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运行势态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势态论文,转型期论文,经济运行论文,新变化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80（2002）04-0010-05
一、改革初始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热胀运行
（一）1978—1992年期间国民经济运行的“热胀”势态。
1978—1992年间，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1、经济运行呈现出持续高增长基础上的循环上升。经济增长势头强劲，1978—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9.6％的超高速度增长。政府屡次实行的紧缩实质上只是对这种超高速增长运行的“打断”和调控，但随着紧缩过去，继之而来的是更高势头的增长。
2、高增长与高通胀并行。这个时期的经济运行，是以“双高”——高增长、高通胀——的不断出现为特征，伴随着增长加快的是物价的上涨。改革后，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过去潜在的、隐蔽的通货膨胀得以公开化。经济的过热增长，反映为物价的迅速上涨。物价波动与经济波动逐步呈现出同向关系，表现出与改革前完全不同的新特点。1979—1984年期间，物价涨幅每年平均为6％，1985年以后物价涨幅节节盘升，由1985年的8.8％，上升到1988年、1989年的18.5％和17.8％。这种屡次出现的高增长和高通胀，使经济运行呈现出“热涨”的势态。
3、上行扩张阶段在周期中占居主要地位，而且不存在一个逐步启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中间阶段即复苏阶段。1978—1992年间，经济收缩的景气下行阶段不太明显，时间也较短，高增长的上行阶段时间则是较长的。从1976年到1992年的17年间，处于经济运行上行扩张阶段的有9个年头，处于经济下行收缩阶段的有8个年头。而且，在这17年间，GDP增长率在7.5％以下的只有3个年份（1981年、1989年、1990年），其余的年份均在7.5％以上。经济启动快、扩张迅速、持续高增长，是这段时期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1978年GDP增长率为11.7％，1981年压缩基建，增长放慢，但1983年增长率又攀升为10.9％，1984年为15.2％，1985年为13.5％，1986—1988年均是高增长。1989、1990年两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随后1991年又呈现出9.2％的高增幅，1992年更是达到了14.2％的超高速增长。
以上这三个特征，充分说明了改革初始阶段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热胀”势态。这种热胀势态，是我国经济长期处在短缺运行势态下在改革初始阶段中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二）经济热胀运行的制度因素。
需求决定型的经济周期波动，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同样是需求决定型的经济周期波动，在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中却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循环中，这种需求决定型的经济周期波动往往呈现出繁荣与衰退的轮番交替。特别是战后不少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衰退的频繁性和长期性成为显著的特征，在这些国家中，景气上升时，萧条也即将到来，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始阶段，这种需求决定型的经济周期波动，则呈现出高增长基础上的高通胀即热胀运行。它表现出经济活力增大，潜力不断释放的我国社会主义转型期经济的生命力。这样的经济运行势态和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高增长基础上有波动的运行，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的特征。这种经济运行势态，意味着借助不均衡发展的规律，在经济波动中实现高增长，显然，这种势态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总目标。但是，高增长演化为热涨，意味着再生产出现障碍，它不利于持续的、健康的高增长。对于我国来说，特别需要消除和防止高增长与高通胀并行的热涨势态。在此，需要对“热涨”的成因作出正确的分析。
其一，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共同扩张。
（1）持续强劲的投资支出。经济高增长演变为“热胀”，首先是由于一系列制度变迁引致的十几年来持续强劲的投资支出的产物。一是市场机制的引进，激活了各类企业（包括农产）扩大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长期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在引进利益驱动后，存在着强烈的“投资饥渴”症，企业一股劲地进行投资扩产；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行向地方让权，有了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投资办厂的积极性，不仅财政资金用于投资，而且企业获得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信贷；三是银行的信贷扩张，货币发行，信贷规模的增大是促使经济扩张的主要杠杆；四是对外开放，外资的引入以及银行配套资金的注入，形成了强劲的投资拉动，促使了沿海地区外资经济的快速兴起。沿海地区经济的高增长有力地支撑着我国80年代以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2）不断增长的消费支出。