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明清论文,地域论文,商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期的江南，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商品流通蔚为壮观，商人活动十分活跃，是全 国极为重要的经济中心。高度发达的经济，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江南教 育发达，黉序崇宏，书院林立，书肆栉比，藏书宏富，文才辈出，文士汇聚，学术流派 先后辉映，精英文化繁荣昌盛，大众文化精彩纷陈，地域文化璀璨夺目，又是全国极为 重要的文化中心。
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江南文化，构筑了江南文化的宏伟大厦，也为江南文 化的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本文仅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考察外籍地域商人在江南的文 化活动，探讨其与江南文化的关系，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 经营文化商品
明清时期的江南，苏州、南京、杭州、常熟、无锡、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 ，刻印书籍数量之多，类别之众，校勘之精，堪为全国翘楚。万历时胡应麟说：“吴会 、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 ，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 ，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①而南京、苏州等刻书中心汗牛充栋的书籍，不少就是 由外地商人刻印的。
明末徽州休宁人胡正言，弃官后寓居南京，在其十竹斋中，雇佣了十数名刻工，用五 色套印出了《十竹斋画谱》、《笺谱》，不论花卉羽虫，色彩逼真，栩栩如生，成为学 画的范本，“销于大江南北，时人争购”。光为十竹斋包揽经营的汪姓良工就成了巨富 。明时杭州盛行雕板画，据说“殆无不出歙人手，绘制皆精绝”②。清中期南京的状元 境，书坊有20余家，大“半皆江右人”③。明代南京有名的书坊，据今人研究，多达近 60家，刻印书籍以戏曲、小说、医书、时义为多④。实际上，书坊还刻商业用书。如坊 名为金陵唐氏文林阁的书铺，又名唐锦池(有时或称集贤堂唐锦池)，就曾刊印过《新安 原版士商类要》，署为文林阁唐锦池梓行。该书作者程春宇可能就是寓居南京的书商。 而与程春宇同时的西陵憺漪子，编有《天下路程图引》一书。这个憺漪子，是明末侨 寓杭州的徽州书商(祖籍休宁)。在程、汪二位徽商编书之前的50余年，另一徽商黄汴， 就编成了目前所知明代第一部商业类用书八卷本的《天下水陆路程》一书。黄汴弱冠即 随父兄外出经商，“后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是穷 其闻见，考其异同，反覆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⑤。黄汴很可能本身就是个书商。 黄、程、汪三位徽商，都侨居在江南，都编写了商业书，其书或编于苏州，或刊刻、作 序于南京。以经商的亲身经历写成，在商品市场发达、刻书印书的中心江南刊印的这些 商业书，销路一定不错。若果真如此，则这些商人编写这类商业书，在有裨实用的名义 下，为的是谋取丰厚的商业利润。试观憺漪子《天下路程图引叙》所言，“凡疆理山 川之轇轕，关津驿舍之次第，皆可以按程计里，纵横贯穿，回环往复，分率参合，无 一抵牾，如躔度交会而辰宿次舍不失分寸，如营卫周布而经络节穴不差毫发。后之览者 ，必各随其所至，合符其所见而始信其工也，则行者箧之，以为针车之宝可也”，简直 就是一段自我吹嘘的广告词。可以设想，商人自己编写商业书，绝不仅是简单的文献流 布之事，而更是有意识的商业文化经营活动。
上述刻书中心耗用的不计其数的纸张，以及江南市场上的部分书籍，更是由江西商人 、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贩运到江南的。清前期，经过浒墅关 的外地纸至少有光古、灰屏、黄倘、连史、元连、白鹿、毛长、对方、毛边、江连、川 连、黄表、桑皮、碑色、东坦纸等名品⑥。外地纸商是贩运这些纸的主力。康熙五十七 年(1718年)，在苏州的上杭六串纸帮商人建立了汀州会馆，“其实为上杭纸业之一部分 也”⑦。区区一县纸商就独力建立了会馆，这在会馆林立的江南也是不多见的，而且仅 为该县“纸业之一部分”，可见福建纸商在江南的实力。在上海的建宁、汀州商人建立 会馆，纸商是捐厘主要对象⑧。在江南的福建纸商也是很有名的。张应俞《杜骗新书》 第六类《牙行骗》就描写，福建纸商施守训，“家资殷富，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 余篓，价值八百余两，往苏州卖……家中又发纸五百余篓到苏州……次年，复载纸到苏 州”。看来这是个专门以苏州为市场的福建纸商。清代南京的江西商人，以瓷器、竹、 纸为主要经营商品。嘉庆元年(1796年)，苏州重修江西会馆，捐银的江西纸商至少有南 昌府纸货众商，捐银700两；山塘花笺众商，捐银300两；德兴县纸货众商，捐银105两 ；桐城县纸商，捐银80两，共捐银1185两，仅次于捐银1200两的麻货众商⑨。徽州纸商 在江南也较活跃。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苏州修建徽郡会馆时，皮纸帮是参与发起的 三大帮之一⑩。