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途径论文,政治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1-0020-08
建构主义是政治科学中正在蓬勃兴起的理论研究途径。这一理论源于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哲学，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辩论尤其是实在论与建构论争论的产物，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建构主义(建构论或社会建构主义)在自然科学(科技哲学)中，主要指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与反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密切相关。认知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也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的通常立场，在本体论上与理念主义、反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一致，强调观念、意识形态(规范、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因果信念等)的建构性，主张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行动与结构等)之间的相互建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与现实主义或理性主义一致，并认同实证研究方法——认为观念的作用能够而且应当用社会科学工具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①。国际关系理论中，与建构主义相对应的是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兴起显示了观念回归于政治研究的趋势。关于观念研究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复兴，政治学家利伯曼在2002年指出：“观念，长期以来在政治学系统研究中处于休眠状态，但在过去15年中逐步回归。事实上，‘让观念回归’到政治科学和政治解释所带来的挑战已成为这个学科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已经对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观念出发，结合利益、制度分析，已经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学者所接受。在西方政治学中，重视观念的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建构主义政治研究，已成蓬勃趋势。建构主义政治研究路径：一是直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上的又一次大辩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术论战，使得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③；二是推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向纵深发展，形成新流派——“建构制度主义”，结合观念与制度分析，尝试提出制度变革的动力学④；三是影响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研究，不仅使得“支持观念起着独立作用的证据以及观念在政策制定中会以制度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现象已经大增”⑤，而且促成了“治理模式”等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⑥。
建构主义政治研究路径的兴起，已经对国内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产生影响。参照卡赞斯坦、基欧汉等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把理论区分为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与具体研究纲领(specific research programs)的观点⑦，笔者认为：建构主义作为一般性理论，可以引入比较政治学并发展出有价值的具体研究纲领；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前景灿烂。不过，尚未发现建构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面的专门文献。本文尝试对国内中文文献中具有建构主义属性的文献予以评述，首先梳理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研究的路径，然后分析、总结国内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相关成果，最后提出当前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兴起
通过简单检索可以发现，建构主义在国内许多学科的论著中使用频繁，算不上“新”。不过，对国内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等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建构主义相对比较陌生。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学领域的主要路径是与之亲缘关系较近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激烈辩论局面，受到国内较多关注。近年来国内国际关系领域中建构主义发展迅猛。国内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不仅证明了建构主义运用于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对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影响。总体来说，建构主义路径进入中国政治学，主要通过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在中国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具体研究领域，目前从事建构主义属性的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学者，大多先是经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现观念分析的重要性，后来主要受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由此产生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国政治的学术自觉。
近年来，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对观念的重视，促进国内学者开展了中国政治的建构主义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学界的广泛影响力，新制度主义已在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传统上被区分为三种视角，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受其影响，国内学界近年来既出现了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选举⑧、民间商会、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服务等的论著，也出现了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人大制度、国家兴衰等的论著，促进了中国政治研究⑨。近年来，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又有进一步发展，利伯曼、科林·海(Colin Hay)、施密特(V.A.Schmidt)等著名学者最近几年均倡导在制度分析中引进理念路径。理念路径不仅被认为是对制度分析的最好补充，而且开拓了新制度主义的发展空间，构成了当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注的中心内容。