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1]2004年在《当代城市社区居住环境设计与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住宅产业的日益繁荣与活跃，社区居住环境的建设和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国政府与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迅猛发展的住宅建设给社区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产生许多问题。因此，研究探索人性化的、具有整体性的新型生态社区居住环境的设计与发展模式已成为国内外人们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通过对当前城市社区居住环境建设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社会、经济等动因的深入分析，从中归纳总结了社区居住环境的构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吸取国外社区居住环境建设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当代城市社区居住环境设计的模式和发展方向。文章最后探索性的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居住环境建设的有益途径。
吴岩[2]2015年在《重庆城市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老龄化引发了社区研究的“适老化”转向。由于我国于2000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社区养老”,且此时上海、北京等地区是国内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国内建筑学界关于社区的“适老化”研究不过十余年,并以介绍国外相关建设理论、经验,或以上海、北京等老龄化发展程度高的城市为蓝本进行社区适老化研究为主。然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重庆地区老龄化发展水平已位居全国首位,且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受独特的地形、气候、文化等地域条件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直接复制国外及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相关理论及建设经验,存在着水土不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重庆地区的社区适老化研究。与常规意义的纯粹的城市不同,重庆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独特性,且地形条件的复杂性、城市化发展引起的快速建设等因素,使重庆城市社区适老化建设急需相关理论指导。从2000年至今国内的研究状况看,现有社区适老化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社区规划与设计模式、社区照顾护理设施、住宅等方面的适老化研究之上,对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适老化研究关注度不够。因此,本文主要针对重庆城市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展开研究。“适老”需先“知老”。由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疾病治疗、临终关怀之上,对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依赖度不大,因此本研究将具有完全自理能力或经过一定辅助就能使用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老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对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使用看,这些老年群体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它包含了除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老年人以外的所有不同老化程度、不同健康状况和生活状态的老年人。由于这些老年群体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例如老化程度高的老人、患病老人、体弱老人、残疾老人等更关注康体康复、社会交往等内容,而老化程度低的健康老人则更倾向于照顾孙辈、与儿童一起活动,因此,满足这些群体不同行为需求的社区公共空间环境就可以被认为是“适老”的公共空间环境,从这个意义上看,“适老”具有社区公共空间环境能够被多样性、差异化老年群体内部“共享”的含义。另一方面,从当前对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建设看,或强调进行无障碍设计、或强调进行适老化设计,忽视了在同一社区居住、同样需要使用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非老年体弱者、体残者、体病者等群体的使用需求,尽管这些群体在具体使用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过程与老年群体相比还有一定差异,但由于老龄化是慢性疾病罹患率升高、残疾发生率升高的主要驱动力,部分老年人同时也兼具残疾人、病人等多重特点,那么,能满足这些老年人使用的社区公共空间环境,往往也能够较容易的兼容非老年的体弱、体残、体病等群体的使用,从这个层面看,“适老”还具有社区公共空间环境能够被有类似特征的非老年群体所“共享”的含义,即“适老”而不“唯老”。因此,本文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通过对老年群体进行细分,选择具有多样性、差异性、代表性和兼容性的老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日常活动和空间需求进行研究,并结合重庆地域特点,对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的发展背景、要求及特点、发展模型及设计策略等进行归纳总结,旨在增强重庆城市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的“适应性”与“共享性”,并指导实践。