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两条主线与其新自由主义本质之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两条论文,主线论文,经济学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代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沿着两条理论主线而发展：其一是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框架下的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其二是演化经济学动态进化分析框架下的凡勃仑和哈耶克传统制度经济学。虽然当代制度经济学两大发展主线之间的理论源泉、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在崇尚市场制度功能、强调私有化与竞争核心价值观念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是高度一致的。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与本质特征，并且，当代制度经济学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经济学理论分支，而且由于它主要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政策应用研究，所以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理性预期学派不同，它直接将新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应用到经济实践之中，对国家经济政策尤其是对经济转型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实践影响。虽然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具有全球性私有化改革浪潮中，当代制度经济学的自由政策主张，为各个经济转型国家高度重视，并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时至今日，我们冷静地分析，当代制度经济学对各国经济转型实践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其负面影响可能还大于其正面影响。为此，本文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当代制度经济学两条发展主线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分析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本质。目的是期望在深化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提高对当代制度经济学基本思想与政策主张的辩证思考。
二、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框架下的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方法和工具，并在有限理性、效用最大化、机会主义等假设基础上，重新研究和估价市场配置资源所必须依赖的制度条件。该学派利用交易费用基本范畴与工具，将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从而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活动拓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并以产权、交易费用、经济组织等作为关键性的解释变量，侧重从微观和个人主义角度分析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围绕制度演进和市场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核心论题，力图将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和方法运用到非标准领域，集中于交易费用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等四个研究领域，促进新古典价格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它已滋生出数个理论分支。大体上看，笔者认为，其理论体系可以分成四个基础理论分支与数个扩展和应用理论分支。
从基础理论看——(1)产权理论。它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基本主题与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它主要研究产权的性质与结构、产权的起源与功能以及产权制度的效率比较和产权制度的演变，其中心旨意是说明如何通过明晰、调整产权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参见：科斯等，1996）。(2)交易成本理论。它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分析方法和工具，也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其主要内容包括交易成本的内容，其决定性因素与如何测度，交易的契约安排，交易类型与相匹配的最经济的规制结构关系，交易费用与纵向一体化和经济组织形式（特别是公司）的内在关系等（迪屈奇，1999；克劳奈维根，2002）。交易成本理论是连接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至关重要的桥梁与纽带。(3)制度变迁理论。它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其内容主要是探讨制度的起源、构成和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方式、过程和类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等，旨在说明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参见：科斯等，1996）。(4)合同或契约理论。它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连接基础理论与相关微观应用经济分析领域的纽带，也是拓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领域的基本工具和方法。它可以分成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合同理论两个发展阶段。委托代理理论是以信息经济学为基础，以研究制度激励约束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种较为独立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该理论一方面分析研究公司管理行为的各种代理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绩效报酬、所有权结构等问题（陈郁，1998）；另一方面，揭示代理成本与各种“分离与控制”问题的关系，并通过隐藏行动和隐藏信息两类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分析，研究各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由此得出一些如何进行最优机制设计的理论对策结论（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1999）。不完全合同理论主要是研究由于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文字含义的差异以及知识分布的不对称等原因而产生的合同不完全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和控制的有效配置问题。
从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相关扩展学科理论分支看，主要有：(1)新经济史学。托马斯、诺斯等人围绕制度、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这一主线，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三个基本因素，引入到历史分析之中，构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论为核心、超越纯经济领域的经济史研究的独特框架，从而形成了新经济史学。新经济史学主要从比较角度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历史。其中心命题是说明技术变化只是一般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某种表现，经济发展问题只有通过比较和分析制度变迁才能解决（参见：托马斯、诺斯，1973，1994等）。(2)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奥尔森等人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统一起来，分析政府决策行为、民众公共选择行为等非市场决策或集体行动中的制度规则特点与制度规则的选择，以及因集体行动而引发的寻租及分配联盟或勾结问题。这一理论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国家理论、政党的政治学、官僚主义等（参见：Olson,M,1980;Buchanan,J.M,1986）。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使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由经济制度拓展到政治制度，从而更有利于把握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制度环境”之特征。(3)法经济学。它围绕财产、合同和侵权等普通法中的中心内容，以经济学的“效率”为核心衡量标准，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规则的效率（波斯纳，1997；考特和尤伦，1991）。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改变法律制度（波斯纳，1997，第25页）。法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细化和一般化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正式规则”与“实施机制”的研究。
