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司法改革的迷途——访全国人大常委会蔡定剑博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论文,迷途论文,博士论文,司法改革论文,蔡定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司法腐败是近年来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的司法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广泛、深入的改革，法官法的修改已经提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法院组织法的修改也正在酝酿之中，请问您对我国目前的司法改革如何评价？
蔡定剑：司法腐败暴露出我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种种弊端，现在确实是到了应该认真地进行司法改革的时候了。司法改革已进行了几年，过去主要是进行审判程序和审判方式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司法组织机构和人员等制度性改革层面。到了这个层次，司法改革本身也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在此我想强调三点：第一，司法改革也要依法进行，不应该出现所谓的“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之类的问题。比如审判庭设置方面的改革，我国现行的法院组织法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各级法院设置哪些审判庭，可是司法部门出台的审判组织机构的改革措施却无视这些法律规定，取消了经济审判庭，增设了许多其他审判庭。我不是说这种做法的结果不对，而是说程序和方式有问题。法院组织机构是法定的，这一点法律规定非常明确。应该是先修改法律，再进行审判机构的改革。审判长选任制方面的改革也存在这个问题。再比如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审议的法官法的修正案草案中，提出“首席大法官由国家主席授予”，而在我国宪法中，并未规定国家主席有这项职权。第二，司法改革不应该完全由司法机关自己来做，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司法改革可能有自己的利益行为。比如这次法官法修改中提出的“法官的工资待遇从优”的问题，在法学界能对此形成共识，认为法官是一门特殊职业，待遇是应从优，国外都是如此。但是，人家的法官是怎么产生的，是社会精英，全国的法官才几百、几千名。我国的法官有20万，什么人都可以当法官，机关干部、教师、转业军人、大学毕业生等。待遇怎么从优呢？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放到法院机构改革和法官选任制改革以后解决。再比如法院编制问题，这次法官法修改中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确定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编制”。我国宪法对国务院副总理的职数有明确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数没有规定，如果由法院自己定编制，能不能防止机构“自肥”的现象呢？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法官的数量一般也是由法定的，而不是由法院自己来定。所以，我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高度重视司法改革工作，可设立一个司法改革特别委员会或由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综合研究司法改革问题，承担起司法改革整体设计的任务。第三，司法改革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仅仅是法院；公检法整体上怎么改，都应该有一个整体的理论论证和制度设计。司法改革当然要照顾现实，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在方向上一定要把握准确，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是各自为政，自己改自己的，而应该是配套联动、整体推进。否则，今天的“改革”不但不能达到目标，或是为以后的改革铺平道路，而且可能与目标相悖，为以后的改革设置障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注意。司法改革的目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实现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要达到这个目标，具体有三方面的任务：建立廉洁的司法队伍，建立独立、公正的审判制度，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的程序制度。这里的关键和核心问题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机构设置的地方化问题，二是司法组织的行政化问题，三是法官的官僚化问题。
记者：司法机构设置的地方化问题近年来人们谈论得比较多了，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蔡定剑：法院在名义上是国家的法院，但在设置上是完全地方化的，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是完全混在一起的，法院实质上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部分。法院的人事任免，法院的一切经费，法官的衣、食、住、行，托儿养老，都系于地方党政手中，法院怎么能够完全置地方利益于不顾依法办案呢？如果法院不听地方党政领导的意见，轻则被训斥，重则罢官。在各种权力压力和地方利益的引诱下，即使再好的法官也难刚正不阿。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我国法院设置的改革入手。改革的措施之一是将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开，打破行政辖区对司法辖区的统辖关系，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在财政安排上比较困难。在这里我更加强调的措施是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司法审判系统，中央法院系统设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法院和初审法院，其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法官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来选任。地方审判系统由高级法院、上诉法院和初审法院组成，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财政统一拨款，法官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授权的特别委员会选任。中央法院系统与地方法院系统实行分权管辖。我认为这种办法可能更可行一些。
记者：在司法组织的行政化方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蔡定剑：关于司法组织的行政化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不同审级的法院之间的关系来看，从理论上说，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应该是审判监督关系，而不是指挥命令关系，可是在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却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下级法院判案时经常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也乐意给下级法院作各种指示。法院的司法解释、批复等行政化色彩也很浓。从法院内部来看，法院内部的管理完全是行政化的，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到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级别序列，法官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主从关系，下级要听上级的，独任审判法官、合议庭要听审判委员会的。这些都是非常不符合司法审判规律的现象。
记者：也就是说，法院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权和行政权有本质上的不同。您认为法院是没必要行政化呢，还是不能行政化呢？
蔡定剑：法院既没有必要行政化，也不能行政化。法官审判案件从逻辑上说，他是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法律，所以他只需要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对上级和领导负责，他不能按照上级和领导的意志去判案。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这是司法观念上的问题，现在不但是行政人员、老百姓缺少这种观念，就是司法从业人员有的也缺少这种观念，没有把司法和行政区别开来。
记者：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法院行政化是不是有减少司法腐败的作用呢？如果法官独立审判，当事人只要贿赂一个人就够了，而按照目前的方式审判案件，最起码要过审判员、庭长、院长等几道关。在您最近主持的一次司法制度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有的与会人士也指出，有的地方和法院曾经尝试过法官独立审判的做法，结果出现的问题更多，最后只得又改回去了。
蔡定剑：新中国成立以来，法院一直实行合议庭审判和审判委员会制，这在过去法官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为保证办案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的审判实践和法学教育，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挑选一批高素质的法官进行独立审判。但这项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这就涉及到解决法官的官僚化问题。其实，法官不是行政官僚，而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他们当作公务员看待，法官和行政机关人员、法院后勤人员之间没有明确界限，经常互相流动。法官除了审判工作之外，还要经常陷入各种无关的行政工作之中，承担大量的社会性事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认为，对法官制度的改革措施是：抬高法院的门槛，提高法官素质，减少法官数量，改善法官的待遇和地位，加大法官责任，强化对法官的约束。这些改革措施应该协调配套进行，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许多国家最高法院法官很少，只有几个法官，至多10多个。美国是世界上诉讼最多的国家，联邦最高法院也只有9名大法官。就算中国的情况特殊， 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应是200多名法官，而应不超过20人或最多30人足矣。 要做到法官少而精，实行法官助理制。法官少就有可能在现有的法官中精选出少数高素质的法官，也就有可能大大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有了很突出的地位，待遇也很高，他的一举一动就肯定要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关注，这样法官的责任心就会大大加强，法官就会珍惜自己的名誉、地位、待遇、腐败现象自然就少了。在法官制度的改革问题上，我最担心的是改革的方向问题。我认为法官等级制是有悖于司法改革方向的，军衔分出等级高低，是为了在战场上辨别等级身份，明确指挥权，让下级服从上级。法官相互之间应是平等、独立的，不管什么法官在审判中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怎么能通过立法把法官分出等级身份呢？有人说实行法官等级制可以解决法官的待遇问题，难道法官的待遇就一定要通过法官等级制解决吗？任何司法改革的具体做法不应是与司法改革的大目标背道而驰，也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忘了大目标，否则还是不改为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含糊的。
标签：司法改革论文; 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中国法官等级论文; 司法行政论文; 博士论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论文; 法院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