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余论文,简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已被公认，但是有关《多余的话》的评价问题并没有完结，大家的意见还不统一，有的材料也需要挖掘和核实，因此，本文拟继续作几点探讨。
一
《多余的话》娓娓两万言，语言徘徊，感情悱恻，但表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承认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第二，否定自己的政治能力，认为自己这样的文人由于知识和体魄上的原因，不能从事政治，希望今后退出政治舞台。解释这两者的矛盾，分析它们适时在瞿秋白思想中的地位，应该是我们评价《多余的话》的出发点。
《多余的话》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呢？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西去后，国民党蒋匪军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1935年2月，因病留守在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军政领导人的首级，分等悬赏。对逮捕到的共产党人惨加杀害。因此，瞿秋白已做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当然是意料当中可能的事……，在这里等待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①瞿秋白在长汀囚禁的一段时间里，敌人给予他“优待”，没有披露最后处理意见，也没有象对待方志敏那样，采用大肆宣传，公开审判的方式对待他。所以瞿秋白仍寄希望能幸免于死，《多余的话》说：“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②他在答来访记者时也说：“唯希望能到南京去”。③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他的写作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揭穿假面具”，让历史去做“最终结算”吗？未尽然。其实《多余的话》目的有二：其一，在牺牲前对自己做“最后结算”，抒发一下内心的情感；其二，以“误会”说做为让步，争取生存。于是，《多余的话》就包含着比较复杂的心理因素：回想自己的弱点错误，不禁痛心万分，掺合着让步意识和并不相信让步效果的矛盾心情，又放纵了自鄙、惜别情绪。这就需要我们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区别和认识了。
解析《多余的话》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其分为三类：自我批判；过头话；托词。
《多余的话》对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文人性格”和“弱者道德”，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批判。表面上看，《多余的话》作了自我解剖和批判之后，得出参加政治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噩梦”的结论，似乎绝不是共产党人自我批评的正确态度，更不是什么严格解剖自己。④我们的认识再深入一步的话，并不难看出，《多余的话》对其所得出的“历史的误会”，“噩梦”的结论本身也是持有批判和否定的，如“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从我的一身，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正是由于瞿秋白对自己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批判，也正是他在《多余的话》中再三表示：“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正确的”，“我的思路已在青年时代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所以我们透过《多余的话》的复杂的语言现象，仍然肯定瞿秋白此时此刻的政治本质是好的，是革命的。
《多余的话》中有不少过头话，自暴自弃，不一而足。“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实在太恭维了。”“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等等。所谓过头话，就是指不符合事实的违心的话。而《多余的话》却抒发得那样酣畅，那样真挚，一味用“软弱”解释自己知识分子的某些气质特征；用“消极”解释痼疾给自己精力上带来的消耗和心境上带来的打击；用“调合”“动摇”解释自己思维的矛盾过程的客观性，用“忍耐”解释自己顾全大局、克己奉公的行为，在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的同时，又把自己在实践中奉行的辩证的进取的思想方法给掩盖或抹煞掉了。过头话是人们在长期逆境中思想发生某种畸形的结果，它是不足以成为判断某个人的思想和实践状况的可靠证据的。
《多余的话》中有几处引起人们“变节”之嫌的话：“说自己十几年的革命活动是“历史的误会”，“噩梦”，“滑稽戏”，参加革命的原因是“因为青年人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趣总会有的……”。并表示个人“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希望今后只做些文字翻译，“以度余年”。其实，这些都是瞿秋白试争取生存的托词，是一种让步行动，并不能说明他的政治立场的转变或“严重动摇”：首先，《多余的话》对自己卷入“历史纠葛”的说明是有限度、有分寸的，只有空洞地承认自己这样平凡的文人参加政治是“历史的误会”，而没有意思说参加了一场性质错误、前途黑暗的革命是“历史的误会”，只有对自己弱点和错误的痛心或抵毁，而决没有对党组织、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丝毫的恶意和抱怨。其次，从瞿秋白的狱中活动来看，他被捕后的一个余月里，敌人严刑逼供，但他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敌人周旋；他身份暴露后，敌人多次劝降都遭到拒绝；瞿秋白在言谈中，注意保护组织、保护同志和亲人，继续表达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再次，瞿秋白从容就义，在临刑前，他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继而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饮弹身亡。国际歌，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是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动摇的生动写照，也是瞿秋白为《多余的话》留下的一面历史的镜子，它表明《多余的话》中的“误会”，“噩梦”说，并非“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只是一种让步托词而已。