浙东特别是龙游书商在江南颇有名气。明代归有光说：“越中人多往来 吾吴中，以鬻书为业。”(11)他提到的童子鸣，即世为龙游人。清初，“龙游余氏开书 肆于娄，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12)。其时龙游书商在苏州似乎人数更众。 康熙十年(1671年)，浙江书商在苏州建崇德公所，“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1 3)。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复立行规以约束同行。专门经营粗纸箬叶一业的浙南商人则 在南濠建成浙南公所，“为同帮议会宴会之区”，咸丰时毁于兵燹，同治十一年(1885 年)重建时仍有商号44家(14)。
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喜欢凭借雄厚的财力收购积蓄书画册籍。如经商南京的陈姓徽商 ，“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 ，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15)。再如休宁商人 吴用良，“其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16)。万历时的 袁宏道对徽商的总体看法是：“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 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独矜习未除，乐道讼而愧言穷，是为余结耳。”(1 7)以有无古玩衡量是否雅俗，所以徽商收藏之风最盛。这类事例可谓不胜枚举。以往论 者多将商人的这种行为认定为附庸风雅，装装门面。这未免小看了商人特有的眼力，低 估了商人的商品意识和经营能力。商人购买书画文物，自有假充风雅者，但保值增值， 作为文化投资者恐不乏其人。又有徽人郭次父者，住焦山，“所蓄器玩书画甚精宝，不 啻拱璧，欲待价而沽，以射高利”(18)。看来，经营书画以射高利者大有人在。咸、同 时期歙人黄崇惺说：“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 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 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19)百年之物，历久弥贵， 决不是附庸风雅的结果，徽商之法眼看来不能以等闲视之。
明后期起，各地域商人兔驰鸟鹜，十分活跃，书画市场也极为红火。本身极喜收藏的 太仓人王世贞感慨道：“书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 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 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20)艺术品价格飚升，推原其故，由吴人滥觞 而徽人导引。徽人导引，其实并不可怪，他们看好的是赏鉴之风兴起后的潜在市场。王 世贞身后，江南艺术品市场更为红火。只要官僚士大夫赏玩成风，工艺品市场就必然狼 烟四起。万历后期的沈德符的看法是：“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 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 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21)赏鉴工艺品，本是 雅事，江南缙绅群相效仿，附弄风雅，新安大估看准市场，开辟投资新途径，在收购贩 卖工艺品过程中，与生产者特别是鼓吹者江南缙绅一起，哄抬价格，多方炒作，操纵控 制着艺术品市场。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形成，工艺品行情的不断看涨，江南缙绅与新安大 贾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耐人寻味的是，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在工艺品行市中，最为活 跃的是徽州商人，获利最丰的可能也是徽州商人。
推进戏曲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沈朝初《忆江南》词所谓“苏州好，戏曲协 宫商”。其时的江南，先是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三曲流行，后是昆曲一枝独秀，清 中期后各种地方戏争奇斗艳。李伶、马伶等著名演员如群星璀璨，魏良辅、梁辰鱼、沈璟等剧作大家辈出。嘉靖时，南京的著名戏剧演员多达数十人。万历年间， 苏州的职业昆曲戏班有“瑞霞班”和“吴徽州班”。而各地官僚的家庭昆班所在多有。 康熙时，据说仅苏州一地戏班就多达千计，其中以寒香、凝碧、妙观、雅存四大戏班最 为有名。雍正、乾隆时期，苏州“城内城外，遍开戏园”，戏剧演出，“昼夜不绝”(2 2)。乾隆中后期，苏州集中了70多个戏班，来自各地的30个左右(23)，地域广达10多个 省。