因此，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批判三种传统视角的基础上，发展出第四种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强调观念与物质因素的互动，引进了建构主义属性的本体论——持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它拒绝“实在”独立于人类的知识和认识之外的看法，分析路径是结合理念与制度。2006年出版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明确将建构制度主义作为制度研究的五种路径之一⑩。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发展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首先，2003-2005年间，受到利伯曼等的影响，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优秀著作——朱德米《经济特区与中国政治发展》与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等，“不约而同”地导入观念分析，或者结合观念分析与制度分析，研究观念变革与中国政治转型，或者将观念路径导入“制度范式”并尝试建立比较政治分析框架。接着，2007年，朱德米循着建构制度主义，进一步阐述了理念与制度结合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向导。笔者预测：随着建构制度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国政治、比较政治问题的实践将进一步拓展、深入。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是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学的主要途径。迄今为止，几位有影响力的中国政治研究者自觉的建构主义研究立场的形成，都受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启发。前文已提及，建构主义兴起是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思想源于重视观念尤其是尝试对观念进行经验性研究的各种理论，如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直接受到语言哲学(奥努弗、鲁杰)或社会学结构化理论、符号互动论(温特)等的影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划分，有多种观点，通常被区分为三种：常规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后现代建构主义。流派区分的一般根据是各自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立场。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如下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各流派争论激烈——诺菲尔德曾经指出，“建构主义内部的争论会像建构主义学者与批评建构主义的实证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同样激烈”(11)；另一方面，多种“建桥”计划同时展开——包括建构主义在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后实证主义)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建构主义内各种不同建构主义之间建立桥梁、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建立桥梁(12)。国内国际关系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译介、研究建构主义，称得上“蔚然成风”。2006年的一份报告，总结了1998-2004年间中国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指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发展迅猛：成果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多，影响力急增，并渐渐向学术界以外扩散”，其成就与不足的详细情况等，此不赘言(13)。正因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流行，杨光斌、林尚立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引进建构主义的观点。如杨光斌明确提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范式“有必要嵌入建构主义的基本思路”，而根据他本人的说明，其建构主义主要受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尤其是温特)的影响(14)。2008年6月，林尚立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建构能力与社会转型：中国的启示”演讲，明确提出其研究运用了来自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15)。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运用建构主义已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的学术自觉，他们的研究成果初步展示出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另外，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不仅产生了重要成果，而且已介入国内政治领域。如秦亚青从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即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就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提出三个假设，提出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身份定位与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程度越高，合作型战略文化的特征越是明显，安全利益的重点越向经济安全和合作安全方面偏移，这个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基本互动关系也就越可能呈现良性的合作状态”(16)，并以此分析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观念的调整与变化逻辑，观点精当。而该文中所谓国家身份的定义与再定义、战略文化的建构与再建构、安全利益的再考虑等，都是国家的认知行为。文章主体内容是分析在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互动进程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对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安全利益的再认识。这一研究同时构成中国政治研究的一部分。由此笔者更加确信：建构主义运用于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研究具有可行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国内与政治学亲缘关系较远的科技哲学、认知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建构主义的引进、研究早已呈现繁荣景象；在教育研究中，建构主义一词的使用几乎达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与政治学亲缘关系远的建构主义，可能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不大。不过，科技哲学中的建构主义，探讨主题为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立场为“知识的社会建构”，即科学知识社会学，虽然限定在自然科学领域，但对20世纪中后期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建构论与实在论的新争辩产生了巨大影响(17)。因此，科学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建构论势必对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有所启发，理论上可能成为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学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内诸学科中，在借鉴科学知识社会学、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建构论方面，社会学界似乎展示了“近水楼台”优势，较早关注社会建构论，相关研究形成一定研究趋势或规模，甚至延伸到政治问题的研究中(18)。