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少年的早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少年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解放，最富于智慧、热情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少年的普遍早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孙策17岁承父业，建立吴国的基础，死时不过才26岁。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也才26岁。这种年龄就能叱咤风云，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确实如此。上面所提只是正史中所记特别有名的人物。在《世说新语》有专门的一章“夙慧”来讲当时少年的早慧，其他的章节中也还散记着许多。从这些早慧少年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对少年早慧的重视和关注。这种重视和关注与魏晋当时社会重才的风气有很密切的关系。
魏晋重才与当时社会喜谈玄学义理有关。玄学义理奥妙精深，只有具备极高智慧的人才能剖玄析理以至精微。人们重视人才、崇拜天才几乎成了社会的风气。人的智慧和思辩能力与自然天赋是分不开的，因而魏晋人也就特别关注小儿的聪明智慧。
社会的重视和关注是魏晋少年早慧最基本的社会条件，但更重要的是魏晋是一个思想纵横交错，互相激荡生花的时代。儿童在这个时代可以任其所好，接受各种不同的思想，没有后来“国家统一教材”的束缚。他们从小可以读玄远的老庄，可读济世的孔孟，亦可读悲天悯地的佛语，学己之所好，纵可以贯古人，横可以遍百家。这种少年时期自由学习的风气在其他历史朝代中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少年对道、释思想的摄取在其他朝代是不被推崇的，而魏晋少年思想的早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道释思想的影响。
佛教思想东汉以来传入中国后，到魏晋时代已有很大发展。佛教不仅为中国带来了佛法，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带来了许多“形而上”讨论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本土思想中所缺乏的。比如佛教中“缘起论”对世界产生的讨论，“中论”对“空有”的讨论。这些思想本身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其论述过程绝对有益于儿童的思辩思维。在《世说新语》中记录了许多少年关于佛教的精彩的言语，试举一例：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厌。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语篇”51）
从上面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儿童并不是相信佛教的教义，而只是借助佛教的思维来言说，显然，佛教义理对思维的训练是其他朝代少年只读孔孟六经所无法得到的。
老庄思想对魏晋思想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大学者都讲过，魏晋时流行的玄学、清谈，甚至喝酒服散都与道家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老庄思想受到魏晋士人的广泛推崇，因此儿童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现仍传世的《老子》王弼注本的作者王弼，死时才24岁。《世说新语》有记录云：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学”6）
以何晏的身份，“闻弼名”就要陈“胜理”，可见时人真心诚意敬才之风气，亦可见以王弼为代表的少年在老庄影响下思维的敏捷。在上段引文的刘孝标的注中记录着：
《弼别传》曰：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人。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为傅嘏所知。吏部尚书何晏甚奇之，题之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矣。”
王弼的“王注”传世，可能也只有魏晋能成全他。其他时代一个十余岁的少年好老庄，早就被说成“不学无术”“不求上进”了，更不要说得到当朝名士的提携。
世人常论儒家思想在魏晋时代遭到削弱，但这并不表示魏晋儿童受到儒家的影响很少。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谈到儒家名教的削弱是政治高压的缘故，而非儒家思想本身失去魅力。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说到魏晋士人抛弃名教纯粹是政治上的无奈，而非心甘情愿。魏晋的儿童也读孔孟，并不鄙弃它，只不过仅把它当成同释道一样的思想体系罢了。《世说新语》有一则儿童品藻儒、道高下的可资为证：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言语”50）
在这里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时人对儒家思想更为推崇，因而有“故难企慕”之叹。《世说新语》中记录的孝子的故事也可资证魏晋依然重视儒家价值：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裈。”儿云：“已足，不须复裈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炳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夙慧”5）
其实，从《世说新语》的分篇中也能看见儒家价值的地位，比如其前四章就是儒家所谓孔门四科。
魏晋能成就众多早慧的少年，如上面分析，是与当时少年可以一视同仁的遍采释、道、儒众家之长分不开的，其他朝代的少年可能也有机会看各家的书，但他们在儒家思想为主的时代已无一颗一视同仁的心了。说魏晋少年众采，其实不过分，儒释道以外的思想，他们也很重视，像：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文学”24）
名家的《白马论》，谢安尽管听不懂，但看得出他是很感兴趣地在求索。
魏晋少年的早慧，还在于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不像后来的少年们，有那么多权威，有那么多桎梏。他们习儒可以不理会韩愈、朱熹的解释；他们崇道可以在王弼、郭象外另有想法；他们念佛亦可不受玄奘、慧能的影响。他们可以自己想、自己解，不在乎任何人，因为其实那个时代就不在乎任何人。
上面讲了魏晋少年的早慧来源于魏晋自由的学术气氛，少年能够博采众家之长。少年在从小就接受各种思想的洗礼后变得聪明，反应敏捷。但魏晋少年的早慧更重要的体现不仅是他们的机智，而是他们的成熟，一种心理上的成熟。举几则如下：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言语”5）
八九岁的小孩面对生死能如此镇定，这不是聪明就可做到，而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准确，又是没有聪明头脑不可能的。又：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谢安）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德行”33）
谢安是东晋风流的主脑人物，对他机智、敏捷的故事还有很多记载，然而这天真仁爱的赤子之心实在是他伟大人格的根基。这种天真仁爱的显露也正是一种成熟。这种成熟与当时社会人们普遍的率真分不开，也与家庭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晋人以性情的真率和宽仁建立新生命，看完这段故事，亦可明白魏晋少年的思想为什么会早熟了：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胡儿（虎子之子）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已（指胡儿自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虎子），亦言我共作此。”胡儿懊热，一月日闭斋不出。太傅虚托引已之过，以相开悟，可谓德教。（“纰漏”5）
这样的教育成就伟大的人材应算是一个典范。再：
谢公夫人教儿，问大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德行”36）
谢公确是在教，而且有巨大的成功，身教胜于言教，这也正是谢公赞季野的话：“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谢安的气质足以教他的儿子了。大一些说，整个魏晋社会何尝又不是在教当时的少年。一个思想自由、风度翩翩、热情真挚的时代，教出众多极富天分的少年，这一点儿都不用奇怪。魏晋少年的早慧其实完全源于那个让人听起来都觉得洒脱的时代，并非当时的人本身有多么聪明。
关于魏晋时代少年的早慧应该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特别是我们在探索素质教育的今天。如果鉴往足以知来，看一看魏晋早慧的少年们，我们一定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