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林翼的经世改良思想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胡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胡林翼是近代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改良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超过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陶澍等人的思想，而且在同时代人中也难有匹敌者；同时，他的改良思想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的一切改良活动及实践都旨在维护和挽救封建统治。
关键词 胡林翼 经世改良思想 经世派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中小地主家庭。道光十五（1835）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国史馆编修。道光二十年（1840）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因携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事发，降一级调用。次年，父胡达源死，回籍守制。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师友贷款损官贵州，先后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咸丰四年（1854）调任湖北布政使，旋署湖北巡抚。咸丰六年（1856）实授湖北巡抚，处理湖北政务，并带兵镇压太平天国，1861年8月病死。
胡林翼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他的改良思想及其实践对太平天国时期及其以后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史学界至今尚无人全面研究他的经世改良思想及实践，无疑这有碍于咸同时期的历史研究。笔者不揣譾陋，拟对胡林翼经世改良思想的来源、实践及特点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世改良思想的来源
嘉道以来，湖南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对付农民起义，湖南地主阶级崇尚经世致用和务实，倡言研讨兵法战阵地理，形成了务实、好武、狠斗的社会风气。降生于湖南益阳地主家庭的胡林翼，从小就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胡林翼祖、父辈都学宗汉宋，家学渊源和家庭教育对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祖父胡显韶“博涉经史”；叔祖父为龙州书院院长，蔡用锡、周扬之等经世派人物为其弟子；其父胡达源讲学城南书院，“祖汉称宋”[1]，著有《弟子箴言》， 教人“务实学”[2]。胡林翼初为学， 其父就授以“儒先性理之书（即朱子小学近思录为先）”[3]。在求学过程中， 他所从之师多为经世致用派人物，其中贺熙龄、蔡用锡、陶澍、林则徐对他影响最大。贺熙龄为贺长龄之弟；蔡用锡为湖南经世名家，“兵略吏治”尤所究心[4]； 陶澍为两江总督，胡林翼丈人；林则徐十分欣赏胡林翼，曾视其为“左右手”[5]。胡林翼还耳闻目睹了陶澍、林则徐、姚莹、 贺长龄等人组织的19世纪最早的一次地主阶级改革实践。从此胡林翼“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传司马通鉴及中外舆图、地志、山川阨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6]，萌发了经世改良思想。
他捐官贵州后，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练兵、求才、察吏、筹饷”[7]即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的社会改良方案和思想。首先， 他认识到“大抵吏治不饬，兵祸乃由起”[8]的道理，得出“国家之败， 由官邪也”[9]的结论，形成了政治改良的思想。其次， 他深知绿营腐败不堪用的情况，认为只有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召募练勇代替绿营，才能改变国威不振的局面。在贵州，他仿戚继光束伍成法， 编练了一支300人的黔勇，并开始办地方团练。再次，他注意到贵族苗民深受官吏和高利贷盘剥而导发起义的情况。为了从根本上消除人民起义，他产生了经济改良思想。