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萌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道德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潮乃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有论者曾如此描述道：“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林则徐、洪仁玕、洪秀全、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悲凉行吟，至改良派康谭诸人，已唱出殉道者的祈愿，发为救世救人与自我超越的呼喊。”[1](P1)这里，论者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戊戌时期间的道德救世作了一宏观勾勒，而对此一思潮后期发展阐述得比较深入系统的莫过于陈少明。他在《儒学的现代转折》中指出：“与佛学的兴起相联系的，是一股势头颇大的道德救世思潮。它不仅是佛学，也包括儒学。”这一思潮是复杂的，有变化的。五四运动以后，道德救世主义便与文化复古主义倾向合流了，之所以说后者由前者演变而来，理由是：两者同强调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同把道德教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也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2](P233)如此系统的剖析大致将道德救世思潮的流变轨迹描绘出来了。如果不带任何先入之见，重新审视此期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这些论著对道德救世思想萌蘖的学理考察比较薄弱。即使是对道德之于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学术研究多侧重于痛诋官吏道德堕落的实际危害，而对志士仁人致力于利用传统道德的积极合理思想资源，尝试重振士人道德精神，促进世风好转，进而摆脱社会危机，追求国家富强的道德救世思想的剖析虽不乏一定涉及，但仍有待深化。本文尝试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以揭示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及其之于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积极意义。
一
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萌蘖主要出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当时，诸多志士仁人从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与道德责任感出发，自觉利用传统道德的合理思想资源之于疗治社会痼疾的作用，积极提倡以“肃纲纪而正人心”，进而达到“人心肃则国威遒”[3](P167)之目的。这里的“正人心”并非广义的“正人心”，而是特指正官吏邪恶之心。通过“正人心”以使“人心肃”，最终实现道德救世之目的。可以说，“正人心”可谓道德救世的代名词。
在他们的道德救世思想里，道德之“心”作为君子品德之核心得到大力提倡。针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国内社会官吏道德堕落现状，社会志士明确强调指出：欲除夷焰莫如先固人心。在他们看来，“欲除中国之积患”客观上需要“先平人心之积患”。[3](P207)这里的“人心”并非一般意义，而是具有特定道德内涵，可直接称之为道德之“心”。或曰：“人心即天心”。[4](P356)对此，龚自珍具有同感。他说人心为世俗之本，世俗为王运之本。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有论者评论说其所言之人心为圣人之心、王者之心。[5](P218)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圣人为道德理想人格之最高境界。如此强调人心为圣人之心，实际上是希望人人均学为圣人，以维持社会之根本。与龚同时代的魏源也十分重视人心之作用。而其所言之“心”实指天地之心，圣人之心。[6](P183)在他们看来，“心”之于社会、国家的作用甚大，因为从来未有大失人心而能创业者。强调“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7](P15-16)这里的“心之力”实际代表的是一种道德意志。于此可见，以道德之“心”为君子品德之核心蕴涵浓厚的道德救世意涵。