政治学领域中，目前主要是具有科技哲学知识背景的公共政策、软科学等领域的少数研究者把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导入政治问题研究。比如，有学者提出，针对科技政策近来关注的热点问题“科学、科学家与公共政策制定”，可以基于自然科学的建构论、结合政治学与STS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宏观分析框架(19)。笔者意识到建构主义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后，正在“返回”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尝试系统地梳理政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以其作为“建构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纲领”建立的理论基础。不过迄今为止，几乎未发现相同性质的中文研究成果。总的来说，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哲学社会科学是建构主义导入政治学的重要路径，但目前在国内基本上还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
二、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初步开展
如前文所述，国内近年来出现了建构主义属性的论著，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途径已经起步。通过相关论著，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灿烂前景。
国内出版的中文文献显示，西方比较政治学重视观念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但尚未形成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的研究纲领。意识形态等观念因素在苏联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西方比较政治学早已予以关注。洛克索尔指出：正是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体制与其他正在寻求“政治上强制发展”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区别了开来；共产主义体制的首要特征在于一种迅速发展的驱动力——把自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政治上的强制发展”——加上一项在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社会的承诺(20)。汤森、沃马克在其《中国政治》中，同意洛克索尔的观点，并拓展、深化了中国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分析。例如，在探究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时，不仅强调政治传统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合力量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苏联共产主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与关于人和社会的现代“乌托邦”——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影响；在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中，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包括政治机构、政策在内的中国政治架构及其变迁，首先从两个来源获得：第一个来源是作为1949年以后历史主导方面的成套政策、模式或“路线”，第二个来源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21)。接着，该著以“共产主义体制：意识形态与变革”为题，专章分析“循环变化”等中国政治重要特征的意识形态根源。从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说，汤森、沃马克的分析具备了建构主义重视政治生活中观念因素这一特点，其理论分析框架与中国政治的实际(起源、政治架构演变、特征等)更加吻合，许多观点因此而富有洞察力。但是，从总体分析框架来说，作为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中国家个案研究的一种，《中国政治》未脱离功能主义模型的窠臼。此外，哈尔彭曾经依循戈尔茨坦、基欧汉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斯大林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中国接受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创建根据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斯大林模式这一观念模式被采纳是因为它起到“路线图”作用，在观念制度化后通过制度运行产生持续影响——首先是“(革命后)国家抓住先前存在的观念去指导它们度过高度不确定性的时期，并使得它们能够将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和对其加以协调”，然后是“一旦从国外舶来的做法和学说被制度化，它们就会具有长期的影响”(22)。不过，哈尔彭或戈尔茨坦、基欧汉等的研究主题是“观念与外交政策”，因此并未形成建构主义属性的比较政治研究纲领，也算不上对中国政治的建构主义研究。邹谠建立的中国革命与政治“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批判了结构主义方法，重视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研究途径，帮助我们深化了对中国政治的认识(23)。邹谠在晚年也注意到“全赢全输”等观念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但有待后来者建立观念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
如前文所述，由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向导，国内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建构主义属性的论著；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下，杨光斌、林尚立等明确提出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的主张。笔者认为，相关成果显示出建构主义应用于中国政治研究的灿烂前景。如朱德米《经济特区与中国政治发展》，受到利伯曼《观念、制度和政治秩序：解释政治变革》、伯曼《政治分析中的观念、规范和文化》等的影响，重视观念分析。不仅确认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共产党通过革命道路建立政权的国家)的政治运行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提出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性变量，而且明确提出“观念—制度”互动的分析框架，把观念分析与制度分析综合起来，既分析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如领导人面对合法性危机时的真理标准问题等辩论，出国访问后观念的转变等)，也系统梳理了经济特区思想观念争论推动中国意识形态变革、价值观念变化的作用机理，初步总结了观念变化与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该著“意识形态与中国政治转型”等章节，贯彻观念分析这一建构主义属性的研究路径，研究结论令人信服(24)。不过，从分析方法角度看，朱德米意识到“观念与规范、文化一起，与制度、利益等分析方法是相对立的”，但又声称运用观念与制度互动的分析框架，显示出其研究逻辑的不足。观念分析最适宜采纳建构主义研究路径，但该著未能明确。朱德米后来在《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近进展》中，循着建构制度主义，进一步阐述了理念与制度结合的分析框架，建构主义融入其中。
