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文艺美学思想探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论文,美学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艺术之美，从本质上来说当然是属于人为美。奇怪的是，崇尚“自然”、“无为”的道教，从《太平经》以来一直用文艺弘扬“至道”精神、宣传教理教义，且在道经中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强调文艺美的必要和重要，常常将儒家传统的“文—道”观点、“文—德”观点，吸收改造为道教的宗教文艺美学观点，将文艺美作为体道之途、弘教之器、化人之大音。这是否与它的“自然”“无为”的理想相冲突呢？它又是怎样把重“道”与重“文”统一起来的呢？应该说，这方面正是一般美学史的阙如或相当薄弱部分，从这里深入开掘一下，也许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另一个层面、另一种表现。
一、“出真文”：对真善美的呼唤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理解，《太平经》所说的“文”，是包括“文艺”形态和自然形态美的。因此，它主张的“出真文”，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欲得天道大兴法者，取诀于拘校众文与凡人诀辞也。欲得良药者，取诀拘校凡方文而效之也。欲得疾太平者，取诀于悉出真文而绝去邪伪文也。欲乐思人不复杀伤女者，取诀于各居其处，随力衣食，勿使还愁苦父母而反逆也。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诀于丹书吞字，欲知集行书诀也。如其文，而重丁宁，善约束之，行之一日，消百害独人心，一旦转而都正也，以为天信。”（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七庚部，影印《正统道藏》本，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见，“出真文”是与太平道的“天道大兴法”、“得良药”、“太平”世界、“乐思人而不复杀伤女者”、“除疾病而大开道”、“消百害独人心”等等重大的宗教理想和具体的救人度世的种种计划相关联的大问题，也是作为达到“太平”世界的前提条件提出。这不可谓不重要了。
什么是“真文”呢？《太平经·核文寿长诀》说：“文书亿卷，中有能增长寿、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余非也；文书满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治者，真文也，其余非也。”（注：《太平经》，卷九十八，4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个体讲， “真文”能“增寿”、“益命”、“安身”，是一种有助于、有利于修道的文本；从其内容看，“真文”是“得天心”的，且有“平理治”作用，有助于理顺政治、社会关系。“真文”所运载的“真”理，也就是《太平经》教理之核心的至美的“至道”，其作用和效果是十分巨大、周全的。如在《去邪文飞明古诀第六十七》中，以“上皇神人”答“六端真人纯”问的形式说，如果要“求真”，“欲使天地平安，阴阳不乱，常顺行，灾害不得妄生，王者但日游冶，为大乐之经”等等，诀窍何在呢？神人说，你应该致力于“进至道而退去邪文”，使“帝王能力用吾书，灾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乐，皆欲为道德之士；后生遂象先世，老稚相随而起，尽更知求真文校事”，“如是天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而欢乐，王者深得天意，至道往佑之，但有日吉，无有一凶事也”。（注：《太平经》，卷五十，230～2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求真”，也就是“求真文校事”，即用“神人”所说的“吾书”来教化天下、指导王者政治，所以要推崇“至道”，远斥“邪文”。说穿了，“真文”就是体现和宣扬“至道”的“神”造经书，包含的是能使天下“太平”、“欢乐”，“各得其所”的至理明言。
