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版《大藏经》及其国内外的影响
于丽萍 丹 曲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咸阳712080）
摘 要：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不仅具备弘扬佛法的功能，还肩负了传播文化的功能。建于元代的禅定寺，在甘南卓尼历代杨土司的苦心经营下，一度成为安多地区宗教和文化中心，尤其该寺刊刻《大藏经》后，卓尼版《大藏经》举世瞩目，不仅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国内外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章依据藏汉文文献资料，对卓尼版《大藏经》及其国内外的影响作了论述。
关键词： 藏族文化；藏文《大藏经》；卓尼版《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
自佛教传入西藏后，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抄写和刊刻佛经的传统。特别是自14世纪纳塘版《大藏经》问世后，藏区部分地方首领、土司以及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纷纷效仿，嘉惠宗风，抄写经典，刊刻《大藏经》，版本越加精良，字体越加考究，内容日益丰富，大大推动了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从而藏族文化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先后出现了纳塘版、北京版、德格版、卓尼版、库伦版、拉萨版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形制的藏文版《大藏经》，成为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大手笔。文章依据藏汉文文献资料，对卓尼版《大藏经》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作了论述。
一、国内外研究回顾
在藏族聚居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藏传佛教寺院不再仅局限于弘扬佛法，还肩负了传播藏族文化的功能。寺院犹如一所综合性的学校，人们入寺为僧才能学到文化知识。初建于元代的禅定寺，坐落在今甘肃甘南藏区境内，是历史上知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在数百年发展中，逐步成为安多地区宗教和文化中心，该寺刊刻闻名于世的卓尼版《大藏经》，是继纳塘版和德格版《大藏经》问世之后的又一次壮举，不仅在藏蒙地区颇负盛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广泛影响。
外国研究《大藏经》起步较早，诸多学者诸如丹麦、荷兰、捷克、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日本等的学者对藏文《大藏经》版本目录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其中日本尤为突出，他们全面系统的研究和编纂目录索引等工作。
19世纪， 匈牙利人乔玛（Csoma，l784-1842），就向国外读者介绍藏文《大藏经》；1928年，美国的洛克（J.F.Rock）撰写的《生活在卓尼喇嘛寺》①一文中，专门介绍过卓尼版《大藏经》。
从20世纪50年代，有更多的国际学者研究《大藏经》包括卓尼版《大藏经》。1949年，意大利的图齐发表了《西藏札记：藏文大藏经》②；1960年，联邦德国的梅色扎呵发表了《关于原普鲁斯国家图书馆藏德格版〈丹珠尔〉》③；1962年，丹麦的哈尔撰写了《德格版和拉萨版甘珠尔比较表》④；1962年，捷克的高马士发表了《布拉格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说明》⑤；1962年，捷克的海涅斯发表了《关于1742年刊藏文丹珠尔刻本的皇帝序言》⑥；1968年，美国的巴达拉耶夫发表了《论不同版本的甘珠尔》⑦；1968年，美国的比邵夫发表了《甘珠尔及其版本记录》⑧；法国的考狄尔发表了《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大藏经目录》（1909-1915年）⑨。
1934年，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编辑出版了依德格版编纂的《西藏大藏经总目录》一书。⑩1950年，芳村修基撰写了《丹噶目录：西藏佛教典籍中一部最古的目录书》⑪；1955年-1958年，日本大谷大学西藏大藏经研究会编辑并影印出版了北京版《北京版西藏大藏经》，1961年增印出版了总目录第151卷，后又出版了目录和索引四册即《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附索引》。⑫1959年，日本的壬生台舜撰写了《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版甘珠尔部分比较表》⑬，《大正大学所藏藏文大藏经纳塘版论疏部目录》⑭1967年在东京出版；1959年米布撰写了《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纳塘版〈甘珠尔〉部分比较表》⑮；1960年，多田等观撰写了《论东京大学所藏的拉萨版藏文大藏经》⑯；1959年和1965年，高畸直道撰写了《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索引》⑰，《东京大学所藏拉萨版藏文大藏经》⑱；1967年，大谷大学编纂了《大谷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大藏经丹珠尔勘同目录》⑲；1975年，长岛尚道撰写了《大正大学所藏藏文大藏经纳塘版甘珠尔目录》[1]，在《大正大学研究纪要》第61辑发表。1980年青海果洛达塘寺的更噶活佛在美国的加里弗尼亚影印出版了全套德格版藏文《大藏经》100套，全套共120册，装帧精美，印刷考究，使用方便。