十几年来，由于以下因素形成不断增长的消费支出并不断刺激需求膨胀力度，促成经济高增长不断演变为“热涨”运行。①农村改革的进一步到位，使农户成为土地的经营主体和其它财产的所有权主体，这大大调动了8亿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我国80年代初期的农业快速增长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②负盈不负亏的国有企业表现出消费亢进，企业把市场性的经营带来的利润用于提高职工收入和福利，特别是扩权让利的改革带来收入分配向职工倾斜，即形成国民收入的V扩张①，因而整个80年代是职工收入较高速增长时期：③银行对国有企业长期松动的信贷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供应，支撑了国有企业的工资及其职工收入的快速增长。
（3）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二者的共同快速增长和相互作用。以上（1）、（2）两方面表明：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初期阶段，在增强企业以及农户家庭活力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投资和消费共同快速增长的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投资和消费相互作用并共同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放权让利政策的逐步推进，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政府已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控制居民收入实现对消费需求的控制，投资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会直接转化为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在这个时期，投资支出的扩张直接导致消费支出的扩张。同时，在经济运行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完全受市场制约和国有企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影响的情况下，消费支出的增加会带来引致投资。随着市场成分的逐渐加大，在我国经济中乘数——加速数效应已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发挥作用。
在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快速增长并且相互作用而又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运行机制中，由于在原有的物质基础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快速增长的投资会与投资物品的供应相矛盾，快速增长的消费会与消费品的供给相矛盾，因而，高增长在加剧总量和结构失衡中，引起高通胀和导致政府的调控以及实行“刹车”就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市场机制的供求自我调节功能的薄弱。
发达的市场机制及其灵活有效的调节功能是实现总量均衡和供求结构相适应的经济杠杆。我国经济转轨期市场体制还不完备，市场调节还不是全面覆盖的，其功能也不足，还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的相互摩擦。因而现实的市场作用往往是扭曲的，它不是导致均衡，而是导致不均衡。例如，市场分割下市场调节功能的薄弱引起重复建设的难治之症，它导致市场上低水平产品重叠过剩。快速投资增长和盲目投资、重复生产并行，是我国转型期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重复建设加剧了结构失衡和生产资料的短缺，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低水平重复的盲目投资，又引起式样老、质量差的消费品的大量堆积和适销对路的名优产品的不足。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缺乏有效的外在的市场竞争的约束，助长了收入超分配倾向并带来消费支出的迅猛增加。而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急速膨胀的消费支出往往造成消费品供给匮乏，促使物价高涨。
可见，转轨期初始阶段市场机制约束功能的薄弱，即促进供给失衡，又促进需求膨胀，由此导致增长过度和经济过热。
综上分析，改革初始阶段，高增长引发高通胀即经济热胀运行的主要成因是转型经济的体制和机制的缺陷。
二、改革深化阶段经济周期的新变化与经济过剩运行
如果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进行阶段划分的话，1992年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经济改革由初始阶段进入深化阶段。从1993年开始，也恰好是经济运行进入改革后第四轮周期波动的收缩下行阶段。改革深化阶段恰好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的新变化。
（一）改革深化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新变化：长紧缩与长复苏。
