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开拓 卓越的贡献——周恩来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发展阶段论文,艰辛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周恩来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前学习十五大报告之际，为了深化理解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进行研究，不是没有裨益的。
一、建国前夕的准备性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认为，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发展阶段。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后，要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任务。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重大实践课题日益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为此，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194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要》。其间，周恩来先后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等报告，这些报告集中了他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关系的思考。
第一，我们新建立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国家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的“任务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因为在新民主主义“既有各阶级存在”，又有“五种经济”并存，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与此时代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执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
第二，“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因为在《共同纲领》的经济部分里“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出”。（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第三，针对当时有人主张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共同纲领》中规定出来的想法，周恩来明确指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当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前夕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抱着即严谨务实，又高瞻远瞩的科学态度，认真地探讨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其间没有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问题，但上述探讨对于我们当时准确界定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有着重要意义，也正是这一探索为周恩来随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初步探讨作了一定的理论铺垫。
二、建国头七年的初步性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在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的建国的头七年，周恩来从多视角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了初步性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周恩来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而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实现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要有一定条件”（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即“一方面一定数量现代工业可以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基础，另一方面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现代化须经过不同形式、进行不同速度的社会主义改造”。（注：《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还有人民觉悟及国内外情况等等。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周恩来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必然的规律实现的，生产发展不起来，逼是“逼不出社会主义来”的。
第二，关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在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而来，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而来，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周恩来正是从这一特点出发，立足于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客观实际，始终认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也必须从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客观实际，始终认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也必须从国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他指出：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中国有所不同。”（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22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进入社会主义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为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注：《周恩来统一路线文选》，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对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他也指出，不能过急，一急便会出乱子，“苏联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1929年他们搞集体农庄，犯了一个急性病，便垮了。所以斯大林在1930年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上就说，条件不成熟，不能急躁。”（注：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0年4月13日。）总之，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多次强调我国工业经济成份落后，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不协调，农业是经济的主要成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本意也在于告诉人们：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立足国情，不能操之过急。
第三，关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
1952年中共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新中国建设到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后关键时期。当时有许多人对我国过渡时期的内容、任务和时间都存有不正确的认识。有些人认为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即进入了社会主义；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过渡时期就完结，中国即进入了社会主义。针对这些错误认识，周恩来多次强调指出：过渡时期是两个过渡，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过渡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时间是大大提前了，但在逐步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过渡时期还不能算走完。“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这可以督促我们更快的努力使工业生产发展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群众大会上又说：“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是不是对呢？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不怎么样准确，因为有两种过渡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始终认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应该是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标准，即生产力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生产关系上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第四，关于中国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分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1956年底建立起来，但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我国还没有达到。当时周恩来敏锐地看到这一问题，马上加以区分。1956年初，他指出：“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这是值得考虑，因为要完全进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要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现在国家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他还指出：“如果只是消灭剥削，贫困和愚昧还存在，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会败坏社会主义声誉，人们会失望地说：‘哦！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注：《党的文献》，第2卷，第10-11页。）由此可见，周恩来把我国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这在当时是很远见的，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有重要启发意义。
总之，建国初期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作了上述四方面的探索，不仅标志着他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已经初步确立，而且也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三、全面建议社会主义十年的改革性探索
1957年至1966年上半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十年曲折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探索，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更加清晰，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探索上有了更大的突破。表现在：
第一，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要经历不同阶段
1960年2月，周恩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学习讨论发言时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的转变时期，革命的转变时期还是分两个阶段比较好。我们现在是第一阶段，其中又可分许多小阶段。”“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前一阶段长一点，后一阶段就可能快一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要解决这两个基本矛盾，“首先要不断进行三个方面，即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的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实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全面完成，还没有真正地巩固”，“在革命转变时期不断革命，中间总会出现一些曲折。”（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88-289页。）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尽管在这里还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但上述论述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表明周恩来在一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已开始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进行再认识，考虑到由于我国具体国情，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仅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才能建成，而且中间会出一些曲折。这说明在“大跃进”后期，我国经济建设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使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有所深化。
