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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2-0049-13
一、研究的缘起
女性是如何走入北京大学的？本研究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国家精英”(La Noblesse D’Etat)这一概念，将北京大学视为国家精英的养成所，其学生将成为未来的国家精英基于以下理由：其一，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中国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由此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学制。其二，北京大学招生筛选过程十分严格，入学者皆为升学竞争中的优胜者①，优异的学习成就背后是良好的智力水平、艰苦的训练以及相对优越的教育环境。其三，北京大学英才辈出，北大师生为我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工程技术及国防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北大校友中已有586人当选院士(学部委员)，总数雄踞全国高校之首。[1] 一百多年来，“北大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和繁荣昌盛的进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北京大学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学生，这要求学校提供启迪智慧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近年来，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各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应当品德高尚、学识渊博、体魄健全、意志坚定，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2]北京大学的文凭，是进入筛选严格的专业机构或国家权力中枢机构的入场券。走入北大，意味着进入未来的国家精英集体，这是一个精致的、人数稀少的群体。对于个体而言，这是一个形式上公开公平的升学竞争，入学者凭借优异于常人的学业成就而来。对于群体而言，北京大学新生的社会构成，无论是基于阶层、性别还是城乡等维度，是不同群体的教育获得(educational attainment)的标志。这个指标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教育系统内部，它意味着不同群体所获教育资源的厚薄，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分配的多寡。
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存在着“性别盲点”——在研究权力、财富、影响力的区分时，女性不重要。[3]帕森斯指出：女性在阶级结构之中的地位是派生的。[4]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女性的社会地位由其家庭所决定，而家庭的社会地位完全由男主人的地位来决定，女性被遮蔽于家庭之中。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主要靠其生命历程中的三个男人(父亲、丈夫和儿子)来决定，女性对于权力与资源的掌握并不缘于自身的职业，女性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是谁的女儿，女性的流动实现于她嫁给谁。[5]女性社会地位的维持取决于她是谁的母亲。
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与维持可谓传统途径与现代策略并举。在现代社会，随着职业与工作在越来越多的女性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凭——职业的入场券，也成为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从女性获得地位的传统途径来看，文凭为她们提供了易于在同一个精英圈子中交友结姻的平台。良好的社会关系资源确保其精英地位的维持或向上流动的实现。因此，拥有在北京大学受教育经历的女性，无论是借助现代还是传统途径，皆利于其进入一个狭小的精英圈子——中国“国家精英”集体。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精英高度集中，知识精英、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常可以转换，他们共同构成了“国家精英”。
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女性如何走入北京大学——其后是中国国家精英集体？其走入北京大学百余年的历史过程如何？哪些女性走入北京大学？这一历程是否存在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如何？精英集体中的女性如何选择专业？女性在专业选择中是否存在性别区隔现象？