这些戏班活跃在江南，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商人的召请、赞助或捧场。商人为了洽谈商 务，招待客户，奉承官府，交好士民，或者为了博取声誉，扩大名声，聘请戏班演戏是 其重要手段。嘉靖时，南京戏班数十个，最著名的是“兴花部”和“华林部”。徽商“ 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将“兴化部”与“ 华林部”东西分列，同时演奏《鸣凤》剧。实际是动用重金，聘用两个戏班，让它们互 相竞争，分别高下。结果“兴化部”技不如人，“华林部”独著。“兴化部”主角马伶 不甘失败，为了演好相国严嵩这一角色，特意进京投身可与严嵩相比的另一相国家，察 言观色，熟悉言语。三年后回到南京，请求徽商再开戏宴，召集前次大会的宾客，与“ 华林部”再奏《鸣凤》剧，终于以维妙维肖和精湛的技艺胜过了“华林部”(24)。两大 戏班的前后两次竞争性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嘉靖时经营江南的歙商潘君南笃 好戏曲，其子之恒，江南重要的戏曲活动均亲与其事，“从秦淮联曲宴之会凡六七举” (25)。毫无疑问，商人的策划和赞助是戏班提高知名度的重要条件，也促使着演员不断 提高表演水平。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乾隆时，苏州的大商人召集集秀班 宴客。这个集秀班，是乾隆帝60大寿时苏州织造与两淮盐使听从苏州名角金德辉建议， 从苏、杭、扬三府数百个戏班中精选出来的名演员组合而成的，原名集成班，因演员出 类拔萃，又名集秀班(26)。可见，商人在著名戏班的组成、发展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赛会活动时商人出资演戏更为活跃在江南城乡的大小戏班提供了谋 生和发展的机会。
江南戏曲班子还应商人之聘到外地演出。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流行全国各地， 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27)的局面，这与各地商人 的种种活动大有关系。苏州名优有端午后歇夏的习惯，清江浦大典商汪己山“则以重赀 迓之来，留至八月始归”(28)。可见，江南昆曲在全国各地演出，商人出了大力。
据说苏州的戏园，也是因为商家会馆利用来宴客才产生的。人称“苏州戏园，明末尚 无，而酬神宴客，侑以优人，辄于虎丘山塘河演之，其船名卷梢。观者别雇沙飞、牛舌 等小舟，环伺其旁”。因为水上观戏有覆溺之险，“雍正时，有郭姓者，始架屋为之， 人皆称便，生涯甚盛。自此踵而为之者，至三十余家，卷梢船遂废”(29)。演出场所由 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转移到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正是因了商人的需要。乾隆《长洲 县志·风俗》称，“苏州戏园，向所未有，间或有之，不过商家会馆借以宴客耳，今不 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倡设戏园演戏者，看来正是商人。乾、嘉之际，“盖金、阊 戏园，不下十余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30) 。“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31)。金、阊一带是苏州最 为繁华的商业区，各地商人云集在那里，戏馆也集中在那里，清楚地表明戏馆是因商人 的需要开设的，利用者也主要是商人，戏馆因为商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增加，而兴盛。 江南戏曲表演，明末清初限于家班，清前期演变扩充为戏馆戏园，商人是这一转移过程 的重要推动力量。
商人不但聘请、资助剧团演出，而且各地商人大多在会馆内筑有戏台，上演各种地方 戏。苏州的潮州会馆，据说雍正四年(1726年)就建立了楼阁戏台(32)，始建于乾隆初年 (1736年)的金华会馆，也有歌台(33)。上海的商船会馆大殿戏台，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会馆成立之日，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加修葺(34)。他如浙绍公所、徽宁会 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四明公所、建汀会馆、江西会馆、浙宁会馆、揭普丰会馆、 潮惠会馆等，均建有戏台(35)，山陕商人也建有戏园(36)。春秋良辰，岁时令节，商人 在地域会馆的戏台上演家乡戏，祝厘祷神，畅叙情谊，聊慰乡愁乡思，增加凝聚力和向 心力。乾隆时人陈宗炎说佛山“会馆演剧，在在皆然，演剧而千百人聚观，亦时时皆然 ”(37)。这种情形用来描述江南当也完全适用。外地商人在会馆中演家乡戏，江南人千 百聚观，撇开对于江南大众的生活文化影响，单是各地戏剧文化对江南戏曲的冲击影响 就值得探究。
自昆曲流行到清乾隆中期，整整二百年间，江南文化市场上的上演戏曲，几乎清一色 是昆曲，而且影响及于全国。但是昆曲布景简单，陈设冷清，一桌一椅，笛子清音，文 字诘屈聱牙，吐词吴侬软语，曲调舒齐宛转，故事多谈忠说孝，情节半才子佳人，公子 落难后花园，金榜题名大团圆的老套路，对文化水平大多不高的商人来说，听不懂，学 不会，其思想意趣艺术表演又与社会大众日益脱节。较之于昆曲这种雅部，秦腔、弋阳 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弦索这些称为乱弹的花部，广泛流行演唱于华北、华中 、江淮大地，其音调大多激越高亢，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唱句整齐，行头艳丽花 俏，场景繁多恢弘，音乐一板一眼，铿锵唱腔辅之以打斗动作，大锣大鼓，五音杂奏， 气氛喧闹热烈，情节又大多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自然日益受到人们特别是社会 大众的欢迎。