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国政治学将以何种面貌迈进21世纪，在新世纪又将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政治学界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五大报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跨世纪的政治纲领，江总书记的上述论断无疑从根本上指明了我国政治学发展的方向。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拟从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出发，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政治学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可能触及和已经遇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浅陋之见，就教于学术界同仁，以期对推动我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前景
政治学在我国自恢复以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为现实政治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科学管理权威系统也已认识到，政治学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应投入资源的研究领域。然而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的非主流现象，确实不同程度地干扰和影响了政治学的健康发展。这种现象使得一些政治学者怀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严肃地提出了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景究竟如何的问题。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的政治学目前面临不少困难，但正如一位哲人指出的那样，工业对科学的需要比几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同样表明，许多科学和理论都是为回应时代要求的呼唤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进行，社会发展对政治学研究的要求将更趋强烈，迈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出现长足的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虽始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因建国后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与经济一体化，即政府通过其行政等级结构对全社会的经济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施行直接管理，因此改革实质上始终是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解构和重组这一核心展开的。许多改革措施虽是针对具体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制定的，但同时也改变着原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结构。在我国这样一个政治权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都与政治权力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致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不考虑政治问题，否则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一体的、一致的和联动的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向原有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如何实现政治的发展以促进发展的政治，进而促进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借助于政治学的专业优势。尤其是当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原则和方式的转变，即以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管理模式向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而又相互协调的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变。与此相应，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亟待政治学去深入研究，提供对策性建议。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使经济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与经济在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呈现出的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得虽然从理论上可以把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区别开来加以分析，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国有资产流失、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公共物品的供给，等等，并不纯粹是经济问题，必然集中表现为政治问题。经济成份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同时，经济的发展往往需要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政治的发展已不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因。积极推进政治的发展，既是完善政治体制本身的要求，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此外，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还表现在事关重大的所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必须借助于政治的手段。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地加强和提高。因此如何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发挥政治的功能，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如何充分利用政治的手段，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呼唤政治学的理论支持，由此势必带来政治学的创新和发展。
更不容忽视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已经引发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例如：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因利益的分化与重组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以及其对改革的认同和承受能力，而且深刻地影响改革的成败。又如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成员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和撞击也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演变、社会中间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等等，也会导致社会政治结构、政治关系的调整。而要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深层次矛盾，探求适应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运作机制，政治学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我国经济政治诸方面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联系日趋紧密。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仍处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之后，随着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迅速崛起，使得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面临着新挑战。如何在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科学地确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回应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确定本国的发展战略；如何把握世界发展新特征、新趋势，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我国的作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处理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其它组织的关系，需要政治学提出正确的方略，作出科学的回答。
再者，就国际范围而言，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而言，选择正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困扰其多年的大问题。随着西式民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验的流产，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陷入经济腾飞而政治发展滞后、并因此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的困境，发展中国家的诸多探索很难说找到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相比之下，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长足的政治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与牺牲政治发展而获得经济增长或单纯追求民主价值而忽视经济发展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说我国为当今世界创造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相协调的新模式并不为过。这种经验已经引起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我国政治学界应充分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对我国近20年来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的经验，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为下一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作理论准备。
