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源因素与现代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因素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经济在一定时期所拥有的最大生产能力是由其当期可利用经济资源及其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因此，这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经济资源总量及其开发利用方式。在传统上，“经济资源”的概念都一直局限在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范围，因此，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只能把一国的自然（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的状况作为解释该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然而，现代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劳动力和实物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一些原本并不明显起作用的积累因素，或者作为经济增长外部条件的长期因素的重要性却在不断上升。90年代以来主要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已经表明，包括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在内的知识要素已取代资本要素成为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生产要素。新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发现，对以传统资源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等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由于一直缺少经济学含义的确切定义，现行的“经济资源”概念不能够清楚解释新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关系的作用机制。因此，在理论上重新界定“经济资源”概念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以及其它相关理论的关键。
一、经济资源概念的演绎定义
“经济资源”是历来缺乏认真思考的经济学概念。在西方经济学文献或教科书中，这个频繁地被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指构成一个经济或一个企业的供应能力的生产要素，但是严格的经济学定义则付之阙如。我国一些经济类的词典有关于这个概念的简单定义，如“资源是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注：何盛明主编：《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87页。）“资源指的是一个国家用于生产商品和劳务的一切东西。包括劳动力、土地、能源、地下矿藏、原材料、资本等人力和物力资源。”（注：于建玮主编：《经济发展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39页。）等。由于都是对资源组成成分的归纳性概括，这些定义或失之于狭隘，或失之于同义反复，无从反映现代经济增长新资源因素的发现。
虽然一直缺少严格的理论定义，但是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资源”概念的一个基本观念还是清楚的，即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在一定时期所提供最大数量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是由这个国家或这个经济在这个时期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品质、种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只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一直假定，在任何时刻，一个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决定于劳动、资本和固定供给的自然资源（土地）总量，因此狭隘的二要素经济资源观就自然而然地流传下来。应该说，传统的经济资源观点关于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同经济资源之间关系的认识并无特别的失误，错误的地方只在于这种资源观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
以以上的认识作为起点，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新近发展，我们可以遵循经济分析的逻辑来重新定义“经济资源”的概念。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对一些相关的概念进行辩析。
(1)资源的存量与流量
在一般经济分析中人们通常需要区分两类经济变量，一类是存量，另一类是流量。存量是在特定时点上加以度量的经济变量，而流量则是在一段时期上加以度量的经济变量。不限定相应的时间期限人们就无法衡量流量，但是仍然可以度量存量。一般来说，任何一期的（期末）存量等于前一期的（期末）存量加上该期的净流量之和，而任何一期的流量则都要由该期期初的存量性质来决定。把经济资源作为一般经济分析当中的一个先行变量，它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的存量性质是确定的，同时，许多种类的经济资源在一段时期中发生变动的流量性质也是明显的。有了存量和流量的概念中蕴涵着的时间和积累的观念，一些学者就能够超越人们对于经济资源普遍存在着的狭隘认识，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在他的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除土地、资本、劳动力之外，一个国家的资源存量还应包括习惯、传统、目标、技艺等。可见，用存量与流量观点来考察经济资源的概念有助于人们开阔关于这个概念的视野。
(2)静态资源与动态资源
表态资源是指那些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需要，但是在经济分析中不作为变量考虑的经济资源，如在传统的三要素资源观中，自然资源（土地）就是生产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作为变量考虑的经济资源。另外一种关于静态资源的解释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其资源存量都可以假定为常数的那一类经济资源。静态资源为一国或一个经济的生产能力提供施展的舞台，但是它自己并不参与舞台上的表演。同静态资源相对应的是在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做表演的动态经济资源。动态资源是经济理论分析当中的变量，它们的变动决定一国或一个经济的生产能力的变动，可以依据存量与流量的观点来考察这些变量的特点。
首先，作为任一特定时点上的存量，动态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品质是历史积累的结果，这个存量在这个时点是固定不变的。其次，动态资源的变动是通过流量的变动和积累来实现的，换言之，由于任何一期期末的资源存量等于前一期期末存量加上该期的资源净流量之和，所以，动态资源存量的变动是通过边际流量的积累实现的。再次，只要流量积累与存量变动的过程在历史时间维度上持续，任何一种动态资源的变动范围从理论上说就是从0到∞，也就是说，动态资源具有在历史时间中无限累积的特点。最后，在传统资源观中，资本和劳动就符合动态资源的以上特征。动态资源的累积性特点有助于解释一些在传统经济增长中可以忽视的因素为何会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3)经济的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静态效率和动态义率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R.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1985)提出的，他们指出，“效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制在特定时点（静态效率）或一定时期内（动态效率）对可获得的资源（包括知识）的有效利用。”效率的概念可通过生产可能性曲线图得到说明。