嘉、道时人钱泳说，其幼时号为昆腔中第一部的集秀、合秀、撷芳诸班， 其时绝响已久，民间“视《金钗》、《琵琶》诸本为老戏，以乱弹、滩王、小调为新腔 ，多搭小旦，杂以插科，多置行头，再添面具，方称新奇，而观者益众。如老戏一上场 ，人人星散矣”(38)，就反映了这种情形。外地戏曲抢占了传统昆曲戏的市场，引得在 昆曲市场日益萧条的情形下，苏州的19个昆曲戏班，居然于嘉庆三年(1798年)禀请朝廷 颁发了一道谕旨，旨称：乱弹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竟相仿效。 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 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 、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苏州织造府闻风而动，查禁后认为，苏州流行 的乱弹等戏，“俱系外来之班所演”(39)。禁令中提到的这些外地地方戏，开始流行在 明末清初，很难设想，没有各地商人的赞助，它们能够在交流范围并不广的吴语区内站 稳脚跟，并日益兴盛，与传统的昆曲争夺演出市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各地戏班 林立，各种剧本精彩纷陈，各地戏曲交流汇演，争奇斗艳，戏曲文化光彩夺目，正是由 外地商人在会馆内外持久演出推动的。
营造地域文化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在江南纷纷建立会馆，前代所无。这些会馆，结构考究，形式精 美，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试以吴江 盛泽镇上济宁商人的会馆金龙四大王庙为例。该庙建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吴江人陈 王谟留意到其建筑形式是北方格局，感慨地说：“其庙制也，一仿北地祠宇，凡斧斤垩 墁以及雕绘诸匠，悉用乎北，故其规模迥别，眼界聿新，有非寻常诸庙所得而伦比者。 ”(40)为了建造典型的家乡风格的馆宇，济宁商人连泥水木匠雕漆匠都用家乡人。如果 各地地域商人都像济宁商人一样，建造富有家乡特色的建筑，那么，有清一代江南各地 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会馆，镶嵌在江南建筑群中，一定极为醒目，又融为 一体。可以说，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影响，又吸收包容了林林总 总的各地建筑特色。
各地商帮在江南的会馆，也充分利用了江南的自然条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选址构筑理 念。清代江南建筑，较之明代，园林化的趋势更为突出。各地商人的会馆，可以说就是 一处处景致宜人、造型独特、可资游览的园林佳构。如苏州的漳州天后宫，中为大殿， 前辟大门，后置两堂，堂上为楼，凭眺轩豁，楼之后院及东偏，都有亭榭陂池之胜，供 游人游览(41)。苏州的三山会馆天后宫，“中有陂池亭馆之美，岩洞花木之奇，为吴中 名胜”(42)。盛泽镇的济宁会馆大王庙，“前辟三门，又旁开甲门，筑石径以达焉，取 便也。若夫崇乎其中者有台，峙乎其左右者有楼，敞乎其前者有轩。其卤偏为堂五楹， 为轩三楹，疏池叠石，有亭翼然，岩洞幽邃。其东偏则起高楼，楼极闳敞壮丽，庭中列 植嘉木。每春秋佳日，花卉映发，升高楼，望远山，白云缭绕，湖波淡沲，飞鸿灭没， 渔歌款乃，皆庙中胜概也”(43)。似这样的佳构胜境，使得江南的园林更加精巧别致， 令人流连忘返，江南园林文化更加大放异彩，意蕴无穷。商人会馆在江南园林史中应当 占有一席之地。
明清地域商帮的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 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作为了崇祀对象，反映出各地域商帮的多方面企求(44)。 各地商帮崇祀的主神和附神及各种神灵，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代表了各地的民俗 文化，也使得江南地方神形象更为众多，或对某些神灵的崇拜更为普遍。这些乡土神， 在现今的江南，均有不同程度的信仰崇拜。推其原故，皆与各地商人的崇奉有关，潜移 默化，流风所及，波及到江南各地，浸淫于一般百姓。江南的神祗崇拜，兼容并蓄，商 人活动无疑是重要因素。
各地商帮在江南还直接从事各种民俗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在南京，每年正月有举办 灯会的习俗，徽商特别是徽州木商承办的灯会最有气派，“矜奇斗胜，每周游城市，观 者咸盛称徽州灯”(45)。同、光之际，经济萧条，但江西商帮举办的正月灯会仍然灯火 辉煌。每年四月上旬，徽商主持都天会灯会，赛会三天，展览的花灯，“旗帜、伞盖、 人物、花卉、鳞花之属，剪纸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巧，合城士庶往观，车马填
