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规律 打造精品——2002年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剧目论文,话剧论文,规律论文,演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促进创作和演出活动的繁荣，促进优秀剧目和优秀人才的不断涌现，进一步推动话 剧艺术的发展，由文化部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和辽宁省文化厅承办的 2002年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活动于9月3日至14日在沈阳举行。
这次活动的17台参演剧目是从全国各地30余部话剧作品中遴选出来的。它们是：辽宁 人艺的《任弼时》、宁夏话剧团的《梅家小院》、云南话剧团的《打工棚》、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的《去年冬天》、四川人艺的《我们曾经错过》、南京市话剧团的《平头百姓 》、武警部队文工团的《让你离不成》、兰州军区战斗话剧团的《高高的白杨》、天津 人艺的《为你喝彩》、河北省话剧院的《秋天的牵挂》、承德话剧团的《帘卷西风》、 哈尔滨市话剧院的《雪落有声》、深圳市罗湖艺术团的《阳光地带》、朝阳市话剧团的 《凌河影人》、大连市话剧团的《三月桃花水》、北师大艺术系的《千元赏金》以及贵 阳市艺术中心艺术团的《龙二哥的婚事》。
总观17台剧目，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世纪以来全国话剧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发扬戏剧 参与现实、参与生活的优秀传统，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课题，弘扬主旋律意识，努力增 强作品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力图以戏剧的思维方式和提炼方式表达人们对世界、对社会 、对时代的思考，表达人文关怀和未来远景，表达创造精神和美学理想。
对主旋律意识的弘扬成为这批参演剧目的主导倾向。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主 旋律”样式的剧作都是首屈一指的。《任弼时》是本次交流演出中惟一一出以重大革命 历史为题材的话剧。这出戏以史实和诗意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以任弼时在开国大典前后 那段特定历史时刻的思绪为线索，艺术地表现了任弼时革命经历中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 生活片断，以及他作为一位优秀指挥员的素质、能力和精神；《打工棚》通过农村党员 赵天云进城打工的一段经历，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 等方面的变化，塑造了特殊的共产党员形象，集中刻画了他坦荡、正直、坚忍不拔的品 行，形象化地体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平头百姓》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创造 的作品，演出以令人动情、动心、动容的艺术魅力，触碰到了当下社会较为敏感的一个 话题：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并给予了令人信服的梳理和升华；《梅家小院》也是 表演好人好事的作品，它通过宁夏一位普通税务干部腾出自家的5间房子，让14个山区 孩子免费借住求学的模范事例，将贫困山区孩子的教育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搬上了舞台 。
对新生事物的捕捉似乎永远是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这次交流演出中，我们欣喜地 看到，一些作品展示了建构在新生活层面上的新矛盾、新困惑和新前景。由“单位人” 向“社会人”的过渡，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历史性进步。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新 的社区概念，新的居委会机构，必将随之发生一系列在职能、功用等方面的变化。《阳 光地带》这出戏正是通过一个研究生竞选居委会主任的新生事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 满希望的社区远景和理想化的人际关系；《为你喝彩》选择表现的内容是天津一家外资 企业中共产党员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形象，在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企业面临破产的情 况下，是遵从西方惯用的方法裁员增效，还是发动群众的力量，群策群力去应对困难、 解救危机，这部剧以其恢弘的戏剧场面和现代化的多媒体呈现方式做出了形象化的回答 。