研究途径为分析北京大学所录取的本科新生的社会构成。研究资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数据：第一，主体数据。它们来源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学生登记卡，研究选取的时段起始自高考恢复，终止于扩招开始，研究抽样选取1978、1981、1983、1985、1987、1990、1992、1994、1996和1998年十个年份(因为这十个年份的数据相对整齐)，所选数据涵盖了上个世纪70、80和90三个年代(如表1所示)。其中每一个生源数据，详细地记录了其生源来源地(所属的省份、地市或乡镇、所就读的中学)、性别、政治面貌、民族、家庭出身①、考试分数、入学后的系科与专业等指标。第二，对比数据。2000年至2005年的招生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教务部的新生入学统计。第三，文献资料。它们包括《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其中有一百年的新生人数统计。1999 2003年的《北京大学年鉴》。虽然这些研究数据的年份不全、统计口径不一，却可提供一个解释数据的背景。
二、女性走入北京大学：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自中国高等教育建立一百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经历了从无权利到有权利，再到入学机会均等的演变过程。中国大学之开女禁，始于五四前后。1919年，我国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1920年，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女禁，自此，中国女子开始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6]从1898年建校，到1920年第一批女子进入北京大学，其间二十年，北京大学事实上是没有女生的——这究竟是女子不入大学之门还是大学对女子关门？是女子没有“愿望”、没有“能力”还是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之门？
女子之“不愿”进入高等教育之门有其社会文化基础，即非女子不愿接受高等教育，而是其时的社会文化不愿女子接受高等教育。我国男女之间历来防范很严，“男女授受不亲”、“六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等礼教束缚甚深。1906年胡适撰文《敬告中国女子》，批判其时盛行的社会风尚仍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当时女子的“才”被狭隘地理解为“会做几句诗，会看几部淫词小说就可以算得才女了，不知这些事不但算不得什么‘才’，而且有很多害处”。[7]有这样的“才”还不如自然朴素、率真简单更符合贤妻良母的品性。
女子“不能”入高等教育亦有来自教育系统内的阻力：其时的女子教育接近家庭教育。胡适在论述女子读书意义时，着眼点仍在养育子女，“女子懂些道德与学问，自然能教出好的儿女来”。1908年胡适在论家庭教育中指出：要多开些女学堂，因为女学堂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8]蔡元培在考察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时指出：此校以造就“贤妻良母”为鸪，以“诚、敬、勤、俭”四字为校训，勤字可分为勤于学与勤于事，谨字为不敢放肆、不敢奢华、不敢骄慢三项。其意在涵养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上皆趣味迥异。
五四时期，在女子日渐苏醒地接受高等教育“愿望”的激荡下，“不许”、“不能”的障碍相继冲破。
蔡元培以“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以否定提问的形式与大学女禁之习惯法决裂，明确宣称：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民国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9]
校方明确的态度则为：“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者，亦可录取也。”[10]女子不“允许”进入高等教育的制度障碍始被冲破。
针对女子之“不能”，胡适呼吁：一方面，女学界的人应该研究现行的女子学制，改革课程，使女子中学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的入学程度相衔接。另一方面，大学也要为男女同校共同生活做相应的准备，譬如“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是中国女子还是外国女子，这是养成男女同校的大学生活的最容易的一步。”[11]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少数知识女性开始行动起来。邓春兰，甘肃循化人，其父亲为甘肃教育厅的一科长，其弟为北大学生。1919年5月，她写信给蔡元培，请求他本其历来提倡男女平等的精神，允许北大招收女子进入补习班，她愿意负笈进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与此同时，她还撰写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学生书，呼吁组织请愿团，要求大学开放女禁。她的主张在京沪各报刊登后，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强烈反响。[12]
1920年2月，《中华教育界》撰文介绍：自北京大学自议决男女生兼收后，近有金陵女子大学和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共30人，报名愿入北大，已得蔡元培校长允许，准其入高等预备科。[13]2月28日的《晨报》载，北京大学自收王兰女士为本科旁听生后，现又有协和女子大学学生奚浈、查晓园二女士转入北大文学系本科一年级上课。[14]在此情势下，4月，教育部致函北京大学，允许女生旁听，但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15]到1920年4月，北京大学已有9名女生旁听，其姓名、籍贯、科系如表2所示。
