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市研究院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论文



大学—城市研究院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

百里清风

(渤海大学 高教研究所,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大学—城市研究院是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高级表现形式之一。本文在明确大学—城市研究院内涵的基础上,对大学—城市研究院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建设大学—城市研究院的现实意义:不仅是一所城市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相关大学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大学—城市研究院;管理模式;运行机制

大学—城市研究院是近年新兴的一种校地创新合作模式,是大学科研创新的平台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孵化器,也是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高级表现形式之一。大学—城市研究院被视为“大学与城市之间的科技桥梁”,当前正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培育高新科技型企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出传统科研组织和研发机构等不可代替的积极作用,日益为政府、大学和企业等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一、大学—城市研究院的内涵

从当前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大学—城市研究院”尚未从“大学研究院”和“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相关概念之中完全独立出来,众多学者主要关注于大学研究院或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意义、政策、模式和运行机制,并未能明确对三者加以区分,直接涉及到大学—城市研究院的学术成果也非常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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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院指研究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大学构建的能够整合学校各种科研资源,进行多学科教育和跨学科研究的,享有“学术特区”政策的新型科技创新机构[1]。综合现有研究资料可以认为,狭义的大学研究院专指本校资源整合型大学研究院(如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等);而广义的大学研究院除本校资源整合型大学研究院之外,还包括校校联合型大学研究院(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组建的数学研究院)、校所联合型大学研究院(如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院等)、校政合作型大学研究院(如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等)、校地共建型大学研究院(如南开大学云南研究院和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等)、校企联合型大学研究院(如山东大学鲁南天然药物研究院和本钢—东北大学研究院等)[2]。其中,校地共建型大学研究院就包括大学—城市研究院。

产业技术研究院是以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为研究对象,以推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层次为目标的研发机构[2]。作为一种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产业技术研究院致力于行业技术集成创新和产业化应用,通过对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大学—城市研究院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前者中大学是其主导单位或主要参与单位,而在后者中大学未必是其主导单位或主要参与单位,甚至可以没有大学参加。

纵观企事业单位成功的发展史,优秀单位取得辉煌业绩的前提都是对组织文化有极大需求,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部控制制度是有生机的,是有活力的。内部控制制度既是组织文化的产物,又是组织文化驱动的工具,组织文化与内部制度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当组织文化不能符合单位内部控制时,组织文化需及时作出调整,当内部控制不能满足组织文化时,内部控制需积极改正[3~4]。因为组织文化与内部控制的奋斗目标相同,二者具有共同的发展方向,若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两方会削弱彼此的力量,加大单位风险。

大学—城市研究院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政府推动机制、大学支撑机制、市场牵引机制、多元投入机制、项目合作机制、人才管理机制、成果经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等。其中,政府推动机制指政府对大学—城市研究院的引导、支持、投入与监督机制,即在不干涉其内部运行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大学—城市研究院的运营与发展;大学支撑机制是指依托大学对大学—城市研究院的支持、投入与托管机制,即通过技术支撑、人才支撑和管理支撑负责好大学—城市研究院的运营与发展;市场牵引机制是指大学—城市研究院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研发与市场全方位对接的动力机制,即面向市场且具有非营利性和前瞻性的开放、灵活而全面的产业服务导向机制;多元投入机制是指多元投资主体对大学—城市研究院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投入机制,即公共财政扶持机制、资本追逐技术机制、高校投资机制以及资金取得使用机制[5];项目合作机制是指以项目组织实施为中心兼顾分工与整合的合作管理机制,即首席科学家、项目经理人及项目投资人联合管理的“合同科研”模式;人才管理机制是指大学—城市研究院以项目聘用为主、按绩效考核的高水平专业化人才集聚与使用机制,即基于浮点薪金制、科研人员任期制及专家评估制等的人才准入、培养、管理与激励机制;成果经营机制是指大学—城市研究院创新成果的产出、保护与转化机制,即拓展创新研发和技术转移渠道、加速成果产权化、市场化、商业化和产业化的经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是指对大学—城市研究院及其工作人员创新效率及运营水平的综合评价机制,即以目标任务考核为主、过程考核为辅的动态考核评价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是指平衡协调大学—城市研究院参与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即一种基于利益博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如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多年来以项目为载体,探索完善独特的运行机制,强化自我造血机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产、学、研为一体且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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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学—城市研究院与大学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关系示意图