研究发现,地域条件使得重庆老年群体的日常活动与空间环境具有一定的互构关系并呈现出“紧凑性”,随老化程度和生活状态不同,重庆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又呈现出层次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在空间需求方面,老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由于其生活内容较为丰富,空间需求以“增加包容性”为主,而老化程度高的老年人、残疾老人、患病及体弱老人由于其身体健康原因,空间需求以“提高协助性”为主;从当前重庆城市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的实际建设与使用评价看,山地城市用地的缺乏与地形条件的复杂,使得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建设中存在着空间结构无序、形态失控的现象,功能和日常管理运行也由于缺乏对老年人的深入研究而存在欠缺,导致使用者在安全性、舒适性、适用性等方面评价较低。基于此,本研究结合重庆地域条件,架构重庆城市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发展模型,认为应形成以室内外空间相结合、步行联系为连接的立体紧凑空间网络,并结合案例分析从空间结构、功能、形态、运营管理的角度提出设计策略,认为重庆城市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的空间结构应从地形出发进行紧凑性布局,并增强节点的邻近性;功能则应提倡多功能混合,并增强其包容性与协助性;形态方面则强调完善对室内外活动空间的层次性配置,并利用地形和气候特点形成室内外联动的公共空间环境系统,同时改善舒适性与安全性;运营管理方面则强调促进建设模式的灵活性与经济性,并增强设计与使用过程的互动性、促进使用者意志的表达。
王玲慧[3]2006年在《论上海边缘社区的和合发展》文中认为边缘社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边缘社区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快速增长，社会日益分化，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着眼于大城市边缘社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策略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论文按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郊区的时代要求，针对上海边缘社区发展的特点，基于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创新性提出边缘社区和合发展的命题。在综合解析上海边缘社区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边缘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同类型边缘社区形成与互动机理以及边缘社区主要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富有针对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广义社区建设的理念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就边缘社区的空间整合思路和发展策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论文分为六章，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中，第一章就研究意义、核心概念、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基本论述，并重点阐释了边缘社区和合发展的概念与内涵。第二章主要分析和归纳1990S以来上海边缘社区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现实问题，论证了边缘社区和合发展的必要性和着力点。第叁章主要分析了1990S以来上海边缘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同类型边缘社区形成机理与相互关系以及边缘社区主要社会关系，为上海边缘社区和合发展应对思路和策略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章主要针对上海边缘社区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广义社区建设的理念，论述了其基本概念和特点。并重点对边缘广义社区建设的整合、参与、调谐、保障、服务和规范等六大机制进行了论述。第五章主要针对上海边缘社区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有机整合的空间发展思路，并具体阐述了有限扩展、有机正和、有序生长和有效协调四大基本要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型发展策略，并从“功能—空间”、“社会—空间”、“空间—时间”、“居住—配套”四对关系范畴进行了深入探讨。第六章是主要结论和研究寄望。
卜雪旸[4]2009年在《可持续发展城市住区公共空间的“培育型”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在城市住区空间结构当中，公共空间体系作为住区功能网络结构的“关节和枢纽”，在提高居住生态环境品质和公共设施服务水平、促进邻里交往和地域文化的发展、展示城市风貌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对城市住区公共空间体系规划的深入研究是当代建设城市和谐人居环境的需要。传统住区规划单纯注重空间形态控制的“蓝图式”和“最终状态”的规划设计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对社会发展变化适应性差、系统协调性差的缺点。“培育型规划”概念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城市规划的目标不是为了使城市空间发展达到某种设想的终极状态，而是使城市建立起有利于城市空间科学发展的经营、管理、辅助机制，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城市空间体系能够适应城市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以及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使城市社会具有持续发展的活力。“培育型”住区公共空间规划策略是建立在住区整体发展多重目标体系之下，全面采取住区公共空间规划、软环境建设策略群，以培育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住区公共“空间容器”和敏感、高效的社区经营管理机制为目标的规划模式。“培育型”城市住区公共空间规划策略(或称策略群)由叁大部分组成:①空间策略—构建开放的城市社区;②“软环境”建设策略—建立地域多方参与的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机制;③规划编制、实施策略—敏感设计模式的建立。论文首先通过对国外近现代城市住区的建设发展过程和思想演变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了当代国外城市住区公共空间发展和住区“软环境”建设的策略;然后从天津市城市住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入手，分析了天津城市住区空间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和新、旧区发展的重点问题，寻找解决天津城市住区公共空间发展问题的关键性切入点;进而以天津近郊新城组团为例，明确提出了建立“培育型”住区公共空间体系和社区发展机制的具体策略;最后通过作者参与的天津市静海团泊新城总体城市设计项目，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住区公共空间规划策略和措施在规划实践当中的应用途径。