最后，在为政中，他还注意到人才的作用。“州县不得人，州县坏；营伍将领不得人，则兵勇溃；团练非正士良民为长，则犯法抗粮、攘夺为乱。”[10]他还进一步指出：“古来成事败事之人，必在尘埃草野之中，用之则为臣仆，弃之则为盗贼；其间操纵，间不容发。”[11]胡林翼产生了用人弭乱和改良政治的人治思想，并开始罗致人才。这一段实践对胡林翼后来的发达展布产生了巨大影响。1854年他调任湖北布政使，1856年实授湖北巡抚。从此，胡林翼握有地方大权，通过交欢官文，把持了湖北行政、军事、财政大权，并在湖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良，他的改良思想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
过去学术界普遍把胡林翼一生政绩看成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这种看法似有不妥。其实胡林翼早在与太平天国较量前已有治平之志，其学术已由性理达于经世，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经世改良思想，已是一个经世致用派人物；镇压太平天国只是为他提供了机会，让他握有巡抚之权，为其在更大范围实施改良方案提供了条件。
二、经世改良实践
（一）政治改良实践
1.包揽政权、加强地方权力。道咸以来，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而又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央集权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对原有体制作出某些变革。在军事方面，允许地方团练作为地方军投入对内战争；由于户部空虚，允许将帅就地筹饷，军权、财权外倾之渐已开。胡林翼作为第一个湘军将领膺任湖北巡抚，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对中央集权体制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双重权力结构体制起了推进作用。
首先，加强地方行政人事权。按例，总督主军政，巡抚主民政，互不统属而又多牵制。藩司即承宣布政使司职掌一省民政、财政，隶属于吏部和户部；臬司即提刑按察使司职掌一省按劾、司法，隶属于刑部；两司事权独立，除部臣外他人无权干预。布按二司分割巡抚权力，以提镇武职牵制总督权力。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后，渐渐剥夺了总督和两司在人事方面的权力，还随意易置两司，置两司为属员。由于湖北州县虚悬待人，胡林翼两次奏请由他拣员调补，得到俞允。他利用两道谕旨，撇开总督，在1855—1859年破格委署地方官30多人。他还不通过臬司，在1855年4月—1866年11月劾去贪吏怯将约20人，后又劾去数十人。 这样，侵夺了总督和两司的人事权。不仅如此，他还随意易置两司，置两司为属员。咸丰六年（1856），湖北按察使魁联死后，他先后奏保荆宜施道道员罗遵殿为湖北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后又奏保庄受祺、严树森、阎敬铭为湖北荆宜施道道员、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将两司易为自己亲信，从而把持两司权力。胡林翼后来甚至请调京员，插手干预朝政。他对江浙战局的规划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省的人事安排建议均被朝廷采纳， 咸丰帝也承认对胡林翼的一切规划都言听计从[12]。
其次，建立地方财政体系。咸丰以前，户部统掌一切财权。各省由布政使、盐运使、粮储道代户部执掌一省地丁杂粮、盐课、粮漕折项，督抚无权干预。由于户部无饷可拨，1853年清廷下令疆吏将帅就地筹饷，从此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开始瓦解，地方财政体系逐渐建立。胡林翼首先在湖北建立起地方财政体系，详细情况见后面经济改良部分。
最后，控制地方军政权。清朝定例，总督管军事而巡抚主民政。胡林翼本为带兵将领而任巡抚已是对定例的突破；通过交欢官文，胡林翼又以巡抚身份把持湖北军政大权，不仅对湖北绿营进行整顿裁汰，而且还扩编组建湘鄂军，使湘鄂军由七千多人增加到六七万人，官文从不置喙。胡林翼利用军政大权，提拔任用提镇等武职将官和筹集军饷，使湘鄂军除他与曾国藩外，他人无法指挥。他还亲履戎机，分遣部队援湘、皖、豫、赣、蜀、苏等省。由于他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和相当大一部分湘鄂军，清廷在作战指挥和规划上不得不依从他。