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在将基础理论应用于微观经济组织分析过程中，相应地产生数个应用理论分支，主要有：(1)现代企业理论。它主要分析研究企业的性质、起源、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等企业“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的产物。其基本观点主要是：企业是作为市场失灵的一种制度适应，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联结；交易费用是企业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寻找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最佳结合点，从而构造有激励效应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等。(2)经济组织理论。它认为经济组织问题的核心是要根据不同的治理结构来选择具有不同属性的交易方式，以节省交易成本。其主要研究内容是：关于企业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的分析；关于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等组织形式的解释；关于所有权结构和组织形式选择、合同关系治理与激励机制选择、并购重组等所有权重组和最优资本结构选择等组织行为问题的探讨等。(3)现代金融契约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放松MM定理（注：MM定理起源于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F)和米勒(Miller.M.H)的两篇关于资本结构理论的开创性论文。其主要内容是，在一个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市场价值无关，或者说企业市场价值不会受到其融资决策的影响。）中的厂商与投资者没有不对称信息的基本假定下，运用代理理论和不完全、不对称信息理论，研究企业融资决策中如何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约束，探寻能够实现企业融集资金运作成本最低与承担风险最小的最合适的资本结构或金融契约行为。它主要研究：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不同的企业资本结构对剩余控制权配置的重要影响；在竞争的资本市场中公司控制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企业接管活动中的金融契约选择；信贷配给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信贷配给契约将贷款中发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中介存在的理由与在消除金融契约行为中信息不对称上具有的规模效应，等等。
三、演化经济学动态进化分析框架下凡勃仑和哈耶克传统的当代演化制度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纳尔逊、温特等演化经济学家，在吸取凡勃仑的整体演进制度经济学和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以及哈耶克的有关知识认识论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批判科斯传统的以经典力学为隐语的，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以最大化、静态均衡分析为特征制度分析框架，主张采取一种动态的演化制度分析框架来超越正统的静态均衡制度分析框架。他们主要做的工作是从动态和生物学演化观的角度考察人类行为特征，理解和分析人生、文化、组织、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制度得以产生的尚未展开的因果过程，探索作为经济变迁来源等选择机制或演化机制。
演化制度分析在有限理性观、演化观、制度观等方面，已形成了一些共识的基本观点。但是，不同的演化制度分析经济学家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体系。大体上说，演化制度分析可以分成两个分支：
其一，沿袭凡勃仑的演进经济思想传统，运用进化论思想分析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和整体经济的演化，强调技术变迁基础上的演化制度分析。这一演化制度分析理论分支开端于凡勃仑、康芒斯的旧制度学派的演化经济思想与技术和制度互动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默雷尔、格鲁奇等人为代表的制度演化学派对凡勃仑的演进经济思想加以继承，并扩展和修正了旧制度学派有关心理学、进化论、权力、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纳尔逊和温特等人将演化经济学和制度分析融合起来，抛弃流行的沿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交易费用框架下的制度分析，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思想，并接受生物学中的“拉马克主义”观点，力图创立超越传统的动态演化制度分析体系。他们在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是分散、连续的两个假设前提下，强调“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作用。他们将阿尔奇安、弗里德曼和贝克尔的“自然选择论”加以延伸和扩展，将研究重点从“自然选择”转向作为其演化观基石的惯例性企业行为。其中心论点为：企业从事的是惯例性行为而不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企业现行的惯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相对刚性的，惯例是当作基因的经济学对应物。除此之外，他们还从经济的“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两种机制上对产业行为变化的因果解释作出了尝试性探讨（参见：纳尔逊、温特，1982；弗罗门，2003）。
其二，沿袭哈耶克的有关知识认识论和在“社会秩序”与“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中的自发的文化演化的思想传统，运用现代博弈论分析制度的形成与自发的演化过程而产生的演化制度分析。哈耶克的知识认识论认为，人类知识依据其性质可以分成“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两类。所谓“知其然”的知识，是一种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遵循行为模式的知识，或者说是一种“默示知识”。这种知识使我们形成适应或采纳一种行为模式的能力或习惯，这是一种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能力，它是一个进化和选择过程的产物。人类适应或采纳一种行为模式知识积淀形成了一系列的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减少人类因知识分散化而引致的风险。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秩序”和“扩展秩序”的形成，是人类适应或采纳一种行为模式的能力和进化选择的产物。哈耶克在其知识认识论基础上，提出其自发的文化演化思想。在他看来，“社会秩序”的自发的文化演化，是互动的、独立的、学习的和遵循规则的个体无意识的结果；在文化演化中运行的选择机制，是某种类型的试错学习过程，而不是某种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类型；行为规则从群体中一个成员传递到另一成员的复制机制就是模仿；在文化演化的过程中，成功的规则将取代不成功的规则；在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有机体中，社会规则的福利效应是相互依赖的，特定的行为方式的成功依赖于其他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弗罗门，第8章，2003）。