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进入改革后第4周期的收缩下行阶段，国民经济运行势态出现了与改革初始阶段大不相同的新变化。按照我国经济周期一般为5年左右的统计规律，这一轮周期应该在1996年或1997年达到经济波动的谷低，然后转入到下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扩张上行阶段。然而，与前几轮周期走势大不相同的是：从1993年开始，我国GDP增长率连年回落，从1992年的14.2％的高位持续下降到1999年的7.1％。相应地，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持续回落，从1994年的21.7％的超常高位连续下降到1999年的-3.0％。经济增速轨迹从1993年起到1999年止历经了长达7年的收缩下行阶段，这是以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从未出现过的反常现象。在195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9次周期波动、改革开放后的4次周期波动中，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平均每年回落1个百分点。
要全面地分析这个新变化，我们要再划分为前后两个小阶段来看：前一个小阶段是1993—1996年，呈现出长紧缩的经济运行势态；后一个小阶段是1997年至今，呈现出长复苏的新经济运行势态。
1、1993—1996年：长紧缩的经济运行势态。
针对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1993年夏天开始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和灵活微调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使过热的经济逐渐降温，GDP年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降为1993年的13.5％、1994年的12.6％，1995年的10.5％、1996年的9.6％。在物价涨幅方面，1993年3季度物价有所下降，但由于4季度南方一些省区粮价上涨，引发了新一轮通胀，1994年零售物价上涨21.7％，消费物价上涨24.1％。1994、1995年采取继续加强紧缩力度的措施后，物价逐步下降，1995年下降7个百分点，1996年再下降8个百分点，全年物价涨幅为6.1％。这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一段经济增长的降速是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是符合宏观调控的主观期望的，人们大多认为是正常的。②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到1996年底，这一阶段的紧缩期为42个月，较之1988年10月至1990年底的紧缩期多近20个月。因而，这是一次逐步加大力度的长紧缩，它不同于1988年开始的需时较短的急刹车式的紧缩。
2、1997年至今：长复苏的经济运行势态。
进入1997年，按照以往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趋势，人们起初以为“软着陆”既然成功，我国经济运行已到谷底，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应该稳住了，但经济运行的实际却是GDP增长率一路走低，由1996年的9.6％下降为1997年的8.5％、1998年的7.8％和1999年的7.1％，直到2000年才有所回升到8.0％。相伴随着是物价增幅也是一路回落，从1996年的6.1％下降为1997年的0.8％、1998开始出现负增长，为-2.6％，1999年为-3.0％，直到2000年才有所回升到0.4％。因此，这一阶段呈现出长复苏的新经济运行势态，其基本特征是：市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持续不振，价格持续回落，企业亏损（面、额）增大，GDP增长放慢和不稳。
1997年以来，在市场制约下，盈利预期下降，投资增长放慢，即使是在采取扩大依靠财政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后的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也仅为15％左右，大大慢于1991—1995年的平均年增34.7％的水平，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大大减缓，1998年接近零增长。在消费需求上，一方面是消费收入增幅有所放慢，占社会总消费40％至50％的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更是前所未有的。1998年农村人均收入2160元，实际增长4.3％。另一方面，在改革全面推进、居民预期消费支出增加的因素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下降。1998年银行两次降低利息，但居民存款储蓄仍然不断增长，全年达7200亿元。特别是1999年1—5月，在银行连续7次降息后，存款储蓄仍出现5000多亿元的超常增长，这种情况表明了消费需求的疲软和不足。总之，1997年以来，随着软着陆的实现和开始实行适度松动以来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增长放慢和不稳，上述现象迄至1999年底持续30多个月，从而使这一阶段表现出长复苏的性质。但由于经济仍然以不低于7％的较高速度增长，职工和居民收入仍然增长，下岗再就业得到较妥善安排，我国复苏阶段没有呈现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现象，因而，这是一种特殊的复苏。
长复苏的本质是转型深化阶段矛盾的积累和机制的变化，带来投资和消费需求不振，从而使增长放慢。另外，较长的经济偏冷也体现了转型经济中紧缩政策的较大的收缩惯性。1979年以来经济中的投资与消费的强劲扩张趋势，造成紧缩一旦松动，投资与消费需求几乎是立即迅增，即“一放就活”，而1997年以来确是“松而不活”，处在收缩中的、偏冷和下行的经济，适度松动后却拉不起来。最近几年来社会投资与消费双重拉力都不足，在1998年以来出口下滑形势下，这种社会投资与消费拉力弱化带来更大的负效应：（1）投资、消费需求不足，表现为市场全面疲软，企业销售困难，竞争日益激烈，价格越发下走，平均利润率畸低；（2）上述宏观势态挫伤了企业的投资意愿，造成更多企业，特别是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陷于困境，难以正常营运，大量停产和半停产，由此带来原材料采购减少，加剧投资物品的过剩；另外，企业大面积的效益下滑和亏损，使职工、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大量下岗更加剧了收入增长滞后，加剧了消费品的过剩；（3）我国供给结构的失衡十分严重，重复建设造成市场上低水平产品重叠过剩，进一步加剧市场疲软，以及钝挫市场主体投资与消费意愿。可见，1997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一种需求不足→市场疲软→需求更不足的恶性循环，1999年3月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下降以及储蓄的超常增长，就是这种复苏期经济不良运行的表现。
