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经济思想对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同志论文,思想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著作，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江泽民
陈云同志经济思想不仅具有经济资源配置方面的意义，也具有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深入理解陈云同志经济思想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大有助于我们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大有助于坚定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信念。
一
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其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只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其他一些所有制形式作补充。
在我们党内，陈云同志比较早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必要性。早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就建议保留一些小商贩和有经营特色的小商店、夫妻店。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明确提出，要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的前提下，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再次提出，有一部分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并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指公有制经济部分——引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5页)他的这一思想，为我们党纠正1958年以来逐步形成的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化的偏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就要在经济政策上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五十年代初期，陈云同志在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在生产领域，国有制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产业部门中的分布分明；在流通领域，国有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也取得主导地位。由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搞了加工订货、代购代销，减少了税收环节，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因而有人提议按照买卖关系的变更，给公有制经济多加一道营业税，实行“公私一律”的措施；并相应改变纳税环节，给私人批发商免税。对于这些意见，陈云同志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陈云同志的依据之一，是公有制经济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承担了私有制经济所不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他指出：“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第一，国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性质不同，国有制经济全部利润要上缴国家，私有制经济只上缴所得税。第二，国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承担的责任不同，私有制经济虽然也供应市场的需要，但它只是做买卖，赚钱；国有制经济则为了维持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负担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同上书第2卷第198页)国有制经济要做赔本买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同上书第198页)既然国家赋予公有制经济这样的社会政治功能，使它担负着许多私有制经济所不担负的社会政治任务，那就不能搞“公私一律”。因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同上书第199页)
对于改变纳税环节，他同样认为不行。他说：“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家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它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同上书第199页)这就是说，在国有制经济因国家赋予它的社会政治任务而不具有私有制经济那样的经营灵活性时，在国家政策上对国有制经济给以适当优惠，是天公地道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迅速形成。然而，国有制经济仍然承担着巨大的社会政治功能，肩负着稳定社会经济的责任，其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关于对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公有制经济领导地位的思想，依然是有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公有制经济永远都要承担许多社会政治任务，永远都要受国家政策额外保护。因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制经济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是可以减少的。改革要求我们把国有制经济推向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只是国有制经济转换经营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完成以前，我们还应一方面为它创造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件，一方面在政策上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对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经济政策上加以区别对待，以避免公有制经济基础受到不应有的削弱。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除了要在政策上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外，还要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资产的完好性。关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也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他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现在无论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同上书第三卷第336页)他还指出，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他的这些话，是针对国有企业普遍推行承包制后出现的不爱护国有资产的行为讲的，这对于我们今后维护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固性，也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在最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上。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在我们党内，陈云同志较早地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他在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用二十年的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同上书第254页)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拉开收入差距，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采取的一项重大方针政策，用以破除我国曾经一度盛行过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大锅饭”是原有经济体制的一种缺陷，尽管它同资本主义剥削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性质，但作为个人收入的一种方式，它在实质上却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同上书第337页)因而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陈云同志指出：“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同上书第337页)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上书第336-337页)
陈云同志所说的“少数可以先富起来”，主要是指劳动者个人靠诚实劳动多得一点收入，以及企业靠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多得一些利润。例如他说：“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同上书第313页)他多次强调企业要有“利润”观念，并倡导企业间要展开竞争。他说：“现在一些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的产品。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去阻挡，上海要接受这个挑战，迎上去和它们竞争。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另外，要有若干个大企业，能灵活地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同上书第319页)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采取“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较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陈云同志所说的用二十年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大体上差别不大”，指的就是共同富裕。离开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生活的目标，也就离开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中国只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陈云同志不仅提出了用二十年时间所要达到的人民生活水平目标，他还指出了达到这个目标时必须注意的一些政策原则。