不满足于浮在故事的表面做浅层次的描述，注重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纵深开掘和审美 观照的作品，在这次演出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去年冬天》以目前大城市生活中较为 常见的“空巢”家庭和情变现象为背景，对现代人复杂、微妙的感情空白和精神匮乏现 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写照，并以温和的置疑态度，疏离了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依 附型”的两性关系模式，从而消解了传统的道德评价尺度。《高高的白杨》在颂扬老兵 团战士“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开拓历进精神的同时，也对那些曾经一 度离开过这片土地去谋求发展的现象和心理，给予了平和的重新阐释和理解。《我们曾 经错过》以围绕房子分配问题而“假结婚”、“假离婚”的社会现象为契机，戏剧性地 开掘了潜藏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心灵禁区和人生情结。这些心理和情结尽管带有 隐秘色彩，但确是它们，纠缠着人们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决定着人们未来的生活和命运 。而对于这引起情感禁区的触碰，则是《我们曾经错过》带给人们的新鲜观感。这些作 品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关注视野，已不再仅仅是普通人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是每一 个生命个体所难以躲避的人生问题。
这次的许多参演剧目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意识地寻求介入现实生活的切入点，自觉 地沟通主旋律意识与戏剧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批叙事上较为成熟、形式上较为完 美的艺术品，如《平头百姓》、《打工棚》、《龙二哥的婚事》、《凌河影人》、《让 你离不成》等。它们或者用传统的叙事方法和常规化的视听语汇，描写普通个体和普通 家庭所面临的现实人生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为观众们提供了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心灵感 悟投入到剧作中去的契机；或者通过一个饶有情趣的情节架构，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代 社会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迁；或者巧妙地编织起人物关系的特殊网络和这种关系的 发展变化，来塑造蕴涵着新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新的精神境界的英雄形象，或者运用各种 叙事技巧，使观众始终处于一种紧张、期待、参与的状态，从而建立起戏剧剧场内观众 和演出之间的积极联系。
在文本创作方面，《平头百姓》提供了一种较为成功的叙事经验。这部剧作本是在真 人真事的基础上改编的，却没有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主要人物张明华关注弱势群体、到处 打抱不平等“好人好事”的展示上，而是将这些事迹巧妙地镶嵌在张明华个人及其爱人 下岗后重新寻找工作等人生遭遇的面框之中，以个人的感性的人生际遇作为主要叙事轴 线，从而沟通了剧作与观众现实经验和人生体验之间的联系，拉近了剧中人物和观众的 心理距离，取得了观众的认同。观众也一直聚精会神地随着剧情的发展，去领略内在于 他个人生活经历中无可逃避也无可选择的诸多尴尬和困窘，去揣摩“这一个”突然间失 去了所有荣耀的下岗工人所独具的性格深度和心理深度，去感受作为一个被改革浪潮抛 向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共产党员的心灵世界、道德选择和生存勇气。这种艺术处理，使这 一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那种理念化的“好人好事”形象模 式，使他的行为动机具有了现实的性格逻辑和心理逻辑，从而使这部作品充满艺术感召 力和吸引力。
