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体系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5-0099-07
《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3期以“本刊专稿”头条的形式刊登了张会超的《试论档案馆学研究的深化问题》一文[1]，读了很有感想。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对我国档案学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展望，推进了我国档案学术研究。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我国档案学要进行“变革”[2]，不久又有学者提出档案学存在“危机与契机”[3]。时至今日，对档案、档案学、档案馆学三者的定义或概念，档案学界尚没有一种统领全局的权威定论，这说明档案学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难怪现实生活中常常听到其他学界的学者宣扬“档案无学”的论调，档案学界也有人站出来专门论述“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4]。也许有的学者认为，有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是学术繁荣的表现，这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释。笔者对档案学理论研究不深，还只是个“旁观者”，但读了一些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总是思绪难抑，也许应了“旁观者清”的俗训，总是感到对于一门科学而言，如果对其最基本的定义或概念，经过几十年的探讨还是争论不休，无论是认识无法统一还是没有真正研究清楚，都将是该门科学的悲哀。“争论不休”往往会是学术发展的“绊脚石”。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中国档案学研究已经到了整顿、提高、转型的阶段。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需要高屋建瓴，急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定位”，或者叫做“理论导向”，必须明确并强化档案学的“科学”属性，形成对档案学归属和性质问题的统一（或者主流）认识，以主导开展对档案学自身的理论研究，推动档案学的科学发展。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抛砖引玉，呼吁关注，期望用现代意识和手段，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
一、档案学应该定义为“学科”还是“科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反思一下对档案学的不同定义。以“学科”定义说，可以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2001年）提出的定义为代表：“档案学是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5]165书中还专门论述了档案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体系”。这也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定义。张会超在文章中对此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学界对档案学研究对象和定义进行了重新审视”，是“对档案学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后的定义。但不知人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定义的中心词是“学科”，也就是说把档案学定义为“学科”，而不是“科学”。刘水主编的《档案学概论》（2006年）没有提出自己对档案学的完整定义，只是分析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并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6]，但书中也专门论述了档案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体系”。显然，在作者概念中，档案学也还是“学科”。
以“科学”定义说，可以吴宝康先生《档案学概论》（1988年）提出的定义为代表：“档案学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这种定义也是当时国内外对档案学理解的主流思想（张会超语）。吴先生还在书中提出：“档案学是发展中的一门科学，目前虽然还不够完善、成熟，但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具备了形成一门科学的条件。”吴老还专门论述了“档案学的科学特征”：“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科学的客观性、实践性、理论性、系统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等一般特征。”[7]2005年，冯湘君、刘新安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出发，提出档案学应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8]。
还有一些学者对档案学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但大多使用了“学科”或“科学”这两个不同的中心词，也有用“理论体系”一词的；至于对档案学定义内涵的不同理解，暂且存疑。
定义是一门学问的理论起点，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该学问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因此，定义的中心词应该加以认真的推敲。那么，档案学到底应该定义为“学科”还是“科学”，将其定义为“学科”或“科学”是否有区别，对其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有没有影响？我们先分析一下“学科”和“科学”的概念。
关于“学科”概念，1988年出版的《辞源（合订本）》解释为：“学问的科目门类”，出自“新唐书一九八儒学传序”。[9]431《辞源（合订本）》对“科目”的解释为：“分科取士的项目”，“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见于史者五十余科，又有大经小经之目，故称科目。”[9]1246200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为：“按照知识的性质划分的门类”；也释为“学校教学的科目”。[10]1481200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解释为：“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11]1547