1919年前后的北大，学生中仍遗留有浓厚的科举思想，大学被视为取得官吏资格的机关。无论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还是蔡元培校长所竭力推行的“研究高深学问”之地，能向女学生开门，可谓开风气之先，自此，女子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国立大学中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正如舒新城所说：这实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的一件事。[16]
资料来源：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本研究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中所提供的北大在校女生人数比例，推算出1930至1960年四个十年的北大在校本科女生人数比例的平均值②，1966-1977年的历史数据中没有女生比例的记录，1970年代的数据则以1978年录取的女生人数比例为代表，1980、1990年代的数值为北大录取的本科女生人数比例的平均值，2000年代的数据为2000-2005年六年中北大录取的本科女生人数比例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得出1930-1960年和1970-2000年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女生人数比例(如图1、图2所示)。
图1 1930-1960年北京在校本科女生人数比例
图2 1970-2000年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女生人数比例
在20世纪前50年，战乱频仍、弦歌难续；后20余年，同样是天灾人祸，社会动荡，北京大学在校女生人数比例变化缓慢，如图1所示。1980年以后的近三十年内，北大新生录取中女生人数方稳步上升，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我们仔细观察1978-2005年近三十年间北大录取的本科女生人数比例的变化：从图3可知，女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最低值为1978年的20.1％，最高值为2005年的46.2％。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招收女生人数的比例大幅上升并不是始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之前，女生人数占学生总数比例在35％以下；之后，女生人数占学生总数比例在40％以上。
自1919年开始，“平等”就成为一面革命的旗帜，动员着几代中国女性寻求个体的自由与群体的解放。1949年以后，中国女性不断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岗位，参与社会生活，中国女性同时承担职业与母亲的双重责任。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北大招收女生人数比例并没有显著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从90年代中期开始该校所招女生人数比例出现了有意义的增长。这是为什么呢？
三、哪些女性走入了北京大学：有疑问的公平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割裂的现状，本研究从城乡③与性别两个维度，将北京大学新生分为四个群体：城市男生、农村男生、城市女生、农村女生。1978年以后的近三十年，其构成出现了下页图4中所显现的变化：北京大学来自城市的学生人数比例在40％—45％之间聚集，来自农村的男生人数比例围绕10％波动，而来自农村的女生人数比例则在5％以下。90年代中期尤其是高校扩招后，城市女生与城市男生曲线趋同，城市男生比例变化细微，基本维持不变；城市女生人数比例从1994年到2005年上升了11.9％。在招生总数被限定的前提下，城市女生招生比例增大的同时是农村男生招生比例下降，从1992年到2005年，农村男生招生比例下降了10.3％。
农村学生招生比例显著下降是否是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造成的？我国正经历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阶段，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少地方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村兼业化”和“农民老龄化”的现象。目前中国有上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和生活，尽管他们仍处于城市管理的边缘。从统计资料来看，2006年城镇率为43.9％，城镇人口达5.77亿，相应农村人口下降到56.1％，有7.37亿人。但按照户籍来统计，农村户口尚有9.49亿人。[17]
假设北京大学新生中农村学生人数比例的减少缘于农村的城镇化，那么在数据中应该是城市男生与城市女生人数比例皆相对提升，但事实却是城市男生人数比例变化不明显，而城市女生人数比例急速上升。因此，本研究认为农村男生人数比例下降并非城镇化的结果，而是城市女生人数比例上升造成的。可将招生视为一个零和游戏，在总数确定的前提下，某一部分的增加数与另一部分的减少数相一致。即博弈诸方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