《龙二哥的婚事》热烈、轻松的舞台效果，不仅得力于误会、错接等喜剧技巧的娴熟 运用，而且得力于它情节框架的精心设置。作品明确地弘扬了主旋律意识，描绘了改革 开放以来贵州山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展现了山区农民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中靠科技 致富的大好形势，歌颂了山区农民致富后不忘乡亲，扶贫帮困，共同富裕的精神风貌， 是一部颂扬农村“好人好事”的典型剧作。但创作者们并没有将种杨梅的整个过程搬上 舞台，没有围绕种杨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解决办法来构置情节，也没有将龙二哥 做的好事平铺直叙地表现在舞台上，而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龙二哥婚事的角度 ，来结撰故事，从而将龙二哥种杨梅致富而不忘乡亲，真诚厚道、热心助人的几件“好 事”放置在与几个姑娘相亲的事件之中，通过几个姑娘不同的生活态度来彰显龙二哥的 善良心地和宽厚胸怀。这种处理，为剧作凭添了浓厚的戏剧氛围，使人们在欣赏故事的 快乐中更容易地接纳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
《打工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创作者对于人物关系的戏剧性设计。剧作写的是 一个农民赵天云进城打工的故事，但这个农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曾经是一个村庄的党 支部书记，他为之打工的东家，则是曾经被他们父子两代支书整得狼狈不堪，后来靠不 正当手段巧取豪夺而成为包工头的冤家对头。更有戏剧性的是，包工头现在的妻子，也 就是赵天云的老板娘，正是包工头从赵天云手中“抢回来”的赵天云的前妻。这下可就 有戏看了。从前的领导者成了被领导者，从前的被领导者成了领导者，他们之间关系的 转化会影响他们各自的性格、心理乃至人生态度的变化吗?一个女人又该怎样面对前夫 和后夫同处一个环境内的尴尬和难堪?这种不协调的人物关系设计作为充满活力的叙事 因素，调动了观众的观赏欲望，为故事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富有潜力和魅力的叙事框架， 营造了一种充满悬念的戏剧氛围。而主人公进入这一情境后艰难地寻找自己所处准确位 置的过程，则又提供了一个开放自由、充满张力的叙事角度。沿着这一视点，我们可以 看到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画面，可以感到进城的打工者们与城市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等方面的冲突、矛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命运变化，从而得到一些有关人生的启示。
《让你离不成》的戏剧情境安排，不仅使剧中人物个性丰满生动，而且也使剧作的戏 剧性得到加强。事情并不复杂，但对所有的出场人物都有着重要影响。指导员不肯为了 高薪转业，妻子以离婚相要挟，怎么办?于是，所有的战士都被动员起来，参与了阻止 指导员离婚的行动。为达到这一目的，前来探亲的哈撒克牧民阿塞提大叔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的小姨子——中队司务长别克的未婚妻阿里玛当着指导员妻子的面向指导员“传 情送爱”。这样一来，就使指导员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指导员妻子和阿里玛之间的关系 ，阿里玛和别克之间的关系，以及别克和指导员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人物处 在这样的关系中，处处有“戏”，一个动作，一个语言，甚至是一个眼神，都源于这种 相互关系制约下的特定感情状态，饱含着丰富的心理内容，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指导员的妻子正是在这种特殊人物关系的刺激和触动下，改变了动机，产生了一系列 违反初衷的戏剧行动，最终与指导员和好如初。设想一下，如果人物关系不是用这种方 式设计，那么剧中人物的动作能够这样丰富有力，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会有这么强吗 ?