（二）改革深化阶段经济由短缺运行，热涨运行向过剩运行转变。
如果对1997年以来的经济“松而不动”，难以拉起来的长复苏的成因进一步加以剖析，我们要指出：长复苏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现象，它是我国经济进入过剩运行条件下经济启动期的特征。1997年以来的内需萎靡不振，投资、消费拉力不足，增长放慢和增长不稳，有其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由短缺、热涨运行向过剩运行转变。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处在短缺运行势态下，其特征是投资物品与消费物品供给的大范围的和长期的紧缺。在计划经济时代，短缺运行表现为凭票证供应、排队和黑市。改革以来，由于经济周期波动由改革前的供给决定型向需求决定型转变，短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初始阶段，短缺表现为经济热涨运行。短缺实质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其根子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及其旺盛的需求，受到供给不足的制约，特别是受到能源、基础原材料、基础设施和运力的“瓶颈”制约。还受到消费品供给不足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出现短缺运行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短缺的负效应是引起物价上涨，短缺经济中增长扩大空间窄，高增长势必引起高通胀，从而形成热涨势态。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短缺所带来的市场旺销和预期高利润率激发政府、企业、个人普遍的投资和发展欲望，由此，将有力地促进高增长。在短缺运行和热涨运行势态下，紧缩阶段一旦结束和实行松动，走在供给前面的需求就自动地拉动着经济内生的自然增长，从而使经济快速进入高涨。
进入改革深化阶段，出现了经济过剩运行势态，需求决定型的经济周期波动由改革初始阶段表现为热涨势态的短缺运行转变为过剩运行。一旦经济进入过剩运行势态，再生产的内在机制就发生变化。1996年底我国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人们面对着的不再是一个短缺运行、热涨运行的宏观经济，商品供给过剩，库存不断增大，生产能力过剩，价格过度走低，平均利润率畸低，这些情况主要体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其具体表现就是投资需求不振和消费需求萎靡。
（三）经济过剩运行下启动经济的困难。
在宏观经济保持着短缺运行的总势态下，经济“一管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胀”的热胀特征表现得十分鲜明，在实行紧缩后的经济启动期，一旦采取货币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松动”，社会总需求就会较快增大，在“短缺”的总格局下，投资和消费会由增长而再次崛起，并进一步拉动总需求的增长，也就是说：适度扩张的宏观政策有着明显的启动经济的效应，使经济较快的回升，迅速地转上高增长的轨道，可见，短缺运行势态下的经济运行不会有复苏阶段。1990年我国经济在松动中顺利地启动，1991年迅速回升，1992年超高速增长，这就表现了在宏观短缺势态下，政策松动启动经济的有效性和经济的快回升。
在经济进入过剩运行的总势态下，启动经济的机制受到经济过剩造成的市场桎梏的制约，激励投资的政策遇到市场制约下的投资需求不振，激励消费的政策遇到物价长期走低下消费倾向下降下的消费需求萎靡，因而，过剩运行势态使政策松动的启动经济效应大大弱化，呈现出“治冷难”即启动经济困难。在这种新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在调整与完善宏观政策中启动经济，逐步理顺和恢复经济扩张机制的时期，我们将这一逐步回升时期称为：特殊复苏。
1997年以来开始了适度松动，在松动不断加大度中，实际经济运行却表现出继续收缩的缠绵而顽强的“惯性”力量。1997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一路走滑，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力度不小的刺激投资需求的措施，增加了1000亿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大幅度增长，1998年二者分别增长77.8％和67.1％，1999年二者分别增长44.8％和76.3％。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季度增长率仅为9％，全年达到14％的增长率，远低于过去一般的固定资产增长率。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1998年为20.2％，1999年仅为4.5％，全社会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率1998年为15.2％，1999年则出现了90年代唯一一个年度的负增长，为-0.7％。
在加大公共投资条件下，社会投资却继续不振，而且，随着公共投资支出的到位，1999年4月以来，又出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下降，这种情况表现出政府公共投资未能撬起和启动内生的社会投资。此外，1998年以来，消费品市场进一步全面疲软，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仍然持续走低，而且出现了1999年1月—5月的储蓄狂增，反映出80年代以来公共投资中40％左右的份额转化为消费的传统机制失灵。