胡林翼通过加强湖北政权、军权、财权，促进了近代中国中央集权下移到地方，地方又实行集权的二元化权力结构局面的转换。在当时，是顺应时势的要求，也是胡林翼努力促成的结果。这种地方权利体系的建立对湘系势力的发展和为清廷支撑东南残局、绞杀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无疑起了十分关键而又极其反动的作用，同时对近代中国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割据的形成及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整饬吏政，改良吏治。有人认为胡林翼整顿吏治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整饬吏治，从根本上挽救封建统治危机，这是胡林翼吏治改良的思想动机和根本出发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其挽救封建统治的一部分。正如他所说：“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13]胡林翼除以身作则力矫官吏贪鄙之弊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良吏治。
首先，慎参劾，痛扫书差积弊。胡林翼对原有官僚队伍进行严格甄别后，严参不法官吏，革除书差积弊。他对三种官吏进行参劾：一类是不勤吏事，讲求奢侈、逸乐的官吏，如江夏县令江世玉，咸宁县莫知玑等；一类是贪污中饱、名不符实的官吏；一类是与农民军作战不力的官吏将领，如杨霈、胜保、福兴等。胡林翼开府湖北不久，就劾去贪吏怯将20多人，后又劾去数十人，甚至病重时犹退不肖数人[14]。胡林翼还扫除书差积弊：一方面减少书差为政的机会，规定办钱漕、办狱讼、办团练不用书差；另一方面从严惩治不法吏胥。他派员密查各属差役蠹胥，将查出的襄阳西乡蠹役张绍荣、荆州差蠹全得升等勒拿正法。
其次，重人才，破格引用贤能。胡林翼在严参不法官吏和严惩不法吏胥的同时，以更大精力投入到选拔人才、补充官僚队伍上，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才观和人治思想。在选人标准上，着重气骨节操，其次重苦人；在知人上，以自己搜求和属下荐举并重，再辅以“询事考言”[15]和“修报诣礼，躬入其室”[16]以考察验证；在任人上，主张用人须破资格，用人应不拘一格，力图人尽其才。据统计， 1856 —1861年胡林翼引用人才达50多人[17]。胡林翼广泛引用人才充实官僚队伍，并藉他们之力澄清湖北吏治、改良经济和与太平军作战。此外，他对人才还讲求养育裁成之术，以财养贤，重禄优饩，遇事苦心调护。由于胡林翼的罗致、培养，湖北成为人才辐辏之地，胡林翼成为人心向往之人，湖北官僚集团阵容得到加强，同时也为胡林翼自己培植起盘根错节的亲已势力。胡林翼明于知人，举劾公允，他举荐的人才为当时及后世统治者所重用。
再次，明治体，注意官员行政。他认为“忠信明决”、“体验人情物理”[18]是官员行政的准则。他要求省级官员给州县作出表率并体验他们的疾苦，做到“勿执己见，勿拂人情，说实话，干实事。无忘自田间来，无忘读书本色”[19]；还要求州县官员脱尽衙门陋习，勤恳为官，依靠地方士绅，“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不为劣绅富户所嗾使”[20]。胡林翼自己也身体力行，为官兢兢业业，劳累而死。
3.转变风尚，重塑价值观念。道咸之际，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人心趋于浮伪，加上内忧外患的冲击，传统的名教文化等出现了严重危机。胡林翼在湖北采取：第一，树立尚武之风。早在贵州时，胡林翼就开始兴办保甲团练，思振武以预为之防[21]，组建黔勇。在湖北，他更普遍建立保甲团练，并在此基础上扩编湘鄂军；同时在武昌设立节义局，旌奖阵亡的文武将弁及“殉难”的官绅士女。这样，湖北民风逐渐由怯懦转为强悍，形成敢战尚武的社会风尚，湖北也由此成为地主阶级的顽固堡垒和湘鄂军的兵源补给地。湖北民风的转变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扬弃传统名教文化。随外来经济文化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冲击，传统名教文化危机日重，胡林翼大胆地扬弃了传统名教文化。一方面，重节孝，以孝悌忠信为正风俗之本。在贵州旌奖节孝，在湖北设节义局，奏报表彰“殉难”官绅士女达46794人[22]。 另一方面，兴学校，隆师重儒重道，教人务实学，培养具有孝悌忠信思想和通经致用才能的人才。第三，树立尚实之风。胡林翼在湖北倡导脚踏实地、为官为文为学以实的尚实之风，主张“经世致用”[23]，学校培养务实人才；撰文以“简约质朴之文为要”[24]；为政以实，严杜苟且、浮伪之习。
胡林翼在湖北改良政体、整饬吏治、治理社会风气，促进了晚清中央集权向地方放权形势的发展，促进了湖北吏治面貌和社会风气的大为改善，使湖北成为地主阶级的坚强堡垒。曾国藩就评其政治改良：“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变面目并变社会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著。”[25]虽属溢美之辞，但仍反映出胡林翼政治改良的社会影响。