图3 1978-2005年北京大学所招本科新生中的男女生人数比例
图4 1978-2005年北京大学来自城市和乡村的男女新生人数比例
另外一个疑问是：扩招后的教育收费是否导致农村男生所占比例下降？本研究认为，扩招加剧了农村男生所占比例下降，但需要重视的是，博弈中的获利群体——城市女生所占比例的上升始于扩招之前的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大学的时间。因此，生育政策的变化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城市女生在教育获得(eduacational attainment)上有大幅度提升，且扩招后的收费政策将这一优势进一步扩大。
因此，在中国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历程中，由于生育政策变化所导致的家庭结构和教育政策的变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大学的新生中出现了四个利益特征明显的群体：利益维持者，利益相对获得者，利益相对受损者与利益缺失者(见表3)。
(1)在北京大学新生构成中，城乡学生之间的性别差异较大。在城市学生群体内部，男女人数性别比例趋近；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女生群体成为一个相对获益群体，而农村男生成为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农村女生由于一直难以突破经济与地位的障碍进入精英集体，成为利益缺失者群体。
除区分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外，本研究还详细探讨了哪一个行政级别的学生更多地进入北京大学，不同行政级别生源的性别构成有何差异，差异意味着什么等问题。
受数据库的统计口径所限，本研究仅对1 978-1998年研究数据中新生生源地的行政级别做进一步的区别：生源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村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五类。我们将十年间的数据进行加总，男女学生生源的行政级别区分如表4、表5所示。
在同一地域行政级别的生源构成中，从村镇到直辖市的五个等级中，女生人数比例逐渐增长，表4呈现出北大新生中男女学生人数比例从性别差异显著到两性比例大致平衡的趋势。
再来看北京大学同一性别学生来自不同行政区域的构成。从表5中可知，家庭居住地的行政级别越低，进入北大的女生人数越少；在北大录取的女生中，来自直辖市(35.7％)与省会城市(17.0％)的女生人数比例之和为52.36％，而来自村镇与县级区域的男生人数比例之和为50.17％。男生人数比例可谓均匀平衡，重心相对在下；而女生人数比例(35.7％)则头重脚轻，来自直辖市的女生人数比例(35.7％)几乎是来自村与镇女生人数比例(9.7％)的3.5倍！在中间三个行政级别中，来自地级市的男女生人数比例差异甚小；来自县城的男生人数比例高于女生人数比例接近4个百分点；来自省会城市女生人数比例高过男生人数比例4个百分点。家庭居住地的行政级别越低，女生人数比例越低，男女生人数比例相差越大；地市一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中，女生人数比例高于男生人数比例。
当代中国呈现出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国家获得了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权与配置权，这些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金，也包括权力、威望与机会。[18]国家资源的分配与行政级别的高低成正比，不同行政级别因而具有不同的政治权力、资源控制权。从总体来看，学生家庭居住地的行政级别越高，所获得的教育资源越丰富，学生家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也相对优越。
(2)在北京大学新生中，来自行政级别较低地域的女生人数比例较低，来自大中城市的女生人数比例显著高于来自同一行政级别地域的男生人数比例。女性对资源的依赖远甚于男性，处在资源越少地域的女性，其向上流动的障碍越多，阻力越大。
在考察了生源的行政级别后，再进一步分析：究竟是哪些群体的子弟进入北大？哪些群体的女生更有优势进入北大？本研究以父亲的职业背景为指标来分析学生家庭背景，受研究数据所限，对学生父亲职业背景的分析仅限于1978-1998年北京大学的招生数据。
如图5所示，在女生群体中，父亲职业为干部的比例(47.8％)远高于其他职业背景。在男生群体中，父亲职业为农民的(35.7％)学生人数最多，第二位的是干部群体(31.6％)。女生父亲职业为农民的人数比例远低于男生人数。
将北大学生中，父亲职业背景最多的前三类(干部、农民、工人)再做比较。在北大学生中，家庭背景为工人的男女生数比例相当，但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干部的情况相差悬殊。在当代中国，“干部”这一称谓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不局限于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公职人员。这一称谓代表了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获得相对优势者和资源获得相对丰富者，这一群体的子女也是教育获得的相对获益者。在父亲职业地位较低的学生群体中，女生人数比例远低于男生；相反，在父亲职业地位较高的群体中，女生人数比例略高于男生。随着父亲职业地位由高到低，男女生入学比例的差异由小变大。