在确立了道德之“心”以后，志士仁人欲以此作为士人官吏人生价值取向的基本指针。具体地说，即是将道德置于首位，以道德驭势、利、名。他们审视社会现实，认为世俗纷纷皆由功名富贵之念重，而君臣道义之念轻。倘若胸无俗见，不特进退坦然，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8](P528)这里，他们视重功名富贵之念为俗见，提倡君臣道义之念以利社稷，人生道德理想之意比较明显。对此，魏源论述得更直接，并提升到道德与事功关系的层面上。他指出：“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莫大于忘本”，主张以道德统领一切。在他看来，“圣王之治，以事功销祸乱，以道德销事功”。圣人能身忧天下之忧而五天下之乐，强调“惟使势、利、名纯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3](P71-72,43-44)此言将道德上升到治天下的高度，足见其重视程度之深。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传统“内圣外王”世俗化的学理表述。魏曾说内圣外王以道兼艺，立师儒之大宗。天下后世，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仁者见仁焉，知者见知焉，用焉而各效其材之所宜。人们立身处世如能“以内圣外王为准鹄，夫何本末偏枯之有！”[3](P22-23、50)在他所提立德、立功、立言、立节“四不朽”[3](P22)中，德居于首位。不难看出，志士仁人重视道德之于人生追求的作用于此略见一斑。
如果说以道德驭势、利、名过于笼统宽泛，难于操作的话，那么，重“仁”德讲廉耻，强调“仁”之于廉耻重要性的内涵则具有比较实际的社会意义。鉴于当时吏无廉耻为官吏无耻之尤的社会现实，志士仁人极力重视廉耻，并主张以“仁”德形塑之。从理论上讲，“仁”乃传统理想人格的核心内涵，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能与天地万物翕然合一的至德。[9](P549)因此，魏源视之为人心之本，认为仁为天地之心，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3](P30)如果人能无欲而好仁，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人们藉此可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贤人、而圣人。既然人能成仁，那么，面对社会现实，廉耻自然成为立人之大节，不可或缺。他说：“人才为天下之本，廉耻为人才之本”。[10](P74)而他所界定的“廉耻”内涵主要体现为轻财色为有廉，并轻权势为有耻；辞受取予不苟为有廉，进退出处不苟为有耻。他据此反对那种“必大德不蝓闲以为本”的社会习俗，强调知耻与所欲之事大小无关，因为“事有小大，心无小大也。”[3](P63,23)其重视道德之意何等强烈。在他看来，如果封建官吏能抱“仁”心，真正做到以廉耻为立人之大节，那么，非分的“好利”、“好名”之心不难予以祛除。
与重“仁”德讲廉耻相吻合的具体规范还应体现为崇尚忠、义、信、诚。志士仁人对仁义忠孝节廉等传统道德规范颇为重视，强调行事以忠义为怀，认为御侮是忠、敌忾是义。在此情形之下，“即使愚忠愚孝，亦复可嘉可喜”。在他们思想中，惟有如此才有利于殄灭鬼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就官吏而言，他们理应深知大义，人人皆以忠诚自励，[8](P299、566)舍生取义，尽忠报国。实际行政要激发天良，公勤愤勉，实力操防，秉公去取，求真务实。如在禁烟问题上，非吸食之人，虽大怨深仇，不能诬枉良善。在他们看来，为官苟存心利物，随时皆可施惠。做官要待人以恕，接人以诚，光明正大，开诚布公，笃信广扬于本国人中也。[11](P277)倘若能同心协力，鼓其勇敢之气，祛其迴護之私，持之以恒，体之以实，社会积弊虽深，转移终将有术。
在道德救世思想中，君子人格可谓挽救社会危机，实现社会风气好转之枢纽。在志士仁人看来，为政首在得人，而办理夷务尤非得人不可。[4](P496)这里的人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主要是君子式官吏。他们之所以推崇君子，是因为古之君子所为“必一准乎义而已。”[8](P549)具体地说，其精神理念在于杀身成仁，毁家纾难，“功不必自己成，谋不必自己成，期于分国之忧，除民之患耳。”[12](P595)在他们心目中，天下事皆先本后末，而“君子务本，专用力于德性而不敢外骛，恐其分吾德性之功而两失之也。”所以君子为政当正其本而务其大。[3](P27,71)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人通常被分为三等，圣人、君子、小人。圣人为理想人格，可望而不可即；君子为有德者，仅次于圣人，是现实的人格范型，而小人则为无德者。[13](P48-56)在社会志士看来，君子理想人格既为官吏人生价值追求，也是当然的现实追求，需要做到立朝将以行道，道不行则耻之，耻其道不行则谏，而不听则去。[4](P172)倘若官吏人格达此完美境界，社会风气不难好转。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萌蘖主要围绕提倡道德之“心”，以道德驭势、利、名，重“仁”德讲廉耻，崇尚忠、义、信、诚，推崇君子人格等方面展开。这在很大程度是对塑造官吏君子人格所作的系统理论诠释。如此丰富的思想透露出志士仁人之于封建道德堕落与封建道德本体价值是区别对待的，强调塑造封建官吏理想人格的实际社会意义，体现了他们积极有效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合理思想资源的理性态度。
二