，灯火达旦”(46)。江南各地，凡节令时序，神灵诞辰，民间庆典，迎神赛会不断 ，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迎神赛会之风到清中期尤盛。如整个江南，乾隆时每当神 诞，“灯彩演剧……技巧百戏，清歌十番，轮流叠进……抬阁杂剧，极力装扮。今日某 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47)。迎神赛会，必定 演戏。演戏所需，除了地方社会募集分摊，多半出于商人赞助。如江浙交界的枫泾镇， 是著名的棉布加工地，“商贾丛积。每上巳，赛神最盛，筑高台，邀梨园数部，歌舞达 旦。曰：神非是不乐也”(48)。无锡的城隍诞神赛会，热闹非凡，盖“由北塘商贾所集 ，出钱易也”(49)。原来江南迎神赛会演戏活动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商贾丛集，资金易 措大有关系。
迎神赛会，本是社区居民春秋祈报的祷神禳灾活动，商人热衷于此，又最盛于商品经 济发达之区，就使得功利色彩更为浓厚。每一次迎神赛会，活动本身耗费的商品，赴会 者消费的物品，购买的商品，以及所需交通工具等，价值十分可观，商人自然会充分利 用这些机会促销商品。因此，每一次迎神赛会，实际也是一次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甚 至可以设想，迎神赛会，规模日甚，次数日增，历时日长，恐怕就是商人千方百计不断 创造出来的商机。所谓“神非是不乐”，很可能就是谋利的商人寻求生意使出的手段； 所谓“好事者有所利而岁时牵率”(50)，道出了迎神赛会活动举办者的真实用意；所谓 迎神赛会时“市肆之贸易较盛，乡间之盖藏渐绌”(51)。正是商人企求的结果。很显然 ，商人是迎神赛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大力支持者。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赛会的大众习俗， 日甚一日的迎神赛会又为商人创造出日益众多的商业机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诚然，迎 神赛会由于商人的参与，次数更频，形式更多，声势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对于地域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也更为深远。
商人以儒家的仁义为标榜，企图树立良贾义贾的形象，因此凡是地方庙宇寺观等宗教 文化设施，每多外地商人的身影，不少寺观的建造、修葺乃至香火维持，就是由商人出 资或赞助的。万历初年，乌青镇上重建的广福教院寿圣塔，捐助厚资的是徽商吴文明、 吴文昭、程宪钦、孙懋忠、许仁辅、朱四德、汪湘等人，乡绅李乐为此还向官府呈文请 求表彰(52)。上海有名的静安寺，乾隆初由歙人孙思望“出醵钱重修”。经过一百数十 年后的光绪初年，又主要由宁波商人集资重修，大名鼎鼎的徽籍丝、茶商胡雪岩捐款最 多，为银500两，南北众钱业捐银200两(53)。盛泽镇上南京商人信奉的三义殿，“即山 右诸商，亦无不树匾拈香，岁时瞻仰也”，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重修，“合镇士商与 金陵诸护法，各捐资乐助”(54)。
江南的地方慈善设施，很多是由外地商人捐款或赞助而建立的。乾隆末年，杭州绅士 试图依照苏州彭氏成立恤嫠会，苦于经费，没有成功。过了二年，由盐政出面，按盐一 引捐银四厘的比例上交，才如愿以偿。杭州城内其它慈善设施普济堂、清节堂、育婴局 、瘗局等也主要是由商人捐助的，所以人称“所有一切经费，大半皆出商捐”。以后直 到光绪年间，无论直接间接，自愿还是强行摊派(55)，这些慈善设施的维持也要靠商人 的资助。其它地方的情形，与杭州相似。
交结文化名士
商人之与江南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文士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 之间，较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 本身雅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 在，故趋之若鹜。歙县黄明芳，以资雄懋迁，“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 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56)。歙商许鈇之季父经商江南，“好与某士大 夫游”(57)。休宁商人程锁，“乃喜折节交当世贤豪巨儒”(58)。歙县鲍简锡，经商杭 州，“结纳四方名流，缟纻往还，几无虚日”(59)。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 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60)。歙县方迁曦，“商于吴梁间，所至交纳豪 杰，为江湖望，家业益以丕振”(61)。名士笔下的诸如此类商人传，动辄称某商“乐与 士大夫”游，“乐与士人游”。这是站在文人、士人角度，羞羞答答，硬撑面子。站在 商人角度，由商人看来，又何尝不是“士人乐与之游”呢?正、嘉时徽商程楷兄弟，长 者大度，东贾吴，北贾鲁，“乃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62)。清初经商苏州的休宁 人江太一，“遍交四方贤士大夫，凡士大夫至吴者无不造门投谒。公必盛供张，酒肴筐 篚，具迎送之礼。公由是得好客声”(63)。清前期经商江南的歙人金公著，“贤士大夫 习见其内行无失，外应有余，皆乐与之交游”(64)。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江南名士，动机复杂。附弄风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贵人名士片 言只语，珍若拱璧，以抬身价。最为普遍的也许旨在培养子弟。嘉、万时歙商赵宏就曾 对独生子说，“黄金满籝，不如一经”(65)；经商谋利是为了打下攻读诗文 科举应试的经济基础。大夫名士，饱读诗书，门生故吏遍天下，商人就在礼请馆师之外 ，再让子弟日游其门，成为通向科考成功之路的常见途径。当然商人与大夫名士诗酒往 还，也有的是为了获得奥援靠山，无论竞争商务还是涉讼公庭，都能获胜。徽商培养子 弟科举入仕最为成功，与人诉讼常操胜券，与其擅长交结当道结纳广大名士不无关系。
