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关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理论体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泽民同志论文,腐败论文,理论体系论文,从源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腐败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社会的一大公害。它不仅直接危害着执政党的地位，而且还影响社会、政局的稳定。腐败现象在我国的蔓延，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深恶痛绝。反对腐败、铲除腐败、根治腐败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反对腐败，根治腐败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确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看到了新时期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惩治腐败的紧迫性和长期性，并指出了反腐败斗争的基本途径，即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1](P267)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经验的总结，揭示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标志着我党反腐败斗争从治标走上标本兼治的道路，并形成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腐败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但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腐败现象
江泽民同志在《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一文中精辟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剥削制度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创造了条件。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有种种复杂的原因。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法制和各方面的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再加上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而西方敌对势力又一直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我们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1](P462)
江泽民同志深刻地剖析了腐败现象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对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他指出：“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1](P461)各种因素的存在，“使腐败现象还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而且加大了我们反腐败斗争的难度。这些土壤和条件不是短时期就可以铲除的。因此，消除腐败现象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努力把它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既要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有紧迫感，抓紧工作，坚决斗争。”[1](P462)
二、反对腐败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在正确认识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现阶段反腐败的必要性。他在1993年指出：“反对腐败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始终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 地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为这个中心服务，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不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1](P97-98)
同时，江泽民同志强调反腐败斗争对党和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他在1997年就已经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P266)2000年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正廉洁，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息息相通。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锲而不舍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P461)
三、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力度
（一）抓基础，进行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
进行思想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腐败的产生，首先是精神的堕落。中国有句古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说明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条件，一切外部条件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在同样的大环境大气候下，大多数党政干部能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而少数党政干部却贪污腐败、自甘堕落。党内同时出了孔繁森与王宝森，一个万世流芳，一个死有余辜。造成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王宝森之流经不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其变化的内在根本原因。列宁讲得好：“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2](P198)显然，教育是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素质》一文中指出：我们党历来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我们党提高自身凝聚力、战斗力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拒腐防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江泽民同志认为，反腐倡廉必须把打击和预防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是一项很重要的预防措施。这如同一个人为了保持健康，必须加强锻炼，预防病菌侵入肌体一样。预防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不得病或减少疾病。因而，“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堤防。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长期和平建设年代，要保持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很不容易，必须加强教育、加强引导、加强管理。所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着力于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工夫，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大反腐倡廉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对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进行党性锻炼，加强思想政治修养，锻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真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1](P479)
（二）抓保障，实行依法治国，通过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是最可靠的措施
反腐倡廉离不开思想教育这一重要手段，但仅仅依靠思想教育也是不够的。对那些思想毒害比较深，顽固不化，胆大妄为，铤而走险之徒，必须依法严惩。建立一套严密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对搞腐败的人严厉惩处，使那些想搞腐败的人望而却步，不敢、害怕搞腐败。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讲道：“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P379)邓小平提出依靠法制的手段来解决腐败问题，是针对历史上习惯于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做法而提出来的。因为法制本身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强制性的特点，依靠法制，可以避免随意性、不稳定性，克服忽紧忽松的弊病；依靠法制，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防止反腐败工作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使反腐败斗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当然，说法制靠得住并不是说思想教育这个手段就不重要了，而是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反腐败要靠法制的思想。2000年他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一文中指出：“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这是我们的一贯要求，也是最可靠的措施。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洁从政的行为规范，明确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是禁止的。加强反腐败方面的立法，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现象的法律法规，并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坚决落实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要求，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制定和落实防治的规章制度与措施。”[1](P476-477)反腐倡廉，除了要做到有法可依，还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即“严格依法办案。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纪为准绳，该撤职的要撤职，该判刑的要判刑，该重判的要重判。照此去做，也有利于挽救一批人，有利于教育广大干部。对于严重干扰、阻碍查案工作的，要坚决处理。”[1](P104)
（三）抓关键，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法制是反腐败的途径、方法和手段，但不是惩治腐败的根本。因为，通过法律手段惩治腐败只是治标，而不治本，毕竟是外在的力量。其根本还应当是建立一种具有制约监督功能的社会制度、社会机制。具体一点讲，就是要建立一套严密的权力制衡、制约和监督的制度，使人们不容易、不能够搞腐败才是关键。目前，我国出现的腐败现象主要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的突出特征是国家公职人员权力行为的变异，即以权谋私。究其原因就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在某些方面制约不够，监督不力。因此，治理腐败的关键是从体制上和制度上建立反腐败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防止权力滥用于私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在深刻总结党风廉政建设的丰富经验，深刻研究执政条件下权力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关键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这一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反腐败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这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紧紧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只有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群众举报、办事公开、民主评议等重要制度，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再者，还要充分重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四）抓改革，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通过改革来治理腐败是被事实所证明了的成功经验，最终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靠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改革，许多腐败问题的解决，根本出路也在于深化改革。尽快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加快体制的创新，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经验。江泽民指出：“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工作。特别要搞好人事、财政、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1](P477)
在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反腐倡廉实践中，我们党已经取得了许多通过深化改革、进行体制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的成功经验。譬如，改革之前，上大学是采取推荐的办法，结果导致上大学走后门现象泛滥。后来考试制度替代推荐后，这方面的不正之风就大为减少。又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垄断部门，有审批权和资源配置权的部门，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利用职权搞不正之风和腐败的现象屡见不鲜。自从通过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打破垄断体制后，这方面的问题就大为减少了。所以，许多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进行体制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近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大胆改革，采取了一系列体制创新的措施，不仅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对反腐倡廉工作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譬如，1998年以来，在全国所有党政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党政机关与其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所有执收执罚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进行工程招标，推行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等，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已经和正在取得明显的实效。
教育、法制、制约监督、深化改革这四个方面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制约监督是关键，深化改革、体制创新是出路。这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个整体。我们只有通过思想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人不想、不愿腐败；加强法制，依法严惩腐败，使人们不敢、害怕搞腐败；完善制约监督机制，防患于未然，使人不易、不能腐败；通过深化改革、体制创新，不断完善我们的教育、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根治腐败。惩治和预防腐败现象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只治不防，治得被动，治不胜治；只防不治，防而无力，防不胜防。这是因为，如果只顾惩治，我们就会被一些腐败现象牵着鼻子走，就只能穷于应付；反之，如果只注意防范而忽视惩治，那么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惩治和预防腐败现象，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把腐败分子猖獗活动抑制下去，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1](P475-476)这段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惩治和预防的辩证关系。
总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教育、法制、监督和改革、体制创新不断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思想将成为新世纪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