如此道德救世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社会现实在人们道德思想上的必然反映。事实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内外危机虽导源于诸多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源自吏无官德。对此情形，志士仁人实际已明显觉察到。如论及官场情形，邵正笏认为大清国所设百官未免好歹不齐，有以仁政得人心，亦有以苛政失人心。[14](P89)此论虽公允平实，但重心却在后者。事实上，诸多志士对歹官痛心疾首。或曰“文官爱钱而惜死，武官惜死而又爱钱”。[4](P361)又谓“文员怀印而逃，以投池为故套，武弁弃城而溃，以退守为自全，问敌情则茫乎不知，闻讹言则各自奔散，纪纲不立，号令不行，虽百万之师，终归无用。”[15](P9)在他们看来，清朝遭此困厄实乃社会道德堕落，尤其是吏无官德所致。出于挽救严重社会危机的需要，他们揭橥道德大旗，对社会道德堕落做了必要的学理清算。
在志士仁人看来，清朝衰堕的社会现实乃士人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正不压邪所致。沈壵认为今日风气之阿谀、轻薄、苟且，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士，作为理想人格之现实楷模，已丧失其应有社会作用。他们率皆冒于货贿，昧于荣辱，[15](P3)所谓气节荡然无存。对此，姚莹颇有同感。他认为士人大多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10](P65)因此，社会上黑白混淆，是非颠倒，苟有一人不肯随同附和，不目之为怪物，即群指为见长，多方排挤，必坠诸渊。[4](P470)而面对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眉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奇耻大辱。故林则徐指出：“今日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10](P31,101)可以看出，士人道德堕落，社会风气败坏已达到何等严重程度。
具体到官吏人格上，其现实表现即是不学无术、懦弱无能。在志士仁人看来，诸多封建官吏不思进取，徒守旧制，顽僻倨傲，无一明大势者，目外人为蛮夷，戎狄，绝不知仿人智识，共求强盛，以致病入膏肓，坐以待毙。[16](P198)相形之下，英吉利人远涉重洋于中国地利人事无不知悉，而中国却无一人留心海外事。即使贵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虽曾下令仿夷船建造战舰以抗夷，然举世却讳言之，以致“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8](P531,534)因此之故，在具体处理对外事务中，这些官吏的懦弱本性暴露无遗。怡良在描述琦善赴广州办理夷务情形时就直接指责他处事毫无章法。[16](P113-114)其妄冀羁縻，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贻误机宜。对靖逆将军之行状，骆秉章称其不问军旅之计作何整顿，地势之谋作何防堵，以及运筹决胜之策，折冲御侮之计，一无所出。其“如孩提之情性，作稚子之行为”。[15](P8)英人亦看出官吏并无胆量将其赶回去，通告仅作保留其面子之用。官吏虚弱本性于此暴露无遗。
不仅如此，在日常为官行政中，诸多官吏因循苟且、骄惰畏葸，只有趋避道德，而无为政之德，贪图私利、廉耻丧尽。志士仁人在剖析官场情形时指出：世上所谓智者之官吏为政多因循苟且、骄惰畏葸。他们善为趋避，见利则趋，利犹未形，而先求其径以逢之，则趋利之术愈工；见害则避，害犹未见，而先计其势以远之，则避害之术愈巧。[8](P549)而官吏获任多与此有关。所以，要路显官，尽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蛆是尚。吏治营伍，习于骄惰畏葸。官吏道德可谓腐败至极，因循日甚以致积习已不可挽。这些因循苟且、骄惰畏葸之官多为贪吝无耻之徒。其耻已存者寡矣，传统臣节之盛扫地尽矣。[7](P31)此辈所论形似公而意则私，视一官如传舍，置百姓于膜外。都下衣冠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15](P4)具体行政一以中饱私囊为事。各省凶荒，议捐议赈，恩不下逮，徒饱吏胥矣。剥民媚上，营求美缺，仓空库竭，官囊独充。如此摧抑民众愈演愈烈，甚至对可用之民不惟不用，且更摧抑之以悦夷。[8](P550)可以说，封建伦常的柱石被他们自己破坏了。[17](P11)所以面对战争，许多乡民怨其平日苛酷，临危想去，以致丧师失地，难以收拾。
