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意象的内涵在六朝时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鸳鸯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鸳鸯，便有一些耳熟能详的诗句浮现在脑海：“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杜甫《佳人》)“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卢照邻《长安古意》)。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鸳鸯”这一意象作为美好爱情的象征，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从《诗经》时代一直到明清，几乎可以说是伴随了中国古典文学终始的“鸳鸯”，其内涵是否一直都如此呢？细读六朝以前的诗歌，“鸳鸯”似乎还没有或很少被赋予这样的内涵，更多的是指兄弟、朋友之谊。六朝及唐代，“鸳鸯”才开始大量被用于描述夫妻、男女之情(关于“鸳鸯”喻兄弟或喻夫妻的讨论，参见：晓晴《鸳鸯本喻兄弟》，《读书》1986年第12期；吴九成《“鸳鸯”喻义异谈》，《读书》1987年第7期；江殷《说“鸳鸯”所喻有二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很可能是六朝时期的佛经翻译。
一 六朝以前文学作品中的“鸳鸯”
(一)《诗经》中的“鸳鸯”：泛泛起兴的意象
早在《诗经》里，就已经出现了“鸳鸯”的身影。
其一为：“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诗经·小雅·鸳鸯》)毛传与郑笺都将诗意解释为“太平之时，交于万物”，朱熹认为是诸侯答天子诗。到了明清之际，经学家们开始提出新的阐释，邹肇敏认为是成王新婚之诗，而何楷、姚际恒、方玉润皆认为是幽王与申后新婚之诗，其理由主要在于“鸳鸯”意象的运用。然而，若以鸳鸯喻夫妇之好，“毕之罗之”就与诗义构成了矛盾，难以解释。
其二为：“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诗经·小雅·白华》)这是一首公认的弃妇诗，但诗中的鸳鸯是否一定得比喻成夫妻？也有不同的意见。郑玄笺注：“夫妇之道，亦以礼义相下以成家道。”但此诗中还有白华、白茅、白云、桑薪等意象，与夫妇之义毫无关系。扬之水在解读此篇时也谈道：“比如‘有鹙在梁，有鹤在林’，本是触情感兴之意象，亦犹‘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只是写出自然万物的平静与和谐，便照字面看去，即是兴感之本意。”(《虚虚实实，浑融合一》，《文史知识》2000年第8期)
总的来说，“鸳鸯”在《诗经》时代是一个常用的起兴意象，甚至形成了固定的格式“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不一定有特殊的比喻义。然而，郑笺在描述鸳鸯的物性时指出：“匹鸟，言其止则相耦，飞则为双。”为汉魏诗歌中将“鸳鸯”视为友于兄弟的象征打下了铺垫。
张中·芙蓉鸳鸯图
(二)汉魏诗歌中的“鸳鸯”：兄弟朋友之谊的象征
在两首脍炙人口的汉代乐府诗中，鸳鸯是作为情景的点缀现身其中的。一首为《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中有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另一首为《相逢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旁。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此处的“鸳鸯七十二”已成了套话(对于这句诗的解释，元伊世珍《琅嬛记》引宋佚名《谢氏诗源》：“霍光园中凿大池，植五色睡莲，养鸳鸯三十六对。”但这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不可取)，一方面是富贵生活的体现，另一方面可能也暗示了兄弟和睦、家门鼎盛。此外，《文选》中收入题为苏武的一首五言诗：“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这几乎可以确定是一首咏兄弟之情的诗作。
