对峙的局面和长期抗法抗美战争的环境更强化了在越南建立的这种体制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统一的特性。
由于历史原因，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在北方和南方同步进行的。虽然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胡志明主席在宣布《独立宣言》的同时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但由于法国和美国先后插手越南，在南越扶植傀儡政权，使越南一分为二，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即北方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西方学者称之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模式”[③]或“半国社会主义”[④]）和南方的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模式。
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北方即转入了“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⑤]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二十年的改造和建设，到1975年全国统一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已在北方基本确立起来。北越模式的主要内容是：（1）实行经济计划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计划化经济，把国家计划作为管理经济的主要工具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2）追求经济成份单一化，通过全面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小商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居统治地位；（3）推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相应发展；（4）建立和巩固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保证人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保持一致；（5）努力使马列主义在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全民的思想体系”，[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和文化。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后，越南党和政府为了尽早实现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统一，在南方尚未从战争破坏中获得喘息的情况下，即不顾南方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用北方的模式对南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76年越共“四大”提出要在5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和流通，“使南方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使北南两方的经济早趋一致”[⑦]，通过打击买办资产阶级运动，把旧政权的数百家企业收归了国有；通过公私合营等形式对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加以利用、限制和强制改造；通过发展国营贸易、供销及消费合作社取消资本主义商业；通过合作化等方式对手工业和小工业进行改造；通过使小商业转向生产等方式重新安排和组织小商贩；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同时努力壮大国营经济，使之在生产、流通和分配中占优势。1978年3月，最后一批私营企业被关闭。为了实现劳动人民的“集体作主权”[⑧]，1976年越南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普选，选出了统一的国会，将国名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成立了统一的越南政府，在南方迅速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国家政权机构。而国家机构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南方解放后，党的各级组织迅速扩大和进一步加强，保证了党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和及时的领导。为了进一步“促进思想和文化革命，建设和发展新文化”[⑨]，越共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和批判斗争以求肃清“新殖民主义”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和文化在南方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促进以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集体作主思想”为基础的新文化的建立。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越南实行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尤其是便于动员资源，集中用于重点建设项目，加快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步伐，确保短缺的商品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等，并使经济在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体制保证了越南的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震荡，出现功能紊乱、结构失调，破坏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严重障碍。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越南的社会经济长期在南北对峙的战争状态下运行，从1954年北方解放到1975年南北统一的二十余年中，处于相对和平状态的年份居少数。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一切生产与战争紧密相联。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一方面造成越南的社会经济体制带有浓重的战时体制的色彩，使传统体制的某些弊病表现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战争环境掩盖了传统体制的弊端，使社会经济运行的超常状态被作为正常状态而接受。实际上，由于强迫农业合作化和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北方曾出现过经济停滞和供求失衡问题，但都被归罪于战争，而没有从体制上寻找原因。此外，来自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经济援助不仅帮助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而且使越南避免了本应遇到的严重经济危机。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这种高度集中的统包统管体制有其赖以存在的根据，其弊病尚未充分暴露出来的话，那么随着越南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仍维持超常的战时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并将旧体制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刚刚解放的南方，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到了70年代中后期，僵化的传统模式已使越南经济陷入严重困境，越南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面临严重危机和挑战。其突出表现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失败。