（二）经济改良实践
1.重农重商。有人认为胡林翼仍主张重农抑商，这种观点大可商榷。胡林翼与近代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林则徐、陶澍，甚至左宗棠、曾国藩一样，仍主张重“本”；同时对工商业（末）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注意照顾和维护商人的某些利益[26]。
胡林翼认为“农，犹根本也”[27]，把农业仍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首位，采取劝农耕织、开垦荒地、与民休息和裁漕减赋的政策。他要求州县官吏劝农耕作，惩办游玩，“息游惰而勤农桑，使斯民各安本业，得尽力于农事”[28]；要求军队“寓屯田于防守、分汛之营，以固其本”[29]；还要求州县官员与民休息，关心农民疾苦；同时采取裁冗费、禁浮收、均赋税和禁书差插手漕赋的措施，“宽其意于钱漕，所以培本计而致厚于农民”[30]。胡林翼的农业政策始终表现了重农培本思想。
再看他对工商业的态度。胡林翼虽认为“商，犹枝叶也”[31]，但也看到了社会经济的变化。工商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对其加强管理并抽取一定税金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要求。胡林翼在湖北采取了系列措施，加强对工商业经济的管理。
认为胡林翼具有抑末思想的人多以胡林翼“严其法于厘金，所以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为其观点的立足点。厘金初设的目的只是为了筹饷，并非为了抑商。实际上，创设厘金制度已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厘金制度才在中国存续了几十年。胡林翼于湖北仿行厘金制度，也为了筹饷；整饬厘金制度除了筹饷的目的外，还为了杜绝贪官污吏浮取豪夺，苏解商民之困；加上厘金征收方便，对商、民都较平允。所以，胡林翼“严其法于厘金”目的在于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同时还有厉禁吏胥中饱私肥的考虑，最主要考虑还在于不苛商贾、不扰百姓生活，并非“独苛于商贾”[32]。如有多收厘金，中饱私肥现象，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因此，胡林翼整顿厘金制度并非抑制商人，实际上是清除工商业税收中的弊病，为繁荣工商业创造条件。
为鼓舞商情，胡林翼还清理市场积弊，加强市场管理、整顿。他奏请部颁牙帖，允许不论土著、客民，均准承充行户[33]，放宽了商民经商的限制。他还整顿行规，清理行货，体恤小贩，严惩奸商；设课盐局、厘金局等进行征税和管理，同时加强总局的稽核，严格厘金制度，严惩违法官员。这些措施照顾和维护了商人利益，并为商民的经济活动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胡林翼还在整饬盐政中照顾盐商的利益。川盐运楚，他采取官运二而商运七的办法，而且允许商民随官运，可免意外骚扰，维护了商贩的利益，又可稳定湖北食盐供给。川盐到楚后，允许商民捐领部帖后分销食盐，由课盐局征收盐课厘。胡林翼则加强对局员的考核，以防其侵蚀。胡林翼盐政改革仍维护了盐商的利益。
2.财税改良。首先建立湖北地方财税体系。1853年户部因财政空虚而允许各省将帅就地筹饷，只须每年向户部交纳定额。胡林翼采取了几项措施，建立了湖北地方财税体系。第一，控制湖北收支权。1856年胡林翼与官文奏请裁撤南北随营粮台，改并为武昌省城粮台总局，并可随时动支司库钱粮济饷[34]。1857年胡林翼于武昌设立总粮台和通省牙厘总局，“无论何项进款皆由粮台弹收，无论何项开支，多饬粮台批发，即各厘局所收银钱均交粮台，总厘金局不过照验清册而已”[35]。胡林翼直接控制总粮台，也就控制了湖北财政收支权。第二，控制湖北收支题奏权。湖北“规复”后，设立清查局清理湖北财政收支。胡林翼要求主持清查局的李映棻、阎敬铭等人在奏报时“提纲挈领”、“不可稍有渗漏”；户部签驳，以不奏明或随折声明即可[36]。胡林翼通过控制清查局，控制了湖北收支题奏权。第三，截留京饷不解。湖北自太平天国起义后，除邻省协饷外，库存银两和新收银两概行移作军用，仍入不敷出。1860年户部万分支绌，要求湖北提解10万两解京。但胡林翼千方百计拖延，最后户部只得同意其截留5万两作湖北度支。第四， 自设税收机构，自办捐税。1855年湖北设通省牙厘总局，不用地方官而自派官员经理，以后各省仿行。胡林翼还创办米捐，捐额一减再减。
其次整饬税收制度。胡林翼为增加财政收入，对原有的钱漕、关税、盐课等税制进行整顿，严革随规浮费，综核名实，严杜官吏贪污中饱，使钱漕等税收大致归于旧额（盐课略过之）。钱漕一项，“每年为民间省钱粮百四十余万串，为币项增四十二万两，节省提存银二十一万余两。民与国两利，而为州县裁革陋规几尽，然使有以自给，故亦无怨者”[37]。盐课每年可得百余万两[38]。胡林翼通过整饬厘金制度，用士人收厘，严杜中饱私肥，并将税种扩大到日用百货、盐、牙帖及洋药（即鸦片）等方面，每年湖北厘金收入达一百三四十万两。湖北经过税收改良，丁、漕、盐、厘四项，岁入已达四百余万金[39]。