《太平经钞》也有对“真文”之“真”的解说。它模拟“神人”语气说，“吾之为文也，乃与天地同身同心同意同方同理同好同恶同道同路。故令德君按用之，无一误也；万万岁不可去，但有日彰明，无有冥冥时；但有日理，无有乱时；但有日善，无有恶时也。故号天之洞极正道。乃与天地心相抱，故得其上诀者可老寿，得中诀者为国辅，得下诀者可常自安”，这就是“正言正文正辞，乃是正天地之根，而安家国宝器父母也，而天下凡人万物所受命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六己部，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这里，“真”即“至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质和总体规律。而至道是至美的，这个“真”，就是一种有别于世俗涵义的宗教“伟大”、“崇高”之美。《太平经》的确也是这么说的：（真文）“书凡事之至意，【故】天地阴阳之文，略可见矣。其头足皆具，上系下连，物类有自然，因共安其意；善者集成一说，是以圣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调定阴阳，而安王者；使天下【太】平，群神遍悦喜。故取众贤荣贯中而制以为常法，万世不可易也。”（注：《太平经》，卷五十《去浮华诀》第七十二，2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笔者作了必要的文字校订。）这也是说“真文”是体现“道”之本质美的一种“形式”。古汉语“真”、“正”相通，“真文”也就是“正文”。所以，其《校文邪正法》就说，（正文）“真得天心，得阴阳分理，帝王众臣共知其真，是乃后下于民间，令天下俱得诵读正文。如此【则】天气得矣，太平到矣，上平气来矣，颂声作矣，万物长安矣，百姓无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游矣，阴阳悦矣，邪气藏矣，盗贼断绝矣，中国盛兴矣，称上三皇矣，夷狄却矣，万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称万岁矣。”（注：《太平经》，卷五十一《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就将这部道经关于“真文”至高至大之美的观点，通过它的周详而巨大的作用展现出来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太平经》已经将“真文”美学观点阐释得多么清楚透彻，而只是说，它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道教经典之一。因而，它在道教美学思想上的开创性，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代表意义，是应该得到重视的，也是值得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
“出真文”的哲学渊源或美学渊源，很容易在《庄子》中发现。这说明道教（包括早期的太平道）在美学思想上与道家的“血缘”关系。《庄子》中有一段话，简直就是对道教“真文”观点的理论铺垫，它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札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注：《庄子·渔父》，《道教三经合璧》，315～51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庄子的“贵真”，与老子的“信言”（即《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所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第六十二章所说的“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又是一脉相承的。老、庄讲的内在之“真”、“信”，到了道教美学思想里，就成为对“道”的“精诚”之心的高扬，对修道人排斥物欲、甚至排斥物质之美的鼓励。
二、“弃除邪文巧伪”：对假恶丑的批判
与“出真文”相应，道教艺术美学还提出反“邪文”、反“伪文”、反“巧伪文”的主张。《太平经》几乎每一涉及文风、文品之处，都要旗帜鲜明地大反“邪伪文”。除前文所引外，激烈的还有“吾书本道德之根，弃除邪文巧伪之法”，“按行真道，共却邪伪”等说法。（注：《太平经》，卷九十七《妒道不传处士助化诀》，39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太平经》认为，不反“邪文”，就无法排斥奸灾、奸伪、邪恶东西对人心的侵蚀。它以主、客作比，论证“邪文”、“邪言”与“奸伪”（即假恶丑）的关系说：“邪文邪言，乃奸灾之主人也；夫正文正言，乃遂【逐】邪奸恶之吏也。以文正言，以吏正奸伪，无主人则无止宿之所矣。夫邪言为奸主人，比若盗贼有舍止之所也。主人已死亡，盗贼无缘复得来止息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六己部，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太平经》将“邪文邪言”作为假恶丑的外在“形式”，认为只要将其“弃除”，假恶丑的“内容”就没有存身之地，也就无法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反对“邪文邪言”，目的在于反对它所运载的假恶丑。