综上所述，《多余的话》对自己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反映了瞿秋白坚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而那些过头话和托词则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的伤感、苍白的情绪。尤其是“托词”，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只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多余的话》对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瞿秋白来说，不算成功之作。但从总的观点和倾向上，《多余的话》是维护和坚持共产主义事业的，因而它不能成为否定瞿秋白政治立场的依据。陈铁健同志鲜明地指出：《多余的话》“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⑤笔者和陈铁健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当然笔者认为“光辉是主要的”措辞上欠准确，有修改的必要。）
二
从《多余的话》等材料来看，瞿秋白是有一些思想弱点的，这主要表现为抑郁的气质和政治上一定程度的自鄙和衰退。对瞿秋白的某些思想弱点产生的原因，不少同志着重分析了他少年时代受到的绅士阶级的影响，强调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缺乏强烈和工农结合的自觉性”，“没落的绅士阶级思想的深刻烙印”。⑥等主观因素，笔者认为这是很不够的。我们应该主要从客观上找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沉重的政治包袱。1927年冬至1928年春，瞿秋白犯过左倾冒进错误。“六大”以后，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又因所谓“分裂活动”，“助长托派小组织”，“富农路线”等罪名，受到米夫等人的无理处分。⑦1930年9月，瞿秋白主持召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但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被指控犯了“调和路线错误”，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⑧这一连串的挫折使得具有较高理论修养的瞿秋白不能不背上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而党内不少同志也怀疑和反对他。这一切都使他在党内处于十分窘迫的地步，给他的正常工作带来恶劣影响。瞿秋白曾谈到那种“异己的”感受，大抵就是在这种客观环境里产生的吧。此后，他一方面增加了惭疚的心理，一方面又要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内心的创伤，一直到他牺牲，也没有得到医治。
第二，痼疾的摧残。瞿秋白十九岁时，患了当时被称为中国文人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后来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1925年，郭沫若在上海会见瞿秋白，“秋白的面孔多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他有肺病的，我早是晓得的，看到他的脸色却不免使我吃惊，他说，他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⑨周建人回忆他1931年见到瞿秋白时写到：“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精神都很坏。”⑩瞿秋白的一生负病战斗是很顽强的，但他毕竟是一个在身心上被病痛大加摧残的人，他说过：“我回寓来觉得更不舒服。……昨天不是又吐血么？七月间病了一个月，奄奄的生气将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唉？……病深了！病深么”？(11)“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只有四年半了，病得动不得……感到精力的衰退甚于澌灭。”(12)“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个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乏，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痼疾使得瞿秋白缺乏轻松明朗的心境和充沛的精力从事政治活动，而阶级斗争的急潮巨澜却不饶人地裹挟着他，推动着他。瞿秋白怀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必胜信念，支撑着，精神奋斗着。但到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受到无情打击后，思想上感到迷惑和“空虚”，病的压力也不免增加了。有些同志认为疾病不能成为一个人进步的障碍，从主观上提这样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否认痼疾的客观存在及其消极影响。
第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正说明两个情况：瞿秋白一生基本上是搞文字工作的；加上养病的需要，他一生中很多时间过着独居的地下生活。瞿秋白总结过“文人积习”，“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忠实知识”，“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在上述的诸客观因素的错综影响下，瞿秋白当然也沾有某些所谓“文人积习”。在他短短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中，最后五、六年基本离开了领导岗位，受到革命集体的鼓励、感染少了，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的心理，时隐时现，相对严重了。
然而，瞿秋白的主观努力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他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在为党积极工作的同时，与自己的弱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3年，他曾写下了一篇杂感《儿时》，谈到：“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这个世界干些什么，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上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个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亡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呵！