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提高了员工福利和企业效率吗？——来自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微观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经济普查论文,证据论文,工会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3)05-0065-09
修回日期：2013-07-15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工会组织的建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会法》、《劳动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工会及工人权益的维护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我国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工会组织，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2010年我国基层工会组织已经达到184.5万个，工会会员总数达到2.26亿人，占中国务工人员总数的71.5%。
但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工会问题的研究，却一直在做重复性、定性方面的研究工作，所做研究既不能加深我们对工会问题的理论认识，也不能加强我们对工会问题的量化把握。工会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当前这些现实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得工会问题的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任务：首先，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都在快速增加，工会问题是牵涉到未来中国绝大多数、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的切身问题；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一代工人越来越重视维护自身的福利和权益，劳动纠纷案件持续增加，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劳动纠纷案件从2001年的45172件增加到2008年的225061件，工会应当发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第三，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外企业和政府对中国工会的影响更为关注，中国工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问题，而且是有世界影响的重要问题；因而Freeman[1]认为，未来工会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和印度工会的潜在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在劳动市场上通过低工资来与美国工人竞争。
本文使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库中25万多家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工会究竟是福利导向还是效率导向。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做如下安排：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部分，第三部分实证检验了工会对企业效率和员工福利的影响，文章最后是全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工会作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外劳动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国外对工会问题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站在被雇佣方的角度考察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是站在全社会或资方角度考察工会是否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利润率。本文对国外和国内工会的总结分析也大致遵循这一思路展开。
对于工会提升效率的作用，虽然理论方面有许多经济学者担心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性力量，会以牺牲非工会会员的福利为代价来提高工会会员的工资，进而导致生产扭曲和企业效率下降。但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工会实际上是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Brown and Medoff[2]，Freeman and Medoff[3]较早展开了工会作用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工会对企业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发挥的机制在于工会充当了工人和管理层沟通的途径。Fuchs et al.[4]发现工会能使企业生产率有3.1%的提高。Morikawa[5]运用1998-2004年日本5000多家企业的数据，检验了工会存在对企业生产率、利润率、工资等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日本企业工会对生产率和工资存在正向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对企业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Doucouliagos and Laroche[6]运用META分析法(Meta-analysis)考察了53篇关于美国工会和效率的研究文献，发现工会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正向而且统计显著的，有工会的制造业企业比无工会的制造业企业效率要高10%。
对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福利水平这一问题，国外学者的意见更是高度一致。Lewis[7]以及Rosen[8]等人发现，有工会的企业与没有工会的企业相比，工资差距达10%～30%，Metcalf[9]和Laroche[10]的研究也得到了与之相似的结论。