图5 1978-1998年北京大学男女新生中父亲职业的比较
(3)在北京大学新生构成中，来自低社会阶层的女生人数比例远远少于同一阶层的男生人数比例；来自高社会阶层的女生人数比例远高于来自同一阶层的男生人数比例。在低社会阶层中，女性向上流动的几率远低于男性；学生家庭社会阶层越高，女生人数比例越接近男生人数。
如上文所指出，女性对资源的依赖远甚于男性。在本研究中，资源又可分为优势的资本资源与教育资源。资本资源包括家庭的社会资本、关系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进入精英集体，优势资本与优势的教育资源均有重要的作用。在优势资本与优势的教育资源中，谁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种提问也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中国，优势资本与优势教育资源两者并非冲突，常是两者叠加，或者说相互配套。这个问题的提出，来源于本研究对北大不同省份生源的性别构成差异的解读。
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发展有一定的差异。北大在招生过程中，实行的是按省分配名额下的按分录取制度，兼顾均衡各省利益的政治原则与择优录取的绩效中心的技术原则。
基于常识，来自经济发达、文化悠久、教育资源雄厚的省份的女生人数比例应高于与之有所差异的省份。然而，事实却如表6所示。
从样本总体数据来看，女生人数比例最高的是重庆④；其次是北京。女生人数比例在40％以上的只有两个城市，即重庆和北京。女生人数比例平均数在32.8％以上的有13个省市，分别为天津、辽宁、上海、黑龙江、贵州、吉林、山西、新疆、云南、宁夏、青海、内蒙古和河北；平均数在20％—32.8％之间的有14个省份，分别为四川、甘肃、广西、陕西、海南、浙江、西藏、江苏、江西、河南、湖南、福建、安徽和山东；女生人数比例在20％以下的有湖北和广东。
除直辖市之外，一些经济与文化水平发达的高考大省，女生人数比例反而较低，如广东、山东、福建、湖南、江苏等；而一些边远省份的女生人数比例相对较高，如贵州、新疆、云南、宁夏等。
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与常识相左的状况出现呢？我们选取样本中人数最多的三个群体(干部、农民与工人)，在西部边远省份(包括贵州、新疆、云南、宁夏、青海等)、山东省(北大农村学生人数比例最高的省份，在北大招生数列第4名，占4.5％)与北大新生总体数据进行比较，如图6所示。
图6 1978-1998年北京大学来自不同经济文化省份的男女新生与父亲职业比例
在经济与文化水平欠发达的省份，北大录取的新生更多为大城市的生源所垄断，这一区域的女生因此有相对较高的几率走入北京大学。在西部边远省份，来自大中城市中兼具优越家庭背景与优越教育资源的女生进入北大的机会较高，是这一区域北大录取的女生人数比例较高的原因。在经济与文化水平发达的省份，以山东省为例，其优质教育资源分布虽广，但这些资源不全被具有优越资本的群体垄断，因此有更多农村男生走入北大；相应地，录取的女生人数比例就会低。这是北大在一些经济与文化水平发达的高考大省，录取女生人数低的原因。北大录取的新生中，性别比例已接近均衡，但农村女生人数比例却很低。对于农村女生而言，不管身处东部、西部，相对发达与相对落后的地域，进入北大都是一个小几率事件(当然也可能这一群体有更多几率走入普通高校)。
北京大学的入学筛选，对个体而言，看似成就性因素的结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男女平等)；但就群体考察而言，诸多先赋性的因素，譬如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所处的城乡、考生所来源的省份(按省分配录取名额)皆对北大生源的入学机会的分配产生影响。在看似均衡的性别比例后，农村学生走入北大的几率更低：农村男生成为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农村女生一直难以突破经济与地位的障碍，进入精英集体，成为利益缺失者群体。来自行政级别较低地域的女生人数比例较低，来自资源较少地域的女生，进入精英群体的阻力较大。来自低社会阶层的女生人数比例远少于同一阶层的男生人数比例；来自高社会阶层的女生人数比例远高于同一阶层的男生人数比例。招生是一个零和游戏，城市女生获得了更高的入学几率的同时，农村男生走入北大的难度更大，北大新生录取中的性别均衡的事实背后是人数较多的来自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女生，以及扩大的城乡差异与显著的阶层隔离。因此这是一个有疑问的进步。
四、女性的专业选择：获得还是排斥？
女性在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后，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究竟是自主的积极成长还是一个被排斥、被异化的过程？这既是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西方教育思想史中一个不断留下笔墨的议题。彼特斯(R.S.Peters)指出“受教育者”不过是“受教育的男人”，[19]马丁(Jane Roland Martin)基于“受教育的理想型”阐述：教育的诸种承诺——无论是好的生活、有责任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受教育的男人形象。[20]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性别与学科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托马斯(Kim Thomas)1990年出版了Gender and Subject in Higher Education一书，用性别的视角重新讨论科学、人文科学的建构，探讨社会科学学生与人文学科学生的性别认同。[21]安妮(Anne Seller)自述作为一个研习哲学的女学者时常遭遇：究竟作为一个哲学家，还是作为一个女性之间尖锐的冲突，在后现代的视角下，女性的身份成为丰富哲学内涵的一个有效的资源。[22]后现代的学者批判地指出：在当下的知识条件下，一个受教育者的智力训练不过是按照男性的模式来重塑女性。受教育者所接受的知识并非一套理想的、中立的知识系统，而是学习透过一双男人的眼睛来重新解释人与事。