闫凤英[5]2005年在《居住行为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居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本活动之一,通过创造先进的居住模式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今天人们建造住宅的活动正在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作用力,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认识、反思人们的居住模式。本文所提出的居住行为理论以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以居住的现象——居住形态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的居住行为与居住空间演变的过程、规律、发展趋势和目标。本文首先提出了居住行为研究的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建立了广义居住行为、居住空间的概念;进而提出了居住行为的诸要素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各自不同的形态表现:宏观居住行为形态表现为聚居模式、聚居的组织、制度、居住空间的形式和结构;微观的居住行为形态则表现为人们的居住生活内容和方式;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宏观与微观居住行为理论各自的研究层面、对象和内容,建立了居住行为理论的框架。本文上篇从社会发展宏观时空观来研究居住形态的演变发展规律,指出居住形态演变的本质就是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动力的居住聚合模式的演变,并提出了人们聚居的组织形式、聚居的空间组织形式发展的几个阶段及这些组织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层次到多层次结构的发展趋势。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都带来居住模式的变革,表现为社会聚合模式、居住聚合模式以及与之相符的社会制度、家庭制度等居住行为内容的变化,最后反映在居住空间形态——住宅、住区、城市的形式的发展上。本文下篇所研究的微观居住行为指的是具有普遍和一般意义的个体——人在微观居住空间——住宅、居室中行为活动的方式,从行为动作发生的尺度、空间、时间分布、人对空间场所的操作要求、感官要求这个层面进行研究。考察了微观居住形态的多样性、适应性;指出居住行为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动态性和易变性,在目的和来源上有恒定性;本文强调人的居住行为具有习得性、可倡导性及推广和倡导先进的居住模式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居住进一步集约化是人们居住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微观上精密研究居住行为的内容与其发生的空间场所的作用方式,从理论与观念上、技术与设施上自觉研究、积极倡导文明、科学、健康、高效的居住生活方式,建立科学的居住标准,是实现在有限的空间资源中,有效的提高居住水平和居住质量的必然途径,是面向未来的理性选择。
邵峰[6]2009年在《转型时期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模式及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正确引导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回顾中外农村城市化理论和实践的演变轨迹,研究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分析转型时期沿海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新形势下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的整合机制。论文分为七章,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中,第一章就论文的选题背景、核心概念、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作了基本论述。第二章总结、归纳了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国外农村城市化模式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启示意义。第叁章从城市化的动力角度对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具体实践模式进行了介绍,认为当前存在内生型和外生型两大类共五种类型的实践模式,分别结合典型案例对这五种模式的主要内涵和利弊进行了深入剖析。第四章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沿海地区农村城市化的现状特征,即和谐与冲突并存、博弈与失衡并存、整合与分化并存、存续与消除并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约我国沿海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思想观念、生态环境、利益分配、政策等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五章对沿海地区农村城市化互动机理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区域空间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第六章提出“转型社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微观的形式揭示了我国山东沿海地区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过程中的一些倾向。第七章提出建立面向多元居住主体的“转型社区”整合机制,包括资源整合机制、服务机制、制度规范机制、自治参与机制、文明创建机制和心理调节机制六大子机制。