《太平经》基于古已有之的“天人感应”的宗教理论，不但反对道经之外的“邪文巧伪”，而且反对道经之内具有“邪文乱道”内容的东西。它说：“夫邪文乱道经书，道经乱，则天文地理乱矣。天文地理乱，则天地病矣。故使三光风雨四时五行，战斗无常。岁为其凶，帝王为愁苦，县官理乱，民愁苦饥寒。此为邪文所病矣。夫邪文邪言误辞以理国也，日日得乱，于是臣为枉法而妄为，民为之困穷，共吁天地之理乱，天官大怒，哭泣呼冤不绝矣。夫邪言邪文误辞以理家也，则父子夫妇乱，更相憎恶，而常斗辩不绝，遂为凶家矣。”（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六己部，67～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按照《太平经》的说法，“邪文”要是进入道教经书，将会引起道教思想的混乱，还会进而造成“天文地理”的混乱，天灾人祸将由此产生，社会将会动乱，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将深受其害。要是遵照这种“邪言邪文误辞”办事，治国国乱，治家家乱，以至于不可收拾。这也是从“文”之“用”的角度论证“邪文”的非正统性。它进一步讨论，“浮华伪文”一旦以宗教形式出现，将会对政治、社会、伦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将造成许多恶果。它说：“非真要德，……下愚之师，【以之】教化小人也，忽事不以要秘真德敕教之，反以浮华伪文巧述示教凡人。其中大贤得邪伪巧文习知，便上共欺其君；其中中贤得习伪文，便成猾吏，上共佞欺其上，下共巧其谨其良民；下愚小人得之，以作无义理，欺其父母，巧其邻里，或成盗贼不可止，贤不肖吏民共为奸伪，俱不能相禁绝。睹邪不正，乃上乱天文，下乱地理，贼五行所成，逆四时所养，共欺其上，国家昏乱，其为害甚甚，不可胜记。”（注：《太平经》，卷九十七《妒道不传处士助化诀》，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而且，对于个人来说， 注意防止和克服“邪伪文”的坏影响，是修道人在“道德”方面达到善、美，进而多“正气”、“多寿”的必须。它说：“真道德多则正气多，故人少病而多寿也；邪伪文多，则邪恶气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寿也。”（注：《太平经》，卷四十七《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六十三，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总之，“伪文”之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文风范畴，而成了是否得真道以治天下、天下是否太平的政治、社会的问题了。“伪文”所运载的，必然是“伪道”，而《太平经》所指“伪道”，实际上是远远超过宗教思想（包括其美学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太平经》反对“邪文”，还注意了解其根本和来历。所以，《太平经》还探讨了“伪文”的根源问题：“今念从古到今，文书悉已备具矣，俱愁其集居而不纯，集厕相乱，故使贤明共疑迷惑，不知从何信，遂失天至心，因而各从其忤是也。使与天道指意微言大相远，皆为邪言邪文。书此邪，致不能正阴阳，灾气比连起，内咎在此也。”（注：《太平经》，第五十一卷《校文邪正法》，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是说，“道”教之外来“邪言邪文”，虽出于“文书”，但其结果和效用是灾难性的。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大的危险和威胁来自于内部，即打着“道”教旗号的“浮文外学”。本来，“真道”之教已有成法，照办就行了。但掌握这一“真道”法又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稍不留心，就会学“道”不成，转入“浮华”“外学”去了。它模拟“神人”的口吻说：“吾之道法，乃出以规阳，入以规阴；出以规行，入以规神；出以规众书，入以规众图；出以消灾，入以正身；出以规朝廷之学，其内以规入室，凡事皆使有限。努力好学者各以其才能，反失其常法，外学遂入浮华，不能自禁；内学不应正路，反入大邪。诸学者乃有大病，不能自知也。其好外学，才大过者，多入浮华，令道大邪，而无正文，反名真道，更以相欺殆也；内学才太过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今古文众多，不可胜限，凡学得其真事，勿违其本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五戊部，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从读书学习角度说，这实际上是要求读书要有所选择，要有意识地排斥那些包含假恶丑内容的东西。