关于“科学”概念，1988年出版的《辞源（合订本）》没有收入“科学”一词。笔者认为：“科学”一词是后生词、外来词，源于英语“Science”一词，因此《辞源（合订本）》没有收入。200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为：“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从研究对象看，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从同实践的关系看，可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10]741200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解释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11]769
也许有的学者认为对档案学定义为“学科”还是“科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档案学研究的内涵定性准确、内容丰富就行了，但笔者认为不然。比如一只碗能够盛一碗食物，那么一口大铁锅呢，它盛的食物不是更多更丰富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咬文嚼字”问题。比较“学科”和“科学”的概念，不难看出，产生较早的“学科”一词的含义比产生较晚并属外来的“科学”一词，在内涵上显得狭窄，也就是说“科学”可以涵盖“学科”，“学科”是“科学”的下位概念。西方学者常常用“Discipline”一词表示“学科”，而其基本的意义是“训练（尤指头脑和品行的训练，以培养自制、服从的习惯等）”[12]。可见，在英语中“Discipline”一词比“Science”一词的意义也显得狭窄。“科学”一词虽是后生词、外来词，但其更具综合性、系统性和现代性。由此笔者认为，在时代背景下，现代档案学定义不宜再作为一门“狭窄”的“学科”，而应定义为一门具有复杂“知识体系”的“科学”；定义为“学科”和定义为“科学”，存在学理上的逻辑区别，对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即理论逻辑起点的“高度”和“宽度”不同。有的学者已经提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研究对象“档案”，而“应当从研究一般的关系开始”[13]；也有学者提出“二元档案实践及其体系”[14]，并认为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并论述了其对档案概念和对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影响[8]。所谓“一般关系”、“二元档案实践”、“双重构成”等，都说明了档案实践的现代化和复杂性，正推动着档案学理论本身的现代化和复杂性发展。无论从档案产生、发展规律及其定义存在的复杂性看，还是从研究档案需要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等手段的复杂性看，抑或从档案学自身研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需求来看，将档案学定义为一门“科学”更加适合学理逻辑和现实需要。档案学既然定义为一门“科学”，自身就包含了诸多分支“学科”，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还会产生新的分支“学科”。这样更有利于现代档案学的科学发展。
对档案学的定义必定受到对档案定义的影响。档案的定义本身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同时每一位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档案的定义也就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不管怎样对档案下定义，要科学地定义“档案”，应该依据档案的记录内容、手段、载体形式和价值作用等四要素来加以分析和提炼，缺其一而不成其为完整的档案定义；并且，要考虑到档案定义也会随着社会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不可捉摸，而是具有规律性和相对稳定性的。从这一思路出发，笔者将档案学定义为：档案学是以档案及其相关事物为研究对象，揭示档案及其相关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个定义与冯惠玲、张辑哲提出的定义和吴宝康先生提出的定义都有一定的区别。笔者认为，档案学既是一门“科学”，其学科的“综合性”不言自明；“档案现象”的提法过于抽象，不如“档案及其相关事物”确切，“规律”也不如“运动规律”准确；“目标”不必在定义中说出，因为档案学之所以成为研究“档案及其相关事物”的科学，就是要揭示“档案及其相关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吴先生在定义中明确将“档案工作”和“档案信息资源”也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这在学理上是成立的，但它们无非是档案的“相关事物”。定义需要简洁准确、高度概括。档案的“相关事物”是什么，就是包括“档案工作”、“档案信息资源”等在内的诸多事物，比如档案馆、档案管理、档案文化、档案传播、档案法、档案技术、档案伦理、档案经济以及科技档案、企业档案、学校档案、民生档案、艺术档案、数字档案，还有档案学自身理论研究问题等等。用“相关事物”表述，更有利于在“科学”的高度上认识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档案学研究的丰富内涵，更有利于探寻我国现代档案学元科学(Metascience)的归属问题，从而更有利于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二、档案学应属于什么“科学”门类
“学科”或者“科学”，都具有一个历史、现实与未来构成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定义档案学为一门“科学”，并不是否认其已经具备的“学科”基本属性。那么，它总有个归属问题，它的上位概念的“科学”是什么，也就是说，档案学属于什么“科学”门类呢？
对这个问题回答，档案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朱玉媛在其主编的《档案学研究进展》中对这种分歧进行了概括：“过去主要从单一的层面去划定档案学属于什么学科，很多人并不是在同一层次上去界定，因而产生了档案学属于历史科学、行政管理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综合性科学、边缘科学、交叉性科学等多种观点，这种划分既不是很科学，也没有可比性。”[15]18朱玉媛自己则认为“将档案的属概念定位在文献范畴，有利于档案学科的准确定位”，并由此认为“档案学科定位于文献学或文献信息学就顺理成章了”[16]。学界之所以产生如此困惑，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将档案学定义为“科学”，没有确定档案学应有的独立科学理念。