二、大学—城市研究院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

大学—城市研究院是区域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主力军,也是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抓手和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其运行模式可以概括为“大学主导”“政府推动”“市场牵引”和“企业化运作”。其中,“大学主导”是指大学是大学—城市研究院建设和发展的前提性条件和主导力量,侧重于对大学已有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并发挥校友资源优势,借助大学的学术声誉来吸引和集聚创新资源[3];“政府推动”是指政府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资源整合优势,政府推动是大学—城市研究院实现良性发展的关键性保障;“市场牵引”是指大学—城市研究院以市场需求为动力,立足市场需求来配置创新资源;“企业化运作”是指大学—城市研究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事业单位、实行市场化运营和企业化管理模式。如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和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都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城市研究院。

一般认为,大学—城市研究院在管理机制上与产业技术研究院非常接近,也分为外部管理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如图2所示)。其外部管理体制旨在协调大学—城市研究院与城市、大学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企业、大学和中介机构等各方的责权利,进而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学—城市研究院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即政府为大学—城市研究院提供必要的政策引导和一定程度的资源投入,企业提供需求牵引和资金支持,各类中介机构提供各种中介服务和考核评价,大学则提供智力支持和运营指导。其内部管理体制旨在协调大学—城市研究院管理团队及内设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决策与执行的效率,促进创新资源的集聚与优化,加速创新成果的研发与产业化,进而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学—城市研究院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环境。具体来说,理事会负责大学—城市研究院的决策与监督,产业指导委员会发挥专家咨询功能,执行委员会负责大学城市研究院的运营;院长作为法人代表主持大学—城市研究院的日常事务,协调内部“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并领导各管理服务部门负责大学—城市研究院的具体运作,为创新研发部门提供各种指导与服务[4]

综上所述,所谓大学—城市研究院是指大学主导或作为主要参与单位,以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为研究对象,以推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层次为目标,以产业技术研发、行业技术服务、知识产权经营和产业人才培养等为主要功能,与城市合作建立具体研发机构的一种高级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大学—城市研究院与大学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关系如图1所示。

更为重要的是,在2019年,新科空调的创新变革步伐会进一步加大。黎昕透露,作为新科空调的母公司,丰润集团为保障2019年新科空调业绩目标的实现,将会继续加大投入力度。集团已经启动总投资30亿元,占地400亩的新科智能产业园,预计2020年正式投产,设计产能为350万台中央空调,700万台智能空调,300万台移动空调。智能产业园的落地将成为新科空调冲击百亿规模的一个潜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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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学—城市研究院内外管理体制示意图[4]

三、建设大学—城市研究院的意义

作为大学与城市合作建立的一种协同创新模式,大学—城市研究院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实践过程。经调研发现,建设大学—城市研究院的大学一方多为创新能力强、产学研合作水平高的部属大学,这些部属大学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高度重视社会服务职能,协同创新经验丰富,学术声誉良好;二是科研创新实力很强,产权化高水平创新成果很多;三是创新人才资源优势明显,创新激励机制完善。而城市一方多为创新发展诉求比较强烈的一、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高度重视地校合作;二是构建了深化科技改革促进协同创新的政策体系;三是营造了良好的地校协同创新氛围;四是城市产业和企业与相关大学之间也均具有一定的协同创新基础。

建设大学—城市研究院,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支撑企业成为区域创新主体的客观需求。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创新能力有限,难以承担起区域产业技术创新主体的重任,急需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领域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与创新合作。二是加速大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客观需求。当前大学难以承担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产生的成本费用,很多创新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急需建立一套完善的合作机制和模式,将学校的科技、人才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机整合起来,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的创新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夯实基础。三是构建和完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客观需求。绝大多数城市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还不成熟完善,急需突破传统政产学研合作的瓶颈并有效理顺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加速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促进城市相关产业转型和经济社会的快速良性发展。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为例,20余年来不断改革创新型科研机构的体制机制,探索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形成了高效立体的孵化体系,为深圳市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7]

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建设大学—城市研究院是一所城市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相关大学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生奇志, 赵希男. 基于动态拓扑的我国大学研究院课题产生机制[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10): 1517.

[2] 赵希男, 生奇志. 我国大学研究院创新体系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07(6): 13.

[3] 杨玥. 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机制研究[D]. 天津: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3: 38.

[4] 李建强,黄海洋,等.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203-219.

[5] 丁云龙,孙冬柏.“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打造产业技术研究院[J]. 中国高校科技,2012(3):20-23.

[6] 李建强,等.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145-151.

[7]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纪念成立20周年[N]. 新清华, 2017-1-6(4).

(责任编校:李延军)

收稿日期:2018-06-19

基金项目:辽宁教育科研管理智库项目(Zk2015001)

作者简介:百里清风(1978-),男,辽宁沈阳人,副研究员。

DOI:10.15916/j.issn1674-327x.2019.01.016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7X (2019)01-00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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