《凌河影人》在叙事过程中运用的延宕技巧使这出戏受到普遍好评。作为叙事轴线的 两家民间皮影人的恩怨情仇，始终牵扯着观众的喜怒哀乐。失去与获得之间，期待与实 现之间，追求与达到之间，在这部剧作并没有呈现为一条均速的直线运动，而是被处理 为一个曲线的累积的过程。吴先生和女儿灯儿在近20年的寻找和期盼中，终于找到了自 己的亲人。母女、夫妻刚刚团聚，疯女人却又突然被日本鬼子的流弹击中而死去，观众 和剧中人的愿望刚刚被满足，又马上落了空；丑儿在日军施暴的危急关头救了灯儿，两 人的关系发生明显转变，一对年轻人的好事眼看就要成就，但丑儿父亲就是灯儿一家血 海仇人的往事却又被和盘托出。目的刚刚接近，又被推向了远处。山重水复，起伏跌宕 ，创作者们将这一故事从始点到终点的过程不间断地延长、推迟，使矛盾冲突迟迟不能 得到解决，使人物关系迟迟不能被确定，使戏剧高潮迟迟不能到来。在这种延长和推迟 中，观众的期待欲望得到了强化，观看的紧张感得到了累积，剧作叙事的吸引力也得到 了增强。
除了上述作品的突出特点之外，《帘卷西风》的情节进展简练而流畅，没有旁枝岔节 的溢出；《阳光地带》以高超的编织技巧，将若干个因果联系粗疏的事件巧妙地组织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去年冬天》在触摸人物深层精神状态方面的细腻和深刻以及在做红 豆粥、喝二锅头酒、织毛线围巾、跳舞、跳楼等细节的选择和表现上，都给人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与剧本创作相媲美，这次交流演出剧目的舞台演出形式和舞台造型因素的尝试和实践 也呈现出多样化状态。一些个性鲜明、风格独特、样式、场面、动作设计都富有新意的 作品脱颖而出。有些作品信息量丰富，叙述方式新奇，充满戏剧语言的修辞魅力；有的 则力求突破戏剧舞台的平面化结构模式，而代之以立体化的尝试，从而营造了恢弘的戏 剧场面和史诗效果；有的则更加自觉地寻找其它艺术所难以企及的独特的戏剧舞台规则 和叙事规则，在舞台的开放性和交流性方面狠下功夫；还有的则致力于借鉴中国民族戏 曲的造型经验和表现手法，强化了话剧舞台时空的流动性和自由度。
《任弼时》的演出以其恢弘而壮阔的舞台场面给人以震撼。纵深、向上，约呈45度角 的大面积斜平转台占据了大半个舞台，有力地打破了舞台造型的平面结构，而代之以强 烈的立体感。这一斜平台的转动所具有的那种横扫千军的磅礴气势又为舞台带来了十足 的动感。这种舞台设计不仅为戏剧动作的组织和展示提供了实用性空间，而且对戏剧动 作和调度中所蕴涵的内在意义和情绪进行了深化和丰富。例如，当只凭着一身地主老财 的绸缎衣服和一枚金戒指，就被革命队伍中那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视为阶级敌人的农会主 席蔡豹，端起冲锋枪，冲向台阶的最上端，对着真正的敌人冒死射击时，当中弹牺牲的 蔡豹一级一级地从台阶上滚落下来时，一个真正的人民英雄就在这一斜面台阶和大幅度 形体动作的相互作用中凸现出来，而任弼时不为假象迷惑、知人识人的领袖素质也得到 了巧妙的“述说”；再如表现张国焘和任弼时围绕是否要服从毛泽东指挥而进行争论的 那场戏时，舞台上若大的斜面似乎在两个人的衬托下显得有些空荡，但创作者们运用了 简洁而明了的舞台调度，让两个人物双向地沿着斜面两侧缓缓上下，将两个人物所代表 的两种不同态度夸张而鲜明地展示在观众感受的焦点上，从而恰切地表达了作品的立意 ；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几个群众场面的表现，无论是由任弼时的通信员小拐子引发的 那场彝族群众和红军战士之间，由于误会而产生的两方对垒，一触即发的互不相让局面 ，也无论是开国大典上群众兴高采烈、载歌载舞的热烈表演，都因为这一大面积斜面平 台的铺垫而显出它们更为深远和明确的内涵和意义。
《科天的牵挂》里铺天盖地的绿色舞台又一次让我们领略到传统写实布景的永恒性魅 力。严格按照定点透视原理的法则和比例所打造的天幕绘景和造型装置，将有限的舞台 空间引向了无限。那笔直、向上、郁郁葱葱的一棵棵白杨树，努力克服着自然界的重力 法则，昭示着生命力的蓬勃和旺盛；那连绵起伏、盘旋环绕着山峦，无声地屹立着，展 现出大自然沉稳的性格和博大的胸怀；那用树枝、树干和树皮搭建而成的小木屋，让人 联想起多少有关森林的童话和传说；而潺潺流动的小溪山泉，又撩拨起多少充满诱惑的 梦想和憧憬。借助舞台设计者的笔触和色彩，这些简练的形象带着大自然那洗尽铅华的 天生丽质和那高贵生动的楚楚风韵，向我们走来，令我们动心。这台布景对于这出戏的 意义，已经不再仅仅是提供一个表演的支点和环境，而是成为了故事中参与演出、不可 或缺的重要角色，成为了作品主题和立意的有机构成。不仅如此，它还为全剧营造了一 种诗的意境、情调和氛围，让我们置身其中，感受其中，也陶醉其中。