第一，他认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既要有一定的个人收入差别，又要维持好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未得改善、尤其农民生活艰难的现实，他指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建国快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怎么行呢？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我认为，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36页)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他又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着眼，指出在低工资制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的安稳，国家就有必要搞一些补贴。他说：粮食收购价格高，销售价格低，国家就要补贴。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如果“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同上书第278页)以后他还指出，不合理的补贴可以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来逐步减少，如某些企业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同上书第376页)
第二，他认为，应鼓励企业间展开竞争。但我国人口多，因此，竞争的出发点，不应当是让好企业搞垮落后企业，相反，“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同上书第253页)
第三，他认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民生活既要有一定水平的提高，又只能逐步地、有限制地提高，而不能一下子无限制地提高。“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工资也好，奖金也好，对农民的补贴也好，都要有一定的限度。”“人民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所以他说：“饭不能吃得太差，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同上书第360页)他把这视为我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原则界限。”(同上书360页)
社会分配关系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社会主义不是共同贫穷，因而必须拉开收入差距。但社会主义又要求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步，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逐步提高，只能首先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然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再然后才能走向富裕，而不能一下子无限制地提高。只是少数人的收入能够提高的快一点。不过，过分拉大个人收入差距，造成少数人收入水平畸高的现象，是根本不足取的。因此，只有在保证人民衣食有着的基础上，掌握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逐渐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最终实现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可靠途径，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三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运行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只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在这一意义上，陈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在资源配置上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他是我们党内率先主张进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以发挥市场作用的领导人之一。
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初，陈云同志就多次指出统购包销的缺点。他认为除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继续采取这一措施外，其他商品应改为商业部门对工厂进行选购，以及工厂委托商业部门代销或自销，商业部门取消上面的派购，实行自由选购等等。1956年党的八大上，他明确提出要以国家计划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的改革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他在1979年3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过去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的这一观点对推动我们党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84年，他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同上书第337页)进而，他在以后的许多讲话中要求更新计划观念，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同上书第350页)他要求计划不要太死，计划包括的东西不要太多，计划部门要从日常调度中摆脱出来，议大事，看全局，把宏观方面管住管好，以便发挥市场的作用，搞活经济。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十分重要的是，计划这个经济运行手段在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也发挥着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并且，不同的国家、不同性质的政权，还可以给计划这个资源配置手段，赋予不同的社会政治作用。在这一意义上，陈云同志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计划。
建国初期，计划经济是我们党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陈云所说：“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指计划经济部分——引者)，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同上书第245页)那时，我们党主要是用计划经济手段来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壮大国有制经济，巩固政权；用计划经济手段来制止投机资本，稳定人民生活；用计划经济手段来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用计划经济手段来实现对民族资本的和平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等。
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计划经济手段的作用，从社会政治作用上看，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一是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只有运用国家计划手段，才能根据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确定哪些是大事，哪些是小事，哪些是建设重点，哪些不是重点，并在重点确定之后动员全党全民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同上书第323页)搞经济建设上的“大革命，大建设”(同上书第319页)。他曾批评说：有几年，有些地方和部门打乱仗，乱上基本建设，乱涨价，乱摊派，乱发资金，把资金分散了。中央手里的钱，除去行政、科研、文教、国防的经常费用，剩下的可以说办不了什么大事，这样势必失去重点，因小失大，处处被动。为了避免这种被动，他一再强调：“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同上书第279页)
第二，经济发展速度事关社会主义的命运，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中要能够站得住，取决于社会主义能否有更高的发展速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上，发展慢不是社会主义。但从经济运行上看，陈云同志认为，盲目追求快速发展，造成折腾，其“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同上书第351页)而只有“在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同上书第268页)，才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快速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快速度。为了实现这样的快速度，就必须用国家计划来制约“急于求成”的偏向。
第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同上书第280页)而在经济运行中，只有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才能为实现这一目的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此，就必须有国家计划的指导和控制。如果没有国家计划的指导和控制，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和经济增长波动的局面，就会使人民群众生活受到影响。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内在联系了如指掌，例如：在我国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的情况下，投资决策没有计划，就会乱上许多有缺口的建设项目，发生物资紧张；发票子的权力不集中，无人把关，就会多发票子，造成通货膨胀。凡此种种，最终都会表现为物价上涨，而“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同上书第277页)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具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经济权威与中央政治权威的相互关系。陈云同志认为，中央的经济权威是中央的政治权威的基础，如果中央不能在经济活动中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也就是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那么中央的政治权威也是不巩固的，社会也无法稳定。(同上书第366页)因为中央的经济权威是以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以及依据计划进行宏观控制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所以，陈云同志要求全国上下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同上书第366页)在他看来，这样做，同时也就是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政治权威。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日益重要，正在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增强，并不意味国家计划所具有的资源配置作用和社会政治作用的消失。相反，在我们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计划不仅仍在发挥着资源配置作用，同时也仍在发挥着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和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重要的社会政治作用。因此，我们仍然应当加强和完善国家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宏观计划性，克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以便使计划这个经济运行手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真正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的改革要求。