第二，逐步认识到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早在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显然，实现这个任务是项艰巨的工程，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周恩来考虑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在时间的估计上，曾作过多种设想。在八大之前，周恩来的估计一般是50年左右。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曾一度提出“力争在从今年起的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0页。）经过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有了足够的认识。1960年5月25日，他在接见到访的蒙哥马利时说：“中国在经济上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至少一百年。”“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落后的国家，加快我们的建设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21页。）1961年6月9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帕里夫蒂时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且无先例可循。虽然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但各国情况不同。还是摸索经验。自己得靠自己走出来的道路是最可靠的。”（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15页。）1961年9月21日，他在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有关中国的最终目标问题时再次强调：“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35页。）1962年4月18日，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而才能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进。”（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9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同年10月他在接见英国前工党党员、议员麦克唐纳时强调：“准备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中国从一穷二白的状况建设起来，赶上先进国家”。（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507页。）1963年10月1日他又重申：“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完全建设好，要时间，同时也是不容易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584页。）总之，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艰巨性与长期性的认识是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对后来我们党的继续探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系统概括了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
在生产力问题上，周恩来反复强调我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相差极大，情况复杂，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很低。因此，一是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觉悟来决定；二是“人人都要关心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这“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在所有制问题上，周恩来主张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要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1页。）1961年9月22日，他在接见蒙哥马利时又说：“社会主义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或手工业者，或单独的个人中医诊所。”（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35页。）总之在周恩来看来，在社会主义很长时期内，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应该是多种形式并存。
在分配关系上，周恩来认为与多种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必须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还应保留其它分配形式。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注：《中共党史参考》（八）第60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但他同时又指出：“我们生产分配的方法，必须从中国贫穷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贫穷的，稍不注意就会使工人内部和工农联盟内发生矛盾，增加矛盾。中国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还不可能完全贯彻。个人利益要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眼前利益要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我们并不否认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但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贯彻这个原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5页。）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论断（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周恩来认为分配形式应该有多种格局的思想是很有远见的。
综上所述，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时间，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要经历不同阶段的认识，为后来党和人民提出和论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又为随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对社会主义阶段基本特征的阐述，更直接为中国人民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所有这一切，使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就比较系统、全面化了，从而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基本形成。
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艰难探索
1966年5月至1976年，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作了艰难而又可贵的探索。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的观点有：
第一，“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太落后了，要摆脱落后状态，恐怕还要二三十年，也许要接近本世纪末。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应该使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逐步缩小而不是逐步扩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然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注：《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页。）
第二，“改变经济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只有结合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逐步实现。这是我们从中国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点体会。”（注：《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77页。）
第三，“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第四，“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必须注意上层建筑的问题。”（注：《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页。）
第五，“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注：《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85页。）
第六，“有人讲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说既是又不完全是。从面积大、人口多这一点上看，这算是个大国；但从经济发展、经济实力上讲，却差得很远。”（注：《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23页。）
第七，“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注：《周恩来年谱》下卷，第718页。）这是周恩来一生最后时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总之，上述这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在实践上保证了大动乱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而且在理论上更加丰富和充实了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五、巨大的理论贡献
综观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艰辛探索，可以看出，他已经提出了许多理论的闪光点，这些闪光点尽管当时还难以汇成衡定的体系，但却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的深化和突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对于我们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启发。
第一，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不能套用现成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许多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实际，以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典型，着重预测了未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未来社会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列宁则把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着重探索了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他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的发展分为最初阶段、低级阶级、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一度忽视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论述，出现了冒进的倾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当然要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但这种研究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956年底，当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时候，就是在导师的理论论述和苏联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一方面，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他的探索提出了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他已觉察出斯大林有关这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弊端与消极因素，在借鉴苏联有益经验的同时，力求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某些不利影响。加之，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比苏联还要低很多。这样，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显得异常艰难与曲折。正是在这一艰难曲折中，周恩来勇于探索，提出了至今对我国社会主义阶段划分仍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些光辉论断。
第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必须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不能孤立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状态不同是区分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基本标志，而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则是使社会发展呈现阶段性的根本动因，所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应该把生产关系的研究和生产力的研究结合起来，建国初期，周恩来始终从三大改造和工业化两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来考察过渡时期，并坚持实现国家工业化，过渡时期才算完结。这种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划分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思想，无疑是非常光辉的。随后，他又基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程度，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成前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建成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1958年3月29日，他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使生产关系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34页。）1961年9月22日，他在接见蒙哥马利时指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改正。”（注：《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35页。）1962年1月，他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草稿中提出，应当“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由此可见，周恩来这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借鉴意义。
第三，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成熟、不完善性，一方面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身，另一方面也表现在非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以及它们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结上面。就1956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不论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是生活资料的按劳分配，都不能在社会规模上、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平等地实现，这就是它们的不成熟不完善的具体表现。同时，既然1956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身还不能包括全社会和全体劳动者，也就必须有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作为它的补充。正是基于这个思路，所以周恩来在探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状况和非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状况两个方面做出分别的和综合的分析研究，从而形成正确的理论概括。周恩来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全面认识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