《为你喝彩》大型电子液晶屏幕和多媒体画面等高科技成果的加盟为人们带来了清新 、开阔、富有现代感的舞台风貌。矗立在舞台左右和舞台中后方的三块长方形液晶屏幕 ，为我们诉说着天津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大 型外资企业中现代化的操作程序和管理程序，为我们展现了天津日新月异的生活环境和 城市面貌。这些表现内容由于被组合在这三块方形的、以液晶屏为载体的视觉元素中， 并配以精巧的布景设计、道具装置和灯光运用，不仅使得各种造型因素之间产生了新的 内在联系，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创作内涵和时空容量，而且展现了一种新的造型结构形式 ，使舞台空间变得更为单纯、简洁、明快，更富有现代表现意味。尤为可贵的是，这种 外部舞台形式与戏剧所表现的内容和事件是有机地联系和统一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 相互映衬、相互作用的。尽管在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这些具有较强现代视觉感应 功能的高科技成果还未开掘出它们应有的潜力，但这种在戏剧舞台上引进现代化高科技 元素的探索和尝试无疑值得赞赏。
在舞台上的大制作越来越多的状况中，《凌河影人》只用了3块白色布幔搭建舞台空间 的做法似乎显得有些简约，然而这3块布幔，却做出了许多大制作做不出的效果。剧作 讲述的是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辽西大凌河一带皮影艺人的故事，因而布幔首先是作为皮 影演出的辅助工具进入舞台的。有时，它们是屏幕，灯光的投影和人物的剪影在布屏的 前后相映成趣，有时，它们又是影棚，容纳着两代皮影艺人的恩怨情仇。但它们的作用 ，绝没有仅仅围绕着皮影戏发挥，而是以其抽象、模糊、暗示性的形态结构，概括性地 笼罩了全剧，虽然不被描绘为具体地点，但却给人以故事发生的时代和空间的特定感觉 和气氛，比那些具体的写实布景，能够更为有效地刺激和调动观众的心理储存和想象能 力，从而获得更为丰富而多样化的信息和意味。它们的作用还在于，通过局部的变化， 如布幔平面、斜面的转换等，为戏剧情节的进程和戏剧动作的展开提供了一种具有高度 流动性和弹性的时空环境。配以灯光的切换，它们就构成了不同的表演区域，配以人物 的上下场，20年的时光就可以被压缩在几分钟之内。这一组自由、空灵的造型语汇设计 ，让人想起我国戏曲那古老而丰厚的优秀传统。
《打工棚》的舞台处理准确而细腻，每一个笔触的点染，都力求既符合剧情需要，又 衬托出剧中人物的心理。当一心想上大学的柱儿在夜读时因影响了同伴们的休息而被迫 躺下时，一束手电筒的亮光指向墙上挂着的那幅写有“忍”字的字幅，尽管柱儿什么话 也没说，但他的心情却通过这幅字一下子告诉了观众。两次“下雨”的处理也是如此， 不仅成为昆明这一地区气候特点的象征，而且与剧中人物的不幸遭遇，与人物悲愤交加 的心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打工者们在楼顶上愤怒地将包工头堵住，准备把他推下去 时，荒子先将一根钢钎扔了下去。这根钢钎在坠落时穿过层层的脚手架和楼层，发出了 长久而节奏分明的回声。这回声，将劳资双方对峙的紧张气氛推向了极至，也将人物内 心激烈冲撞的状态传达给了观众。《平头百姓》表现的是普通百姓的平实生活。然而， 它的舞台语汇却充满了诗意。大幕拉开时，竖在公共汽车站旁的那块站牌，显然被人为 地“拔高”了。但如果不这样处理，张明华和妻子的感情又怎么能表现得这么巧妙。张 明华因抓歹徒而牺牲的具体过程被省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岗 位、不同年龄的人手捧鲜花，从不同方向走向烈士献身之处的场面。这一场面，升华了 英雄的精神品格，升华了我们这个社会整体性的精神境界。《我们曾经错过》的形式语 言丰满而洗练。设计者用不同的层次和高度显示了“挤”在大杂院里3户人家的面积， 并将舞台中前区留给了大家共同使用的公共空间。一部公用电话机，串起了情节链上的 一个个片段，不安分的灯光，也为表演提供了支点，成为打开或关闭每一个人物心理时 空的开关。这种处理，既准确地提供了戏剧所需要的全部舞台形象，使剧中人物自然而 然地找到自己的环境感，也揭示了人物在特定空间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心态和情绪。
