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泉探析
杨国斌，龙明忠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同时所面临的不稳定性也日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外交理念进行传承与发展，而且对西方全球治理思想也进行了借鉴与吸收。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泉，梳理其形成的思想脉络，对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解中国与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泉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地球越来越像一个村落，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一国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同问题。面对如此局势，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审时度势，积极寻找全球治理的“良方”。2017年，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25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外交理念进行传承与发展，而且对西方全球治理思想也进行借鉴与吸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先进思想。
今年我国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去库存和去杠杆的调控，加上我国实木复合地板出口量持续减少，这对我国胶合板的进口量有一定影响。今年前3季度我国胶合板进口完成12.5万m3，比去年同期下降11.06%，胶合板主要进口来源国有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尼等。进口金额达到1.1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5%。
加快城区、旅游乡镇及各旅游景区景点的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服务站、旅游停车场、旅游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依托重点旅游区、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建设骑行绿道和自驾车营地，并加强旅游休闲购物街区、旅游娱乐设施的建设，以为游客打造舒适休闲的旅游体系为前提对景区进行合理的开发改造。
一、 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世界多极化、信息化大背景下所提出的关于全球治理的方案，其核心是：倡导“开放、包容、互惠、共赢”，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人类的长期和谐与繁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可以看出其包含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与“和”思想，“天下大同”与“和”思想是它重要的思想源泉。
(一)对“天下大同”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天下大同”的思想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天下”的思想，二是“大同”的思想。“天下”的思想与“大同”的思想这两个方面虽然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两者相互连接、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人对于理想社会的美好构想。
中国的“和”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历来解读不一，众说纷纭。然而其核心的思想无非两点，即“和而不同”与“和实生物”。“和而不同”一词原意指君子与人和睦相处，但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不随便附和。但“和而不同”的含义却并不仅仅局限于人际关系层面，后来其已引申成为对世界存在状态的一种指称。“和实生物”一词，其意思指的是万物因和谐而获得生长，因相同而导致不能发展，是对世界获得发展的原因的揭示。
其次，在面对个体自身、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文明与文明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这五个层面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止给出美好的描绘，抱定坚定的信仰，而且从全球性的角度来促进其和谐共处。在面对差异、冲突、对抗的问题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拿出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寻求合作、共赢的机会，努力创造共享、普惠的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美好社会构想呈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从而使美好社会的构想更加贴近现实，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
“大同”的思想是儒家对社会美好生活的一种构想。在“大同”的思想中，社会实现公有，即天下是按照“公”的原则进行治理的。所谓“公”，即物质上公平地分配与精神上公平地对待。“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便是指物质上公平地分配财物，社会不因为某部分人是“鳏寡孤独废疾”而抛弃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而是给予他们一定的财物，把弱者搀扶起来；对于社会里充当主要劳动力的男性，社会会给他们分配一定的生产资料，使其有所“分”，即“男有分”，进而达到“壮有所用”，让他们发挥积极性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由于“公”的原则不仅是指物质上的公平分配，也含有精神上的公平对待之意。所以，在社会管理体制上便相应地实行了“选贤与能”的标准，贤能之人比其他人更加有能力，更加适合管理的岗位，因而选择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不仅能提高办事效率，而且能够体现公平，维护社会的团结。在按照“公”的原则治理下的大同社会，人们相处平等、和谐，“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盗窃乱贼而不作”，故而实现了正义。由此，“大同”便包含了平等、和谐与正义的意蕴。
水是生命之源，它的重要程度，自不必多言。不过，也有一些东西，不应含有水分，比如，各种报表、统计以及产品介绍、个人简历之类。面对这些东西中的不真实，人们会讽刺其“太水了”。
“天下”的思想侧重于不同邦国、不同社会间的开放、平等、普惠，而“大同”的思想则侧重于同一社会里的平等、和谐与正义。两者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相互连接，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构想，即“天下大同”。当前世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仍旧突出，霸权主义、恐怖主义仍然存在，地区热点问题不断，挑战日益增多。世界亟需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挑战，而“天下大同”思想中所蕴含的“开放、平等、普惠、和谐、正义”正是世界各国人民面对挑战所需的重要思想。故而，“天下大同”思想成为中国人民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重要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天下大同”思想进行传承并予以发展，故而形成了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二)对“和”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1.1一般资料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我院对脑血栓患者6例进行了研究分析,共有女性患者4例,男性患者2例,最小患者是13岁,最大患者83岁,平均(63.2±2.1)岁,将患者分成了对照组和观察组,均有3例患者,两组的一般性资料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能够进行对比分析。
具体而言，“和”思想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便是“不同”，即差异、对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并且万物都是在差异性之中存在的，世界因为差异性而获得发展，从而成为世界。故而，世界是多元的，是存在众多异质事物的，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之中存在众多对立的矛盾，是理所当然的，是客观存在的。也正因为有了众多差异与矛盾，人们才能分清事物，产生认识，进而指导实践，改变世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实质乃是尊重各自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因材施教”，主张要抓住学生的特点，对不同的学生，施行不同的教育，倡导“民贵君轻”，主张君主要胸怀天下，包容众生，重视子民。儒家的这种观点与主张，使得“和”思想渐渐具有包容性的意蕴。
自然共同体，是人类组织的初始形式，是由生产力程度低下所决定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只有聚集在一起，组成一定的共同体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劳动成果。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发展总是在前代历史所提供的条件的基础上，不断向前迈进。以自然共同体所提供的物质与组织的条件为基础，人类不断从事实践活动，不断创造劳动成果，故而生产力得到发展，自然共同体也就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共同体形式。
第三层意思是“生物”，即事物的生息、发展。“和实”故而产生“生物”，世界万物在差异之中存在，在统一之中发展。由于存在差异，世界形成不同质的事物，事物便获得了统一的基础，统一从开始就包含有差异，统一是包含差异的统一，纯粹无差异的统一是不存在的。正是在包含有差异的统一之中，事物获得了生息与发展。齐国的晏婴曾经用做羹汤的比喻来形容“和实生物”，取出水、醋、酱、盐等调料来烹煮肉，火候适当，做出的羹汤便美味可口，其味道丝毫不同于之前的食材与调料的味道，这便是“和实生物”。若光是煮水而已，做出来的只是热水，味道与原来的水无异，这是由于缺乏“和实”，光是“同”，故而“不继”的缘故。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是一个联系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的世界。世界需要包容差异的思想，需要寻求统一、促成合作的思想，需要维护和平、促成发展的思想。当今世界的现实，呼唤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正是基于对“和”思想中“差异”“统一”“发展”内容的传承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共促世界发展，共创人类未来。