刘长安[7]2014年在《城市“有农社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巨大、耕地日趋减少等一系列困境。在此背景下,全方位、多角度探索城市生态节地、循环代谢发展的应对策略,构建以城市农业为核心动力,融食物生产、居民生活和社区生态环境于一体的生态社区模式,可为我国城市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佳选择。本研究以城市农业、永续设计及城市代谢理论为平台,通过多学科协作,运用研究性设计、物质代谢分析、情景模拟等方法,梳理了农业与城市关系的历史脉络和当代发展趋势,研究将农业作为关键要素纳入城市人居环境,结合社区原有要素进行空间、技术重构,建设“有农社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依托建筑、规划及景观设计手法,关注城市内部闲置空间,对现有社区空间利用进行重新审视,发掘并强化其生产功能,提出一种与城市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相融合的创新城市“有农社区”理论模型,并阐明其概念内涵、结构层次、系统特征及不同类别。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社区的空间和形态、生态循环系统、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角度入手提出适应当前城市发展、农居一体的物质空间模式,有效支持资源循环代谢乃至与生产、生活互补共生的循环技术模式,以及适应社区空间、技术更新的建设、运营、参与模式。随之,结合当前现状,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食品与环境卫生及物业管理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与建议。最后,采用研究性设计的方法将理论成果与具体实践项目在社区规划、景观与建筑设计、生态基础设施等层面相结合,构建小规模有农社区的典型模式;减少物质输入和废物输出,增加物质在社区内的循环,并利用物质代谢分析的方法对理论成果进行验证与分析。本研究力图通过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交融协作,探索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集成解决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的新型生态社区发展模式,以期对城市人居环境理论研究进行有益补充,也对我国当前生态社区建设提供实践指导和决策参考。
吴庆华[8]2011年在《城市空间类隔离》文中提出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空间结构的变异,从而产生城市空间的隔离现象,即城市居民的居住地因为各种社会因素而产生的分化现象。这种居住分化,既可以是基于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传统习俗、宗族势力等先天获致因素的影响,也可以是基于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拥有财富数量等后天选择性因素的制约,上述主客观因素的社会差异不仅使社会成员发生分化,亦使其居住空间发生分异:拥有相同或相似社会特征的都市居民倾向于集居于某一类型的特定社区,而不相类似的集团间则彼此分散居住,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居住区,居住的空间隔断亦拉大社群之间的心理距离。与以种族文化为主导的美国、南非式的城市空间隔离、受福利制度影响的欧洲城市空间隔离和拉美国家的城市空间隔离相比,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空间隔离现象在成因、特征等方面呈现出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的特征,因而称之为“城市空间类隔离”。现阶段,城市空间类隔离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贫富分区,即富人所居住的高档豪华住区与其他社会成员住区之间的隔离、隔断状态,其实质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居住空间上的反映。空间隔离是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群体聚居的普遍状态,它将伴随阶级社会城市发展过程的始终。空间隔离包括物质空间隔离、社会空间隔离、心理空间隔离。明确界定城市空间类隔离必须把握多重视角,一是富人居住区以封闭、监禁等方式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与其他社会成员居住区相互隔离;二是富人与穷人等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情感疏离、互不交往,体现为情感归属上的相互隔绝,城市空间类隔离是这叁种隔离状态的合一。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学开启了现代性研究的空间面向,但在我国社会学界研究空间隔离问题的学者寥寥无几。本文对城市空间类隔离的基本特征、形成机制和社会效应的探讨,或可推动社会学对此问题的认识。西方国家的种族、贫富隔离被视为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内城贫困等问题使社会发展付出惨痛代价。但在我国社区阶层分化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空间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尚未引起高度关注。基于破解社会隔离、加强和谐人居环境构建的目标,本文对把握城市中的社会阶层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合理制定城市住宅分配制度、消除空间不平等,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意义。城市空间隔离现象由来已久,但对其作理论探讨却是晚近的事情。西方城市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空间类隔离”的理论视角,我们可以从其异彩纷呈的理论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资参考和借鉴。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其不足在于对“空间”界定模糊,社会空间概念尚有待于细分;理论逻辑推演较多,实证经验研究罕见;对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研究较多,对大中小城市的研究极少。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调查问卷与结构访谈相结合的定性方法,以东北城市齐齐哈尔为样本进行个案分析,以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类隔离问题。本文基于叁个不同类型社区的实地社会调查,分析了城市空间类隔离现象的内涵、成因、社会影响以及破解路径。本文认为,市场经济的强势嵌入、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住宅市场分化加剧以及城市住房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以及公民财产权的确立,构成了转型期城市空间类隔离的动力之源。