‘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不能前进的时候，就愿意后退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的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14)《儿时》渗透出瞿秋白思想斗争的端倪。1932年冬，瞿秋白曾经录下一首青年时代的诗，送给鲁迅。诗曰：“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瞿秋白在跋文指出：“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对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表现了自知之明。从瞿秋白留下的大量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他的思想中是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而且在实践上，他也是以党的事业为重，并没有流露出消极情绪，“他在被打击之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文化方面）。”(15)处处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韧、健全的性格。有的同志在评价瞿秋白的思想时，却往往忽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觉悟，片面强调他对自己的弱点“不自觉”、“掩盖”的一面，这是不妥当的。瞿秋白在思想上已取得很高的成就，而正是由于上述诸客观因素的消极作用，即使象他那样的共产党人，也不免受到局限，思想深处常常带有几分惆怅情绪。
三
在评价《多余的话》时，许多同志的论述十分精辟和深刻。但由于材料的缺乏和认识角度的差异，其中有许多提法总是拘泥于《多余的话》，对瞿秋白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做了夸大。为了深入分析《多余的话》及其在瞿秋白思想发展中的位置，有必要对瞿秋白评价中的几个提法做一辩疑。
《重评“多余的话”》中指出：“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中遇到的许多矛盾中的主要的，也是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瞿秋白“甚至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
应该承认，在瞿秋白十几年的斗争生活中，他所说的自己的那些“文人积习”是没有消除的。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的“文人积习”有所滋长。但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却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是克服“异己”意识的自觉性。在大革命年代里，他竭诚奋斗，激流勇进，我们不能想象他这时内心世界会存在什么“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勤奋的工作、学习和写作的同时，他内心的几缕颓唐、灰暗的情绪是荡然无存的，我们不能只凭《多余的话》夸大他从前思想中的弱点，认为他“困窘终生”，“无法解脱”于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中。
瞿秋白对文化领域有着特殊的爱好，也确有高深的文学造诣。从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开始，他的文学爱好与才能就与中国革命事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在文艺理论、杂文散文，文字改革、翻译等方面，他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瞿秋白与著名的文化战士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郑振铎等人，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瞿秋白积极参加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领导工作，在革命作家中享有威信，曾做为主人公的原型被蒋光慈、丁铃等知名作家写进作品。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他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纪念碑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曾经尽了开辟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在文学上具有不会被后人遗忘的辉煌建树。”(16)我们不能割裂瞿秋白既是政治家，又是革命文化战士的完整身份，不能忽视瞿秋白明确的马列主义文艺观。模糊地不加阶级分析地说他“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尽管目的是表现瞿秋白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却偏离了事实，使人们在认识瞿秋白时容易得到一种错误的印象。
《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在“进行阶级的、历史的、全面的、具体地分析”的指导思想下，指出：“瞿秋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多余的话》正是那种好走极端，脆而不坚，由狂热转为灰心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表现。”笔者认为：瞿秋白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后，一直是坚守不谕的，我们应透过《多余的话》的语言迷雾，看到他至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多余的话》确有错误，但轻易地不吝渲染地把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或对敌斗争中个别不够积极的方式，说成“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表现”，未免有些过份。