历史上，随着社会的动荡，禅定寺也历经劫难，卓尼版《大藏经》也难免厄运，然而这项伟大的刊刻工程，堪称为历史壮举，被学界广泛研究，人们高度评价，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拉卜楞寺寺主二世嘉木样活佛撰写《卓尼〈丹珠尔〉目录》[17]（co-ne-bstan-vgyur-dkar-chags）一书，对卓尼版《大藏经》《丹珠尔》作了介绍，作者生活在18世纪中叶，他是卓尼版《大藏经·丹珠尔》的见证者，他应卓尼第十四代土司丹松才让及其祖母仁钦华宗的请求，专门撰写了《丹珠尔》的刊刻情况，该书成书于藏历水蛇年（1773年）。[18]只因种种原因，作者又将重要内容《丹珠尔》目录删除，仅仅留下了西藏的佛教历史概述，给世人留下了遗憾。尽管如此，此书成为后世介绍和研究卓尼版《大藏经》的基本资料，该书由杨世宏汉译，以《卓尼〈丹珠尔〉大藏经序目》⑳为名，1995年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觉乃·洛桑丹珠和冰角·婆帕次仁两人合著的《安多古刹禅定寺》，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介绍了卓尼禅定寺的历史概貌；二世嘉木样活佛的弟子贡唐贡却丹白卓美在《第二世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传》[19]中也专章介绍了二世嘉木样活佛抵达卓尼与土司结缘并书写刊刻《大藏经》过程的历史，此书于1990年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2007年，卓尼县人民政府为了弘扬地域文化，编写了一套系列丛书，以不同的题材和内容介绍卓尼的历史和文化。其中拙作《卓尼藏传佛教历史文化》[20]一书，也开辟专章介绍和研究了卓尼版《大藏经》。以上研究成果，宣传了卓尼的地域文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卓尼版《大藏经》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
二、《大藏经》的抄写与常用经典的印制
禅定寺的印经业，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据相关资料记载，该寺的印经业始于元、明，兴盛于清，与德格、纳塘等地的版本相媲美，曾刊刻、出版了大量佛教典籍，为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1]在历代卓尼土司的努力下，不仅抄写、刊刻了《大藏经》，还主持刊刻印制了其他方面的经文典籍，内容包含佛教哲学、因明、文史、全集、文学、医学及天文历算、词藻、声明、韵律、正字学等学科，极大地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容。就目前现有的资料来看，禅定寺元代刊刻佛经的资料尚未发现，早在明代正德年间该寺印造佛经的记载在文献中有专门的记载。藏文文献《卓尼丹珠目录》载：
噶吉（第四代土司）有三子，长子旺秀（dbangphyug）袭父职管理政务，于明正德三年即藏历第九饶迥水猴年（1512年）八月初八赴京朝贡，皇帝甚为高兴，勉励说“你在汉藏边界，作了饶益政教二业的善事，善哉，赐姓为杨，改名为杨洪，往后仍以妙法治理藏汉百姓！”赐给了优厚的奖品。返回卓尼后移居拉鲁（lung），广积财务，印造《金刚经》《三摩地王经》《八千颂》等佛经，常颂《白伞盖母禳解法》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禳解法》，极力护持寺院，怜悯百姓。[22]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第六代土司杨臻主持刊刻了繁、中、简三种经典印版，同时雕刻了《佛本生传记》《莲花生本生传》系列佛像和《藏文文法入门》等版本的经典。关于繁、中、简三种经典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查考。到了第八代卓尼土司才旺敦珠（汉名杨朝梁）执政时期：
清顺治十五年即藏历土狗年 （戊戌年，1658年）二月初二，学习造纸和冶金术。初见成效，用金汁亲自书写《八千颂》。并邀请缮写楷书的僧俗多人整理抄写了一部《甘珠尔》，利用开光，大加祝愿。抄写《甘珠尔》共费用铜钱736贯……对北京、理塘、卫藏三个地方迎来的《甘珠尔》版本进行校勘，用银粉重新缮写《甘珠尔》一部，开光时对寺院堪布、经师及数以千计的僧侣大加布施，共耗银888两。[23]
遵照上师㉑的教导，土司父子（杨朝梁父子）经常给常驻寺院的上座僧侣供养优厚的布施，并用金银粉汁书写了广、中、略三种版本的《般若经》等许多经函。另外又讽诵《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大藏经及《四续部千颂》，设百供、千供，勤做法事，广积福德资粮。[24]
第十代土司杨威在位期间，于藏历第十二饶迥土蛇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月上旬，耗银640两，造《丹珠尔》大藏经一套。[25]土司之妻非常虔诚，组织人力抄写《大藏经》《甘珠尔》，正如藏文文献记载：
土司之妻性格和蔼，举止贤惠，精于政教，将佛宝奉为珍宝，爱怜弱者，当誉为雪域摩揭陀贤妃（gang-can-gyi-ma-ga-ngda-bzang-mo）。 因政教二业突出，被康熙皇帝封为“二品夫人”，且被百姓尊为“阿婆”（a-poa）。尊奉成就师古雅佛阿旺坚赞等上师，听闻裨益今生来世的佛经。曾又领受居士女的戒德，五体受戒，取名洛桑措（blo-bzang-mtsho）㉒，常颂 《胜乐本续》《药师佛》《白伞盖母》《般若纲要》《度母》等经。在集会上给僧众作了丰厚的供养，要求念诵《四续部千颂》，并出资修葺许多佛殿，尤其用朱砂和墨缮写了《甘珠尔》大藏经，花去全部费用计白银1313两。[26]
禅定寺仍以纳塘、德格木刻版 《丹珠尔》，北京、拉萨、五台山手抄本《丹珠尔》为蓝本，经师阿旺达杰（yongs-vdzin-ngag-dbang-dar-rgyas）为主，与精通五明的格西学者10名从事校对、整理和编纂；以洛桑坚赞为首精通藏文文法的学者50人用楷书缮写在版上，画家华觉嘉措（dpal-vbyor-rgyamtsho）等担任卷头佛像的绘制。调土司属民中刻字能工巧匠300多人雕刻经版，要求精雕细刻，200人伐木制版和制墨造纸，另有50人做后勤杂务。寺院给缮写人员，雕刻工匠以予达汗头街和高薪，给其他工匠赠给饮食和财物。土司对凡参加《大藏经》刊刻工作的工匠和属民均免除赋税和差役。墨、纸、制板材料不以权势强行征集，均按市价收购付款。由于措施得当，工匠及其他参与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保证了雕版印刷工程的顺利完工。书写经版的有：比丘洛桑嘉措等善写楷书的50人，画卷首佛像的是华觉尔嘉措，负责校订的有10余人，刻板工有300多人，还有木工、造纸工等许多分工。他们的工作从不间断，从癸酉年开始，到壬辰年经20个年头的刻苦努力才全部刻成。[37]
清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任土司杨冲霄（嘉央诺布）主持刊刻了《宗喀巴全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菩提心戒大疏根本戒》《中论根本大解》《般若解般若根本大疏》《胜乐金刚母传圆满次第上乐金刚四种要解》《集密金刚四女神请问》《智金刚杂集论大疏》《五种次第明灯五种次第圆解》《多见论著疏》《南秀次第经解》《南谢光巴赛经、诗文经、洛江经》《释迦赞颂》《年居密传经》《珠卫未完经》等。同时还刊刻出版了宗喀巴著的注疏《胜乐金刚大疏》《圆满次第成就法》《四种瑜伽成就法》《集密金刚根本注》等很多版本，均收藏在《甘珠尔》印经院，随即印刷销售。
就相关部数，有人也做过初步统计：“卓尼新版《甘珠尔》是1721年-1731年由第十一世卓尼土司莫索公保主持刊刻的，而卓尼《丹珠尔》则是在1735年-1773年间由第十四世卓尼土司丹尚才让主持刊刻出版的。该版加上目录共有108函。其《丹珠尔》是在校勘德格版、理塘版、北京版和西藏写本四种版本的基础上刻印的，而《丹珠尔》则是在德格版的基础上刻印的，其函数与德格版相同。 ”[43]
表1 卓尼版其他经典刊刻简目
⑯[日本]多田等观，论东京大学所藏的拉萨版藏文大藏经，1960.