胡林翼理财思想有二：一重正人心，富国利民；二重用人。他认为：“理财之事，原本圣学；其体在正心，其用在知人。”[40]胡林翼的正人心，实际上是要官吏们明白公私利义之辨，一切为公为义。他还认为富国应从利民著议，“富国之利，总须先从利民著议，乃有根本，乃有归宿”[41]，“民以财为元气，国以民为元气”[42]，因此，谋利之事应以“利民为本”[43]。这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在理财中，他还注重用人。他指出“理财之道，仍以得人为先”[44]，“择人为理财之要”[45]，他不仅选拔人才理财，而且于理财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使官吏能洁已奉公。
湖北地方财税体系的建立和税收的增加，不仅供给湖北财政，而且成为湘军最大的财库，为扼杀太平天国创造了经济物质条件。湖北地方财税体系的建立也为权力下移和以后地方督抚专权割据创造了条件，因此它又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三）军事改良实践
1.择将原则。胡林翼认为治兵如振衣和结网，应先“提其领”、“挈其纲”[46]，选拔将领。胡林翼择将不拘资格，但要求将领必须具备“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47]，即应具备“勇、才、品”三种素质。因为“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48]，“尚须从气概中讲求”[49]，应择勇将；除此而外，还须“智略足以知兵，器识足以服众”[50]，选择有才能的将领；还须选择廉洁并能为清政府及统治阶级效忠的将领，即有“良心、血性”的将领。胡林翼的择将思想虽受其阶级观局限，但又是符合军事科学要求的，即将领应具有为某种政治势力效忠的思想，又具有勇、才、品的素质。正因为这样，他的择将思想才为后世治军者蔡锷、张学良等继承。
2.建军思想。胡林翼建军首先重视“提纲领”[51]。他与曾国藩一样都继承了戚继光营制，以营为单位，先选将后募兵，逐级召募，层层负责。将领士兵多以同学、乡友、亲戚关系相联结，士兵选用上，除用家乡本地人外，还专挑山乡百技艺之人。其次，重视不断更新武器装备，主张“冷热兵器相间配置”[52]，重视火器的作用，到处搜求洋枪洋炮装备湘鄂军。第三，厚饷养兵。他制定的鄂军兵饷十分优厚，将士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补贴家用并有所积蓄，一改绿营低饷旧制。第四，力汰劣将羸兵。
胡林翼于建军时就将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宗法制贯穿于建制中；同时从兵员来源、饷章及兵器配备上保障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将帅直接控制军队组建、调遣、撤换和财务权，从而规定了兵饷合一、军政合一和军权、财权与用人权合一的兵为将有、兵为督抚所有的军政制度。
3.治军思想。胡林翼管理湘鄂军，采取了：第一，严格纪律。他制定了严格的鄂军章程和营规，加强鄂军的管理和教育，同时“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第二，军队内部关系上，强调“师克在和”[53]，并对湘军将帅苦心调护，倾心结纳。第三，军民关系上，要求军队“爱民”，体恤民艰，不扰百姓。第四，军政关系上，力图“军政合一”。他深知督抚事权与兵权缺一不可。“庆、光之间，部库有余，则握有兵符者尚可有为。至今日，则兵无可调，惟有募勇，饷无可请，惟有自筹。”[54]统兵将领只有握有督抚事权，募勇筹饷才有基地和依援。因此，他极力为曾国藩、左宗棠谋取地方权力。他还洞悉地方督抚有兵有将的奥妙，极力控制和扩充湘鄂军，不准他人染指。胡林翼通过握有兵权而得授地方督抚，军权与政权得到初步结合；他还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军、政、财权结合进一步巩固，湖北首先出现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
三、经世改良思想的特点和影响
（一）胡林翼是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经世改革家
