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转型对财政体系代际平衡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值税论文,财政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不予抵扣，这种形式的增值税是和当时的国情相适应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现行增值税制度与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2003年10月中央决定在东北优先推行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在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2007年要“制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方案和措施”，2009年起我国将对增值税实行全面转型。由于我国3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增值税，财政收入对增值税的依存度很高，再加上增值税转型对个人福利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定量地衡量不同的增值税转型方案对财政体系和对城乡分年龄、性别人群的影响。
财政赤字是衡量财富代际分配情况和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传统方法，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却对此方法提出质疑。安兰·阿沃班克（Alan J.Auerbach）、吉嘎迪什·格哈尔(Jagadeesh Gokhale)和劳伦斯·考特利克夫（Laurence J.Kotlikoff）[1]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代际平衡和衡量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方法——代际核算方法。代际核算方法不但考虑财政政策变化的短期影响，而且能更全面地衡量其长期影响。这种方法自从1991年被提出后，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三十几个国家、地区或组织。美联储、日本银行、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都采用这套核算体系来分析财政政策和税制改革。本文旨在用代际核算方法分析我国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政策的代际平衡和个人福利的影响。
二、代际核算方法的分析和假设
（一）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原理。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依据是政府的代际预算约束式，即政府将来所有消费的现值减去政府现在的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存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其剩余的生命周期内所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与未来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内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之和[2]。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是k（即t+s或t-s）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的代际账户，即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以后（包括t年）所有剩余生命周期内净税支付额的精算现值，D是定义的最大寿命。因此，（1）式等号左边第一项是现存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第二项是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值，Gs代表s年政府的消费，r是贴现率，（1）式等号右边第一项是政府所有将来消费在t年的现值，第二项是政府在t年的净财富。
（1）式很好地反映了财政政策的零和性，即任何一项财政支出必须由现存代或者未来出生的各代来承担，因此用这个式子来考虑福利及支出在不同代之间的分配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我们可以在现存财政政策的框架下，求出现存各代的代际账户值，如果政府未来消费的现值和政府的净财富也可以得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如果假设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按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增长，我们就可以求出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将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与现存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比较，就可以知道社会负担和福利在各代之间分配是否公平。为了应用代际核算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代际账户值的获得，代际账户值可由下式得到，即：
其中，
指k年出生的某成员在s年对政府的平均净税支付额，
表明k年出生的人在s年的存活人数。由于增值税是一个成员平均净税支付额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某个成员负担的增值税发生变化时，他的代际账户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模拟不同增值税转型方案下的代际账户值，就可以用代际核算方法来分析增值税转型方案对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影响和对城乡分年龄、性别人群的影响。
（二）增值税的税负测算。为了构建代际核算体系来分析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我们需要测算增值税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税负归宿。我国目前虽然只对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部分第三产业征收增值税，但由于增值税可以被转嫁，这些行业之外的人也会承担增值税，因此需要考虑税负的实际归宿。