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尤其是受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支持的西贡政权的迅速垮台，造成了一种极度兴奋情绪，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1976年召开的越共“四大”放弃了南北统一要经过一段过渡期的最初想法，决定加快南北一体化步伐，提出要“争取在大约20年内基本上完成我国经济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程”[⑩]，并据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在必要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试图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速度。“二五”计划不顾国家刚刚摆脱三十多年的战争、百废待兴、基础薄弱的具体国情，确定了过高的经济增长指标。结果到1980年计划截止时，“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均告落空。例如，计划要求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3%至14%，实际增长0.4%，只完成计划约3%；计划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至10%，实际增长1.9%，完成计划不到24%；计划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6%至18%，实际增长0.6%，完成计划不到4%。(11)造成“二五”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指导思想上的主观和急躁。由于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恶化，生产发展缓慢，有的部门停滞不前。由于基建规模、生产规模过大，造成缺少原材料，过半的工业企业开工不足，开工的企业也因缺乏自主权和活力而造成经济效益低下。在南方强迫实行农业合作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大片农田荒芜，粮食产量徘徊不前，低于统一前的水平。由于人口增加，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原稻米出口国变得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还需进口几十万吨大米。对于家庭经济和个体经济存有强烈的偏见，对私营工商业强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过快地消灭了工业和手工业中的私营部门，破坏了南方已有的商品经济基础，造成南方经济的萧条。违背客观规律建立新经济区，用行政手段把数百万城市移民迁到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的地区进行开发，最后以失败告终。此外，侵柬战争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越南经济雪上加霜。因为长期以来，越南南北方的经济都是依靠大量外援维持的，由于出兵柬埔寨，越南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停止了对越经济援助，美国亦采取禁运措施。援助越南的国家只剩下苏联和经互会国家，而且援助数量急剧减少。失去外援使越南经济发展进一步受挫。1977年和1978年又连续两年遇上自然灾害。因此，到1979年上半年，越南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消费品全面短缺，几近一无所有的地步；城乡居民生活条件迅速恶化，工人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以致越共总书记黎笋在越共“五大”的政治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在1976年到1980年5年间，在掌握、理解实际情况，使党的路线具体化和执行党的路线上存在着缺点与错误。同时，我们在组织、指导实践方面，包括计划工作和指导管理方面存在着十分巨大的缺点与错误。”越南学者也认为，“二五”期间“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的危机时期”(12)。
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力是越南社会经济转型的内因，也即根本原因。除此之外，还存在促使越南社会经济转型的外在压力，也即外因。这就是早发展国家，即发达国家，尤其是周围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等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影响及示范作用。正当越南作茧自缚、步履维艰之时，毗邻的中国和东盟国家则致力于调整政策，吸收外资，经济日趋活跃，实力逐渐增强，呈现出一派生机，越南同周边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扩大。1988年时，越南的人均收入为150美元，还不到中国的40%（中国为380美元）。(13)与东盟国家的差距更大，例如，到1993年，越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220美元，而泰国已达2116美元。(14)此外，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声浪也日渐高涨。正是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的交互作用，使越南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步入经济体制改革的轨道，进而于1986年越共“六大”后开始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走上了社会经济转型的道路。
二、越南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及特点
越南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使越南领导人不得不进行反思。而由于物资短缺，基层企业不得不从事非法的计划外活动以获得投入和保证完成产出指标；一些地区的合作社搞起了家庭承包经营。此即一些西方学者所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自发过渡的开始”。(15)这样，上下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着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
1979年9月，越共中央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迫于经济危机的压力，认可了基层的自发改革，开始对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实行经营管理分权，引入市场因素，全会决定推行以促进粮食生产和消费物资生产为中心，以物质刺激为主要手段的“新经济政策”。此次会议被誉为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的“里碑程”(16)和“转折点”(17)，是越南体制改革的开端。此后，越南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在农业方面，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组和个人；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在完成收购任务后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放慢南方农业合作化速度。在工业方面，实行计件工资和奖金制；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国营企业在完成计划后按议价和市场价指导生产。在流通领域，放宽对商业企业和个体商贩的控制。1982年3月召开的越共“五大”承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是国民经济长期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提出“特别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并相应地把农业作为“三五”计划（1981—1985年）国家投资的重点。这些政策收到了不同程度的效果，尤其是农业发展有明显起色。1981—1985年粮食生产年均增长5%，人均粮食由1981年的273公斤，增加到1985年的304公斤。(18)但其他方面的经济形势依旧严峻。
为了解决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物价补贴问题，1985年6月越共召开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对价格、工资、货币进行同步改革的决议，希望以此为突破口解决计划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的差距问题，减少财政赤字和货币透支。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票证制度，改实物工资为货币工资；在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的同时，取消物价补贴，提高商品和劳务价格；实行币制更换，发行新币，回收旧币；越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实施结果造成了商品供应奇缺，市场价格猛涨。年通货膨胀率从1985年的50%上升到1986—1987年的1000%，(19)并且连续3年高居三位数不下。致使群众怨声载道，政府不得不恢复多种价格制度、实物配给制度和定量供应。1986年5月召开的越共五届十中全会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同步改革失败。
1986年12月，越共召开了在越南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从越南实际出发，在认真反思越共以往在国内政策上的严重失误和旧体制的弊病的基础上确立了全面革新开放的路线，指出革新是越南“革命事业的迫切需要，是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20)，强调只有革新，首先是更新思维，才能战胜面临的严重困难。越共“六大”在努力恢复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做出了用市场经济取代中央计划经济的决定，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停止南方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如果说“六大”之前，经济改革仍在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具有被迫性质，只主张改善和调整计划机制，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模式的话，这时则提出了抛弃旧的官僚集中的管理体制，彻底以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的问题。即越南学者所说的“实验阶段结束，真正的改革开始”(21)。