杨光斌教授是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也是最早呼吁在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中引进建构主义的学者之一。杨光斌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注意到制度变迁关键时刻“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因此引入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形成建构主义的“自觉”；在《观念、制度与经济绩效：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理论价值》、《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论著中，发展了他自己于2003年提出的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范式”。在对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后，他指出：制度安排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绩效的不同，但是两国制度安排的创新并不主要是制度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是思想观念创新的结果(25)。由于立足于比较研究，他的结论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在理论上，他批评传统制度变迁理论忽视观念，认为需要借助思想观念的路径，据此他提出新的“制度范式”理论。这一理论将制度变迁区分为常规时期与关键时期，认为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思想观念影响制度结构，并和制度结构一道影响着制度安排，或者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26)。这一研究不仅是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尝试，也是建构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的尝试。
前文已指出，著名学者林尚立教授近来也尝试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路径来研究中国政治。重视观念因素等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是林尚立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早期代表作《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对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即予以充分重视。在他定义的“政治形态”概念中，构成要素除政治权力、政治结构、政治过程外，第四个即政治意识(27)。如果说朱德米从利伯曼等的观点得到启发，对观念与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予以阐述，表明研究路径导向“建构制度主义”的话；那么，这其中也显露出林尚立教授研究思路的变化——朱德米在《经济特区与中国政治发展》一书的“后记”中指出，“本书的总体框架、研究逻辑、研究方法等主要来自于林(尚立)老师及研究小组的讨论”。林尚立在2008年6月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运用建构主义，并形成了“建构能力”概念及分析框架，从政治学角度建立了关于改革的理论解释体系。在演讲中，他说明建构主义主要来自于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改革的本质是“革故”——观念、利益与体制的消解与“鼎新”——观念、体制、目标的建构；他将建构定义为“主体基于利益与认知所确立的价值体系、战略体系和行动体系”，“建构能力”则包括主体能力、同化能力、顺应能力。林尚立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如：更加突出了观念消解与建构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将价值体系视为“建构”的首要要素，把学习能力作为同化能力的构成内容，中国改革作为强建构性社会转型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改革从学习开始”，等等。他的洞察力来源于其“建构能力”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虽然不能作为建构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纲领的典范，但带有浓烈的建构主义色彩。笔者的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问题”源于对观念因素的关注，“方法”源于对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科学本体论争辩的阅读与思考，目前主要受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影响。首先，笔者在中国政治研究的尝试中，倡导、秉承“回到现场或设身处地”原则——例如笔者认为，改革开放的设计与推动显然与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观念有重大关系，研究政治改革乃至中国政治，政治学学术研究需有意识地“设身处地”——因此，近年来一直在寻求对观念的社会科学解释理论。其次，研究方法方面，在对政策过程研究途径的梳理中，笔者进入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科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领域(28)；通过对社会科学中实在论与建构论辩论的了解，开始注意建构主义——先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后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于是形成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国政治的自觉。2008年3月，笔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国政策过程研究：视角及其缺失”演讲，指出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缺少对建构主义的回应，呼吁借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展建构主义与中国政治(政策过程)研究(29)。循着建构主义途径，笔者对公共政策、现代国家建构等问题，作了初步解释(30)。
三、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心任务
由于建构主义引入中国政治研究时间不长，现有研究尚未将建构主义纲领延伸到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宏观体系与全部历史研究中。笔者从国际关系学者对一般性理论与具体研究纲领的研究中获得启示，认为当前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发展出建构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纲领。建构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纲领与其他比较政治研究纲领的不同，则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角度加以澄清。因此，基础工作应是返回到政治科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乃至哲学社会科学。