如图，初始的生产可能性典线AB表示某个经济在特定时点上最有效地利用全部可获得资源的情况下能够产出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全部可能组合。AB代表这个经济在特定时点上的生产能力。静态效率要求这个经济必须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运行，如在P点。在这个时点上，超出AB边界的产出组合是不可能的。而在AB之内的产出组合虽然可行，却是低效率的。一个经济具有AB那样的生产能力，却只在P′点进行生产，这就是静态低效率。因为不需要增加可获得资源就能把生产提高至P点，即生产更多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动态效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在不增加实物生产要素投入的条件下提高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在不增加原有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动态效率可以通过生产可能性边界由AB外移到CD来表明，这一移动的间距反映生产效率的变动率。
静态效率度量的基本方法是计算生产率，即通过经济的投入－产出率来度量。动态效率的度量则是通过投入－产出率在一段时期内的变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的产出可以通过投入－产出率或生产率的改变而增加，也可以通过追加实物生产要素数量但却按照固定静态效率使用这些要素而增加，前者为“集约型增长”，后者为“粗放型增长”。在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分析中，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主要是作为比较和衡量不同经济体制效率的指标。我们关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在含义上则有所引申，因为仅仅用体制效率来说明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由AB移动到CD过于笼统，我们感兴趣的是以动态效率增进的方式来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那些基本经济增长因素，我们关于“经济资源”概念的重新思考，就是以这种经济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
理清了以上相关概念，现在可以对“经济资源”的概念做严格的理论定义了，我们进行这种定义经济学工具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
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位置和形状表现一个经济最大的潜在GDP水平和结构：经历任何一段时期，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位置和形状的变动反映一个经济同生产能力相关的资源因素的改变。所以，以生产可能性曲线为中介，一个经济最大的潜在产出能力就同一个经济可资利用的全部资源因素逻辑地联系了起来。据此，同以往归纳概括性的定义方法不同，我们对于“经济资源”的概念可以给出一个演绎逻辑的定义：一切参与决定一个经济的生产可能性典线的位置和形状的经济因素均为这个经济在相应的时点（期）上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这个定义在本质上是关于一个经济的资源存量的定义，它包括了经济中的静态资源存量和动态资源存量，不过由于可以在存量的边际上考虑资源流量的运动，所以在定义中加了个括弧作为宽限。同时由于前面“动态效率”概念的引入，我们可以理解，“一切参与决定一个经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位置和形状的经济因素”决不只是传统的生产三要素，它包括所有新发现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投入因素和效率因素。实际上，依据现代经济理论和生产实践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我们可以把符合新的资源定义的主要经济资源区分为六类：自然资源（包括地理区位）、人力资源、实物资本资源、组织制度资源（包括管理和体制）、知识资源（包括科技和教育产业）和金融资源。当然，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和经济实践的发展，可能还会不断有新的经济因素符合我们的资源定义。这正是我们演绎属性的理论定义的优势所在。
在符合新定义的六类主要经济资源当中，组织制度资源、知识资源和金融资源这三类是新纳入的资源因素。这些新资源因素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近年来越来越深刻地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关于它们的资源特点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现有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因此有必要结合我们关于资源的新定义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二、新资源因素的特点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
1、新资源因素的资源特点
新资源因素的共同资源特点是它们都属于历史积累性质的动态资源。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上看，组织制度、知识技能和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增长的内涵资源因素，都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积累的动态历史发展过程。新资源因素的贡献在生产过程和经济发展中日益显现出来，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其间遵循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发展规律。
新资源因素的动态积累性质是与动态资源的存量一流量属性密切相关的。从动态资源历史积累的发展过程看，组织制度、知识技能和金融体系（以及劳动力、实物资本）作为经济资源，它们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是固定不变的存量。由于任何一期期末的资源存量都等于前一期的期末存量加上当期资源的净流量之和，因此动态资源的积累都是通过一期一期的边际流量的变化实现的，换言之，新资源因素的历史累积过程就是其存量不断改变的过程，而每一个存量改变都是通过其边际流量的变化实现的。
在理论上，只要存量变动与流量积累的过程在历史时间维度上持续，动态资源在长期就具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但是在现实中，任何一种动态资源的积累都是在边际上通过一个个的“当期”来实现的，而在当期有限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一个经济的任何一种动态资源的积累都必然面临着资源配置竞争和历史路径依赖的问题。以知识资源为例，当期知识资源的积累不仅取决于前一期知识进展和技术进步的积累程度和其他资源的期末存量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有多少当期资源（包括人力、实物资本、金融资产、知识与组织制度等）投入了当期知识资源的积累。前者是知识资源边际流量之所以形成的历史资源存量条件，后者是知识资源边际流量规模在当期资源配置竞争条件下的形成。资源配置竞争条件下的当期资源流量的配置是由当期的社会需求状况或社会偏好状况决定的。在当期，如果社会对某一种动态资源的需求相对于其它动态资源的需求更大，则前期期末的总资源存量在当期运用所形成的边际流量配置到该种资源的当期积累就会更多，投入大的动态资源在当期积累得到的净资源流量就较多，从而为下一期该种资源的继续积累提供了相对优势条件。如果某种类型的社会偏好一直持续，则一个经济的动态资源的积累就会形成路径依赖的特点。认识到动态资源积累过程的边际配置约束，我们就可以理解，制度变迁或变革的主要困难并非都是来源于既得利益者的不合作。
2、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
同传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增加来推动相区别，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新资源因素的积累和改进来推动。通过降低经济体系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成本，新资源因素以效率改进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现代经济增长是一种效率改进型、集约型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突破了以传统资源为基础的，遵循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表现为一种要素报酬递增的、集约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之所以是一种集约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资源因素都是具有历史累积性质的动态资源。对新资源因素的边际投入成本远远小于其积累存量所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新资源因素与传统资源因素相结合，使社会生产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为整个经济提供了不断递增的收益报酬率。这种递增收益不仅源于新资源因素本身的积累增加，而且也包括传统资源因素的不断知识化、高效化带来的递增收益。这样增长本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从而使得经济不断获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能力。现代经济增长与新资源因素积累之间的相互推动机制构成内在的良性循环，带动经济实现无需外生因素推动的长期增长，克服了以传统资源因素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极限，可以是一个在历史维度上没有极限的增长。