胡林翼的思想源于前人而又超过前人，即便在同时代人中亦难有匹敌者。胡林翼思想直接来源于陶澍、林则徐等地主阶级经世改革派，这点已如前文所述。胡林翼在政治上继承了陶、林等人的人治思想，在整饬吏政中，重视察吏和选用贤能，打击参劾不法官吏，尤其严格限制胥役参政。同时，通过交欢官文，包揽湖北权力，使原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得到改良，这是前人所不敢想而同时代人亦难匹敌者，即使曾国藩亦不能如此，而且不敢如此。在经济方面，继承了陶、林改革盐政即采纳票盐法和革除漕弊的重农而不抑商的经济思想和主张，并在实践中创设牙厘捐帖制度，设盐、厘局，用士绅佐理局务，使厘金和盐政制度得到完善；在漕政改革中实行漕粮改折、裁漕减赋政策，革除湖北二百余年来的弊病。他的经济改良思想不仅发展了陶、林思想，而且为同时代人所效法。军事方面，胡林翼与曾国藩等人一起创建了湘军制度，革除了绿营制度的弊端，使中国军事制度发生了变革。胡林翼在建军、治军及战术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建军上，主张召募制、厚饷制、兵将与兵饷合一制；在治军方面，讲求内部团结、军民协调、军政合一；战略战术上，与曾国藩相比，显得更宏阔而切实；这都为其它湘系将帅所不能企及。特别是他利用地方事权，经营湘军，扩大湘系实力，支持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规划东南政局，实为当时人中独一无二者。
（二）胡林翼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首先，重农而不抑商的思想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19世纪50—60年代，中国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商品经济在沿江沿海地区已相当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市民力量有所加强并已开始要求发展工商业，湖北的情况也不例外。胡林翼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而且与同时代左宗棠、曾国藩等人一样，看到了社会经济的变化，都主张重农而不抑商。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中，一方面重农，以农为本；另一方面在商业和盐政改革中鼓励和扶持商业，力求发展商品经济，维护商人利益。正是曾、胡、李等一批人主张重农而不抑商，实施重农而不抑商政策，才导致洋务运动产生，从而引发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胡林翼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与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重本抑末思想相比，更适应社会经济的要求，成为反映时代经济条件的先进思想。
其次，军事改革适应了近代冷热兵器并用而以冷兵器为主时代战争的要求。19世纪50年代，军事历史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代，不仅清方，而且太平天国也采用了火器如大炮、火枪等先进武器，这使原来普遍采用的城堡守御战让位于攻防相兼的野战形式。战争方式的变化，要求军事制度本身进行变革以相适应。原有的绿营制度不仅兵将世袭，而且兵将分离、兵饷分离，这显然与要求兵强将精、调度灵活、运转方便的攻势防御战争不相适应。胡林翼力图将湘军制度建成兵饷合一、军政合一、兵将合一、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的军政一体化的政治制度，以适应冷热兵器并用时代战争的要求；在指导湘军作战中，采取攻守结合的“一处合围，数路配战”的战役格局，这都反映出胡林翼顺应军事历史要求的先进之处。
最后，政治上由地方包揽权力的主张，则反映了中央集权逐渐衰落时期政体变化的要求。咸同时期，由于国内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中央集权政体已不能适应复杂而多变的社会形势要求。重用汉人，授命他们为地方督抚，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外敌人，已成为清政府不得不实施的权宜之策。随带兵将领登上督抚宝座，军权与政权相结合，财权也逐渐下移地方，督抚专权局面最终形成。胡林翼在政治上包揽权力的主张和行动，适应了这一时期政体变化要求，湖北也首先形成地方巡抚专权局面。
（三）胡林翼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胡林翼的阶级意识相当强烈，甚至超过曾、左。他意识到盗贼充斥之天下，“与叛国叛藩，可避地避世者不同”[55]，“非我杀贼，即贼杀我”[56]。因此，胡林翼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残酷镇压，双手沾满了起义农民的鲜血。同时，为了维护满清封建统治，一方面用封建伦理道德、忠孝绳削自己；另一方面又屡屡劝诫湘系人物不可世故太深，不可依违因循，要为封建统治出力效忠。面对社会危机，他采取社会改良，消弭将要发生的农民起义，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整饬吏治、包揽权力，目的是改善官僚行政制度，协调官民关系，避免因官吏腐败而引起人民起义发生；改良经济，革除弊病，打击不法官员吏胥，调整利益分配，从而协调农、工、商各阶级与政府的关系及其行业内部关系，防止因贫困和剥削过重而发生农民起义；他的军事制度及文教等方面变革更直接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胡林翼绞杀太平天国的行为以及一系列旨在挽救封建统治的改良措施，延缓了清王朝的灭亡，并加速了农民起义的失败，是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一面。