根据现行的、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1992)的分类，档案学排列在“870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下（三位数字为一级学科，小数点后两位数字的为二级学科，小数点后三位数字的为三级学科）-870.40档案学，与870.10图书馆学、870.20文献学、870.30情报学、870.50博物馆学等并列，排在第四。说明档案学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
我国学科门类划分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在1981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十大学科门类”中，档案学的分类排列是：06历史学（门类）——060203档案学（专业）。说明档案学曾经被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983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十一个学科门类”（增加了军事学）中，档案学的分类排列没有变化。1997年6月国务院批准的“十二个学科门类”（增加了管理学）中，档案学的分类排列有了变化：12管理学（门类）——1205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120503档案学（二级学科），与120501图书馆学、120502情报学并列，排在第三。说明档案学属于“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该目录是在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论证修订的。修订的主要原则是：科学、规范、拓宽；修订的目标是：逐步规范和理顺一级学科，拓宽和调整二级学科。笔者认为，对档案学来说，还有待进一步“科学、规范、拓宽”。
以上档案学者们的不同观点和国家有关“标准”归类的变化，都说明档案学的归属问题比较复杂。这也进一步说明：档案学还很年轻，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学界对档案学的认知和研究深度不够；对档案学研究的“国家关注度”（即国家有组织的学术团队攻关、有规划的项目研究和有目的的学术建设投入等方面的综合体现——笔者）不够，社会意识不强，没有形成档案学研究的学术旺气。但笔者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档案学总体上属于国家标准(GB/T13745-1992)“五个门类”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不能因为档案学研究涉及自然科学的内容与手段，就动摇其“科学性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在“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指导下，能否将档案学晋升为“一级学科”，提升其“学位授权”平台，以强化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还有待于人们对档案学的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有待于档案学的自身科学发展。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三义教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历史学的“边界”》一文[17]，文中论道：十几年前学界讨论过的“史学危机”，主要是说史学受到冷落，被商品经济挤到边缘或角落。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口若悬河地讲历史，有的比历史专业的教授还受欢迎；戏说历史、编造历史的人处处受到追捧。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论文，似乎变成人人可为的事。不禁要问：历史学真的是一门随到随学、活学活用的速成之学？如果说历史学是一门学科，那么历史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边界”？他的回答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界”；历史学本来是有“边界”的。那么，笔者也认为：档案学同样面临着历史学曾经的“学术危机”；档案学也是有“边界”的，它不能被相邻的什么学科所淹没，更不能被其他学科“蚕食侵吞”而只剩一副“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首”。
对档案学的归属作出定论之前，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档案学的“边界”，确立档案学的学术“地盘”，广大档案学者们要在自己的学术“地盘”上努力做到守土有责；其次，研究确定档案学术规范，强化档案学术研究的“国家关注度”，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档案学的学术“研究体系”[18]和学术事业体系，从而推动现代档案学学术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当前，为了学科管理上的方便，人为地或习惯地将档案学归入某一门类的“科学”，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根据现代档案学理论的科学特性、内涵、研究对象等，应该按照其固有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加以深入的研究，并在分析现代科学结构的基础上，让其自然地归入应该归入的“科学”门类，确立其应有的学术地位。有一个基本原则是：档案学应该在现代学林中独树一帜，要让档案学独立成为一门“科学”。也许有的学者认为档案学本来就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无需争辩，但“档案无学”论调不得不让我们正视“档案学危机”的现实隐患。改变现实局面的前提是，需要全面提高对档案学的科学认识；需要其他领域的学者改变“学阀”作风，端正对档案学的认识态度；更需要档案学界广大学者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快构建现代档案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三、档案学与档案馆学两者是什么关系