要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并在下一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仍然必须走全面发展的道路。既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注重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为此政治需在同经济、社会其它领域的互动中，不断地走向更高水平的文明，适时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调整、改革和完善，使其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同时它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也有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在政治消失之前，其政治系统必须不断地向着结构合理、功能完备、运转灵活与高效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人民群众的政治，随着政治社会化步伐的加快，要求社会成员具有更为健康和积极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意识和积极、理智的政治行为；整个社会应该具有和谐的政治关系和稳定有序的政治局面。这些都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紧迫的任务，为此，政治学的普及和研究将出现更为生气勃勃的局面。值得提出来的是：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和最珍贵的资源，其他因素相对于人而言都是形式，都必须通过人起作用，而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的现代化进程既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政治实践予以锻炼和提高，也需要通过学习，接受各种先进的思想，科学的知识，不断内化为一种素质，一种心理结构，增强对自我存在和价值认可的主体性。造就人的社会主体意识、参与意识，以独立的人格和自主参与一切活动的品格，充分享有、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随着政治发展进程的加快，要求各种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和行使者具有较高的管理能力，具有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技艺和能力。政治学在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干部队伍素质提高的进程中，应当责无旁贷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为政治学补课的号召，并在政治学方面有诸多论述，为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为学术研究营造了十分宽松的氛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原野、极为丰富的研究课题和实践经验，在政治学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为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在政治学的前景问题上我们没有理由、不应该有任何消极情绪。
二、我国政治学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学术观点的多样化
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在文化领域实行“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这是党的“双百”方针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和具体体现。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重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方针一方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另一方面强调了支持学术上、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派流的自由发展和竞争，使不同学术观点、不同艺术观点之间能够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一方针当然适用于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科学研究，它是保证社会科学发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一重要功能，促进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开拓前进的基础方针。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在政治学领域，“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主旋律”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就是坚持指导思想一元性，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克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理解的偏向，并将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观点作为建构我国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还要倡导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最先进、最科学、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不仅在于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和凝聚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自己。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重视事实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发展是硬道理，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同样适用于思想和理论建设。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和强劲动力。一种理论只有适应了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和发展，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高举邓小平理论帜，就是要象邓小平那样在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以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理论勇气，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理论。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精髓。在政治学领域，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求是，勇于探索，敢于冲破陈旧的观点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开展学术研究，才能使我国政治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解放思想不是蛮干胡来，更不是对已有的政治学理论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轻易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生动丰富的现实问题，根据科学发展规律，建构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并具有严密理论体系、基本范畴、科学方法的自己的政治学。当前我国政治学界解放思想的重点就是要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的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我们要善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善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研究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还要“倡导多样化”，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倡导学术自由，促进思想解放，形成更加民主、平等、活跃的学术环境。要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相互切磋，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平心静气的对话，以促进学术进步，推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不同认知兴趣、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理论风格的政治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是政治学繁荣的标志，也是我国政治学进一步发的动力。我国的政治学还没有明显的流派分化，不同观点的争鸣也不充分，这些都是学术繁荣、发展不足的表现。正因为如此，远远不能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需要。因此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理论勇气，对一切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进行严谨和负责任的学术研究。积极进行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提出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从而扭转目前存在的分析意见和思维构成相互雷同，研究方法千篇一律，教材和著述体系如出一辙的局面。要鼓励政治学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努力探索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同志式的讨论，经过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使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理论论证的不同学术观点和流派得以形成和发展。
实践证明，实行“双百”方针是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上的建树，无不体现了贯彻“双百”方针的重大意义。政治学以往取得的成就都是与实行“双百”方针，提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自由、平等的讨论和争鸣分不开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与政治生活领域一样，科学文化领域中最怕的也是鸦雀无声，或者是在某种控驭下的异口同声。没有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没有活跃的学术和理论研究氛围，就不可能产生出有生命力的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只有在与不同政治学思潮和学术观点的论战中才能真正得以坚持、丰富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对政治产生、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把握，同样必须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认识过程，在这种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表及内的认识过程中。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因此，不仅要鼓励自由讨论，提倡创新、独立思考，而且对于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失误或者错误，应该通过心平气和、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自由讨论和社会实践予以纠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要严格防止将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处理学术争论。做到既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又做到保证学术民主、学术自由；既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认识问题，又对思想认识问题积极引导；既创造一个民主和谐的学术氛围，又始终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对于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保证政治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关系，这是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并予以适当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社会科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政治性一类的提法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在内容上除有些许区别外也基本相同，因此在论述上未予区分。）在我国，这个问题对于政治学来说显得尤为突出，政治学因其是以政治这一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致使其实践性受到普遍的关注和强调。