三、新资源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
新资源因素与传统资源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不同。组织制度、知识技能和金融体系作为经济体系的内涵资源因素，主要是通过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降低经济活动的内在成本是这些新资源因素为经济增长作贡献的主要方式，不过在具体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方面，这些资源的测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这里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
组织制度主要以降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方式来提升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经济中交易成本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结果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36)指出，“未来是不可确知的，经济体系充满着不确定性，过去的预期不一定实现，而现在对未来的预期却可以影响今日的行为……”（注：〔英〕约翰·海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2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因此，未来完全确定的假定之下的充分就业最优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于人们无法完全掌握未来，要想减少未来不确定性对于经济活动的冲击，人们或者付出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来尽可能充分把握有关未来的信息，或者通过制度安排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个经济的未来不确定性降低了，则经济行为主体所需付出的交易成本就减少了，所以，组织制度资源的实质是通过降低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来降低经济体系运动当中的交易成本的。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程度大幅提高，协调、组织、控制、监督的成本不断增大，致使经济体系对于组织制度资源的需求显得更加重要。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增进生产性活动，使来源于交易活动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此外，组织制度资源还通过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和对其它资源的作用来推动经济增长。在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方面，组织制度虽然是约束人们的选择集，但是它通过提供人们行为自由的维度，把人们努力程度同报酬联系起来，允许经济行为主体依据在经济活动中受激励的程度来决定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影响其它资源的作用方面，组织制度资源与技术创新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西蒙.库兹涅茨曾指出，“各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都伴随着时代的创新。技术进步是创新的主要内容，但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潜力常常需要许多社会创造，即改变组织方式以诱导人们在经济活动方面进行合作与参与。如果没有各种新型的制度手段和措施与之配合，创新带来的巨大作用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注：转引自丁冰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因此，“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的共同作用是创新时期增长的核心。”（注：转引自丁冰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13页。）经济增长是由于应用各种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实现的，但若要保证先进技术的充分运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方面的调整。
知识资源主要是通过改进其他资源因素的素质，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社会生产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知识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以实物资本为载体，使得在实物资本中实现的知识变更和知识积累构成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促进新的实物资本的形成，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生产过程的生产成本。二是以人力资本为载体，通过知识创新和各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改进来提高经济行为主体的综合经济行为能力，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社会生产成本。人力资本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技能服务产业、信息产业等）的第一生产要素，没有高素质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就没有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也就会失去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现在世界上64%的财富由人力资本构成。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在对经济增长的来源考察中发现，教育与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相比是经济增长的更大源泉。在1929-1952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约1/5是与劳动力教育的增长相联系。可见，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哪个国家拥有了“第一流”的头脑，哪个国家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
另外，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新产业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开发新产业及其市场的创新能力已取代了传统的生产效率概念，成为国际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器。有迹象表明，许多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增长不是由于传统产业市场份额的扩大或加强引起的，而是通过引入创新市场的全新技术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服务而实现的。创造这些技术和服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论是在个人、组织还是国家水平上，都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