比较而言，官吏道德堕落的最大危害则体现为上下欺蒙、言而无信、误国害民。在当时，官场中有虚文法存而并于实事有害者，主要体现在官吏所具各结（即官吏对具体行政事务保证负责的字据）之中。在这些“结”内，如有关禁绝鸦片之事，均有“境内并无栽种鸦片烟之事，署内亦无买食鸦片烟之人”一条，而客观事实却皆与此相反。这样一来，州县以之欺大吏，大吏以之欺朝廷，小民无知，辄谓官之所为，大都虚而不实，凡有条教号令，概以具文视之。[14](P3113)在这里，官吏上下欺蒙、言而无信的结果是他们虽暂时保住了一己之官位，而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则是国家法令权威的丧失，政府职能的瘫痪。如此之辈徒托空言，互相庇护，狼狈为奸。对此，皇帝也无能为力，哀叹道：“朕只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诚不实？”[8](P655)当时，士人吴嘉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窃谓‘欺’之一字，非徒海疆诸臣蹈之，即中外大小诸臣皆蹈之”。[15](P13)内政如此，外交亦莫不如是。英国人将战争起因归咎为“‘天朝’的失信与公开地违法条约所致”。并一再痛斥中国官员不忠实和内阁本身没有信用。[12](P58,316-317)如此之言虽不乏一定偏见，具有故意回避侵略战争真正原因的险恶用心，但也折射出官吏中言而无信、心口不符的丑恶本性。
从这些学理清算言论中，可以看出，志士仁人围绕士人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正不压邪，不学无术、懦弱无能，因循苟且、骄惰畏葸，贪图私利、廉耻丧尽，上下欺蒙、言而无信、误国害民等方面展开的道德批判，显示出他们敏锐的道德洞察力和追求政治完美与社会进步的道德情怀。
三
在进行系统学理清算的同时，志士仁人还对如何化理论为现实做了必要的理论探索。这主要围绕重视道德教育、“位”“德”统一、完善选官模式、道德法律结合等方面展开。
所谓重视道德教育即强化君子小人之别，鼓励官吏远“小人”而为“君子”。在志士仁人看来，古人言学，惟勘于君子小人。就君子而言，其举事必内审诸己，又必外审诸时。而君子用世之学，自外入者其力硼，自内出者其力弘。[3](P187,27)欲真正做到这一点，当以教耻为先，因为廉耻并非固有，通过施教可以做到精神入神以致用。[7](P63)在注重道德教育的同时，求学者还需加强自省修身，因为攻他人之异端，不如攻一身之异端。那些败德之人，作伪之事千万端，皆从不自反而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德之事千万端，皆从自反而起。只要怀见贤思齐之念，持反省修身之道，可去人偏失，防微杜渐，过于未形。[3](P9-10)为真正践履“仁”，在自省修身中还应尚“俭”，因为“惟节俭然后能正直。”[3](P70)如此识见是多么深刻。
与道德教育相吻合，在实际社会中，志士仁人提倡“位”与“德”统一，使官吏才德名副其实。针对官吏卑劣无耻，龚自珍强调隆“礼”，认为“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非节无以全耻。”[7](P32)魏源也说：“有位之君子，即有德之君子也。”如此有德可取信于民，同言而人信，同令而民从。然而，在社会上君子与小人并存，君子损文以益质，小人损质以益名。尤其在政治中，“有位与有德，泮然二途”。由于“有位”者“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世；主无道德，虽袭法古制，不足以动民。”他反对有“位”而无“德”，认为一旦“功利兴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3](P7,23)因此，欲求社会道德良善，培育优良官德实为当务之急。官吏素为世俗人格之楷模，如果官德完美，学者循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即偏至一诣焉，或狷而溢，或狂而不恭，能祛利欲而未能化其气质，已超乡愿倍蓰矣。[3](P29)
欲达到上述目的，完善选官模式势所必然。志士仁人认为，社会上有治法无治人，需慎选将才。在他们看来，在官吏选拔上，原来行之有效的途经已丧失其应有价值。有论者剖析道：自古人才之敝有二：科举上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和保举上名不副实，实不副名。改造之“道在试之有用之学，非文士所得滥竽，录其有用之才，虽布衣尤当推觳。”如此可做到绝其奔兢，去其夤缘，为官能公忠体国，不负委任。[14](P458)所持总体原则为“品学素优”。[14](P355)如此将才德俱佳视为衡量选官当否的重要标准可谓触及挽救道德问题的实质。
在具体管理中道德法律结合。这些志士仁人主张先“用劝导之术，而以刑罚济其穷，其用罚亦惟动其廉耻之心，而激使自立”。[14](P316-317)这里实际将道德与法律互动关系揭示出来了。当时禁烟毫无成效，鸦片之风愈炽，在他们看来，非立法之不严，实稽察之不力，使禁令渐同虚设。因此，“除恶务本，而法行自近。”[14](P414)从道德上而言，所有职官应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为民表率。而在法律上，宜“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14](P376,316-317)倘若严禁鸦片烟，而不先自衙门始，尤不先自大吏衙门始，“庸有冀乎？”如果提倡道德与诉诸法律并举，使“畏法者日众，自犯法者日少，而积重难返之端，无难立见肃清，化臻刑措”。[14](P414,558)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志士仁人对道德救世内涵的具体阐述与对封建官吏道德堕落的批判及如何塑造官吏理想人格可谓三位一体，成为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萌蘖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些论述具有其明显时代学术特征：批判官吏道德堕落与弘扬传统道德精华并举、痛斥官德虚伪与提倡名实相符互动、追求理想人格与关注具体现实结合、重塑官吏人格与促进世风好转统一。这些思想可谓此一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反映，客观上揭开了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序幕。