禅定寺除了雕版印刷的藏文经典外，还珍藏有大量的用墨笔和金、银、玉及珊瑚、珍珠、玛瑙粉等誊写的经典。此外，刺绣经卷也是该寺作为供养经的一个组成部分。罗桑草（blo-bsan-vtsho，第十任土司罗桑丹珠夫人）亲手将25万字的《般若八千颂》用金、银丝线刺绣成供养于禅定寺大经堂藏经阁，也成为传世之宝。
三、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刻
藏传佛教的经典大都是木刻版印制，形制为长条，专业术语称“梵夹叶”。“梵夹叶”分为长短两种，长的藏语称为“纳然”（na-ring），短的藏语称为“纳吞”（na-thung），这完全是根据内容的多少或便于携带而制。其内容包罗了藏族文化的全部学科，甚至佛本生传系列画也可以木雕成版，按需付印。卓尼版《大藏经》，其历史价值早为佛教界和学术界所公认。
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猴年（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第十一代土司杨汝松（玛索贡布）进京觐见康熙皇帝，返回后遵循其父洛桑丹珠（第十代土司）、母罗桑草的意愿，与夫人曼香（dam-pa-smanbyang）㉔发愿刊刻《甘珠尔》。 据尊者·扎巴谢珠著《卓尼〈甘珠尔〉宝之纲目·明晰镜》记载，土司玛索干布为刊刻《甘珠尔》，成立管理机构，抽调人员。㉕刊刻卓尼版《大藏经》之际，广泛发动了社会的力量，筹集资金，使得刊刻与印刷事业才得以实现。㉖正如《卓尼丹珠目录》记载，卓尼土司杨汝松在位期间：
本模型最大的亮点体现在两个地方：①外部展示盒精美，以使得模型便于观察、保存；②内部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按照其特有的、真实的分子结构进行精细制作，以充分体现建模的科学性。此外，工程性还体现在按照此种方法制作出来的DNA分子结构模型都一模一样，具有一定的工艺流程。
土司父子们商议后决定刻写 《甘珠尔》印版时，土司夫人嘱咐道“你们的决议惟有此次最妙，佛经中说过惟有佛宝才是众生的利乐之本，应从速完成此等大业，免除刻板者的税收和差役，封他们为达汉，刻板一事应禁忌一切罪恶行为。”她自己也尽舍私房，拿出金银、绸缎等作为刻写费用。土司也欣然接受了刻版任务，然后召集属下所有善于书写的文人和雕刻者，依夫人的嘱咐将他们封为达汉 （dar-han），讲明刻板的意义和具体安排。依土司夫妇的旨意由二位老爷筹备了刻写所需木料和工具。[39]
于是，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刻工作便开始了，“由智慧自在堪仁波钦参照理塘版、北京版、拉萨手写本三种正确的版本整理出排版的蓝本，对书写不精、多余、残缺部分进行了更正和补充，做到卷面洁净，质量纯正，同时又请精通语法的文人、学者作了校订。从藏历铁牛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初四开始到藏历铁猪年即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十一日全部刻完，向各方众生施舍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佛法布施。”[30]至此，卓尼版《大藏经》《甘珠尔》部雕刻大功告成。在恰盖活佛、多布丹以及堪仁布钦洛桑丹贝坚赞三位大师的主持下，召开了隆重的开光典礼。“这样先后用来刻写《甘珠尔》大藏经的费用共计白银17525两。”[31]土司弟弟阿旺成烈嘉措“在宣纸上用金汁书写了一套《宗喀巴文集》，费用总计白银3100多两。”[32]对《药师佛经》《入行论本注》版本的整理和刻写发放了布施。[33]此外，还刊印了其他经典。正如《卓尼丹珠目录》记载：
刊印了 《甘珠尔》《般若三百颂》《八千颂》《解脱经》《金顶三陀罗尼》《宗喀巴全集》《四世班禅全集》《道次第速成道》等等。以堪布为首的30余名长老进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34]
自《纲要》实施至今，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高技术战略不断跟进并取得重大突破。例如，我国在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量子通信等领域均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优异的创新成绩备受世界瞩目。毋庸置疑，我国已形成系统性的科学发展体系，并具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实可靠的现实基础。
从此，《丹珠尔》大藏经在卫藏、汉地广为流传，但在安多藏区较为罕见。后由政教二业极为兴旺的德格土司将珍藏在夏鲁寺青瓦达孜宫中的两部《丹珠尔》作为蓝本，刻成了经版，为众生打开了用之不竭的法施之门。这部卓尼《丹珠尔》是以德格版作为蓝本刻成的。作为闻思处，欲求解脱者值得信赖。[35]
土司祖孙二人早有刻印《丹珠尔》的宏愿，但因一时忙于政务，稍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来在精通戒定慧三学的上座持律大德桑吉华桑（sangs-rgyas-dpal-bzang）的再三敦促下，说：“能刻印 《丹珠尔》，会给佛法带来莫大的利益。”依此因缘，有精通政教二业、慧眼广如天空、犹如毗沙门般富足的度母化身仁钦华宗（rin-chen-dpal-vdzomg）和土司丹松才让（bstan-srung-tshe-ring）共同承担了成就这项圣神而伟大事业的重任。[36]
据藏文文献记载，负责刻板的总管由比丘阿旺达吉（ngag-dbang-dar-rgyas）、噶本才让（bkavvbum-tshe-ring）、管家三斤、头人才旺闹吾（tshe-ring-nor-bu）、头人道吉（rdo-rje）、管家王海共同担任。30人专在木板上书写，绘画家若干人从事版头设计和佛像绘画，300多刻字匠雕刻经版，林区属民50人从事选料伐木和版片加工，50名僧侣专职承担印刷。
卓尼版《甘珠尔》的版本是以纳塘、德格的木刻版和北京、拉萨的手抄本《甘珠尔》为蓝本，由著名学者扎巴谢珠为首的阿旺赤列嘉措、洛桑丹贝坚赞、罗哲嘉措等多人负责校对、补遗、整理、纂辑。卓尼版《甘珠尔》共108卷，35462页，制作的印版亦是35462块。其中内容包含《相续部》（rgyud）二十四部；《显乘部》（mdo）三十二部；《般若婆逻密多经》（yum）十六部；《般若两万颂》（nyi-khri） 四部；《般若八千颂》（brgyad-stong-ba）一部；《般若十万颂》（sher-phyin-vbum-pa） 一部；《赤八千颂》（khri-brgyad-stong-ba）三部；《般若百论》一部；《宝积经》（dkod-brtsegs）六部；《华严经》（phar-chen） 六部；《律经》（vdul-ba） 十三部等经典。
三是重新定位规模。未来区县职业教育的中职在校生规模应该与普通高中的在校生规模大体相当，这是我国经过反复论证后提出并多次强调的重要国策，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对人才需求的规律性要求。