福柯从对Discipline一词的挖掘入手剖析教育中的权力实践。Discipline一词有两层含义：名词形式即给受教育者提供一套知识——即学科；动词形式是让受教育者在知识面前保持纪律——即规训。[23]双重含义延续至今，一方面是一套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一套矫正与控制的体系。学科为经，规训为纬，规训保证知识的传递，共同构成社会生活。
从北大录取的新生数据来看，女生人数比例已接近男生，即男女学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是公平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教育过程的公平状况如何？即女性选择什么学科，进入什么专业，在学习过程中受何种规训，这是一个疏异的过程还是一个增长的过程？
本研究将要讨论的问题是北京大学的新生在专业选择中是否出现性别聚落的现象？性别聚落是否构成专业选择中的性别区隔？本研究根据专业选择中的性别变化，将专业分为男性友好专业、女性友好专业与两性友好专业三类。从1978-1998年北京大学男女学生人数所占比例来看，女生人数比例的平均值为32.80％。本研究尝试将女生人数比例低于20％的专业称为男性友好专业，将女生人数比例高于32.80％，低于50％的专业成为两性友好专业⑤；将女生人数比例高达50％以上的专业称为女性友好的专业。具体数据如表7所示。
男性友好专业有物理学(13.20％)，地质学(14.21％)，数学(17.93％)，技术物理(18.07％)。
女性友好专业有广告学(70％)，大语种(66.8％)，小语种(63.3％)。⑥
两性友好专业有基础理科中有心理学(44％)、生物学(40.3％)；应用理科有信息管理(45.9％)、医学预科(40.4％)；外语类学科有英语(49.4％)；人文学科有中文(47.1％)、历史(36.2％)；基础社会学中，除政治学外，社会学、国际关系可划为两性友好专业；应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都属于两性友好学科。
从以上归类可看出，攻读基础理科与应用理科专业的女生人数比例都低于均值，男性友好专业均集中于理科类。在人文学科类中，攻读哲学与考古学专业的女生人数比例低于均值，攻读中文与历史专业的女生人数比例高于均值，女生选择攻读中文专业人数的比例明显较高。在社会科学中，女生选择攻读应用社会科学专业的人数比例高于基础社会科学，在应用社会科学类中，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广告学相关专业为(或接近)女性友好专业；选择攻读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女生人数比例也高于均值；选择攻读基础社会科学专业的女生人数比例低于选择攻读应用社会科学专业的女生人数比例，但除政治学外，女生人数比例仍然高于均值。外语类学科中的大小语种专业为较典型的女性友好专业。
这表明在1998年之前的专业选择，已经出现程度不同的性别聚落现象。2000年以后，北大女生专业选择的平均比例升至44.0％，高于1978-1998年的均值(32.8％)11个百分点。在扩招以后，性别对不同专业的选择有无变化？招生数增长11.2％的女生涌入哪些专业？性别聚落的现象是强化还是减弱？
如表7所示，在北大女生专业选择的平均比例增长11个百分点的前提下，有五个专业的女生攻读人数比例略有下降，它们是计算机，化学与物理，信息管理，大语种；其他专业均在增长。增长幅度最大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特别是考古学(从22.8％升至54.4％)，增长幅度为31.6％，政治学增长幅度为26.0％，哲学增长幅度为24.4％，中文增长幅度为23.8％。在外语类学科中，英语专业女生人数比例有大幅度上升(27.0％)，大语种下降2.9％，小语种下降8.1％。元培计划女生比例虽下降了15.1％，但性别比例大致平衡。
为了更清晰的看到各学科大类新生性别比例在扩招前后的变化，本研究按学科大类分别计算男女生在1978-1998年和2000-2005年两个时段的录取比例(见下页图7)。在2000-2005年的数据中，人文科学、应用社会科学和基础社会科学，女生人数比例分别上升至61.5％、61.6％和58.5％，女性的专业选择出现绝对优势，且外语类学科依然是女性优势学科。对于这些学科，性别平衡有了新的含义，即应保持一定的男性人数比例。在外语类学科中，大小语种专业中男生人数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为确保一定的男生人数比例，低分以求男生的现象一时也引起争论。以北京大学外语小语种专业录取新生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1996年之后，66.6％的男生分数在后50％；而33.3％的女生分数在前25％，出现了以低分求男生的现象，这一反向的“肯定性行动”基于人才就业的需要，招来广泛的社会批评与关注。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需要慎用的教育行动。
在理科中，无论应用理科专业还是基础理科专业，总体上女生人数比例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女生人数增长均值。在表7中，理科类中仍有环境科学(50.4％)、医学预科(54.7％)与心理学(52.2％)三个学科女生人数比例占明显优势；女生人数比例接近或高于女性均值学科的理科类学科还有：生物学(45.1％)与信息管理(43.4％)，其他专业的增长数均在均值之下。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语言类专业中男生人数比例从36％下降到28.3％。