越共“六大”之后，一系列比较彻底的同步改革措施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全面铺开，社会经济转型全面起步。为了控制通货膨胀，1987年至1988年，越南三次调整越币汇率，推进财政金融改革。1989年初，开始放开除能源、邮政和运输外的全部物价，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提高银行储蓄利率，调整外贸外汇政策，使价格、利率和汇率三大经济命脉全面市场化，达到了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目的，从而向市场经济体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结束价格双轨制来说，此时越南的经济改革远远走在前苏联和中国的前面。因此在国际上，尤其是经济学界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但此时的越南经济仍属于过渡经济或转型经济。
与此同时，农业改革进一步深化。1988年4月越共中央政治局第10号决议决定将土地经营使用权长期承包到户，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出现转机，1989年粮食产量再次自给有余。
越南革新事业的成就“使转向市场经济的进程成为不可逆转之势”(22)。1991年6月越共“七大”明确提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和深化革新的要求。之后，越南在各个经济领域推进革新开放进程。到1995年，旧的官僚集中的统包统管经济体制的根基已被拆除，越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新体制已基本上初具雏型。1996年6月召开的越共“八大”肯定了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宣布由于坚持革新开放路线，越南已摆脱了持续15年的严重社会经济危机，开始进入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时期。同时会议指出，越南的市场经济还处在最初阶段，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作用仍很薄弱，还需继续沿着革新开放道路前进，巩固、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改变必然带动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发生相应的变化。越共“六大”后，在革新经济体制的同时，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革新和其他方面的革新，以适应经济转型的要求，巩固新经济体制的成果。
越共“六大”提出了更新思维，更新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提高管理效率，克服官僚主义等原则要求，并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保证了革新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六大”之后，逐步、谨慎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适应运用市场机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的法制环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民有、民为、民享的法治国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社会控制模式正在由以国家为主体向以社会为主体转换，即从强化集权转向经济管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与此同时，思想文化上也由禁锢、僵化、单一和刻板转向开放、活跃、丰富和繁荣。
越南社会经济转型的突出特点是在保持稳定、有序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对改革进程的自主性控制的基础上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转型时期是新旧经济体制处于转换过程中的时期。新旧经济体制的转换意味着经济结构的重新组合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势必带来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引起社会的震动。因此，要成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不仅需要有正确的决策指导和恰当的时机选择，而且需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有序的社会环境以及对改革进程的主动控制和有效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作保证。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藤诚所说，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在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不断取得成功，而前苏联和东欧在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领导下却失败了。“90年代的越南也正在获得类似中国的成功。强有力的共产党的领导，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只要能维持经济增长，就能保持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大众支持的基础，这一现象显示出向市场经济化过渡的体制改革的复杂性。”(23)
越南领导人正是在汲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并借鉴中国的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地全力推进经济革新，慎重地逐步进行政治革新的方针，始终把革新开放的进程置于越共的领导之下，保持对革新进程的清醒认识和控制能力，在没有出现严重政治危机，更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和政权更迭的情况下，平稳地基本实现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转型期间保持了经济增长，增长速度十分可观。
越南领导人把政治稳定和社会有序放在重要位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越南饱尝了长期内乱和战争的苦头，当战火熄灭，冷静下来环顾四周的时候，才猛然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已被周边一些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得它渴望赶上经济比较发达的邻国。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曾经说过，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实现民富国强是越南党和国家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只有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才有可能”[24]。这也是越南反对多党制、对“和平演变”和颠覆渗透保持高度警觉的主要原因。
注释：
①参见吴永隆（Ngo Vinh Long）：《越南来信》，载美国《挑战》杂志1997年1—2月号第109页。
②《胡志明选集》越南外文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第3卷第246页。
③ (15)亚·福德和斯·德维尔德：《从计划到市场：越南的经济转型》西方观点出版社1996年英文版第22、65页。
④肯·波斯特：《越南的革命、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沃兹沃思出版公司1989年英文版第3卷第1页。
⑤⑥《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9、43页。
⑦⑧⑨⑩《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外文出版社1977年中文版第79、40、81、51页。
(11)转引自理·沃克斯和英·帕尔默：《中央计划经济的转型：越南经济改革的影响和潜力》，见克·狄克逊等编：《太平洋亚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993年英文版第173页。
(12) (16) (17)陶文集编：《越南经济45年（1945—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43、294页。
(13) (18) (21)参见威·特利和马·塞尔登编：《再造越南社会主义：从比较观点看革新》西方观点出版社1993年英文版第217、154—155、98页。
(14)参见理·庞弗雷特：《转型中的亚洲各国经济：正在改革的中央计划经济》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1996年英文版第61页。
(19)见梅·贝雷斯福德：《越南的民族统一和经济发展》圣马丁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第211页。
(20)吴彬康等编：《80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上卷第246页。
(22)邓德淡：《越南经济（1986—1995）》河内世界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11页。
(23)伊藤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195页。
(24)杜梅：《越南：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河内世界出版社1995年英文版第205页。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越南共产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越南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领导体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