卓尼版《甘珠尔》印版制成后，为印刷和发行，将原法轮佛殿（chos-kyi-vkhor-lo）改造扩建为专印《甘珠尔》的印经院，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典礼。制作印版的用料是当地的桦木，坚硬细腻、防虫蛀、不暴裂、木质良好、经久耐用。㉗据《〈丹珠尔〉目录》记载，印板木料在离禅定寺四、五十华里的大峪沟云江村加工，将加工好的板片用牛马驮到寺院，再进一步细致加工后才能雕刻。历经10年，数千名僧俗民众参与了这一工程，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
从产业学院创建目标上看，产业学院不是以盈利为目标，而是在培养行业需要的实践人才基础上充分协调校企双方诉求，达到互助互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此出发，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药学院与泰格医药共建产业学院职能定位为：集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及培训等功能为一体。一方面成为学校的产学研基地、“双师型”教师企业培训岗位、创新班毕业生实训基地，另一方面成立合作企业的人才培养中心，共建产业学院品牌及形象。[5]
杭州画院现任执行院长张子翔说：“打造美术重镇，弘扬先进文化，配合中心工作，服务社会公益。在当下中国画院整体的发展态势中，杭州画院负载着人们对杭州文化发展的期待。”
卓尼版《甘珠尔》雕版完工并开印后，接着又着手《丹珠尔》的雕版工作。《丹珠尔》的校对、整理、编纂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卓尼丹珠目录》记载：
卓尼第十一代土司杨汝松（摩哨贡布）在位期间，“土司全家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曾这样谈论到‘我们属下的僧俗信徒无不信奉释教，佛法之宝空前兴旺，在拥有上万名僧众的今天，若能刻印《甘珠尔》大藏经，不仅可以成就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也可成为对佛宝的一种供养。’”[27]土司摩哨贡保建造佛像、佛经和佛塔等身语意三依的丰功伟绩，“用金汁书写了《佛说文殊菩萨名号经》《集论经》《普贤经》《菩提道生圆二次第》等经。请来了拉萨版《宗喀巴全集》，并用金汁重画了首页佛像，书写了前3页经文，同时制作了精致的经书夹板和夹板绳。用价值1212两白银的赤金书写了《大般若经》，同样配置了精美的夹板、夹板绳、包经布、经名棉带等。”[28]
藏历水鸡年（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四代土司丹松次仁主持下刊刻卓尼版《丹珠尔》，于藏历水龙年（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完成付印，历时20年，雕刻完工后，按照密宗续部学院的仪轨举行了隆重的开光典礼。当时民众和宗教界所捐物资正如藏文文献记载：
当时捐助刻板的主要施主有：甘丹寺赤巴坚赞僧格活佛捐马21匹；在大蒙古地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噶钦诺门汗捐银1300两；北京雍和宫堪布诺门罕夏尔巴曲吉捐银150两；德塘堪布·洛桑云丹捐银193两；车巴高玉囊活佛洛桑热丹捐银100两；根敦达尔吉捐银65两；雅尔地比丘·洛桑扎西捐银50两；吾处活佛捐银100两；管家香巴华桑捐银50两；苏尼左旗桃云曲吉捐银50两；强岔嘉央捐银48两5钱。此外，我们（指作者自己即二世嘉木样活佛）也捐献白银100两。以此为主，虔信佛法的人们各自捐献了所有财务。经粗略计算，土司库中先后用去的财物折成白银，共计13937.77两。[38]
对于供应方，供应方不再充当被雇佣的角色，而是可以作为主体直接向需求方提供服务，并且获得相应的报酬。一般租赁或者服务软件都要向需求者收取一定的佣金才能提供服务，而在共享经济下的个人服务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作为佣金。此外，共享经济平台为供应者提供大量的客源，供应者在此平台上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注册，通过身份认证和服务考核就可以通过平台寻找客源，减少了因为找不到需求者而导致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供应者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共享经济给供应方带来的经济效益，这是每个供应者最关注的一点。闲置资源是一种浪费，而共享经济使闲置资源为供应者带来效益，同时也为整个市场带来了更多的有效供给，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
在刊刻卓尼版《甘珠尔》、《丹珠尔》过程中，被清廷敕封为二品夫人的土司夫人丹巴曼香、三品夫人罗桑草将个人金银绸缎等私房贵重财物尽数捐献。
⑫此书装祯精美，《甘珠尔》用的是康熙版（二十二年1683年），《丹珠尔》用的是雍正版（1724年）。整套书共有大本168卷。165-168册是本套书的目录和索引。全套《甘珠尔》和《丹珠尔》共有5016?个经目，经目下还列有详细子目，后面另还附有《宗喀巴文集》和《章嘉文集》（第152-164卷）的453个编号（6001—6453号）的文集书目。
卓尼版《甘珠尔》印版刊刻后，将法轮殿作为印经院。后来《丹珠尔》印板刊刻完成后，又将原法舞学院经堂改造扩建为《丹珠尔》印经院。由于经卷庞大，印刷一套《甘珠尔》也需四、五十个技术娴熟的印刷僧工3个月才能完成；而印刷一套《丹珠尔》也需70名技术熟炼的印刷僧人用时5个月才能完成。每次印刷数量越多，则用工总时数会大为减少，这样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卓尼版《大藏经》《丹珠尔》雕版印制后，敬献朝廷，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正如《安多政教史》记载：
清乾隆九年即藏历第十二饶迥木鼠年（1744年），丹松才让（bstan-srung-tshe-ring）十七岁承袭了土司之职……这位土司曾向大皇帝进贡了卓尼新版第一次印刷的《丹珠尔》大藏经，获得皇上的喜悦。[39]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就要创新发展新平台。针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现状，按照“一个村庄和一个社区”的概念在农村进行建设。政府关注农村问题，对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的政策支持。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高新技术和人才的支持，因此，政府应加大投资，引进人才，更新农业生产技术；建立粮食加工厂，让一部分农民在此就业；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提高农业收益［4］。这样可以使一部分农民不用外出打工，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减少留守儿童数量，同时促进农民增收。