与国外工会定位相比，我国工会有更强的维护职工权益和增进社会福利的定位。我国《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可见工会的基本定位是担负维护职工权益和增进社会福利的双重职能。但较之于国外，国内对工会实际作用的认识并不一致。相当一部分研究怀疑工会的现实作用，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工会没有履行基本职能，原因为工会通常拥有行政级别因而缺少独立性，工会官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任命等[11]。Unger and Chan[12]认为中国企业工会起到的只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作用，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表达下层民众诉求，是一个上下级沟通的双向管道(two-way conduit)。Fan[13]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会在私营企业中的发展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即使进行了工会干部职业化改革，工会在劳动纠纷中代表工人的立场仍然受到限制。姚先国、郭东杰[14]认为，虽然总工会是全体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企业工会是本企业范围内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但工会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工会很少能够同企业进行真实的集体谈判，他们的调查数据显示，63.2%的职工认为工会没有代表自己的利益。Yuan,Chen and Wong[15]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工会不仅没有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且还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其原因在于工会的行政化和官僚主义化。
但也有许多研究持有不同意见，Ge[16]运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展开分析，发现工会的存在对平均工资和福利水平、企业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都有正向影响，但与企业的利润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姚先国等[17]利用浙江省2004年企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教育和技能水平较高的企业乐于设立工会并拨付工会活动经费，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姚洋和钟宁桦[18]运用中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展开分析，发现工会从三个方面提高了中国工人的福利水平：工会能够提高小时工资5.6%，降低每月劳动时间1.4%，提高退休金覆盖率12.3%的水平。
通过国内外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学者针对工会问题的量化分析较为充分，多数研究发现工会与企业效率和员工福利存在正向关系；针对中国工会作用的研究却存在诸多分歧，多数定性研究对工会的现实作用持怀疑态度，但量化分析则发现工会对企业效率存在或正或负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
与先前的研究相比，本文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首先量化分析了一个现实中非常重要、但在理论界却受到忽视的问题。虽然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规模达到2亿人以上的工会组织，但多数研究着眼于定性分析，对工会作用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相对少见。(2)使用最为细化、样本最为全面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分析，之前虽有为数不多的学者进行过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都是采用小样本数据，如姚先国等[17]采用的是浙江省企业数据，姚洋等[18]采用的是全国12个城市的1268家企业数据。本文使用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不仅数据涵盖范围广，而且企业也没有动机在普查数据上隐瞒工会信息，因而数据质量也更为可靠。(3)筛选出“活跃工会”子样本以精确考察相对活跃的工会的作用。现实中许多工会可能是出于法律规定、或者基于留取工会会费目的才成立的，工会活动可能出于休眠状态，因而要准确研究那些切实行动的工会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必须剔除部分有名无实的工会，为此本文通过比较相关法律条文，筛选出活跃工会子样本，以准确考察真实活动的工会的作用。此外，从效率和福利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也为我们考察工会的现实作用提供了综合性的视角。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共包含规模以上企业27万家，每个企业数据都包含了该企业的财务指标信息和工会组建、工会人数等信息。需要说明的是，针对上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错漏值或统计口径不一致现象，我们借鉴张杰等[19]的方法删除了工业生产总值为负、资产总量为负、企业员工小于或等于8的数据样本，数据经过处理之后共有255807家企业。
(二)描述性统计
进一步地我们考察存在工会企业和无工会企业的区别，统计结果详见表1。
从表1的panel A可以看出，有工会企业在劳动生产率、人均工资、养老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培训费用、住房补贴、人均福利等7项指标均高于无工会企业，这似乎支持了这样一个论断：中国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对企业效率和工人福利两个方面都有正向影响。然而已有的关于工会作用的文献提醒我们，在考察工会作用时需要更多的审慎态度。工会企业的高效率和高福利有可能并不是工会导致的，而是其他因素使然。例如有工会的企业可能规模更大、资本更加密集等。表1中的panel B反映了工会企业与无工会企业的这种区别。从表1中可以看出，有工会企业在雇佣人数、销售总额、利润水平、产出水平等6个方面都至少是无工会企业的1倍以上。因而有工会的企业可能本身就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而不是工会作用导致的。因而我们应该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以得到工会作用的精确估计。
(三)研究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由于对企业效率或福利的度量有多种指标，因而与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也相对较多，具体地有：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人均工资水平、三险一金、人均培训费用、人均福利费用等6个指标。各指标的含义和度量方法如下：