在女生人数增长的前提下，文理科之间的性别聚落特征更为突出，某些专业甚至出现严重的性别区隔现象，譬如，理科中的物理、技术物理、数学、计算机、地质学等专业男生人数比例均在75％以上，男生友好专业(男生优势学科)是否对女生进行排斥，尚需进一步研究；2000年后英语、新闻与中文专业，女生人数比例亦高达70％以上，女性优势学科中女生获得何种发展，女生人数相对多的专业将如何影响此专业的就业结构，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图7 扩招前后北京大学新生专业选择中的性别差异
注：因这些年间学科的调整以及政策所导致的某些年份招生的变化(如广告学只在3个年份中有招生，而小语种也有两个年份停止招生等)，所以按学科大类的进行计算的男女生比例，并不能完全吻合于表7中的各学科比例的相加后的均值。
如何解释专业选择中出现的性别聚落乃至性别区隔现象？从个体认识来看，两性在思维特征上存在差异：在语言能力、运动的协调性、手指灵敏度、人际关系技巧以及在重复性、单调乏味的工作环境的耐性上，女性的表现一直比较优秀。男性在计算能力、空间感觉、上肢力量等方面比较优秀。[24]有关男女生学习风格差异的研究揭示：女生通常比男生有更强的组织性，更容易被激励，成熟得更早。女生更容易通过谈话和运用语言技巧进行彼此联系。男生更具有破坏性，教师对男生的期待不如对女生那么高。[25]个体认识的差异在教育过程中不断被刻板印象所强化，譬如：科学是一项重要且理性的职业，在基础教育中，准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女性非常少，在大学与研究生阶段，女性逐渐从此领域中退出，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女性人数比例非常之少，并且处于敌意的包围之下。[26]
从社会分工来看，两性之间存在分工差异，在家庭中，男性负责养家糊口，女子负责照料儿童并提供安全和情感支撑。男子履行工具性任务，女子履行表意性活动。职业分工是家庭角色分工在工作世界的延伸，女性工作一般被认为是母亲/妻子的角色在公共领域的延伸，强调表情达意、密切互动、积极反馈、相互支持，女性长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男性长于人与物之间的操作。职业性别区隔包括垂直分离和水平分离，男性特权理论强调男性有权支配大多数最具有吸引力的职业，女性被鼓励从事不具备吸引力与竞争力的职业，女性常占据类似家务与一般办事员的职位。[27]某些职业是女性友好的，某些职业是男性中心的。[28]西方关于工作社会学的不少研究指出：女性聚集的工作在职业声望与职业地位上均易于下滑，或者说职业地位的下降与该职业女性人数比例的增加互为表里。女性甚至改变传统的男性工作。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强调，高等教育中的女性身处男性中心的知识权力之下，接受高等教育并成为专业精英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压抑甚至背弃女性特征的过程。本研究对此暂时悬疑，但需要谨慎面对的提问是：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日趋增长，女性在校园中究竟获得怎样的发展？能否顺利成长为专业精英？专业精英能否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与发展，成为预期的栋梁之才？
五、结语与讨论
1.北京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滥觞于此。百十年的历史中，女性从习惯法中的被禁入学(1898-1919)，到五四前后的开女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女生在校生人数占4％到现今的北大本科女生录取人数占44％，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走入这所以选拔与培育国家精英为职责的学校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值得关注的是，1940年代到1970年代，北大的在校女生人数比例略超过20％，其间，政体变革、社会运动、文化改良频仍，在以“平等”为核心的政党文化下，录取女生人数比例并未有明显增长。北大录取本科女生人数比例是从20世纪80年代(30％以上)，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上升到40％以上的。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独生子女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之时。在北大城市学生中，男女生人数比例已接近均衡。倘若做出结论：女生人数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受我国生育制度的变革、家庭子女结构的演变的影响，尚需更严密的设计与求证；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启示：教育权利的获得依靠宏大的社会变革，教育权利的实现则根植于微观的家庭变革。
2.本研究在考虑新生录取中性别相对公平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农村新生人数比例的显著下降的事实，新生性别差异日渐削弱的背后是难以逾越的城乡差异。新生中农村男生人数比例大幅度下降，作为博弈方，城市女生人数比例大幅度上升，城市男生人数则维持在一个高的比例上略有下降。在直辖市、西部边远城市女生更多地走入北大的同时，经济文化与教育大省中的农村男生进入北大人数比例明显下降。