张会超在文章中论述了“档案馆学的反思”，实际上也论述了“档案学的反思”，他将两者糅合一起进行反思，也反映了我国档案学产生、成长的复杂过程。根据学界对档案学产生的一般认识，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的萌芽始于夏代对档案实体的“有意识管理”，这一历史至少已有2000多年。档案学与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史学是在档案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近代档案学理论研究比较活跃的时期，代表性的三本书是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和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而目前所见最早出现“档案学”一词的是1935年腾固所著的《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5]165。20世纪40年代，我国近代档案学研究受到西方档案学的影响出现了新的进展，主要受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很深，在创办档案教育的同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如龙兆佛《档案管理法》、段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等，并且研究特点是以机关档案室档案管理为出发点。[19]
西方“档案学”一词的产生远远早于我国。1804年德国档案学家约瑟夫·奥格所著的《一种档案学理论思想》一书，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档案学”的名称[5]165。然而，西方档案学的成长、发展与图书馆学始终纠缠在一起，因而始终受到图书馆学的影响。1807年德国学者马丁·施莱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首次提出“图书馆学”的概念，1887年美国学者杜威(Melvil Drwey)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世界第一所图书馆学校，1930年芝加哥大学设立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班课程，标志着图书馆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专业；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适应科技发展需要产生了一门新型学科——情报学。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内容逐步向情报科学汇集。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上图书馆与情报学科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特征：研究范围由传统的图书馆领域扩大到信息领域(Information Field)，研究视野由实体的图书情报机构扩大到虚拟空间，研究对象由图书文献转向了信息内容。一系列相关学科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科学、信息管理与系统乃至数字商务汇集于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下，从而使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5]1-3
回顾中国古代、近代档案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国外档案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目的是为了弄清档案学的家族“谱系”，这有利于我们思考现代档案学的理论体系，也有利于我们认识档案学与档案馆学的关系。根据王协舟《基于学术评论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才兴起一门叫做“档案馆学”的学问[20]。张会超在文章中回顾了吴宝康先生与刘国能先生关于档案学与档案馆学的讨论。吴老在1986年出版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中认为：档案学是一个习惯名称，按“现在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改为“档案馆学”，像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的名词一样，比较科学些[21]；1994年，刘先生与吴老探讨此问题时，吴老说：我过去是说过档案学就是档案馆学，现在档案事业发展了，档案学也在发展，可以建立更多的分支学科了。刘先生认为吴老讲清了“档案馆学”的实际含义及其与发展中的档案学的关系[22]。其实，该段时期已有学者先后明确提出了档案学包括档案馆学[23]，档案馆学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之一[24]。笔者赞同此观点，理由有三：第一，档案馆是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不能因为档案馆保管着档案就认为档案学就是档案馆学，或者认为档案学归属档案馆学；第二，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是由其历史的、内存的本质和规律决定的，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具有特殊的历史和国情，也不能比照国外图书馆学的特征来推断档案学就是档案馆学，因为两者研究的对象——档案与图书存在质的区别；第三，我国档案学需要构建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而不需要用一个新的名词来代替它。因此，要摆脱传统落后的思维模式，重新认识档案学研究的对象、内涵及其本质和运动规律，档案学不能轻率“嫁人”而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
笔者认为，学问产生的先后顺序并不能够决定其相互关系，即产生在先的学问并不一定包括产生在后的学问，有时恰恰相反，如图书馆学的产生比信息科学要早得多，但它已成为信息科学的一个分支，这已经是学界的普遍认同。有的学者论述了“档案学在信息科学中的地位”，认为“档案学属于信息科学体系中信息管理科学这一门类”，认为“档案学作为信息管理科学的分支学科来建设，更能反映档案学的时代特色”[25]。笔者认为，档案学需要强化“时代特色”，但不急于将其纳入“信息科学体系中信息管理科学这一门类”，还需要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档案学的学科边界及其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中的定位”[26]。因为档案与图书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两者具有许多相同的属性。一门学问的生命力在于其学术之“根”，不能因为环境的制约或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将其“偷梁换柱”；对一门学问的归属定性，归根到底要用历史的、辩证的、科学的方法去界定，而不能只看其逻辑表象。
四、结语