《全面评价》说：“瞿秋白从参加革命到六届四中全会前，经历了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四中全会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一向具有理论自信的瞿秋白，却走向另一种极端：自卑、空虚，感到什么也不行，‘精神状态确是中空无所有的状态’，‘人的精力已经象完全用尽了似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六届四中全会“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17)而瞿秋白发表声明，对自己工作和思想上的过失，认真做了自我批评，并怀着对党组织的信任，“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从此以后的两年里，他住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过着动荡不安的地下生活。为了躲避敌人的查缉，他数十次搬居，其中三次躲在鲁迅家中；当时瞿秋白经济拮据，生活艰辛，他依靠自己写稿，换得微薄报酬，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从未停止革命工作。瞿秋白不仅埋头于文艺方面的著译，参加“左联”的活动，而且还写了六十余篇指导革命的政论文章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品。从1931年5月至1933年底两年半时间里，他的著译达170万字以上，(18)除去养病、读书、参加左联领导工作外，每天平均要写两千字左右，这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茅盾先生激情地说：“单说他的忘我劳动的精神，就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榜样，他是一个带病之身，而且环境的险恶使他不能定居，可是他写了那么多论文、杂文，介绍翻译了多么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19)他的作品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洋溢着共产党人的战斗精神，也表现了研究问题、精益求精的良好学风。从哪里可以说他“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自卑、空虚，感到什么也不行了”呢？1931年10月和1934年1月召开的两届全国工农兵大会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人民教育委员。1934年2月，瞿秋白回到中央苏区，履职的半年多时间里，“曾极力为之”，“工作甚紧。”(20)组织编写正式教科书；设立师范；筹办职业中学；出席各级教育会议；到乡下考察；并抽空写了一些政治论文和宣传鼓动参加红军的文章。瞿秋白还担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红军大学政委，兼管教育部艺术局的工作。从哪里可以说他“却走上另一个极端：自卑、空虚，感到什么也不行呢”？我们承认瞿秋白有某些弱点，在生命最后的四、五年里，他遭受到无情的政治打击，处境孤立，痼疾复加，思想中出现惆怅自卑，这都是可能的，这种痛苦的感情甚至是持久的、反复的，但并不能影响我们作出这样的评价：瞿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自我改造、努力前进的一生。除《多余的话》外，我们几乎找不出能说明瞿秋白生平消极、工作敷衍的思想材料和具体事实，评价瞿秋白要纵观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不应局限于《多余的话》所做的自我批评和说过的一些过头话。
《全面评价》认为《多余的话》“反映出瞿秋白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是“严重动摇”，并批评了有的同志“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和内容”，把斯大林承认过的动摇与瞿秋白的动摇——这两种“错误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动摇一一相混淆的“形而上学的表现”。(21)《全面评价》对斯大林所讲的“动摇”解释得是否正确，不得而知。对《多余的话》是“严重动摇”等问题，《全面评价》简述得不够充分和清楚。《全面评价》曾说：“在最后的生死严竣考验面前，瞿秋白以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作了完满的回答，因此他无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先烈”，《多余的话》“不是投敌变节的自白书”，《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坚持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能把李秀成的《自述》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相类比，如果因为“都是狱中自述，便捕风捉影，不分析其内容的差异，性质上的区别（按：此处以及前面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就拴在一个绞刑架上处以死刑，不是太冤枉了吗？”那么，人们要问，瞿秋白的“动摇”与李秀成有“性质的区别”，又与斯大林的“动摇”“根本不同”，究竟是一种什么“动摇”呢？既然承认瞿秋白在生死关头“以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作了完满的回答，”《多余的话》“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再去说瞿秋白在诸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严重动摇”，《多余的话》中“应当肯定的一面……不是主导方面”，显然是存在一些矛盾的。
注释：
①(12)《瞿秋白致郭沫若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②《多余的话》，以下引瞿秋白语，未注出处者，均自该文。
③《瞿秋白访问记》，《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六期。
④《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以下简称《全面评价》。
⑤《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⑥《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
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年版，第二册，第814-817页。
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五。
⑨郭沫若《学生时代》。
⑩《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解放军报七九年3月16日。
(12)《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一卷。
(13)《多余的话》。
(14)《瞿秋白文集》第二卷。
(1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6)《瞿秋白文集》序。
(17)《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8)根据《瞿秋白文集》，丁景唐、文操合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以及损失的长篇小说《新土地》的译稿和批判叶青的长篇论文等资料统计。
(19)《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
(20)《瞿秋白访问记》。
(21)参见《打破党史禁区》（载《历史研究》七九年第一期）和《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