国际关系权威学术杂志《国际组织》创刊50周年之时，卡赞斯坦、基欧汉、卡拉斯纳联袂撰写了一篇题为《〈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的论文，后收录到前文所引《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中。笔者认为，该论文的最大理论贡献与其说是条分缕析地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毋宁说是提出了一种理论分析的框架——一般性理论、具体研究纲领。这一框架对理论研究意义重大。所谓一般性理论，即“表明相关的变量和可能的因果关系，指导人们确定具体研究纲领”(31)。而具体研究纲领“将原因变量与一组结果联系在一起，亦即将自变量与因变量联系在一起”(32)。一般性理论与具体研究纲领的关系是：“如果一般性理论能够产生有意义的研究纲领，它就会发展繁荣，反之则萎缩消退。能够揭示世界发展新取向的理论也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人们不满意已有的一般性理论和研究纲领，加之世界发生了变化，这就为新兴理论的形成打开了空间。”(33)当新的一般性理论产生，“新的一般性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具体研究纲领同以前建立起来的一般性及其研究纲领之间往往会处于一种相互质疑的复杂对话状态。这种对话的结果有三：一是有些一般性理论被改变和被吸收了；二是不同理论仍然分立，但是对于其中一种，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三是不同理论继续共存，并以基本平等的地位相互竞争”(34)。因此，他们认为：对于国际关系来说，托马斯·库恩的理论阐述并不准确。因为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出现科学革命，然后是某种特定的一般性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常规性科学阶段。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却并非如此——“不同的一般性理论及其具体研究纲领之间的激烈论战贯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发展历程”(35)。笔者认为，卡赞斯坦等人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般性理论与具体研究纲领的含义、区分、相互关系等观点，同样适用于比较政治学理论。卡赞斯坦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般性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建构主义，等等。对于中国政治研究者来说，也许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比较政治学有哪些一般性理论，相应有哪些具体研究纲领？这种理论知识“谱系”化的工作，将有助于澄清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发展线索。相应地，也需对中国政治的研究途径进行梳理。
反思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是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政治学家大卫·马什指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对研究课题的定向都受到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的制约。通常情况下，这些立场是隐含而不是显露的，……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它们像皮肤而不是套衫，不能随研究者的需要而随时穿上或脱掉。在我们看来，所有政治科学的学者都应该意识到并承认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立场，并能够针对来自其他立场的批评而捍卫之。”(36)在国际关系中，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等一般性理论的基本区别是本体论。按照卡赞斯坦等的说法，理性主义启示是：如果你面对一个难题，那就将它视为一个需要理性行为体解决的问题，理性行为体具有毋庸置疑的明确利益，在资源稀缺的环境里竞争。建构主义则不同，它探讨“事实”(包括作为行为体身份的一部分的利益)是怎样在社会环境中建构起来的(37)。温特则明确提出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不同——新现实主义从物质主义角度出发，把国际体系结构看作物质力量的分配，新自由主义把国际体系看作物质力量加国际制度，建构主义则具有理性主义色彩，把国际体系看作观念分配(38)。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产生争论并由此导致流派区别，后现代建构主义持激进立场，强调主体的语言性建构和诠释逻辑，不过其他的建构主义相对温和，在认识论上与实用主义一致，既承认也使用理论工具去理解主体间意义，也坚持社会科学的原则(39)。秦亚青曾将主流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概述为：首先，社会世界是施动者在客观环境中建构的世界；其次，施动者和结构是互构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本体论优先性；第三，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建构主义从观念出发，认为观念的作用首要的是建构功能——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其次才是因果功能，“观念是路线图”，并且，观念与物质性因素并列作为行为的原因(40)。在方法论上，部分建构主义者认同戈尔茨坦等的主张，即“观念的作用能够而且应当用社会科学工具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这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
比较政治学的建构主义不必赞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但澄清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是研究深化的前提——这是我们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以借鉴的经验。鲁杰曾经指出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他说：“建构主义学者愿意尝试融合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将规范、身份、意义等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但同时又尽量不破坏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主导认识论观点，因为这样的认识论是简约严谨、逐步积累的知识赖以发展的基础。择其要义，这样的做法就是：坚持建构主义理论是发现事实的有用工具，但同时希望建构主义最终不会伤及解释性理论的逻辑。”(41)我们也无需拔高建构主义一般性理论的地位。即使在本体论上不同，建构主义比较政治学与其他比较政治学一般性理论也不是水火不容。因为：“理性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之间的学理辩论对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任何一种研究人员自己偏爱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现实。……知识和理解通过不同理论思想和研究纲领之间的论争而得到发展成长。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要判断一般性理论和具体研究纲领是否有用，说到底，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是否能够提出既可以从学理上加以分析又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问题。”(42)
在澄清本体论等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建构主义属性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纲领。比较政治学的既有研究纲领，主要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入手(43)，美国汉学界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模式也可据此划分——从文化和制度入手，这是研究模式的一种较为宏观的观点；克里斯坦森等曾区分了中国政治研究的十种路径，即集权主义、派系主义、阶级斗争、利益集团、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多元主义、官僚机构模型、文化主义、儒家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等(44)；另外，系统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如汤森等的《中国政治》，研究纲领是建立在帕森斯功能主义理论与伊斯顿“政治系统论”等基础上的，以及由阿尔蒙德提炼的“政治过程的系统框架”(45)。上述途径或模式中，大都不缺乏观念分析；比较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研究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成果亦算斐然，但症结在于未采取建构主义立场。建构主义引进国际关系理论后，已经发展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纲领，如戈尔茨坦、基欧汉等的《观念与外交政策》、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鲁杰的体系演化理论、尤其是温特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内部亦因此而“派系林立”。笔者相信，虽然研究纲领尚未问世、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是建构主义比较政治学充满希望，建构主义比较政治学研究纲领有可能超越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比较政治“政治过程的系统框架”，或与之形成竞争，中国政治研究将经由建构主义而拓展、深化。