当增值税完全转嫁时，我们假设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人群人均负担的增值税额和他的消费水平成正比。根据“2004年城镇居民入户调查”得到的1万个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和消费资料，我们可以整理出2004年城镇分年龄、性别的人均消费数据。由于农村住户调查的消费是按照家庭统计，而没有细分到家庭成员，因此我们假设农村分年龄、性别人群的消费是城镇对应人群的三分之一。《中国统计年鉴2006》公布了我国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增长率为10.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增长率为16.9%，假设分年龄、性别的城乡人口的消费都分别按照城乡人均消费的增长率增长，就可以得到2005年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消费情况。再根据2005年的人口结构数据和增值税总额数据（采用《中国税务年鉴2006》的增值税数据），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转嫁时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人均负担的增值税额。当增值税完全不转嫁时，增值税就由缴纳增值税的这些行业的员工来负担，《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公布了2005年各行业职工人数和分年龄、性别的构成情况，我们假设同行业内职工承担的增值税额相等且与年龄和性别无关，这样就可以得到不完全转嫁时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人均负担的增值税额。由于增值税的转嫁受较多因素影响，很难确定一个准确的转嫁率，所以在基准情形中我们假设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人均负担的增值税数额是增值税完全不转嫁和增值税完全转嫁时负担的增值税额的算术平均值。为了衡量增值税转嫁率对代际核算体系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增值税转嫁率取值的敏感性分析。
（三）参数假设。代际核算体系是一套全面的、面向未来的分析财政问题的系统，这就决定了代际核算体系中涉及的变量众多，需要对变量作出合理的预测（见表1）。
表1代际核算体系中的变量假设
项目基准假设
1.生产率增长率 2020年前为0.06，2050年前为0.04，2050年后保持在0.02
2.贴现率
比生产率增长率高3个百分点
3.GDP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
4.工资增长率
生产率增长率
5.政府支出增长率
GDP增长率
6.人均税收增长率
生产率增长率
说明：生产率增长率和贴现率是代际核算系统中的重要参数，在笔者的其他研究中进行过敏感性检验，并且结果良好。本研究因篇幅关系，不再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敏感性检验。
三、代际核算结果分析
我们以2005年为基年，利用Matlab软件构造我国财政政策的代际核算体系，并模拟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政策的代际平衡的影响。
（一）基本结论。我们以2005年为基年，将2005年及以前出生的人定义为现存代，2006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定义为未来出生的各代，假设未来出生的各代每人的代际账户值按照生产率增长率增长，表2给出了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分年龄的代际账户值，则计算结果显示：2005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是92534元，城镇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是43069元，农村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是27604元，农村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是21798元。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44岁时转为负值，即城镇男性从44岁起，在剩余生命周期内向政府缴纳税收的现值小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而城镇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从43岁起转为负值；农村男性和女性的代际账户值则一直为正值，即平均来说，一个农村人口一生向政府缴纳税收的现值都大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
未来各代的城镇男性经过生产率增长率调整的代际账户值是148249元，未来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是2005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1.6021倍，也就是说，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为了维持现在的财政政策，未来各代向政府缴纳的净税额的精算现值必须比现存代高60.21%，也就是说，未来出生的各代的负担要比现存代高60.21%。因此，如果不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这种不平衡就会继续向以后各代推移。
（二）增值税转型的影响分析。以下是对增值税转型影响的具体分析：
1.2005年立即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我们假设一种极端的转型情况：我国2005年起立即把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这就意味着对采矿业、制造业等所有缴纳增值税行业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不能再征收增值税。如果2005年立即全面转为消费型增值税，那么未来出生的各代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是2005年出生的城镇男性代际账户值的2.3201倍，也就是说，如果不对财政政策进行其他调整，未来出生的各代的负担比2005年出生一代的负担要高出132.01%，这比增值税转型前高出71.8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下，如果没有其他财政增收的配套措施，还不适合对增值税立即作出大幅调整。如果2005年立即对增值税进行全面转型，当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时，所有人群都将从转型中受益，但是城乡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受益程度不同，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受益程度差异很大。