至于印刷卓尼版《大藏经》的纸张，在藏文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据洛克（J.F.Rock）的《生活在卓尼喇嘛寺》一文中记载，民国时期，印经的纸张是从巩昌府（今天的陇西）购买，这种纸非常薄，八张粘合为一张来印刷。参加印经的僧侣们每天可以得到250枚小铜钱，再加一些大麦面的食品、茶和酥油等。[40]此外，卓尼版《大藏经》还有旧版与新版之说，有专家学者对此问题作了研究，认为“关于卓尼木刻旧版《甘珠尔》问题，实际上不存在旧版，但当前个别学者认为存在旧版，因此产生了以讹传讹的后果。”[41]
四、卓尼版《大藏经》的部类、次序、编号
表2 卓尼版《大藏经》刊刻简目
卓尼版《大藏经》㉘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分别系不同时期由卓尼杨土司主持刊刻的，全为手工操作，工序繁多，劳动强度大。无论《甘珠尔》还是《丹珠尔》印经院，都建有专门的印经管理机构和印经专业队伍，从征订、印刷、复核、包装到销售，统由各院的巴奔（par-dpon，相似印经院院长）领导。由于严密分工，流水作业，职责明确，认真负责，极少出现差错，保证了经卷质量，因此卓尼版《大藏经》才赢得了尊贵的荣誉。
卓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的部类划分各不相同。其中《甘珠尔》划分为戒律部（Vdu-ba）、般若部（yum，Nyi-khri，brgyad-stong，Sher-phyin-sna-tshogs，Khri-brgyad，Shes-khri）、华严部（Phal-chen）、宝集部（Dkon-brtsegs）、经部（Mdo-mang）、续部（rgyud）以及目录（Dkar-chag）等7个部分；而《丹珠尔》划分为礼赞部（Bstod-tshogs）、 怛 特 罗 部 （rgyud）、 般 若 部（Sher-phyin）、 中 观 部 （Dbu-ma）、 经 疏 部（Mdo-vgrel）、唯识部 （Sems-tsam）、 阿毗达磨（Mngon-pavi-bstan-bcosDkar-chag）、 律 部（Vdu-bavi-vgrel-ba）、本生部（Skyes-rbas）、书翰部 （Sping-yig）、 因明部 （Tshad-ma）、 声明部（Sgra-rig-pa）、医方明部（Gso-rig-pa）、工巧明部（Bzo-rig-pa）、修身部（Thum-mong-ba-lugs-kyibstan-bcos）、杂部（Ngo-mtshar-bstan-bcos）以及目录部（Dkar-chag）等17个部分。部类的顺序号《甘珠尔》和《丹珠尔》也各有特点，《甘珠尔》是依次按照续部、经部、般若部、宝集部、华严部、戒律部以及目录顺序所排；而《丹珠尔》是依次按照礼赞部、怛特罗部、般若部、中观部、经疏部、唯识部、阿毗达磨、律部、本生部、书翰部、因明部、声明部、医方明部、工巧明部、修身部、杂部以及目录部原顺序所排。至于函序号，《甘珠尔》和《丹珠尔》有少和多（指部数）的明显差异，《甘珠尔》总计仅有108函（部），而《丹珠尔》总计224函，多出前者的一倍多。通过各种版本目录的对比我们得知，藏文《大藏经》“各版《甘珠尔》在部类的编排次序和经论的函数上均不相同……而北京版和卓尼版的第一类同是续部，北京版和卓尼版的最后一类也同是戒律部。”[42]
藏历木蛇年（清雍正三年，1725年），卓尼土司杨冲霄拜禅定寺桑吉贝藏为上师，聆听各种教敕，给寺院及僧众以布施供养，用金汁书写了《八千颂》，银汁书写了《大般若经》等。并建造佛殿、佛塔，迎请佛经、大作善事。奉上师旨意，孙丹松次勒刊刻卓尼版《丹珠尔》大藏经，迎请郎木赛赤·坚赞僧格 （lha-mo-gser-khri-rgyal-mtshan-seng-ge）㉓抵达卓尼传法，讲授《金刚曼经》等，成为刊刻卓尼版《大藏经》之缘起。除了寺院刊印佛经外，土司本人及家眷也参与写经事务，为当地信众起到了带头作用，这就大大促进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刻、印刷事业。
国内对藏文《大藏经》版本和目录的研究论著较少，迄今没有一套用现代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编纂的比较完备的藏汉、汉藏对照的《大藏经》目录和索引。1988年5月，北京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了金粉写本《丹珠尔》一套，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共100册，这是清乾隆年间由颇罗鼐·索南多杰执政西藏期间主持缮写的，所据原书为琼结王宫所藏《丹珠尔》，另外又搜集了夏鲁寺、乃宁寺、白居寺、达垅寺、热振寺、止贡寺、岗布寺等处的诸多论典，去重补缺，精心校勘认真抄写而成，全书共225函，存于西藏甘丹寺中。1993年12月，黄显铭编译了《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将藏文《大藏经》目录重新以藏文字母顺序编排，附有汉译经名等，这是较新的藏文《大藏经》目录的工具书。
我们要分清“课前预习”和“自主学习”的区别。预习只是课程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等于自主学习。因此，在预习时，没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试图弄懂，这样不但会加重学习的负担，而且还会影响听课的质量。遇到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我们只需要记录下来，到课堂上有针对性地听教师讲解即可。
近些年，国家专门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译局，编纂和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校勘本大型丛书，内容包括汉文和藏文两大部分。其中藏文的《中华大藏经》校勘本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主持，《中华大藏经·丹珠尔》以德格版为校勘底本，以北京版、纳塘版、卓尼版等作为参校本。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大藏经·甘珠尔》《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字体美观大方，装帧豪华，印刷精美，版本甚是豪华考究。这是一次巨大工程，对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大藏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卓尼版《大藏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介绍和研究卓尼版《大藏经》的成果也颇丰。