(1)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LP)。我们用工业增加值/职工人数来表示劳动生产率，它反映了企业员工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能力。
(2)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学术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界定仍有分歧，本文将其定义为产出扣除要素贡献(如资本和劳动)之后的剩余，即索洛残差法，通常它可以被理解为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非生产要素投入因素的贡献。由于该方法较之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偏要素生产率”(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更加全面地衡量了企业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实际绩效，因而到目前为止仍是生产效率测度中一种普遍而合理的方法。
(3)人均工资水平(wage)。工资收入是现阶段条件下工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工会为工人争取福利改善的主要途径，我们用企业工资总额/雇佣人数表示人均工资水平。
(4)人均“三险一金”(insurance)。所谓的“三险一金”指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虽然在我国，“三险一金”的缴纳往往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多企业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2004年)，三险一金的覆盖率相对较低，因而工会能否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工人权利，集中体现了工会维护工人福利的努力程度。
(5)职工人均培训费用(train)。职工人均培训费用反映了公司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也反映了工会对工人利益的争取和长远发展的考虑。
(6)企业人均应付福利费(benefits)。应付福利费指的是企业从费用中提取的，准备用于职工福利方面的资金，如医药费、生活困难补助等，反映了企业对工人的关心程度，尤其在我国，工会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体现在节庆福利、扶贫帮困上。
2.解释变量
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以企业是否存在工会(union)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如果企业中有工会则为1，否则为0。由于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绩效和福利水平的高低，因而我们依次控制了如下变量的影响：
(1)企业的所有制性质。通常而言，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福利待遇相对较高，因而我们在估计工会时，必须控制国有企业的影响。同时外资企业往往受到国外公司制度背景的影响，对企业组织架构、利润分配等机制都有较大影响，因而我们依次设置国有企业(state)的虚拟变量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foreign)。
(2)企业规模(size)。自从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诞生以来，企业规模对企业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较大的企业规模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影响工人福利。本文用企业总产出来衡量企业规模。
(3)企业人均资本数量(capital)。企业人均资本存量反映了企业的资本深化程度，是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基础，进而影响员工的福利水平。
(4)企业的成立年限(age)。企业成立时间的长短，牵涉到企业生产经验的积累等活动，也关系到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劳资双方均衡关系，因而我们设置企业成立年限的变量。
(5)其他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效率和福利水平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我们分别设立两者的虚拟变量(region,industry)。上述变量的具体含义和度量方法详见表2。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
(一)工会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工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工会对企业效率和工人福利水平的影响。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公式(1)中的Y指的是表2中劳动生产率、“三险一金”等6个被解释变量，union，state，foreign，s ize，capital，age分别代表是否成立工会的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企业规模、人均固定资本、企业成立年限，此外公式(1)还控制了行业因素industry和地区因素region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
从表3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1)我国工会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由于我们对两个被解释变量都取了对数值，因而这意味着企业工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分别达到-18.91%和-11.87%。同时，工会对职工培训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工会在员工长远发展方面投入的欠缺。但工会对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三险一金”、应付福利的影响却是正向显著的。(2)从企业所有制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国有企业的福利水平相对较高；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较高，进而工资水平最高、“三险一金”次之，但福利支出相对较少，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可能反映了外资企业的薪酬特点：公司主要通过正式工资的发放和缴纳保险来保障工人利益，但节庆福利、扶贫帮困等非常规项目的支出相对较少。(3)除此之外，企业规模和人均固定资本对企业效率和员工的福利水平有正向影响，由于这两个变量反映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资本深化程度，因而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企业成立年限对企业效率以及工资存在负向影响，而对“三险一金”和福利费支出则为正值，这说明随着生存时间的增加，企业效率可能出现下降趋势，但同时由于福利具有刚性特征，因而这些企业用于保险和福利费方面的支出相对较高。