二、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给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同时也赋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以新的含意。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拓展游戏内容，将生活中的数学元素融入到游戏教学中，拓展学生思维，丰富游戏内容，使学生在游戏中学习到数学知识，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例如，在游戏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玩儿老鹰捉小鸡游戏，每当老鹰捉住一只小鸡时，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鸡妈妈现在还剩多少小鸡。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学生收获知识，获得快乐，生活与学习相结合，为学生创建轻松的学习环境，提升数学教学有效性[3]。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共同体从低级到高级可依次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三种类型。
第二层意思便是“和”，即统一。世界不仅以差异的方式存在，还以统一的方式存在着，矛盾的双方不仅存在对立面，同时还存在统一的一面。人类社会除了竞争、对抗的形式，还存在合作、共赢的形式，事物在“不同”中存在，在“和”中发展。老子曾指出: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事物正是在对立、相反的关系中存在，要促进事物的发展则必须寻求正反、对立的统一，把握住祸福对立中的统一，从而才能避免祸患。
在自然共同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的共同体便是市民社会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虚假的共同体。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把市民社会共同体称之为虚假的共同体，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同体发生了异化：一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发生了异化，二是雇佣工人发生了异化。在市民社会共同体下，人不是全面发展的人，而是偏平化的、单一向度的人。所以，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是一个虚假的共同体。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理念，在当下也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继承与发展。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同舟共济，推动全球经济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阶级与国家都会慢慢消失，不复存在。取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虚假共同体的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都实现了全面的自由与发展。故而，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共同体。
(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一个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并以此替代“中间地带”的提法。这表露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把中国作为独立于美苏的“中介性”国际定位，以及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诉求。
首先，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中广阔的视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予以合理、科学的构想。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的视野做了进一步拓展，不仅注重个体自身、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且十分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提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之间要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共存超越优越。除此之外，“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倡坚持环境友好，保护好地球家园。
“天下”的思想最先是由周朝人提出的。当周王率领其他一些部落打败商纣王的军队，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时，分散在各地的商人部落实力仍然很强大。因此，周王若仅依靠武力治理周朝，就难以防备其他各邦国势力对其进行反扑，这便激发周王想办法掌控这种“以小治大”的局面。“天下”的政治概念便是周朝人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首先，周朝人对商朝人的“天命观”进行变革，提出“天命”降落于周王而非周人。(商朝人的“天命观”是：“天命”降落于商人，故商人便可统治众邦，而商人以外的人则为“羌人”。)既然“天命”降落于周王而非周人，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自然周王便是所有人的王，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不仅仅是周朝人的王，周朝人与非周朝人都是周王的子民，都应获得周王的同等恩泽。由此，周朝人建立的周朝政权便成为一个普世主义的政权，“天下”的政治概念包含了开放、平等、普惠的意蕴。
二是要加快开展多线多梯级船闸联合调度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统一软硬件标准，规范多线多梯级船闸的联合调度的管理工作。
最后，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抗资产阶级，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化。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人类社会将步入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然而，从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并未给出详细答案。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所描述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并结合当今世界多元化、命运与共的现实，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为双翼，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旗帜，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为胸怀，积极呼唤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创未来。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进入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共同体的社会提供了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
三、 汇聚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外交理念的智慧结晶
面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形势，中国几代领导集体都进行过细致的观察、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中国自己独特的外交理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对前几代领导集体的外交理念的总结，是中国外交理念的最新成果。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了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外交理念的智慧。
(一)毛泽东的“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理论
1946年，毛泽东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讲到：“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2]1193毛泽东认为，除了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之外，还存在广大的中间地带。无疑，中国是处于这个“中间地带”的。此次“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埋下了伏笔，表露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把中国作为“中介性”国际定位的思考。这种思考使得后来中国的外交局面由被动转为主动，获得了巨大的灵活性。
[22][34] 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第38-52、49页。
从上文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主要是从个体自身、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构建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时至今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大大超出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人类从事生产、交往的领域也大大扩大，同时人类世界所遇到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也发展了他们的共同体思想，为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这种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的理论所体现出的“中介性”灵活定位以及团结广大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的思想在当下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正是立足于“中介性”国际定位，积极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强烈反对霸权主义，努力扩展朋友圈，推进国家之间协调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理念