《太平经》还从“文”（形式）与“意”（内容）的关系上，要求不能只重“章句”，而应求得真道之“要意”。它说：“夫学之大害，合于外章句者，日浮浅而致文而妄语也；入内文合于图谶者，实不能深得其结要意，反误言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五戊部，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拨开其宗教的说教的外衣，这话可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文”（广义即文艺作品），应该以内容的上达为要的美学观点。真“文”，应该为传播真“道法”而作，而不只要求写得漂亮，否则就可能成为只有“浮华”“章句”的“浮浅”之文，甚至可能脱离传道的写作目的，变成“大邪”的“妄语”！这说明，《太平经》重视“文”的内容甚于其形式，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更甚于其美感作用。它说：“学凡事者，常守本文而求众贤说以安之者，是也；守众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天道意矣。使人身自化为神者，是也；神无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书相驱使之术耳。”（注：《太平经》，卷七十《学者得失诀》，《道藏》第24册，460页，上海书店。）强调得“天道意”的追求，否定只讲“章句”的做法，在那个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也与同时代的“魏晋文风”合拍。以此观之，《太平经》批判的“浮文”，不但是空洞的，更是假恶丑的。它反复告诫说：“今愚人日学游浮文，更迭为忤，以相高上，不深知其为大害，以为小事也。安知内独为阴阳天地之大病乎哉？天下不能相治正者，正此也！”（注：《太平经》，第五十一卷《校文邪正法》，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浮文”之害，提到了是否以“真道”治世的高度，可见这部早期道经对于“文”（艺）美学问题的重视和认识的深刻程度。这也使我们联想起现、当代中国文艺美学中，曾经出现过的将文艺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直接挂钩的做法，原来是有其历史文化的思想渊源的！
《太平经》这种“除邪文”观点，对后世道教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影响很大，如在后世与佛教的多次辩论和“斗争”，道教其实就依托了“除邪文”思想的批判锋芒和绝决态度。这是后话。
三、“乐盛刑绝”：文艺美学价值观
《太平经》文艺美学价值论的核心，就是对文艺美的社会教化作用的认识和强调。这是道教文艺美学的强烈“时代意识”的自然流露。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萌芽初期，就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政治意识。太平道、五斗米道不约而同地将民间宗教组织政治化、甚至军事化，决不是偶然的。从外部看，当时动乱的社会需要一种能够凝聚民众的组织、即使是宗教组织；从内部看，太平道、五斗米道是应运而生的，其宗教思想中必然包含社会运动思想因素，必然反映民众以“宗教”形式干预社会、参与政治的需求。这种内在需求，反映在道教的文艺思想中，就必然将古代的“诗言志”的传统思想扩展一步，转变成以文艺（主要指道教之“文艺”）来团结民众、教育训练信徒、推广教义的理论工具。《太平经》说：“太平气至，人民但日相向而游，具乐器以为常，因以相和相化。上有益国家，使天气调和，天下被其德教而无咎。和与不和，以为效乎？得天地意者，天地为和。人法之其悦喜；得天地人和悦，万物无疾病，君臣为之常喜。是正太平气至，具乐之悦喜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七庚部《虚无自然图道必成诫》，《道藏》第24册，358页，上海书店。 ）以《太平经》本身的宗教逻辑来讲，这样看重和推崇文艺的“德教”作用，是自然而然的，并无故意的夸张其辞。《太平经》还分上、中、下三个层次来阐释文艺的作用，认为发挥文艺的最高级的作用，可使人得到守道诀窍而“度世”成仙；发挥文艺中级的作用，可使人得到太平美好的生活；即使仅仅发挥文艺最低级的作用，也可使人得到审美的快乐。对于社会人群来说，文艺的作用虽然有高下之分，但总的来说是正面的、积极的，统治者可通过文艺活动沟通、打动“神灵”；中等人群，可通过文艺使身中的“精”（精神）感到愉快；下层群众，也可通过文艺欣赏去愉悦自我。因而，要是全社会的人都得到文艺的熏陶，那就天下太平了，天上的上帝和地上的帝王会轻松得无事可干了。它说：“故举乐，得其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太】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乐人也。上得其意者，可以乐神灵也；中得其意者，可以乐精；下得其意者，可以乐身。俱得其意，上帝【帝】王可游而无事。”（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为什么以“乐”（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美，会有如此周详而巨大的作用呢？《太平经》按照自己的宗教哲学和美学价值观做出解释说：“乐起而刑断绝，精神相厌也。……乐者，太阳之精也；刑者，太阴之精也。阳盛则阴服，阴盛则阳服。故乐盛则刑绝也。”