早在1986年，杨茂森在《青海社会科学》第1期就发表了题为《卓尼版〈大藏经〉》[2]短文，介绍了卓尼禅定寺及其卓尼版《大藏经》的基本情况；1989年，作者又撰文《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3]对历史上产生各种版本的藏文《大藏经》的进行了盘点，也介绍了卓尼版《大藏经》；1990年，丹珠撰文《卓尼版〈大藏经〉以及禅定寺的印经业》对刊刻卓尼版《大藏经》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他典籍做了介绍，认为卓尼版《大藏经》的丧失，是难以挽回的巨大文化损失。[4]；1991年，杨茂森撰文《卓尼版〈大藏经〉》介绍了卓尼版《大藏经》的产生与毁坏的历史，雕版的经过作了介绍。[5]；1993年，觉乃·洛桑丹珠撰文《卓尼版〈大藏经〉以及禅定寺的印经业》[6]介绍了禅定寺创建印经院的缘起、印经的经过、各种版本的印刷以及焚毁的情况；1996年，张庆有撰写了《甘南藏区印经院述略》[7]文章，也对禅定寺的印经院作了介绍；1999年，索黛撰撰文《藏文〈大藏经〉的文化涵蕴》[8]简要介绍了卓尼版《大藏经》的历史；2000年，蔡伟、冯振杰、李劲撰文《藏文印刷史上的盛举——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印》[9]介绍了卓尼版《大藏经》的历史概况，就如何在当时流行雕版印刷也专门作了探讨；2000年，东主才让撰写文《几种藏文〈大藏经〉版本的异同比较》[10]就卓尼版《大藏经》的函数作了统计；2003年，杨茂森撰写了《卓尼印经院概述》[11]文章。2009年，吴引水撰写了《我国藏传佛教寺院文化的宝库——藏文典籍著名印书院考述》[12]文章；2010年，梁成秀撰写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探析——兼谈寺院的出版文化功能》[13]文章，文章也简要介绍了卓尼版《大藏经》的基本情况；2011年，卓玛吉撰写了题为《网络环境下卓尼版大藏经〈丹珠尔〉开发利用与保护》文章，介绍了西北民族大学馆藏卓尼版大藏经《甘珠尔》的概况，认为卓尼版《大藏经》为高校藏学研究及教学科研提供了更好的服务[14]；2014年，拙作《卓尼禅定寺的佛教文化艺术考述》专章阐述了卓尼版《大藏经》刊刻历史及其通联情况[15]；2016年，吕文瑞撰文《卓尼〈大藏经〉说略》[16]简要介绍了卓尼禅禅定寺、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印及其历史。除了上述十余篇介绍和研究卓尼版《大藏经》的文章外，尚有数部著作也辟专章节介绍其历史。
表3 卓尼版《甘珠尔》部类、次序、编号一览表
表4 卓尼版《丹珠尔》部类、次序、编号一览表
（一）开创了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印经业的新纪元，为甘、青、蒙古以及内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众和信众所推崇
卓尼版《大藏经》问世后，安多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纷纷效仿，出现了诸多印经院，如青海的塔尔寺印经院，果洛的拉加寺印经院、甘南拉卜楞寺印经院。这些规模不同的印经院的出现和先后所印制的经典，被各地藏传佛教寺院纷纷定制、购买、收藏为荣耀，或私人收藏，或寺院藏经楼（阁）收藏，或装藏于佛塔。人们甚至阅读《大藏经》也是一种荣耀，寺院的僧侣能够通读《大藏经》者，称为甘珠尔巴或丹珠尔巴，这种功德往往在广大僧俗群众中传为佳话，被人们世代尊崇和敬仰。广大女性为了表达虔诚的信仰，行善积德，用铁棒磨成绣花针的功夫，一针一线刺绣出一部经典来。人们还将金、银、朱砂、珍珠等磨成粉，书写《大藏经》和其他经典。如卓尼第九任土司才旺丹珠用金粉汁缮写了《八千颂》，又组织擅长学者用金、银粉汁誊写了约12万页的大藏经《甘珠尔》一部，用银汁手誊了卓尼版《甘珠尔》一部，用金粉缮写了《般若经》等多部经卷；第十任土司之妻罗桑草用珠砂和墨誊写了《丹珠尔》一部。如此种种行为，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默默无闻地创造奇迹，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贡献自己的力量。卓尼版《大藏经》，可以说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精髓，也是卓尼人民的智慧结晶，它的产生为这方土地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二）扩大和确立了禅定寺在藏传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成为藏传佛教向蒙古和内地传播的纽带
历史上，地处洮、岷地区的卓尼藏区，既是民族文化的走廊和内地进入西藏的门户，也是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和丝绸之路（草原之路）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地区。禅定寺所造的卓尼版《大藏经》，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名扬藏蒙地区的禅定寺，吸引了周边地区各族子弟，他们不远千里，来到禅定寺求学。其中有青海蒙古诸部的，也有新疆蒙古部族的，更有漠南和漠北蒙古的学僧，成为培养藏传佛教高僧的人才摇篮。更有意义的是，历代土司均迎娶蒙古王公贵族公主之习俗，蒙藏民族通婚为荣，加强了蒙藏民族的友好往来，加深了民族文化之认同，进一步沟通了蒙藏民族的文化交流。一些高僧大德，也纷纷抵达蒙古地区，弘扬佛法，广建寺院，广收徒弟，扩大了禅定寺的影响，该寺成为连接各民族文化的桥梁。卓尼版《大藏经·丹珠尔》刊印后，敬奉朝廷，乾隆皇帝大加赞赏。毫无疑问，卓尼版《大藏经》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
（三）成为安多地域文化的亮点，为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卓尼版《大藏经》的问世，引起了佛教界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和探险家乔治·洛克，于20世纪初就抵达中国从事探险和科学考察，1927年至1929年之间，抵达卓尼活动考察，得到了十七代卓尼土司杨吉庆的热情款待，发现这部伟大的杰作时，购置了一套，运回美国，馆藏在华盛顿国立图书馆。洛克受首都华盛顿国立图书馆的沃尔特博士委托，从卓尼购买了卓尼《大藏经》，分别装在了92个箱子里，由驮队用7天时间运到了兰州，再寄到上海，因战乱，一年后才到达上海。[44]1929年，乔治·洛克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购买卓尼版《大藏经》经过的《生活在卓尼喇嘛寺》文章，专门评价了卓尼版《大藏经》：雕刻精确，文字秀丽，历历在目，内容准确无误，独具风格，在藏文《大藏经》诸版中可称善本之一。卓尼禅定寺有《甘珠尔》和《丹珠尔》两种经的印版，在其他寺院中如大昭寺和拉加寺只有《丹珠尔》印版，卓尼版可以称为除拉萨以外唯一拥有《丹珠尔》版的寺院。[45]这一记载，在藏族知名学者东嘎洛桑赤列的《藏文文献目录学》中也做过专门介绍。1937年，日本人比丘谢热嘉措即俄克卡哇苦抵达西藏，拜见了九世班禅确吉尼玛大师，临走时，赠送了全套卓尼版《大藏经》。如今日本所藏的卓尼版《大藏经》据说1940年存放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东洋文库图书馆。此外，卓尼版《大藏经》在五台山、蒙古各管藏一套，苏联馆藏两套。[46]由此可见，以《甘珠尔》《丹珠尔》为代表的卓尼版《大藏经》，成为日益繁荣的国际藏学研究中的珍贵资料，美国华盛顿国立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北京图书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南京图书馆、五台山十方堂、甘肃拉卜楞寺院、夏河美武岗插寺院等知名图书馆和宗教团体都有收藏，卓尼版《大藏经》登上了藏传佛教文化精粹的殿堂。