曹魏时期，“鸳鸯”继续频繁地出现于诗歌当中，不过开始转指朋友之谊了。曹植有一首《豫章行》：“鸳鸯自用亲，不若比翼连。他人虽同盟，骨肉性天然。”“鸳鸯”喻同盟的朋友，比翼鸟则喻骨肉兄弟。另有一首《赠王粲》：“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到了魏晋之际，“鸳鸯”更多地还是形容兄弟。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诗有：“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郑丰答陆云的赠诗，将陆机、陆云兄弟比作鸳鸯(《答陆士龙四首·鸳鸯六章并序》：“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岳，扬辉上京。”)。此外，一些看似缠绵悱恻的情诗，实际上却是赠朋友的作品。如曹摅的《答赵景猷》：“韩凡丹青，化为鸳鸯。止必交颈，飞必双翔。愿言于汝，携手同行。”沿袭了嵇康诗中“交颈双翔”的意象。
这一阶段，不仅鸳鸯指代兄弟、朋友之情，后世形容情侣的“比目鱼”、“比翼鸟”、“连枝树”等常见意象，也有类似的用法。此外，“鸳鸯交颈”已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后汉张纮有《瑰材枕赋》，石枕有着独特的自然纹理，从某个角度看，像“鸳鸯之交颈”(《艺文类聚》卷70服饰部下)。可见“鸳鸯”这一形象已深入人心。
佚名·密陀绘盘没色鸳鸯图(部分)
(三)附论几篇疑似诗文
翻检六朝以前的文学作品，“鸳鸯”很少用作男女之情的象征，但似乎也有例外。最有名的莫过于司马相如的《琴歌》：“有艳淑女在此方，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然而，此歌不见于《史记》等记载，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对于其真实性，早有学者提出了质疑。逯钦立推测是两汉时琴工假托为之，李大明则认为是东汉魏晋乐工所为(参见李大明《〈琴歌〉校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下文将论证更有可能是南朝好事文人所作。
另有一首古诗，中有“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之句。此诗被收入《玉台新咏》，列于“古诗八首”总名之下；同时也被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之一。其确切年代与作者均不可考。但“鸳鸯被”这一物事，大约最早见于《西京杂记》，为赵合德庆祝其姊飞燕册封皇后的礼物之一。而对于《西京杂记》一书，历来众说纷纭，大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其中有些条目是南朝时掺杂进去的。这一条中还有“沈水香”、“七枝灯”等颇含佛教意味的物品，似乎可以推测是南朝时羼入。然而，据此是否可说古诗也是南朝时托名伪作？大概只是一种可能，无法作确切的判断。
此外，傅玄的《秋兰篇》中有：“芙蓉随风发，中有双鸳鸯。双鱼自踊跃，两鸟时回翔。君其历九秋，与妾同衣裳。”然而，此诗《乐府诗集》题解为：“其旨言妇人之托君子，犹秋兰之荫玉池，与《楚辞》同意。”若是如此，诗中的男女之情实际上却是比喻君臣之义的。
大致而言，六朝以前文学作品中的“鸳鸯”，绝大多数指男性间的兄弟之情或朋友之谊，几乎没有例外。上述几例要么是后人伪作，要么是作者已不可考，要么是诗的寓意本身有待考察，均无从定论。
二 六朝文学作品及翻译佛经中的“鸳鸯”
(一)六朝文学作品中的“鸳鸯”
到了六朝，“鸳鸯”成为文学作品中格外流行的一个意象，各类文体都有所涉及，但其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诗歌这一文类中，出现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一长篇叙事诗(参见章培恒《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其结尾部分是：“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描述夫妇殉情，死后化为鸳鸯。
在志怪小说这一文类中，干宝《搜神记》记载了韩凭夫妇的故事，结局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结尾类似：“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这两个故事中，“鸳鸯”是坚贞爱情的象征。
在赋这一文类中，萧梁文坛的萧纲、萧绎、庾信、徐陵均作有同题《鸳鸯赋》。这四篇赋都极尽铺排，无一例外地书写男女之情。萧纲之赋写得如同宫体诗，其馀三赋中均用了“魂化鸳鸯”的典故。受这一文学氛围的影响，司马相如的《琴歌》便极有可能是此时文人的伪作，故而首次现身于《玉台新咏》。
此外，六朝文人还对乐府旧题进行改写，从而也改变了其中“鸳鸯”意象的内涵。如萧纲有一首《鸡鸣高树巅》：“碧玉好名倡，夫婿侍中郎。桃花全覆井，金门半隐堂。时欣一来下，复比双鸳鸯。鸡鸣天尚早，东乌定未光。”这里，“鸳鸯”意指夫妻，不再是汉乐府中兄弟富贵的象征。
这一时期，“鸳鸯”意象作为夫妻的象征，伴随着两个故事的流传及以萧梁王室为中心的文人集团的写作，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以此为转折点，此后文学中的“鸳鸯”意象就几乎专指男女之情了。