金融资源主要是以降低宏观资源配置成本和微观交易成本的方式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作为金融资源，良好的金融体系会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以形成高效率的产出能力，而糟糕的金融体系则会把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生产部门。同时，金融体系还必须监督资金的运用，以保持资金运用具有持续的效率，这时金融的功能就扩展到减少风险、增加流动性和传递信息诸方面。所有这些功能的发挥都会促进其它动态经济资源的形成和促进经济增长。
四、我国新世纪资源发展的路向
我国目前正经历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现代集约型经济增长过渡的转型，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制约因素将不再是自然资源、原始劳动力和实物资本。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只能够是来源于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取决于以新资源因素为代表的效率因素的历史积累。就我国目前实际的资源状况而言，能够推动和保证经济以内涵型、集约型的现代增长方式运行的新资源因素的历史积累存量极其缺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实现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宏图，根据新资源因素具有历史积累和动态发展的特性，我们应该从战略的角度对新资源因素的存量积累进行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同时，由于动态资源的边际积累受到当期有限资源条件的约束，面临着资源配置竞争的问题，在制定新世纪资源发展战略时，应尽量将有限的边际资源流量投向组织制度安排、知识技能创新和金融体系完善等新资源因素的积累方面，而那些同传统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经济资源则无须过多开发。为此，关于新世纪我国经济的新资源因素的发展，我们有如下一些看法：
(1)以减低经济体系宏观、微观层次的“不确定性”为宗旨，持续稳定地增加组织制度资源的边际积累，力争在新世纪的中叶，使我国组织制度资源存量的“确定性”增进能力达到美欧的现代水平。要知道，西方国家组织制度的现代水平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渐进积累才得以实现的。我国目前进行的组织制度资源边际积累要顺应新时期经济形态“转型”的需要，宏观层次通过进一步深化制度体制改革来实现，而微观层次则需要进一步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制度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所需的制度成本投入同时就是我国组织制度资源存量的边际积累。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组织制度安排既非一成不变的，亦非一蹶而就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宏微观经济行为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步积累。而想要在较短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完成他国经历数百年才完成的制度积累和建设，我国的宏观体制改革和微观组织制度建设就只能够通过自觉的制度资源边际积累来实现。一套行之有效地组织制度能够大大降低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同时还能对其他新资源的积累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2)知识资源最根本的载体是人，人是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创造知识的。所以，知识资源的历史积累实际上是通过教育的进步来实现的。我国人口资源丰富，但教育十分落后，因此知识资源存量同大国经济的对应关系极其不对称，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农村中40%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还有不少文盲、半文盲；在我国企业职工队伍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就占6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6%，全国7000万青工中达到高级工的仅占3%。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所具备的发明创造能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世界各发达国家无不拥有一支庞大的高科技专家队伍。然而，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技人员仅为57.2人，而日本为1968人，澳大利亚为1114.2人。可见，教育落后导致我国知识资源积累贫乏是我国经济不能够顺利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的主要原因。
我国目前教育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高等教育规模过小，1998年是5.9%，远低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通行标准30%。美国这个数字是77%，日本是47%，其他很多国家都在30%以上。我国高等教育缺乏一方面是由于教育投入不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落后的教育观念和体制。在知识经济作为一项主要标志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集传播知识、创新知识和知识产业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教育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应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产业的途径，在新世纪中加速知识资源存量的积累。
(3)金融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独特的，它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成本和交易成本来提升一个经济的产出效率。但是，金融资源发展在提升一个经济的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增加这个经济的系统风险。所以，对于金融资源的发展应着重于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可保证金融体系有效运作监管框架，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提高全社会的金融意识等方面协调稳步的进行。同组织制度和知识资源的发展相比较，金融资源的意识形态属性较少，直接经济效益明显，是最适合顺应经济的发展自然积累的动态经济资源。金融资产的增加、金融机构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以及金融制度的健全都能够促进制度组织和知识资源的形成与积累。
五、结束语
通过对“经济资源”概念的重新界定，本文把组织制度、知识技能和金融体系等现代经济增长因素内入新的资源观。这是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一个突破，对现代经济实践也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依靠传统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逐渐被依靠效率增进因素推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所替代，新资源因素存量的历史积累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又由于新资源因素是动态的历史积累资源，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制定新资源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积累本国的资源比较优势，为下一个世纪本国的繁荣与富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新资源概念来提出我国新世纪的资源发展战略问题的。应该说，我们目前所做的研究刚刚只是开始，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个重要课题的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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