政治学的实践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基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认为，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政治学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和知识体系，基“本”和“源”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政治学的生命所在；离开了社会实践，政治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治学源于社会实践，又需要回到社会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实践的推动。我国近20年来政治学研究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无一不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我国政治学的“本”和“源”。
另一方面，政治学的实践性还意味着政治学的理论能够用于指导社会实践的发展，为社会实践服务。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在于不断回答时代新出的问题和挑战，一门学科在科学殿堂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涉及的现实问题，政治学亦是如此。我国政治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就不可能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要构建自己的理论，就需要研究我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政治学者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展开研究，就如何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改革政治体制，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等等一系列政治问题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针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展开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只有贴近社会生活，忠实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对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并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发展理论，政治学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也才能不断地从实践中汲取营养，保持勃勃生机。换言之，我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我国政治学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和参与了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进程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从政治学理论建设的角度讲，只有努力从实践中获取第一手资料，不断地加强对现实的研究，才能有所作为。在这个方面，还需要有关政府部门与学术界之间广泛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学的实践往往是在上述第二种含义中被强调的。毋庸置疑，任何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效的手段，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强调政治学的价值在于为实践服务本无可厚非。但在有些场合，这种对政治学实践性的强调已经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政治学是干什么的？”“政治学有什么用？”这一类问题想必我国政治学者会不时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仅来自普通百姓、政府官员，甚至来自学术界。记得有学者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请人类学家为决策服务，他们的调查研究会久久不能完成，因而久久不能做出任何选择；而若让社会学家出谋划策，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最错误的选择。看来“是干什么的”和“有什么用”并非只是政治学面临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问题很少针对自然科学提出，人们似乎认为自然科学“是干什么的”和“有什么用”是不言自明的；而当人们对社会科学提起这类问题时，其潜台词往往也是不言自明的。而更令人尴尬的是，对于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讲，要想把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解释清楚又谈何容易。明清以降的“经世之学”进一步加强了儒家一贯的“学所致用”的传统，实用理性发达而知性思维衰微已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特点之一。因而，“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时代还远未离我们而去，一门科学“是干什么”和“有什么用”也就自然是我们每每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尽管政治学一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并非纯粹的人类智慧演练，其内容也决非“是干什么的”可以涵盖，它存在的价值也决不仅仅是“有什么用”。政治学的实践性并不仅仅意味着政治学可以直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政治学的任务是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
政治学的科学性首先是指政治学是以研究客观规律为主旨的。科学的本质在揭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从根本上讲是对社会政治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反映。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旨在推动我国政治学致力于对客观规律的探索，摆脱单纯诠释和描述现实政治模式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做法。随着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其中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尚不清楚，我国政治学应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力求对社会政治现象，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发展规律有深刻的认识。政治学也只有深刻认识到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规律，才能更好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服务，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正因为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是以揭示社会政治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因此政治学研究本质上讲是一种学术活动，政治学者在研究活动中应具有科学精神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这是政治学科学性的又一重含义。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往往被认为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最为紧密。的确，政治学研究中的许多课题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的现实政治问题的；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政府的重视甚至决策过程中，被予以采纳，许多研究项目就是直接得到了政府资助，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甚至直接提供了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但并不能因此而将这些政治学研究活动等同于政治实践活动。实际上，学者的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研究活动得到政府资助等情况在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当中同样存在。但因为政治学直接以社会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甚至是受名称之累，使政治学与政治之间本来十分明确的界限广泛地受到忽视，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这就使得一些学者在政治学研究中心有疑虑，不敢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发表新见解，不敢争鸣和创新，甚至有人认为从事政治学研究危险而转行。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严重损害了我国政治学的健康发展。尽管并不能排除确有某些学者和某些课题是以影响现实政治过程为直接目的的，当然更不能排除某些政治学者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直接参与某种政治实践，但政治学研究本质是一种学术性科学研究活动。正如经济学研究并非一种经济实践活动，法学研究也并非一种法律实践一样，它们都是学术研究活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政治学要研究反映实际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这一点决定了无论我们怎样把现实政治问题作为学术问题看待，都无法使政治学完全脱离开政治，——而且实际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开政治，政治学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就等同于政治实践。作为学术活动的政治学研究和作为政治实践的政治活动，其具体的出发点、内容、方法、手段等截然不同。政治实践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认识政治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政治学的科学性还在于它的理论性。