40岁到50岁的城镇人口受益最大，例如48岁的城镇男性代际账户值会下降近25%，这说明如果2005年增值税就立即转为消费型增值税，48岁的城镇男性在其剩余生命周期内净税支付额的现值和会下降25%左右，从-29977元下降到-39757元。同时，6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受益最大，例如65岁的农村男性代际账户值会下降14.6%，从6175元下降至5273元，虽然下降的绝对数值会比城镇人口小很多，但是下降的百分比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却很显著。这反映出我国农村人口承担的增值税较难被转嫁出去，这主要是由于农民消费的商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这些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也较少受到买方市场的影响，销售者很容易通过价格的提高将税收转嫁给农民。因此，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后，农村老年人口受益程度会比较高。
2.部分行业转型的影响分析。2004年出台的《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允许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大连市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行固定资产抵扣，从事军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由三省一市财税部门上报企业名单，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才能享受抵扣政策；2007年将此抵扣政策的实施范围扩大到中部地区。可见，我国并没有对所有行业都允许进行固定资产抵扣。我们利用代际核算体系来模拟2005年只对全国范围内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电力业、采掘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固定资产抵扣后，对城乡分年龄和性别的代际账户值的影响（军品行业只在东北地区实行，模拟中未予考虑）。计算结果显示：未来出生的各代和2005年新出生一代代际账户值的比从不转型的1.6021上升至1.8803，上升了28个百分点，但是与立即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相比降低了44个百分点。因此，只在部分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对我国的财政代际平衡冲击有限。由于实际操作中，我们对允许实行固定资产进项抵扣的企业实行认定制度，并且现在还没有在全国的这些行业进行固定资产抵扣，因此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会比我们模拟的情形还要小。
3.延迟推行全面增值税转型的影响分析。我国增值税转型从东北开始，接着扩大到中部。之所以采用逐步转型的方式，就是担心过快的增值税转型对我国的财政体系有剧烈的影响。因此，我们试图用代际核算体系衡量增值税转型速度对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影响。表3给出了我们用代际核算体系衡量延迟进行全面增值税转型的影响。如果我们2005年立即允许所有缴纳增值税的行业进行固定资产抵扣，则未来出生的各代与2005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之比为2.3201，即未来出生的各代的负担将比现存代高132.01%；如果2009年实行全面的增值税转型，此比率会下降到2.2457，降低7.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拖到2040年再进行改革，比率会降至1.7653，与不改革的情形非常接近。因此，增值税转型行业的选择对财政政策的代际平衡有较大的影响，而转型时间的早晚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很微弱，2009年对增值税进行转型可以减少只在部分地区进行增值税转型而引起的税收扭曲。
表3 未来出生各代和2005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之比
改革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比率 2.32012.3052.28492.26512.24572.2266
改革年份2015 2020 2025 2030 2040不改革
比率 2.13762.056 1.9751.89451.76531.6021
4.转嫁率的影响分析。增值税作为间接税可以被转嫁，但增值税的转嫁受较多因素影响，很难确定一个准确的转嫁率。所以在基准情形下我们假设增值税的转嫁率为50%，即50%的增值税被转嫁到行业之外。同时，我们还需要模拟其他转嫁率情形，因为如果代际核算的结果对转嫁率太敏感，就会影响代际核算体系的可靠性。核算结果表明：当转嫁率为0时，即所有的增值税都由行业内的人员承担时（这种情形是不现实的），比率会上升至1.9005；而在另一种极端情形中，即转嫁率为1，所有的增值税都被完全转嫁时，比率会下降到1.3531。可见，无论转嫁率是多少，比率都大于1，即现行的财政体系无法实现代际平衡，为了维持现行的代际核算体系，未来出生的各代会比现存代面临更大的负担。
四、结语
本文用代际核算方法分析增值税转型对我国财政体系代际平衡和个人福利的影响。核算结果表明：如果我们立即允许所有缴纳增值税的行业进行新增固定资产抵扣，会对我国财政体系的可持续性有较大影响，未来出生的各代与2005年新出生一代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会从转型前的1.6021上升至2.3201，未来出生的各代的负担会增加71.8个百分点；同时，增值税的转型将使50岁左右的城镇人口和6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受益程度最大。如果按照2004年的方案，即只允许部分行业实行固定资产抵扣，则对财政状况的影响会小很多，未来出生的各代与2005年新出生一代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会从转型前的1.6021上升至1.8803，比全面转型时下降44个百分点。而增值税转型方案实施时间的早晚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很微弱，转型行业的选择才对财政政策的代际平衡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确定了增值税转型的行业后，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的这些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2009年即对增值税进行转型，可以减少只在部分地区进行增值税转型而引起的税收扭曲。此外，通过对各种转嫁率取值的模拟，我们发现转嫁到行业外的增值税比例越高，对缓和代际不平衡越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