“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的外交理念使得中国获得“中介性”国际定位。但是，当时“中介性”国际定位还主要是以政治为主体的，中国在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提供援助与支持时，并不是从经济收益上考量，而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需要。这就使得联系“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变成一个纯消耗自身经济实力的过程。故而，建立联系的过程变得不可持续，“中介性”的地位也因此变得不牢固。这就决定了必须要对此进行改革。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3]194故而，这时中国的外交不再是仅仅围绕政治的目标，而开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外交理念的这种改变反映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中。例如“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4]32。
企业之间通过吸收合并，可以建设一些资本运作平台，不断为企业增加融资渠道，从整体上来讲，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内外资源的不断优化和整合，还可以有效降低不公正关联交易的发生率，保障证券市场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
(三)江泽民“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把握时代脉搏，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我们主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建立和平、 稳定、 公正、 合理的国际新秩序。”[5]243在具体的实践中，首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发展周边外交，构建了众多合作平台，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其次，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各种合作，维护了世界的稳定。最后，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增强实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的中国力量。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思想源泉，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胡锦涛“和谐世界”的理念
世界形势日益复杂，不断变化，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此进行细致的观察、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中国自己独特的外交理念，即“和谐世界”理念：“我们主张, 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6]“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是基于当时变化着的世界形势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其顺应了时代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潮流。
世界是以多元的形式存在的，正因如此，世界才展现出多彩绚丽的风景，世界才获得蓬勃发展。一国的发展不是他国发展的阻碍，而是他国获得发展的条件，各国应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共创未来。“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多元化世界中国家间相处之道的凝练与概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提出的直接思想源泉，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四、吸收和借鉴西方全球治理的思想
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是西方全球治理思想的主要代表，而新自由主义又是理想主义在当今时代最主要的代表。两个流派的思想家们都对世界的格局有较深入的思考，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全球治理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推崇。
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大潮流，新自由主义提出复合相互依存、国际机制和国际合作等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组织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人类处于相互依赖的状态。人类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之中有合作也有冲突，所以是“复合相互依存”。由于承认有冲突，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机制的作用，认为在国际机制的协调下，人类可达到合作的状态。新自由主义关于世界局势的分析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的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吸收与借鉴的成分。
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国际机制处于独立的本体地位，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机制等体系层面的因素是在施动者的本体地位确定以后才出现的，正如先有做生意的买者和卖者以后，才产生相应的市场规则一样。建构主义认为，施动者一方与结构之间是互构的。除此之外，建构主义还十分重视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为观念能塑造一个国家的身份，一个国家的身份又决定了该国家的利益。建构主义的观点启示我们，国际关系、国际结构是与国家这些施动者互构的，通过加强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观念的传播，我们可以去除国际的“丛林”状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MTX是一种叶酸拮抗药物，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免疫抑制剂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如RA、银屑病[13]。目前，MTX作为二线药物被用于AZA、6-MP治疗无效或不能耐受的IBD患者的治疗[8-9]。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吸收和借鉴了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关于全球治理中的合理成分，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明显超越了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以西方为中心、追寻权力的局限性，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呼唤公平正义，呼吁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7(21)：3-22.
On the Idea Inspirations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YANG Guobin, LONG Mingzho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 In today’s world,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and the instability they are fac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in this situation that the idea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as put forwar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cause it adheres to the spirit of “taking the essence and removing the dregs”,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ot only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ty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and the diplomacy concept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but also absorbs and draws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thought of global governance.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sorting out its form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ought; source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055( 2019) 04-0067-06
收稿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研究阐释十九大专项课题
作者简介： 杨国斌( 1971—) ，男，河南温县人，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龙明忠( 1994—) ，男，苗族，湖南凤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DOI: 10.13790/ j.ncwu.sk.2019.072
投稿网址： http://www.slsb.cbpt.cnki.net
引用格式： 杨国斌，龙明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泉探析[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4):67-72.
(责任编辑：王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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