从理论上而言，此期道德救世思想可谓中国传统道德救世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也是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开端。中国传统道德救世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救世思想中。如有论者认为孔子和儒者的根本精神主要体现为“愈是天下无道愈是要入世，愈是要拯民于水火，救世于欲坠，即使‘天下滔滔者皆是’，亦要挽狂澜于既倒。”[18](P331)当时的“孔孟诸子怀救世仁民之念，恶夫天下之日入于衰乱而不可止也，乃即其旧制，而以孝道为倡。”[19](P329)而同时代的墨子也有不乏救世精神。有论者评论说他身处人心浮狡残狠的战国乱世，是一位热心救世的大慈善家。[20](P322)在庄子思想中，“救世之战”、“救世之士”也是频频出现。[21](P608)这些思想逐渐演化成“古代言心重德”思潮。[22](P164-17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元典精神，它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在明清之际，如此道德救世思想表现得也比较突出。针对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志士仁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匡时救世的历史责任。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宣称：“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23](P36)顾炎武以“明道救世”为己任，致力于经世之学。比较而言，此期志士仁人虽未明确标明“救世”，但从他们言心重德之于社会、国家的重要作用上即可窥见一斑。但其救世内涵并非单纯地针对国内而言，而是兼及国内外，尤其是蕴涵浓厚的抵抗西方侵略的色彩。继之而起的近代志士仁人莫不从中获得救世精神力量。谭嗣同也对“心之力”十分虔诚、推崇，说天地之大可由心成之。梁启超也说“报大仇、雪大耻、举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之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24](P174-175)此一表述与龚氏如出一辙。所以，有论者说谭嗣同及其维新人士都是以“救世主”自任。[25](P105)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亦具有浓厚的道德救世之情。1924年他在香港大学欢迎会上演讲时说：“我学医不是谋个人的利益，而是志在救世，更借行医暗中进行革命，推翻满清帝制，恢复中华。”[26](P279)由此可以看出，此期道德救世可谓中国传统道德救世思想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开端。
从思想模式上看，志士仁人为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初步确立了一套比较合理的评判封建伦理道德的理论框架。他们所阐发的道德救世内涵，抨击封建官吏道德堕落与积极塑造官吏理想人格等内容表明：他们基本将封建官吏道德堕落与封建道德本体价值分成两阙。在他们思想里，封建社会风气败坏并非完全是封建道德本体价值所使然，而主要是封建官吏出于私利曲解道德学说或在为官行政中道德言行相悖衍生的必然结果。社会风气好坏与官吏道德水准高低基本上成正比。由此看来，封建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的“正人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一定现实基础，不宜完全站在后见之明立场上否定其具体历史合理性。至于在当时条件下如此“正人心”并未产生所预期的立竿见影功效实为诸多原因所致。尤其是那些具体实施的封建官吏本身品性卑劣，道德败坏，使这一藉“正人心”以挽救社会颓风的努力有名无实。后来，有位御史在奏章中评论晚清社会士风时指出：“今日学术之大害，不在言不尊孔，而在行不遵孔。孔子者，人伦之极则。人多于伦理漠然，而厚颜号于众曰：‘我修身也，我有耻也。’考其行谊，居家则禽兽之行也，为政则跖蹒之行也。行如是，言如彼。天下学子闻其言，效其行。以若人之修身为修身，以若人之有耻为有耻，言似尊孔，行愈背孔。”[27](P1507)此言虽为泛泛而论，但用来诠释此一现象颇为恰当。据此而论，提倡“正人心”本身具有其实际价值。