(二)六朝翻译佛经中的“鸳鸯”
六朝时期，佛经翻译蔚然成风，是一项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译经卷帙浩繁，令人叹为观止。民间流行的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十倍(《隋书·经籍志》)。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译经中，“鸳鸯”也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意象，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其一，作为妙音鸟，在佛国园林中发出各种悦耳的声音，具有娱乐性。如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凫雁鸳鸯，孔雀哀鸾，异类众鸟，游戏其中，出和雅音。”后秦竺法念译《菩萨璎珞经》中亦有“凫雁鸳鸯尽七宝身，悲鸣相和共相娱乐”之句。此处的鸳鸯，是庄严佛国的点缀。
其二，行止不离，比喻夫妻。后秦竺法念所译《四分律》中，有一比丘与比丘尼举动不端，被其他比丘所议论：“汝等观此二人共坐，犹如夫妇，亦如鸳鸯。”东晋帛尸梨密多罗译《佛说灌顶经》，罗列人世的苦楚：“汝前取妇时，相视如鸳鸯。和合共为家，必令保久长。不悟忽中道，便欲相夭伤。”类似的用例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其三，情欲难舍之人，在轮回中便会转世成鸳鸯。后秦鸠摩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中有说明：“淫欲情重，无明偏多，受鹅、鸭、孔雀、鸳鸯、鸠、鸽、鸡、鹥、鹦鹉、百舌之属，受此众鸟，种类百千。”(受，指后世受身，即转世为鸟身)而在北魏瞿昙般若流支所译的《正法念处经》中，解释得更为详细：“知此众生于人中时，为生死故行布施时，寻共发愿：于当来世，常为夫妻。是人身坏命终之后，生畜生中而有少乐，非大苦恼。谓命命鸟，鸳鸯鸽鸟。多乐爱欲，以业因故。”
将佛经中的“鸳鸯”意象与此前中土文学作品中的“鸳鸯”意象作比较，会发现二者有同有异。共同之处就在于鸳鸯鸟的物性特点是一定的：雌雄不离。相异之处即是由此引申出来的象征义迥然不同。中土文学惯于将“鸳鸯”比喻兄弟朋友，而佛经里则将其与夫妻联系在一起。
(三)六朝文学中的“鸳鸯”意象是否受到译经影响
六朝译经规模巨大、参与人数众多，对整个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作用不容小觑。六朝文学深受译经影响，这一观点也已成为学界共识。具体到“鸳鸯”这一意象内涵的转变，是否也有可能是受译经影响呢？
仔细对文本进行考察比对就会发现：韩凭夫妇与焦仲卿夫妇故事中的鸳鸯，实际上是融合了佛经中“鸳鸯”形象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两对夫妇恩爱情深，生死相随。其次，因其痴情，故死后化身为鸳鸯。再次，夜夜悲鸣，使行人心动。这两则故事中的鸳鸯，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人对于鸳鸯的想象。在民间，“鸳鸯”甚至有调解夫妇关系的魔力。唐代的密教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中有一段：“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者，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像前，呪一千八遍，上带之，彼是即终身欢喜、相爱敬。”
然而，六朝文学作品中的“鸳鸯”形象与译经中的“鸳鸯”形象还是有所不同。在佛经当中，鸳鸯尽管是佛国的装饰，但依然不离畜生道，且属于无明多欲的一类。而在世俗文学中，“鸳鸯”被当作是追求爱情的坚贞者，被人们向往与歌颂。这便是对译经的一种选择性接受。正是这种选择性的接受，使得“鸳鸯”在中国的世俗文化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成为爱情的象征。
六朝以后，“鸳鸯”这一意象就成了爱情的代名词，已经很难窥出其中的佛教意味。然而，在有些作品中，还是能见其痕迹。如宋代的话本《刎颈鸳鸯会》(冯梦龙收入《警世通言》卷38《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又被收入《今古奇观》第21卷)，讲述了主人公蒋淑真的几次感情纠葛，最终与情人一起命赴黄泉。贯穿全本终始的便是对“情色”二字的告诫，其中颇多佛教教义的成分：“当时不解恩成怨，今日方知色是空。”但是这类作品比较少见，常见的还是对“鸳鸯”意象的赞美与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