（四）国内外竞相研究校勘，被国际学界所推崇
早在18世纪末藏文版《大藏经》包括卓尼版《大藏经》就引起了丹麦、荷兰、捷克、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学者的关注。19世纪匈牙利人乔玛（Csoma）在就向国外读者介绍过藏文《大藏经》；20世纪50年代起成为国际学者研究藏文《大藏经》的鼎盛时期，如意大利的图齐、芳村修基、日本的壬生台舜、米布、联邦德国的梅色扎呵、丹麦的哈尔、捷克的高马士、海涅斯、美国的比邵夫、巴达拉耶夫、法国的考狄尔、日本的多田等观、高畸直道、长岛尚道都整理和研究并发表先关的内容论作。尤其日本学者用力极勤，成果显著。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日本大谷大学西藏大藏经研究会都有人专心编辑、整理和研究藏文《大藏经》的著作。尤其是日本大谷大学西藏大藏经研究会编纂的《北京版西藏大藏经》、《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附索引》，详尽细致，内容丰富，编排严谨，装帧精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学界久负盛名。国外学者首先对《大藏经》的目录整理入手，悉心整理，系统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著作，藏文版《大藏经》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卓尼版《大藏经》由于集北京、拉萨、德格、纳塘版《大藏经》编辑之长，内容丰富，极少讹误，设汁精美，印刷清晰，被佛教界广大僧侣和信众所青睐，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她的问世，“上可追踪那尔塘寺㉙，下可媲美德格土司的刻经事业。”[47]卓尼版《大藏经》为代表的大量著名珍贵经卷和印版，只因战乱频繁曾多次遭到毁坏㉚，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卓尼版《大藏经》却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48]卓尼版《大藏经》在当时极其落后的历史条件下能完成如此宏篇巨作，不啻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个壮举，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49]
随着峨眉武术的变迁，峨眉武术越来越泛化，微观意义上指以发源于峨眉山，并与巴蜀地域文化长期互动交融而形成的拳种流派。宏观意义上的理解更接近巴蜀武术的概念，不仅包括早期传入四川地域并与其地域文化互相适应，且己具有显著巴蜀地方文化特色的外来武术拳种，还包括从四川传播到其他地区以外的武术技术。
注释：
① Rock，joseph Francis Charles，Life among The Lamas of Cho-ni，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Nov.1928. [美国] 洛克（J.F.Rock）：《生活在卓尼喇嘛寺》，1928年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由香却南杰汉译，刊登在《卓尼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4年。
②[意大利]图齐.西藏札记：藏文大藏经[L].1949.
③[德国]梅色扎呵.关于原普鲁斯国家图书馆藏德格版〈丹珠尔〉，1960.
④[丹麦]哈尔.德格版和拉萨版甘珠尔比较表，1962.
⑤[捷克]高马士.布拉格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说明，1962.
油田物资供应处标准化的第三步是推进油田全物料标准化招标采购工作。本着“决战步”更稳健、效益更长远的目标，物资供应处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油田1024个小类或品种的标准化采购工作，总金额达134亿元，使油田真正实现了全物料、全覆盖标准化采购工作。
⑥[捷克]海涅斯.关于1742年刊藏文丹珠尔刻本的皇帝序言，1962.
⑦[美国]巴达拉耶夫.论不同版本的甘珠尔，1968.
⑧[美国]比邵夫.甘珠尔及其版本记录，1968.
⑨[法国]考狄尔.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大藏经目录（1909一1915）.
⑩该书为16开本，总计701页，包括4569种经名的目录。由8项内容包括：藏文经名、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日文译名、梵文拉丁字母转写、汉文译名、著者、译者、校订者等，并附有一本索引。
首先,通过几何画板的动态演示,组织学生探讨二次函数y=ax2+bx+c(a≠0)的图象与x轴的交点问题,由此建立它与相应方程ax2+bx+c=0根的联系,得出下表：
⑪[日本]芳村修基，丹噶目录：西藏佛教典籍中一部最古的目录书，1950.
综上所述，水利水电工程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使得边坡开挖支护技术被广泛应用。为了解决施工中的各种问题，将边坡支护与边坡开挖相结合，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提高工作效率，使得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建设顺利完成。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应用边坡开挖支护技术，解决了施工中坡度不稳的问题，保证了水利水电工程的整体质量，为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保障水利水电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⑬[日本]壬生台舜，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版甘珠尔部分比较表，1959.
⑭[日本]壬生台舜，大正大学所藏藏文大藏经纳塘版论疏部目录，东京:1967.