随着城市住房供给制度的市场化、商品化改革,以社会福利理念为内在价值的实物分配式住房再分配体制宣告终结,我国亦如发达国家不断建立和完善包含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安居房等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性住房、由市场提供的商品房等多层次城市住宅供应体系,这给予人们众多的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选择居住区域的机会,也使高收入群体居住区异军突起,由此导致阶层型居住空间类隔离模式的形成。城市居住空间的类隔离对社区发展而言利弊共存:第一,空间类隔离有利于贯彻分类管理与分类指导的原则,增强社区服务的针对性,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水平。第二,阶层型社区有助于凝聚社区情感,形成特有的“邻里效应”。第叁,隔离型社区有利于社区内居民的公共参与。空间类隔离的社会负效应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一,从个人层面看,城市空间的社会极化和隔离型塑、固化贫富对立,各阶层在城市空间的同质聚集效应越来越强,将会进一步阻碍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与流动。第二,从城市层面看,城市空间的社会极化和隔离会加剧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使社会贫困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排斥心理,从而加大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第叁,从国家层面看,空间类隔离状态正在使社会阶层差异具像化、城市贫富极化外显化,长此以往会激发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消解空间类隔离状态,建立空间正义,一要建设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将空间类隔离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二要重新定位政府管理的价值取向,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倡导混合居住。通过城市规划手段实现居住混合,提升城市居住的异质性,防止住房过度市场化。叁要制定合理的住房供应政策。企业应严格按照政府规划进行建设,赚取合理利润,不炒作房价,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四要改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创造良好的人际互动空间。为此应完善混合社区质量,美化社区环境,提供健全的服务配套设施,提供优质的公共品服务。本文提出空间隔离的叁种形式(物质空间隔离、社会空间隔离、心理空间隔离)及其评价标准、适用范围、与社区阶层化的关系等观点,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空间结构中,透过城市居住的空间视角,探究城市空间类隔离的基本特征、形成机制和社会影响,并建构相关分析的理论框架,力求增进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城市社会学在这一领域的认识。
李小云[9]2012年在《面向原居安老的城市老年友好社区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是二十一世纪两大显着趋势，也是政府和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及快速发展、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老年友好城市建设框架和老年居住及长期照护供需矛盾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论文综合社会、人口、生理、心理、行为、建筑、规划等多学科的知识，将老年社会学与社区规划内容相结合，研究面向原居安老的城市老年友好社区规划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有利于完善城市老年居住研究理论体系，以及完善城市规划研究中“需求—规划”、“社会—空间”关联方法的认知；可以推进老年友好城市在社区层面的规划建设；也有助于老年人更加友好和谐地与其他年龄群体共处，促进社会融合；老年友好社区规划策略还可以更具体地从社区层面完善城市规划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调控机制，满足老年人的居住需求，实现社会公平。论文首先探讨了老年社会学、人与环境、精明增长、社区规划等相关理论及其对本次研究的指导意义，然后就境内外城市老年居住模式及老年友好社区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回顾和梳理，通过国际比较，提出原居安老模式应成为中国未来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模式，以及应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结合中国国情，构建能同时满足物质性和社会性设施及服务的老年友好社区，从而建立原居安老模式与老年友好社区规划建设的互动关系。同时，基于“需求—规划”研究主线，论文对原居安老模式下老年人需求特性进行分析，并结合调研内容构建了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的,包括社会支持、物质环境支持、政策支持、信息技术支持等内容的老年友好社区支持体系，以及基于社区支持体系的老年友好社区规划内容体系。论文提出了包含住房、健康与安全、老年文化、老年服务体系、年龄融合等规划内容的老年友好社区社会服务规划策略；以及包含土地使用、居住单元、友好开放空间、友好交通环境、老年服务设施、旧社区适老改造等规划内容的老年友好社区物质环境规划策略。为了让老年友好社区的社会服务规划和物质环境规划更好地融合，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老年友好社区规划的整合与调控策略通过规划整合、主体利益调控、促进政策和措施等内容，促进规划从社会服务目标到空间资源配置的全过程落实。论文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基本观点，并指出本研究可以从老年人需求的差异、地区城市的不同、迁移机制、居住满意度、评估体系等视角和内容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薄立明[10]2015年在《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空间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空间结构模式及规划应对策略研究是当代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性话题。当代城乡规划的总体发展趋势要求城市问题研究必须深入思考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化组织规律,这也是当代城乡转型发展赋予城乡规划学科进行生态化问题研究的基本历史使命。