文士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视商人为衣食父母、居停主人、赞助对象。嘉、隆时人 归有光说：“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66)而稍晚的汪道昆辩证地表述两者关系 是：“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67)清代康、乾时人刘大櫆甚至更激烈地 说“士大夫名在仕籍，而所为皆贾竖事也”(68)。若如其所言，则士大夫一个个只是贾 儒。清前期人董含论江南风尚说：“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 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 之雅。”(69)其说不无言过其实，但所指出的士人主动交好商人的现象则是极为普遍的 。
在商人看来，商人凭才智经营谋利，文士凭文化文字谋生，其途虽异，其旨相同，因 此，“良贾何负宏儒”。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江南名流，改变着对商人的看 法，视与商人往来为平常事，从而与商人频繁往来，收取润笔，置酒高会，文思泉涌而 钱财日进。
觥筹交错，揽胜赏景之外，撰写寿文志铭，成为另一非常普遍的文士与商人往来的重 要内容。万历时公安人袁中道描写其情形道：“自新安多素封之家，而文藻亦附焉。黄 金贽而白璧酬，以乞兖于世之文人。世之文人，征其懿美不得，顾指染而颖且为屈，相 与貌之曰：‘某某能为义侠处士之行者也。’”(70)这类情形，江南名士最为典型，由 其文集可知，钱谦益、归庄等人均有亲身经历，颇为苦恼。但形似苦恼，而仍乐此不疲 。江南文史大家或达官名流如归有光、唐顺之、王世贞世懋兄弟、徐阶、茅坤、焦竑、冯梦祯、董其昌、申时行、陈子龙、陈继儒、顾炎武、归庄、钱谦益、汪琬 、徐乾学、钱大昕等，或为徽商，或为宁波商，或为福建商人及家属等撰写过充斥褒美 之辞的寿文、墓表墓志、家传类文字，这些达官名士为商人及其家属贺寿作传作铭，无 论什么关系，不管认识、熟习与否，也不管其事迹是否彰显，有无价值，几乎来者不拒 ，依人所言，胡写一气。这样作谀墓文字，名副其实是在卖文，其目的全在润笔而已。 金钱驱使着这些声名显赫的高人大家保持着与商贾水乳交融的关系。
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记了这样一则轶闻：“凤州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州 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 聚一膻。’凤州公笑而不语。”凤州公即王世贞，詹东图即詹景凤。江南文人蝇聚商人 ，才名之大、官位之崇、资产之厚如太仓王世贞也难避其嫌，为人诟言。而商人蝇聚文 人，则“家业益以丕振”。名士以商人为经济后盾，可以照样风雅，照样赋诗度曲；商 人由名士捧场，奸贪说成义廉，俗物成为雅士，生意越做越大，与民众的矛盾也得以缓 和。一文一商，相得益彰。王世贞与詹景凤的对话堪为商人与文人关系的写照。可见这 商人与文士，原是相互攀结、相互利用、各得其所的关系。
本文系南京大学985工程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项目的成果
注释：
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
②张海鹏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206页。
③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④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文物》1980年第11期。
⑤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⑥道光《浒墅关志》卷五，《小贩则例》。有关明清江南纸张的来源，请参见拙著《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91页。
⑦《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8页。
⑧《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0页。
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2页。
⑩《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77页。
(11)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送童子鸣序》。
(12)民国《太仓州志》卷二五，《杂记》。
(1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74页。