对档案学提出上述三问，并不是笔者的创造。再次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学界对档案学的进一步关注，引起人们对构建中国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三问也好，多问也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现象：档案学仍然存在学术危机，档案学需要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手段构建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档案学需要后继有人，需要掀起理论研究的新一轮高潮。
持“档案无学”论者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他们的理由是：档案学学科建设整体上相对薄弱，专业教育发展规模较小，学术研究队伍整体相对不强，理论研究深度不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较远等；还有用全国目前档案学博士学位点、人才培养数量、学术成果数量和专业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等统计来说明“档案无学”。这是一种现实，但也是一种从不同角度反映的现象。我们不能让这种现象蒙蔽双眼，更不能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而动摇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根基。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档案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共和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7]；“十五”期间档案学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学术气氛的活跃程度明显加强，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档案学教育保持了适度的发展规模，初步形成了多层次教育和特色化办学的特点，档案学科课程建设和改革的思路进一步明确；学术研究面向社会，面向实际，提倡和推动档案工作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技术进步趋势进一步拓展了档案学科的发展空间；高层次、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多样。[28]现在，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一定取得了更加丰富的成果，这正是我们构建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现代档案学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如果以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的创办为标志，“中国现代档案学形成了”[29]，那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让档案学总是徘徊在“青少年阶段”，我们需要“借风使舵”，明确档案学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科学制订“十二五”规划；需要“呼风唤雨”，给档案学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深耕施肥”，给档案学培育肥沃的学术土壤；需要“只争朝夕”，有组织有目的开展重点理论项目的研究，推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现代档案学成熟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采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对不断变化着的档案及其相关事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现代档案及其相关事物的本质与运动规律，需要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并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从而总结提炼档案学的中国特色及其现代性。正因为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也正因为传统档案学理论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笔者呼吁：第一，全社会要增强对档案学研究的关注度，将关注档案学研究纳入“社会档案意识”的范畴，并促进这种意识的强化；第二，档案学界要建立“档案学研究自主意识”，团结起来，集中资源和力量，有目的组织攻关研究，并善于汲取其他相关科学门类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采取“拿来主义”原则，“滋补强身”，加快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三，其他学界的学者们不要总是“对档案只取不哺”，只知道利用档案承载的资源信息开展自身的科学研究，而不愿意利用自身的理论知识来关注和研究档案学说，更不要对档案学说三道四。
档案学理论研究不能总停留在松散的、个体的、自发的研究阶段，而应推动其进入集团化、有组织的、自觉而有目的的研究阶段。10多年前，时任国家档案局教育中心副主任的方鸣就提出，“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30]现在这种状况是否有了根本性改观，仍然值得学界认真反思和总结。正如王协舟提出的，档案学理论研究需要在“研究方法”、“研究态度”、“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等方面重塑“中国档案学的科学精神”[29]。
关于“未来档案学”，冯惠玲教授等认为：未来的档案学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拓展视野，争取在部分特色领域取得突破，树起旗帜，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档案学理论成果。[26]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重任将更多地落在广大青年档案工作者肩上，档案学研究任重道远，青年一代责无旁贷。要持续不断地加强档案学术队伍和学术流派的建设，完善档案学术的规范与制度[31]，推动档案学理论研究往“深”处走，档案学应用研究往“实”处走[32]；重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33]，关注信息技术应用和社会管理变化所引发的档案管理理论创新，从文化建设高度加强档案文化研究[26]，积极探索档案事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34]。套用张会超文章的结语：档案学的研究需要由各界人士共同来推进；面对各种新问题，档案界要沉着冷静，积极应对，勤思考、探思路、出思想，坚定不移地把档案学研究推向纵深。
收稿日期：201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