当然，从艺术质量来看，这次演出的总体水平还不是那么尽如人意。问题主要集中在 剧本创作方面。首先是个别创作者的基本功较弱，在编撰剧本的时候，不是从戏剧艺术 的创作规律出发，去提炼情节、结构情境、设置人物关系、开掘人物动机，而是沿用社 会学的思路去编排戏剧作品。这次演出中的不只一台剧目都沿袭着这样的创作模式：由 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某某部门出现了一个或一些社会问题，于是，各种人围绕着这 些问题去想解决办法。最终，坚持正确方法的人通过斗争，解决了问题，赢得了成功和 荣誉。这种创作模式的弊端在于只能使作品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无法深入到人物的生命 体验中去，只停留在理性的层面，而没有诉诸感性表现，只停留在意识形态观念之上， 而没有建立在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特殊审美规律之上。这样的作品很难具备感召力和吸 引力，很难让观众们动心、动情，更难让观众们掏钱买票进剧场了。
其次是个别好人好事题材创作中人物形象的观念化痕迹较明显。作品的主人公似乎总 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的一切行动和努力，常常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理念。而在抽象理念 和人物的舞台行动之间，往往缺乏具体的心理动机的联系。在人物塑造上，动机的开掘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环。赋予人物新的动机，会使一些旧的人物和围绕他们的故事呈现出 焕然一新的面貌。不同性格、不同个性的刻画都离不开对人物动机的独特理解和阐释， 人物的心理内容也必须首先凝结成动机，才能转化为行动，才能成为戏剧表现的内容。 能够在人们面前说出来的往往是理由，但理由不是动机，动机往往潜藏在人物的内心深 处，需要下功夫去体验和研究。如果不在这个环节下功夫，那么，所有的英雄和好人都 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变得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戏剧作品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 会因此而减弱。
再就是个别作品体现出来的创新意识不够全面。崭新的面貌，大多集中在题材和主要 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定位方面，但是，再具体一些，就很难看到创新的痕迹了。这种状况 反映了我们个别创作者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的贫乏。一些作品中，从作为素材的故事 到作为戏剧有机构成的情节的加工和改造过程常常缺乏精心的提炼，只将事件发生的过 程搬上舞台，但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事件片断与片断之间的因果关系 是什么等因素，就考虑得很少了。再如在人物关系的设置方面，创作者们似乎也注意了 夫妻、父子、战友、同事、情人等关系的编织，但这些关系都是一般的关系，而每一对 夫妻、情人、父子之间的关系又都是各各不同的。戏剧人物之间的个别关系、性格关系 ，则较少有人下功夫去琢磨和发掘。这种略嫌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使作品缺乏叙事上的 兴奋点和心理上的冲击力，容易给人以陈旧感，从而影响作品吸引人的程度。
处在多种传媒方式和传播手段重重围困之中的中国话剧正在寻找光明的前景。作为一 种行之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体，它担负着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使命；而另一方面 ，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它又受制于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同时，正在逐步成为文化娱乐 产品的戏剧，还将受到经济市场和商品生产规律的制约。那么，如何在这种多重话语交 织、重叠的语境中，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真善美高度统一，人文 价值和艺术价值高度统一的作品来，当是摆在戏剧工作者面前的最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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