农村女生人数比例仅在4％上下，这一数值是北大1920、1930年代在校女生比率；在北大的学生构成中，这是一个利益长期受损的群体，北大令人乐观的女生比例(44％)遮蔽了这一群体——而这一群体背后的人口基数是如此的庞大。
新生录取中性别比例的均衡与农村新生人数的下降并非因果关系，但只要两者相伴而行，性别的公平就是一个有疑问的公平，缺失了城乡均衡维度的性别公平是跛足的公平。
3.近年来，北大女生人数高达44％，证伪了女性低学术成就的判断，准确地说，证明了女性中小学学业成就不在男生之下。女生在专业选择中，出现了明显的性别聚落甚至是性别区隔。
本研究还需要弄清的问题是：女性将如何被学科所塑造？优秀女生在高等教育的训练中所获得的是自主自在的成长还是一个压迫疏离的规训过程？相应地，这些女性能否顺利成长为国家精英，尚需谨慎面对。在男女学生入学机会相近的数据中，对教育过程提出这样的置疑是必需的。
4.本研究所涉及的北京大学录取的新生的社会构成的数据，其解释力有限。这套数据仅是一个信号机制——反映教育资源的区域分配，也反映出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的教育获得。在现行“分省招生”框架下的“考试招生”虽面临“区别对待，保证均衡”与“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不同制度选择之间的紧张，面临“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两难困境[29]，但仍是英才主义的公平观、平等主义的公平观与程序正义公平观三者兼顾的一个制度。
总之，本研究所持有的公平观，也绝非激进的追求结果平等的公平观，而主张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力求提供受教育者需要的教育。在以能力为先的程序下，辅之以一定的补偿原则，避免将某一社会群体持续地排斥在外。本研究不认为有一个先验的“公平”理念的存在，而认为“公平”是在具体的情境与具体的关系之中不断建构出来的——既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旗帜，也是斗争的策略。
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北京大学所指代的这一精英集体，与性别均衡伴随的是阶层明显的隔离、城乡之间森严的割裂，这是一个有限度的进步。仅有性别一维的公平是跛足的公平。对此的改变，不依赖教育行动，甚至也不寄望政治行动，而是社会相关各方力量长期角逐的一个自然变更。
毋庸置疑，女性走入精英集体，这是现代中国真实情境下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它是跛足的、有限的进步。
(本研究为“谁跨入精英教育的门槛”研究中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硕士研究生张学广在档案馆誊抄了大量的学生登记卡，博士研究生王志明承担数据分析，博士后研究人员李春萍以她独特的思考与讨论贡献于此研究。北京大学档案馆与北京大学教务部，提供了原始档案与数据，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北京大学是历年来录取各省市高考第一名最多的大学，历年来绝大部分在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的学生在北大深造。
②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社会急速变迁，家庭出身的术语也有变化：有的在分析中比较容易归类，譬如，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教师等，在统计中归类为专业人员。但有的就不好归类，譬如，有的填写职员、革命干部等，很难用今天的术语来套，因此，保留档案的原始面貌。1930年代：1934年，全校学生男936人，女57人(5.74％)；1935年北大的注册中，本年度全校正式生(本科生)926人，男890人，女36人(3.89％)。1940年代：波动较大，1946年的性别比例为：27.02％，1947年以后在1 7％—18％上下徘徊。1950年代，女生人数比例上升很小。1950年前后，女生人数比例在20％以下，1951年秋季学期上升到22.72％，1952年秋季学期女生人数比例为23.02％。1955年女生人数比例有所下降，为20.7％。院系调整是否对女生构成有影响，缺乏更多的资料以证实。1960-1965年之间，女生人数比例在20％-24％之间。1966-1977年之间，没有女生人数比例的记录。工农兵大学生的性别比例如何，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研究点。
③1978-1998年的数据是将居住地为农村和乡镇的学生归为“乡”，其他归为“城”；而2000-2005年的统计数据中由于缺乏居住地的统计，所以城乡数据则是根据户口来划分，农村户口的为“乡”，城镇户口的为“城”。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两部分数据统计口径的不同，使得在1978-1998年的数据中，一些生活在乡镇的非农业户口的学生被包括在“乡”的部分中，所以1978-1998年的数据中的乡村学生人数比例会稍大些。但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这个比例对整体数据的走向不构成太大的影响，但仍在这里做以说明。
④重庆是从1998年才开始单独招生，情况比较特殊。
⑤具体的数字比例，是根据样本数据而来，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定义。
⑥外语类大语种有德语、法语、日语、俄语等专业，小语种有缅甸语、泰语、希伯来语、乌尔都语等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