四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都不能关起门来，脱离世界。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
陈云同志在指出对外开放必要性的同时，也指出，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做生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改变了。他指出：“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同上书第370页)
陈云同志还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同上书第227页)陈云同志这番话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外国政府和外商之所以欢迎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完全是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打算。在我国前一时期外资的投向中，利用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之间比较利益赚钱的加工工业多，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短线部门少；利用劳动力赚钱的初级加工、劳动密集型多，而高新技术的技术密集型是为了在国外低利率的情况下，为赚取超过国际平均储蓄率的利息收入而来的，带有相当大的投机性。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为了做到立足本国实际、维护民族利益、坚持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变，陈云同志还提出了许多政策原则。例如：第一、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愿意借给我们外债的国家纷纷到来，今后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但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第二、借外债过多，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加快发展。想加速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国内投资配套能力不足，引进项目就会窝工，就会造成浪费。“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同上书第252页)第三、要纠正国际市场上出现的某些中国货降价的偏向，因为有些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要研究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第四、引进外资也好，搞来料加工也好，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第五、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完全正确，但要把我国经济发展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而不能企图靠多借外债来发展国民经济，因为靠多借外债是靠不住的。第六，我国是一个大国，要建立不依附于任何国家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不能像有些小国或地区那样，靠美国有意扶植只发展加工工业。第七，必须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不能让外国资本家任意施展其资本主义本性，要防止消极东西。“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同上书第335页)例如有些人看到外国摩天大楼，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向往资本主义，对这些人要加以教育。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依然保持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本性、外国资本的旗帜上依然写着高于国际市场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的世界上，我们既要避免二战后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受发达国家操纵的教训，不能“美国只要打个喷嚏，就会染上肺炎”；又要避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教训，不能听由别国来干涉内政，不能让西方世界的那些错误的腐朽的东西污染社会。我们只有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外国资本家的本质，并遵循正确的对外开放原则，才能有效地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抵制那些错误的腐朽的东西，从而保证我们的对外开放健康地进行。
五
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因此，还只是低水平的社会主义。按照我们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才可在生产力水平和国民收入总量上，与发达国家持平。
然而，陈云同志又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同上书第332页)他认为，这种优越性，已经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上体现出来。
第一，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很快，年平均增长保持在20%左右。因此，陈云同志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同上书第366页)
第二，从1953年到1989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8.7%，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6.8%。其间，虽然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冲击，使“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同上书第254页)，其中有几年是负增长，但在这近二十年中，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也还达到6%。因此，陈云同志说：“从‘一五’到现在近三十六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同上书第366页)
第三，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相辅相成。陈云同志特别指出：“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一百五十六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同上书第366页)我们知道，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这些成就，是在生产力落后、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迅速取得的。现在，我国不仅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原子弹、氢弹、系列火箭、通讯卫星、正负电子对撞机、生物工程、计算机技术均已先后问世，我国的航天技术也已经能与世界先进水平论高低了。
第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在国际上被公认为“超高速增长”。这期间，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的变革，技术进步的加快，使得新技术、新工艺，无论在数量还是品种上，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繁荣，消费品短缺现象基本消除。因此，陈云同志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上书第380页)
可见，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是抽象的，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那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上述成就。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地区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相当突出、人口多造成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情制约下，如果实行私有化，则产业组织必然以高度分散的小型化的形式出现，它不但无力在基础产业、高技术产业方面进行开发，而且还会大量吸收本可以用于高度化开发的短缺资源，使本可以调整发展的机会失掉，影响发展的速度；如果实行私有化，则无法按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无法从宏观上正确决定不同地区和部门发展上的优先次序，难以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更难以迅速走向现代化。如果实行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例如按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分配中国的国民收入，让20%的富有者占有国民财富的76%，而80%的人只占有财富的24%，则有些人就会饿死，就会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公，诱发广泛而尖锐的社会矛盾。正是由于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使中国经济终于“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同上书第二卷第102页)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同上书第三卷第347、380页)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也完全能够在加快科技生产力发展方面显著地体现出来。五、六十年代，在我国艰难创业的岁月里，我们通过调动科技工作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建立了一批骨干科研机构，取得初步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巨大成就，取得“两弹一星”等辉煌成果。我们仅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路程，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其中科学技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成就，同科学技术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只要坚定地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我们必将在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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