本论文研究主要依托当前武汉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发展诉求,从城市各系统发展的生态化组织机制视角出发,从广义的城市生态要素构成以及武汉城市生态发展的本底资源优势出发,深入解析武汉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以及发展潜力,运用系统评价模型理论针对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现实格局,设计出具体的绩效评估发展指标体系,对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空间结构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并根据评价结果和现实问题的凝练,制定出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框架和实施路径模式。最后,从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规划实施保障策略角度即城市生态化规划的类型设计、政策保障、协调保障、经济保障等角度为武汉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研究思考,并丰富生态化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具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搭建层面:针对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危机重重的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结合武汉城市国际化发展的现实诉求,本研究集中在以更为广义的生态化城市空间结构构建层面,开展武汉城市生态化问题研究。按照城市人居环境构建的生态化组织逻辑首先对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进行解析,界定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空间范围,以及拟定开展的研究方法,从国内外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典型案例以及发展趋势视角,系统梳理发展的典型经验。从广义多学科交叉视角针对不同学科领域当中的典型相关理论进行组织协调架构,并结合本人的研究认识进行适当的创新解读分析,从而系统架构本论文的理论研究逻辑。(2)技术方法层面:多维的城市生态化问题研究从多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基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视角来看,城市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学科交叉联系的方法组群,包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自然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组织建构。因此,构建广义的城市生态化系统问题研究必须谋求进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本研究则从“质性化”、“定量化”、“系统化”、“区域化”、“对策化”等多位方法论角度进行分析架构。在系统化层面主要架构城市生态化的系统结构,为系统结构的分析提供基础,并有助于系统阐述城市生态问题的发生、演变机制等;在质性化层面,主要分析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内部逻辑机制问题,不同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定量化层面,主要是架构系统的评价分析模型,针对武汉城市生态化的现实水平和发展潜力进行科学化的评估;在区域化层面,主要是从武汉区域整体层面进行宏观分析,而不是单单就武汉城市内部系统分析,架构的是一种“城市——区域”的分析研究方法;在对策化层面,主要考虑从不同规划层面的应对以及规划实施保障策略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不同的规划层面主要反映在区域——总规——控规的应对策略。(3)案例佐证分析层面:首先,针对城市生态化的发展系统进行建构和解构性分析,深入分析城市生态化的子系统、理论模式及系统组织结构模式;其次,针对城市生态化的空间结构形态进行系统的解构性分析,探究城市生态化空间结构形态的等级层次、特性及组合性的演化规律;第叁,针对影响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现状条件,诸如生态资源、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它多维生态性要素进行关键性的问题诊断研究;第四,创新性地架构城市生态化空间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针对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现实水平以及生态资源格局基础进行系统的潜力评估研究;第五,结合现状问题解析以及指标评价模型的演化实证分析,系统化的提出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框架以及关键性的生态化空间路径模式;第六,总结凝炼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规划技术导则以及创新性提出武汉城市生态化的系统规划框架体系并进行实证。
参考文献：
[1]. 当代城市社区居住环境设计与发展模式研究[D]. 张泉. 合肥工业大学. 2004
[2]. 重庆城市社区适老公共空间环境研究[D]. 吴岩. 重庆大学. 2015
[3]. 论上海边缘社区的和合发展[D]. 王玲慧. 同济大学. 2006
[4]. 可持续发展城市住区公共空间的“培育型”规划策略研究[D]. 卜雪旸. 天津大学. 2009
[5]. 居住行为理论研究[D]. 闫凤英. 天津大学. 2005
[6]. 转型时期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模式及整合机制研究[D]. 邵峰. 天津大学. 2009
[7]. 城市“有农社区”研究[D]. 刘长安. 天津大学. 2014
[8]. 城市空间类隔离[D]. 吴庆华. 吉林大学. 2011
[9]. 面向原居安老的城市老年友好社区规划策略研究[D]. 李小云.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10]. 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空间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薄立明. 武汉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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