(二)工会人数占比对企业影响的实证检验
表3采用企业是否成立工会的虚拟变量来估计工会影响，这可以反映是否成立工会的重要性。另外一个考察的角度是工会人数占职工总数的比重(union ratio)，这可以反映工会的活跃程度和在公司中的影响程度，因而我们以工会人数占比代替工会虚拟变量比重来考察工会影响，估计结果详见表4。
从表4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以工会人数占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得到的估计结果，与工会虚拟变量相差不大。采用工会占比后，工会对效率的影响有所下降，其中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作用从-18.91%降为-13.09%，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从-11.87%降为-9.59%。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高福利”特征、外资企业的“高效率高工资低福利费”特征都没有发生改变。
(三)稳健性分析：基于活跃工会样本的检验
表3和表4的分析是我们对所有企业样本的估计，但现实中很多企业成立工会的目的并非落实工会职能，而是受法律制度约束成立或者基于经济因素考虑成立的，因而我们考虑剔除仅有名义上的工会的企业，将真正活动的工会鉴定出来，以准确考察那些现实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中国工会的职能。现实中名义工会成立的原因可能有：(1)应付法律法规而成立的工会。我国《工会法》第十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因而这可能决定了部分企业成立工会的目的是迫于法律制度的规定，而不是真实地发挥工会的作用，这样迫于压力成立工会的企业与自愿成立工会的企业混在一起，可能会使我们低估那些切实开展工作的工会的影响。(2)出于留取工会会费的经济目的成立的工会。我国《工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经费”。如果企业没有工会则这部分经费作为筹备费用全部上缴，而成立工会后则企业根据本地规定可以留取40%～60%用于工会建设，因而许多企业成立工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留取这部分工会费用。
根据以上两个条件，我们对应的选择样本的两个原则是：(1)员工总数未达到25人，但成立了工会的企业。该部分工会是主动成立的，而并非迫于法律要求成立，因而能够体现该企业对工会发展的重视程度。当然其中还可能是部分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因而我们设定第二个选择条件。(2)经费支出超过基准额度的工会。虽然各地区规定企业留取工会会费(工资总额*2%)的比例不同，但一般以60%为上限，因而我们设定“工资总额*2%*60%”为基准额度，如果工会实际开支超过该基准额度，则说明工会是积极开展活动的。
根据第一个条件，我们得到的样本数量为54061家；根据第二个条件，我们得到的样本数量为65407家。但仔细推敲两个条件，我们发现第二个条件足以反映工会的活跃程度，而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充分但非必要条件。因而我们用符合第二个条件的企业与未设立工会的企业进行对比，来考察“活跃的工会”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详见表5。
比较表5与表3的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工会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福利影响的基本符号没有发生变化，不同的是工会虚拟变量的系数值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说明，“活跃的工会”的工作中心和目标依然是企业工人的福利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关注程度不够。虽然这样履行了工会对工人的保护职能，但也会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企业管理层可能对工会的态度变得相对消极。因而中国工会应该发挥积极主动精神，真正使企业和工人做到以厂为家，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注重企业绩效的提高，做到多方共赢。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5万多家企业的微观数据，从生产效率和员工福利两个角度考察工会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运用工会虚拟变量还是工会人数占比作为解释变量，工会都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与职工的人均工资、“三险一金”、培训费用和福利费正相关。这说明我国工会至少在统计学意义上履行了提升职工福利的职能，但尚未将活动开展到提升企业效率、实现劳资双方共赢的轨道上来。通过经费获取能力来衡量工会活跃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本文的大样本估计结果，不仅弥补了国内对工会研究缺乏定量分析的不足，而且回答了定性研究中存在质疑的问题：中国工会在现实中到底有没有实际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中国企业中的工会能够显著地提高职工福利水平。虽然工会建设可能还有很多不足，但工会在提升工人福利方面的作用是真实存在的。
本文的估计结果至少蕴含着如下两条结论及政策建议：一是工会对工人的培训工作尚显不足。培训不仅能够提升工人长远发展潜力和竞争力，而且也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是企业与职工的双赢之举，但工会的存在降低了培训水平，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原本用于培训的经费被转移到会议或节庆活动中，因而我国工会不应当仅仅承担“活跃气氛”的职能，还应该从长远角度考虑企业和员工的发展问题。二是工会应当积极参与企业管理、献计献策，充当劳资双方意见交流和优化组织结构的渠道，将眼光瞄准到做大蛋糕，而不仅仅是分配和争取蛋糕上。只有如此企业才不会把工会当成包袱，而是把工会当成是提升企业绩效不可或缺的手段，工会活动才会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工会团结劳资双方共赢发展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