科学既是一种学术活动，又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理论性是科学的重要标志，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就还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科学。在这种意义上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理论建设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就不会有科学的思维；没有理论的更新与飞跃，就没有政治思想和观念的深刻变化；没有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科学的政治观和民主观，也就不会有自觉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我国当前政治学理论建设中， 基础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江泽民主席1997年对科技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基础研究很重要。人类近现代文明进步史已充分证明，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这一段精辟论述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对我国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当前我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的现状已经对我国整个政治学研究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相比，我国政治学的理论性还比较薄弱，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尚处于“有观点而无理论”的状态，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特有的主题领域和学术传统。特别是由于尚未彻底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许多研究尚存在论点武断、缺乏严密精巧的理论论述的问题。因而努力建构既有严整的理论逻辑，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凝重的历史感，可以与世界政治学界平等对话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是今后一个时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是统一的。一方面，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问题，促使和推动了我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转型更为应用、检验、修正和发展我国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广阔场所。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才使得政治学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断得到加强。
四、政治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并进行了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广大发展中国普遍存在。由于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诸学科均在欧美诸国率先得到长足发展，因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学科更多的是“舶来品”。因此自其被引进之日起就存在着如何对待这些学科的既有理论的问题。对此，一些持国际化取向的学者主张学术界应主动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顺应各国国内政治、法制等方面与国际政治体系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方向，推动学术研究扩大开放，增加交流，大胆吸收、借鉴、甚至直接移植欧美学术研究既有理论成果。而另一方面，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和民主政治实验在输入国的相继失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怀疑和批判传统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者开始号召学术界应充分重视和利用本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加强对本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倡导学术研究“本土化”。当然，不同学者倡导的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内容不尽相同，有些学者主张“资料本土化”，即“理论是西方的，资料是本国的”，另有些学者则进一步倡导“理论本土化”。
在我国，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即“中国化”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谓之建构“中国特色”。我国政治学自恢复之初就确定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一重大课题。政治学的中国化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我国政治学能够正确地描述并科学地解释我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揭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规律，预测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其标志就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这一命题绝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简单套用，更非为了追求时髦而给我国政治学涂上一层流行色，而是基于对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及现状的把握和思考提出来的。
我国政治学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引进西方政治学促进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然而引进毕竟不能替代建构我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随着我国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一些引进的政治学理论和观点日益暴露出自身的不足及其对我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制约等弊端。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方面，深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往往是跟在西方政治学之后亦步亦趋，使得无法自觉地、有效地、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西方政治学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背景，使得自己的研究往往脱离实际，无法反映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在科学殿堂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尽管这种现象并不反映政治学的主流，但也确不容忽视。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政治学的“中国化”为更多的人所关注。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在我国，如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一样，政治学的“本土化”不仅是基于对传统政治学理论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而且也是对现代世界体系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学术强势所作出的反应。因此政治学“本土化”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主张，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因素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倡导“本土化”的同时，要谨防从一种文化偏见落入另一种文化偏见。我们在超越西方文化制约的同时，也要超越自身的局限。倡导本土化并不是要排外，它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整个世界政治学作贡献。因此，“本土化”和“中国化”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口号，在我国政治学实现“本土化”、“中国化”之后，就要复归到普遍性规则的层面上来，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国际政治学的对话。参与全球政治学的交流，走向世界，这是大势所趋。因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对当代的学术发展来讲至关重要。
政治学的国际化这一命题包括三重含义：一是我国政治学成为世界政治学不可或缺的一支，具有与国际政治学界对话的地位和能力；二是我国政治学者能从全球的高度，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解释我国社会的政治实践和建构我国的政治学理论；三是从全球的战略高度，扩大视野，积极研究全球性的政治现象。可见，政治学的国际化不仅在于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化。目前对我国政治学的国际化问题关注的还不多，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我国的发展日益引起国际注目，我国政治学的国际化也将日益突出。
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两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联的过程，是我国政治学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必然结果。本土化与国际化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真正坚持自我实现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如果我们跟着西方政治学理论亦步亦趋，不能建构自己的理论，不能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我国社会现实政治，揭示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规律，这种政治学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国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样的政治学显然也不可能实现国际化。
随着我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与世界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对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都将日趋紧迫。为此，我国政治学界应跟上时代步伐，加快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把本土化研究与国际化研究结合起来，把具有中国特色并反映当代国际政治学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的中国政治学带向新世纪，并获得新的发展和新的繁荣。
标签：政治学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学研究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经济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