在哈耶克的知识认识论和自发的文化演化思想基础上，现代博弈论利用重复协调博弈、鹰／鸽博弈、演化稳定策略等模型对制度演化进行了“形式化”的分析与说明。例如乌尔曼—玛格里特(Ullmann-Margalit)断言：一个有效率的规范或制度可以在一个重复的困徒困境博弈里自发地演化出来。肖特尔(Schotter)也运用重复博弈论进行制度演化分析。他坚称：在重复的困徒困境博弈中最优的制度可以演化出来。在他的制度博弈分析模型中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Schotter,1981)。梅纳德·斯密斯、罗伯特·莎格登等人提出的演进博弈论认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不可能正确知道自己所处的利害状况，它通过被认为是最有利的战略逐渐模仿下去，而最终达到经济中稳定的均衡。他们依据此思想探索了习俗、文化的自发生成机制。例如，斯密斯提出演进稳定策略(ESS)（注：运用博弈论语言定义演进稳定策略，可以表示为：只有当以下两个条件成立时，策略
才是一个演进稳定策略：(1)对所有策略J来说，
。）这一中心概念，并从生物演化角度分析了一种物种群体的现象型行为模式的演进机制。莎格登在演进稳定策略概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文化（或社会经济）演化。他运用斗鸡博弈模型发现：演进稳定策略是一种强或“精练”纳什均衡，并认为自发的习俗规则实际上是由博弈中的不对称而衍生出来的一种事态和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青木昌彦为代表所进行的比较制度分析，可以说是演化制度分析中的一个很有实践影响力的理论流派。他们运用演进博弈论框架提出比较制度分析，从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多样性与互补性角度集中分析了经济体制的演化（青木昌彦，2001）。他们认为制度可以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社会体制是由历史的初始条件以及过去的环境变化过程、社会中进行的实验、政府的介入以及同异文化的接触等决定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演化制度分析特别是在现代博弈论框架下所进行的“形式化”演化制度分析，具有明显的和“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相融通之趋势，其融通的基础是双方在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方面具有较多的共识。
四、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之剖析
自由主义从理论思潮角度上讲，它主要是指一种思想体系，其历史起源是欧洲的自然法则思想、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从社会影响角度上看，它是曾经鼓舞现代历史达两个多世纪之久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依据米塞斯的理论概括，自由主义的政策与制度基础主要是：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唯一职能是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教育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进本位制（米塞斯，1994，第26页）。
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经济自由主义经历了以斯密“看不见的手”之假说为理论基础的神学阶段和以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为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阶段。19世纪末特别是二战以后，经济垄断的大规模涌现，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经济理论对外部性、垄断以及税收等公共问题的系统研究，促使人们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的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的理论假说缺乏实证基础，不能经受不断涌现的大量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挑战。为此，经济自由主义者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难题就是：面对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背景下，如何维护私人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为此，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主义、新制度主义或现代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各自利用自己的理论假说与方法，去探索如何解决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着的基本难题，从而维护自由主义的本质与基本理念。概括地说，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点主要包括：(1)市场统治；(2)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3)放松政府管制；(4)私有化；(5)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要点可以说在当代制度经济学中得以较为彻底的展现，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新自由主义。
首先，当代制度经济学者对经济制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就是就是为了维护完全自由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
从认识论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当代制度经济学的两条发展主线分别归属于理性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和自发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凡勃仑和哈耶克传统的当代演化制度分析）。当代制度经济学的两条发展主线在阐明完全自由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之合理性方面，虽然所采用的方法与所立论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在维护完全自由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从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来说，作为其理论核心基础的科斯定理所要说明的中心意旨就是，只要产权明晰化，市场机制便可以引导经济获得最优效率，而科斯所谓的产权明晰化，就是要把产权落实到私人，即必须在各个领域实行私有制。以此为基础的产权理论，则人为地将产权分成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并断定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对这一论点，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契约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作出了公理性般的说明。如根据契约理论，公有制经济规模增大，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的激励就会严格递减，因此，剩余索取权和决策权越是向最终代理人转移，获得剩余索取权的集团的人数越少，产权安排就越有效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当选做企业家的机制，这样就证明了资本主义所有制要比公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
从当代演化制度分析的基本内核——哈耶克的自发性秩序的产生、必要条件及其社会制度的实践结论来看，哈耶克认为，自发社会秩序所遵循的规则系统是进化而非设计的产物，而且这种进化的过程乃是一种竞争和试错的过程，自由、一般性规则和竞争是自发社会秩序有益的必要条件（邓正来，1997）。哈耶克还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中，以论战的形式指出：自由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能很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由企业经营能保证个人的自由，而计划经济威胁自由经济制度，因此，坚持计划体制方法必定造成经济衰退。他还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并指出：如果人为地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私有财产制度，用统一的中央当局的命令来替代市场的作用，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会造成个人的积极性受挫，资源配置的失调，个人自由受到威胁，必定走向“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个人的“奴役”。可见，作为当代演化制度分析的理论基础——哈耶克的进化自由主义思想，其维护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立场，可以说毫不隐讳、旗帜鲜明。