可以说，此期志士仁人思想中蕴涵的对封建道德的理性态度与对封建官吏道德堕落批判区分开来的理论模式，并未因后来文化激进主义的盛行而改变，而是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思想相结合，成为后来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主流，具有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从内涵上而论，此期道德救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有别于传统中国，具有明显的近代特征。继之而起的道德救世思想虽因时代不同而内容有所损益，但此期所阐释的积极道德规范基本为后来者所承继。在志士仁人道德话语中蕴涵的中西道德差异颇为明显。如他们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斥英人为“犬羊之族，不知信义，惟利是图，”[14](P490)无道德可言等。如此利用中国道德之精华抨击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斥之为无道德可言等，均不乏其历史合理性，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具体体现。当然，这些道德话语中亦不乏中西伦理道德具有内在相通性的思想幼芽。如有论者认为：“各国风俗，大同小异，但虽其内有相异者，晓事达理之人，可能彼此相恕”。[14](P104)强调“利己不可害人”、[11](P145)主张“中外以信义相结”，[8](P181)崇尚忠、义、信、诚等。这些主张，显然超越了传统狭隘道德思想的范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表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蕴涵着超越时空的思想精华，具有强大生命力。如此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学理发展趋势。
从影响而言，此一道德救世思想揭开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的序幕。此期志士仁人的道德救世思想实际透露出根治社会道德败坏之关键取决于如何提高官吏道德水准的理性价值诉求。在中国封建“儒家的政治理论中，强调的不是法律而是人，是人的美德、做人的尺度。”[28](P116)故社会问题多与官吏道德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客观上决定其道德优劣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好坏。这些志士仁人直刺封建官吏道德堕落，认为这是影响社会风气败坏之关键颇具理论深度。学术界论及封建道德弊端时时除了指斥其偏于专制、等级森严、使人丧失人格尊严等消极原因外，阐释最多的莫过于道学家那种学究式的道德空谈。其实，真正施与社会风气以较大影响的倒是那些拥有实权的各级官吏寓于行政中的道德空谈。可以说，如此空谈较之道学家空谈误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期志士仁人猛烈抨击封建官吏道德堕落，积极利用传统道德合理资源以塑造官吏理想人格的思想可谓触及根治社会道德问题的核心，是一种特殊的国民性改造。它在形式上虽存在一定局限性，与后来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性改造存在差别，但二者在本质上却颇具相通性。可以说，这一思想理论实乃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中国民性改造的开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志士仁人所阐述的道德救世思想旨在如何根治封建官吏道德堕落，塑造符合封建时代需要的官吏理想人格，以挽救时代危机，具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但囿于时代和阶级，他们只能从传统伦理道德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无法洞悉中西伦理道德迥然有别为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所决定的这样一个事实，难以从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规律中把握并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当然不可能达到其预设目的。虽然如此，此期志士仁人力图从道德入手根治封建吏治痼疾毕竟源于社会现实需要，是中国传统社会整体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值得肯定。正因为如此，自此以后，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逐渐演化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推动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的时代主题不断走向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