（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从这样的艺术美学价值论出发，《太平经》就必然会以“乐”（文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作用来区分艺术之高下：“上士治乐，以作无为以度世；中士治乐，乃以和乐俗人以调治；下士治乐，裁（才）以乐人以召食。”而修道人“治乐”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使天下回到“道”的规范和“道—美”的形态。所以它又说：“乐，则五方道德悉出；怒，则五方恶悉出也。乐，则天地道德悉出也；怒，则天地恶悉出也。故天地乐者，善应出也；天地不乐者，恶应出也。故五方乐而和者，五方善应出也；故五方不乐而怒者，五方恶应出也。是非小事也”！这部道经还详细分析说：“乐小具小得其意者，以乐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乐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乐天地。得乐人法者，人为其悦喜；得乐治法者，治为其平安；得乐天地法者，天地为其和。天地和，则凡物为之无病，群神为之常喜，无有怒时也，是正太平气至，具乐之悦喜”。因此它认为，道教艺术美之作用的极致和理想是“太平气至，人民但当日相向而游，具乐器以为常，因以和调相化，上有益国家，使天气和调，常喜国家寿，天下亦被其德教而无咎。”（注：《太平经》，卷一一三《乐怒吉凶诀》，507～5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乐”治天下，以“乐”安国家，音乐的艺术作用和价值，已经被宗教和准宗教的美学思想，加工成了远远超出其实际能量的“超级”意识形态。
由于重视文艺的社会价值，《太平经》进而提出“使用”文艺也必须慎重、得当。它说：“将太平者，得具作乐。乐者乃顺乐王气，平气至也。先以道之凶年者，不得作乐，不得无故兴乐。囚废之气，与天地反逆，故凶年凶事，不得无故作乐也。故王相之气，德所居也；囚废之气，刑所居也。故有德好生之君，天使其得作乐；无德之君，不得作乐也。”（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43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这就叫道教“德—乐”对应观，也就是“政治—艺术”批评方法的宗教形态。在太平道看来，艺术与“天时”也有感应，它说“乐”要与“天气”相匹配才能和谐，要“皆顺其气，如其数。独六月者，以夏至之日，并动宫音，尽五月、六月者，纯宫音也。又乐者，乃举声歌舞。夫王气者宜动摇，动摇见乐相奉顺见奉助也。……故天之所向者兴之，天之所背者废之。是为知时之气，吉凶安危可知矣。”（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学思想上说， 这自然是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观点的翻版。不过，也要看到它对音乐理论本身的价值，因为它同时也强调说，“五音不足，不成歌舞之曲”。（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可见，仅仅从“政治—宗教”或“天人感应”的观点去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它的确还包含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美学的内容。比如，《太平经》讲音乐艺术要符合“天”之“三气”中的“乐气”与“和气”：“天有三气，上气称乐，中气称和，下气称刑。故乐属于阳，刑属于阴，和属于中央。故东南阳乐好生，西北阴怒好杀，和气随而往来，一藏一见，主避害也。故乐但当以乐吉事、乐生事，不可以乐凶事、乐死事。自天格法如此，不可反也。”（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道藏》第24册，583页，上海书店。）这“乐”， 不仅是“乐气”（属东南之阳气），而且是可以操作的、演奏的欢快音乐，是可以用来表达快乐情绪、烘托吉祥喜庆气氛的艺术形式。从它对音乐（欢快音乐）的美感愉悦作用的理解来看，其观点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只是它将音乐同“天”和“三气”生硬地加以比附，自然会把它对音乐的正确理解，本末倒置地放置在它的宗教思想基础上去。当然，如果从《太平经》是强调音乐的社会价值方面去理解，那么它实际上是在呼吁正确发挥音乐（特别是道教音乐）的社会教化作用或美育作用。
总之，仅从以上三个与文艺思想内容有关的方面，就可看出《太平经》在道教史上和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有特殊地位。它是展示中国的“人为宗教”之美学思想最早、最集中、最丰富的文本，也是当时最接近民众思想的宗教普及文本。从中国民族的宗教美学思想发展源流说，它的价值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