其次，当代制度经济学的两条发展主线，其研究的根本目的与基本政策主张是尽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反对或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
就科斯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来说，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沿用新古典静态均衡的分析框架分析说明市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科斯定理，利用更简洁的方式重新说明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假说，并通过零交易费用克服了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的局限性，从而为经济自由主义进入实证阶段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因为：(1)科斯定理只需要以零交易费用这一前提假设，就可以利用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以实现产值最大化，这样，在论证市场的有效性方面，就可以克服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得以成立所必须满足的诸多严格假设前提之缺陷。(2)从科斯定理出发，垄断公共品以及规模经济都不能作为独立的分析范畴而存在，因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垄断妨碍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结论便不能成立，所谓的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以及规模经济等都不能成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合理基础。(3)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交易成本理论与契约理论，可以纠正传统福利经济学“非此即彼”的分析方法，以及“不满足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就必须利用政府干预加以纠正”的形而上学式的固定思维模式，从而彻底地否定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参见：刘元春，2001，第26-27页）。
从当代演化制度分析学者来说，他们也是强调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但他们是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引入时间因素，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并运用“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等重要参数来分析说明市场的有效性，从而必须放松政府的管制。他们在分析作为共同知识载体的基本规则，例如惯例的生发机制时，认为当事人在应对特定的环境时，偶然地或出于其他原因采纳了某个规则，导致他在后来的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么该规则作为优胜劣汰的结果被延续下来；同时，其他人则以增加自身竞争力，使该规则得以广泛传播。这说明作为引导、约束经济行为主体，如企业的惯例规则是从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而产生。对于优胜劣汰的竞争在习俗、惯例等生发机制中作用，在各种进化博弈论模型的分析中，也得以了形式化的说明。在经济实践中，当代演化制度分析学者，例如青木昌彦等，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观点，认为市场与政府的功能可以互补，即政府可以抑制或代替市场的功能，也可以扩张或补充市场的作用，在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利用各种政策选择清单，扩张市场机能，放松政府管制（青木昌彦等，2002）。
最后，当代制度经济学的两条发展主线，其研究的推论及结论是：政治民主、财产私有与资本雇佣劳动三位一体，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合理的具有绩效的制度结构。
沿着科斯定理提供的思维角度，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政治科斯定理，即如果政治交易费用为零，政治权利的初始配置将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产出无关，而当政治交易费用为正时，民主政治将是唯一能导致有效的产权制度产出的政治安排。新制度经济学还以此为中介，借助公共选择、法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史等相关扩展学科理论，作出推论：要想真正获取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就必须坚持民主制度，即政治民主与市场体制都是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况不可缺少的充要条件。对于财产私有，新制度经济学者是倍加崇尚。他们声称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完成推进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任务，私有制能够实现最优效率。这一点，张五常在评价科斯定理时得以清晰的表白，他说：“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属于谁，只要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产值”（张五常，1987，第185-186页）。在财产私有的立论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者登姆塞茨、阿尔钦、詹森、梅克林、哈特等人，运用团队生产模型、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以及不完全合同理论等，分析说明资本雇佣劳动是最有效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他们才在实践上开出国有部门私有化，消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减少低效率的公共物品生产，推行有利于资本的财富分配制度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等。
从当代演化制度分析来说，其推崇政治民主、财产私有、资本雇佣劳动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是不遗余力的。哈耶克作为当代演化制度分析的思想巨将，他和新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代表米瑟斯一起，以“斗士”的身份，既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又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他们认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并断定：一个社会要想存在下去，就离不开财产的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我们的文明以及一切文明的基础。国家的任务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与和平，为此，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哈耶克从文化演化的角度，认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是一个以“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为特征的有机体，它是一个化和选择过程的产物（米瑟斯，1994；哈耶克2000）。当代演化制度分析结合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有关知识，运用“自然选择”理论与现代博弈论方法，了解经济主体的行为基础与社会规则系统的生发的内在机理。其研究的现实推论也是为了说明现存的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正体是一个可以不断完善的有机体，不需要通过根本的变革或革命加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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