注释：
①[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②Robert C.,"Lieberman,Idea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Order: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6,No.4,2002,p.697.
③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总序，可参阅《观念与外交政策》。
④参见朱德米《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⑤马约恩：《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观念、利益和制度》，载[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76页。
⑥参见吴琼恩等《公共行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303页。
⑦[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中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5页。
⑧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选举的文献主要有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王礼鑫《贿选现象与选举制度改革》，《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⑨参见李国强、徐湘林《新制度主义与中国政治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⑩参见朱德米《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1)转引自《世界政治理论中的探索与争鸣》，第285页。
(12)此处参考文献主要有：《世界政治理论中的探索与争鸣》；[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莫大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原型、分类与争论》，《问题与研究》第41卷(2002)第5期；莫大华《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桥计划：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综合》，《政治科学论丛》第31期(2007年3月)。
(13)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14)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15)该研讨会主题为“中国政治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于2008年6月8日在上海召开，由上海市政治学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16)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17)[英]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张茂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18)参见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l期；闫志刚《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社会》2006年第l期；胡杰容《政策执行过程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9)汝鹏、苏竣：《科学、科学家与公共政策：发展历程及相关研究综述》，载“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与实践”会议论文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主办，2008年3月。
(20)转引自[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21)参见《中国政治》，第61-62页。
(22)参见[美]尼娜·P.哈尔彭《创建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观念的影响》，载《观念与外交政策》。
(23)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4)朱德米：《经济特区与中国政治发展》前言，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3页。
(25)参见杨先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26)杨光斌、高卫民：《探索宏观的新制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7)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2页。
(28)王礼鑫：《政策过程的研究途径与中国政策过程研究——从政治科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出发》，《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
(29)该研讨会主题为“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与实践”，于2008年3月22日至23日在天津举行，由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联合主办。
(30)王礼鑫：《化解“分配性危机”的政治逻辑》，《南风窗》2008年第7期。
(31)(32)(33)(34)(35)[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中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5、5、7-8、8页。
(36)[英]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景跃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37)《世界政治理论中的探索与争鸣》，第4-5页。
(38)参见《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5页。
(39)(41)(42)参见《世界政治理论中的探索与争鸣》，第283-285、287、45页。
(40)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前言、第22-26页。
(43)[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页。
(44)Flemming Christiansen,Shirin M.Rai,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Prentice Hall Europe,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1996.
(45)[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59、2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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