⑮[日本]米布，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纳塘版〈甘珠尔〉部分比较表，1959.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洛桑班觉（blo-bsandpal-vbyor，第十二代土司之子）主持并资助翻印了《甘珠尔》《般若三百颂》《八千颂》《大解脱经》《金三陀罗尼》《宗喀巴全集》《班禅洛桑钦坚全集》《道次第速成道》等经典；与此同时，禅定寺堪仁波钦·洛桑丹贝坚赞（blo-bsan-bstan-bavi-rgyal-msthan）刊刻发行了《集密续注》、《集密注》、《怖畏金刚生员二次第》等经典，又雕刻并印刷了《历代班禅传记》《十六尊者》《普明宏光佛》《胜乐金刚》《密集金刚》《怖畏金刚》和《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等大量的经版和经典，不久又重新刊印了《甘珠尔》；后来，大国师阿旺赤列嘉措（nag-dbang-vprin-las-lus-rgyamtsho）捐资并亲自主持刊刻了《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三十七卷和《至尊·扎巴谢珠全集》十四卷。
另一方面，社会上的负面认知也需要我们从自身寻找原因，强化企业的安全、环保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创新驱动对行业的引领作用，提升农药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同时，大力推动行业的两化融合工作，以智能制造为主要抓手，全面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
⑰[日本]高畸直道，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索引，1959.
⑱[日本]高畸直道，东京大学所藏拉萨版藏文大藏经，1965.
⑲[日本]大谷大学，大谷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大藏经丹珠尔勘同目录[J].1967.
⑳2008年译者又起名为《西藏的佛教》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再版。
㉑上师指古雅巴·阿旺坚赞，被卓尼土司杨朝梁父子尊为上师，曾赴青海和西藏尊奉高僧大德学法，是一位功德圆满的上师。
㉒洛桑措为卓尼土司洛桑东珠之夫人。
㉓郎木赛赤·坚赞僧格，是第一世郎木赛赤活佛，据说他也曾是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之一，后来经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合作寺和碌曲县的郎木寺，该活佛转世系统始终未曾中断，迄今转至七世，主持郎木寺。
㉔杨土司摩哨贡布的夫人曼香，汉文资料介绍称之为“丹巴·曼香”夫人，藏文中的“dam-pa”本身就含有“夫人”或“太太”的含义，藏文“dam-pa-sman-byang”准确的可翻译为“曼香夫人”。
㉕抽调的有：头目·桃老巴（tho-lo-ba）总负责；总管昂贝旭（gnam-vbes-phyug）、 多吉诺仲（rdo-rje-rnam-vjoms）、 嘉尕尔嘉（rgya-gar-rgyabs）及管家、班琼（pan-chung）、沙勤桂、秘书鲁奔（klu-vbum）为助理。寺院主要负责人是卓聂噶久巴·阿旺南杰（ngag-dbang-rnam-rgyal）、强佐比丘·阿旺桑珠（ngag-dbang-bsamgrub）、阿旺坚赞（ngag-dbang-rgyal-mtshan）等。由罗哲嘉措（blo-gros-rgya-mtsho）、嘉央道丹（vjam-dbyangs-stobs-ldan）二僧负责管理工作。参见觉乃·洛桑丹珠冰角·婆帕次仁的《安多古刹禅定寺》，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
㉖捐资者有：土司玛索干布及其夫人冬巴·曼香、长子索南琼培（bsod-nams-chos-vphel）、儿媳康主草（mkhav-vgro-mtsho）、班戴曼（pan-de-sman）、吴氏和赵氏；次子嘉央诺布（vjam-dbyangs-norbu）、洛桑环觉（blo-bzang-dpal-vbyor），洛桑丹贝坚赞（blo-bzangbstan-pavi-rgal-mtshan）以及土司府头目桃老巴、总管康着嘉（mkhav-vgro-skabs）、昂贝旭等土司亲属和僧俗要员。参见觉乃·洛桑丹珠冰角·婆帕次仁的《安多古刹禅定寺》，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
㉗据说杨土司曾建议将印板做成活字板，但僧众们拒绝采用他的想法。（见洛克（J.F.Rock）著《生活在卓尼喇嘛寺》，《卓尼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4年，105页）
㉘卓尼版《大藏经》《甘珠尔》，有古版和新版两种，古版只是口头传说，今已不见原物。
㉙指纳塘寺，藏语称之为“snar-thang-dgon-pa”，位于西藏日喀则西南部，由藏传佛教高僧董敦（1106-1166）兴建于1153年，寺院规模较大，最盛时期寺僧达3000多人。该寺以编译佛经而闻名全藏，设有全藏最早的印经院，寺内原馆藏有大批藏文经版和佛教典籍手抄本。13世纪末叶，该寺的主持迥丹热赤曾将寺内所藏大量经典编辑为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据传14世纪曾有藏文刻版问世，今已不传。清代雍正年间，当时掌管西藏地方政权的颇罗鼐主持该寺刻印此经典，历时两年完成，这就是著名的纳塘版藏文《大藏经》。
㉚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和十月，先后由马尕西顺和马仲英两次焚毁禅定寺，卓尼版《大藏经》也在劫难逃遭到焚毁。1958年，在反封建运动中文物、经卷、印版全部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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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itaka of Co-ne Edition and Its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Yu Li-ping Dan Qu
Abstract: The major monasteries of Tibetan Buddhism not only have the religious functions of inheriting Buddhism, but also shoulder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spreading culture in history. Under the painstaking management of successive Yang Tusies in Co-ne Tibetan inhabited Area of Gannan Province，the Chanding Monastery which was built in the Yuan Dynasty，once was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enter of Amdo area，and 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culture，especially after the inscription of the world-famous Tri-pitaka of Co-ne Edition. Based on Tibet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ri-pitaka of Co-ne Edition and its influenc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Tibetan culture；Tibetan Tri-pitaka；Tri-pitaka of Co-ne Edition；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 G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27（2019）02-0144-12
收稿日期： 2019-01-22
作者简介：
于丽萍（1974-），女，陕西咸阳人，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献学、藏族文化。
丹 曲（1964-），男，甘肃肃南人，藏族，博士，西藏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所长，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文献学、藏传佛教文化以及藏族史诗《格萨尔》。
（责任编辑 杨 卫）
标签：藏族文化论文; 藏文《大藏经》论文; 卓尼版《大藏经》论文; 《甘珠尔》论文; 《丹珠尔》论文; 西藏民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