总之，胡林翼是近代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家，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和镇压太平天国的罪魁祸首。我们应该全面地研究他，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具体地分析他的思想，对他作出一分为二、褒贬适度的评价。总体来看，胡林翼的改良思想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超越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陶澍等人的思想，而且在同时代人中也难有匹敌者，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他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利益，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也是该否定的一面。
注释：
[1]《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4710页。
[2][45]赵尔巽等编《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35页，第499页。
[3][4][5][6]沈卓然编辑《足本胡林翼全集》，上海大东书局民国25年印。第1册，梅英杰《胡林翼年谱》，第5页，第9页，第22页，第5页。
[7][9][10][11][13][23][24][27][28][29][30][31][32][42][51]同上书，第5册，第77页，第23页，第33页，第33页，第106页， 第134页，第122页，第121页，第149页，第115页，第121页，第121页， 第128页，第99页，第104页。
[18][43]同上书，第1册，崔龙辑《胡林翼语录》，第19页。
[22]同上书，第4册，第122—143页。
[33][46]同上书，第2册，第82页，第142页。
[44][53]同上书，第3册，第9页，第107页。
[20][41][47][48][49][50]同上书，第6册，第28页，第39页， 第35页，第25页，第141页，第18页。
[55]同上书，第7册，第135页。
[15][19][40][52]同上书，第8册，第51页，第29页，第24页，第3页。
[21]同上书，第9册，第2页。
[8]襟霞阁主编《胡林翼判牍菁华》，东亚书局版。第24页。
[12]《咸丰朝东华录》卷65，第30页。
[14]《郭嵩焘诗文集》，第360页。
[16]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6页。
[17]见王国平《胡林翼的吏治、人才思想及实践》、《史林》1987年2期。
[25]《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民国25年印。书牍，第60页。
[26]见拙作《论胡林翼经济思想的特点》，《四川师大学报》1991年5期。
[34][35]萧荣灂编《曾忠襄公全集》，清末民初史料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第294—295页，第39—40页。
[36]耿来金、杜春和编《胡林翼致阎敬铭书信选》，《历史档案》1989年2期，第29—31页。
[37]陈继聪《忠义纪闻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21， 台湾文海出版社。第70—71页。
[38]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65页。
[39]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
[54][56]《胡文忠公遗集》，光绪27年上海图书集成局印。卷74，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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