(14)《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页。
(15)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九，《明封征士郎莆田陈长者墓志铭》。
(16)《太函集》卷五二，《明故大学生吴用良墓志铭》。
(17)袁宏道：《新安江行记》，《袁中郎随笔·游记卷》。
(18)《麈余》卷三。
(19)黄崇惺：《草心楼读画集》，见《美术丛书》第5集。
(20)王世贞：《觚不觚录》。
(2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玩具》。
(22)乾隆《长洲县志》卷一一，《风俗》。
(2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84～294页。
(24)侯方域：《马伶传》，《虞初新志》卷三。
(2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潘太学之恒”条。
(26)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一一，《书金伶》。
(27)徐树丕：《识小录》。
(28)徐轲：《清稗类钞·豪侈类》“典商汪己山之侈”条。
(29)《清稗类钞·戏剧类》“郭某始创戏园于苏州”条。
(30)顾禄：《清嘉录》卷七，《青龙戏》。
(31)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32)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3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7页。
(34)《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6页。
(35)参见《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第653～656页。
(36)《清稗类钞·戏剧类》“上海戏园”条。
(37)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二，《金石下》。
(38)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演戏》。
(39)《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95～297页。
(40)《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442页。
(41)蔡世远：《漳州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一○六，《艺文》。
(42)余正健：《三山会馆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一○，《艺文》。
(4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442～443页。
(44)参见拙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258页。
(45)程先甲：《金陵赋》。
(46)甘熙：《白下琐言》卷四。
(47)陈宏谋：《培远堂文檄》卷四五，《风俗条约》。
(48)《莼乡赘笔》，参见光绪《枫泾小志》卷一○，《拾遗》。
(49)黄
：《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
(50)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三。
(51)光绪《嘉定县志》卷八，《风俗》。
(52)李乐：《寿圣塔院呈稿》，万历《乌青镇志》卷四，《艺文志》。
(53)《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3页。
(54)《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441页。
(55)《善举盐捐案》。
(56)《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2页。
(57)《震川先生集》卷二三，《敕赠翰林院检讨许府君墓表》。
(58)屠隆：《白榆集》卷一九，《程处士传》。
(59)《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44页。
(60)《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68页。
(61)《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39页。
(62)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补遗》卷五，《程少君行状》。
(63)汪琬：《尧峰文钞》卷一五，《江太—墓志铭》。
(64)刘大櫆：《刘大櫆集》卷七，《金府君墓表》。
(65)焦竑：《澹园集》卷三○，《赵翁仁卿墓志铭》。
(66)《震川先生集》卷一九，《詹仰之墓志铭》。
(67)《太函集》卷四二，《明故程母汪孺人行状》。
(68)《刘大櫆集》卷五，《乡饮大宾金君传》。
(69)董含：《三冈识略》卷六，《三吴风俗》。
(70)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八，《新安吴长公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