上述社会投资与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有启动经济的政策措施到位和松动力度到位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经济启动的艰难在本质上体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势态的变化，即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过剩运行，宏观经济运行从以往的短缺运行转变为改革深化阶段的过剩运行。
三、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的培育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前面的分析指出，转型期经济运行势态从改革初始阶段的短缺运行势态转变为改革深化阶段的过剩运行势态，是需求决定型的经济周期波动形态在转型期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其根源在于转型期体制的不完善和机制的缺陷，是转型期矛盾积累的产物，其直接原因则在于转型期需求的不稳定。在改革初始阶段，由于体制的不完善和市场机制的缺陷，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双超常高增长导致了需求急剧膨胀，从而使经济高增长演变为“热涨运行”。到了改革深化阶段，同样是由于体制的不完善和机制的缺损，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双萎靡不振导致了有效需求不是，从而出现了过剩运行。因此，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行不断的制度创新，加快改革力度，推进改革深化步伐是根本。而深化改革的核心，是在于培育起一种稳定的、内生的需求增长机制。这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我们认为，从我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稳定的、内生的需求增长机制的培育，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政投资应作为撬动社会投资的有力杠杆，化外生投资为内生投资。
基于我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启动经济，扩大内需，离不开积极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撑，财政投资不仅要充分，而且要及时。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和经济主体独立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单有财政投资需求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也是危险的。财政投资是外生投资，它若脱离了经济运行中的内生投资——企业投资和居民投资的及时跟进，就很有可能酿成“滞胀”势态，并有可能带来财政危机。当前，应着眼于把财政投资作为撬动社会投资的有力杠杆，化外生投资为内生投资，积极培育一种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为此，应该作到：（1）财政投资重点要放在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面，要着眼于为今后社会需求的扩充创造基础条件，如加大环保、生态建设和治理力度，加大社会公共信息网建设等；（2）实行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的共同投资方式，力争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中，使公共投资发挥直接拉动社会投资的效果；（3）采取BOT和TOT的经营方式，鼓励、支持社会资金参与政府项目的投资、建设与经营。通过BOT或TOT方式，把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有机结合起来，以政府投资来带动社会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投资需求；（4）积极扶持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的有效投资提供财政支持；（5）建立政府基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特别是支持高科技企业或处于新兴产业的企业的技术投资；（6）把对企业投资的支持与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相结合。
第二，体制转轨要服从并服务于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的培育。
改革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要保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关键在于保持总需求与各个时期社会总供给水平的相适应。由于转轨期经济运行矛盾的复杂性以及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稳定性，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经常性失衡是难于避免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的生成，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标志。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不断发育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改革20多年来经济出现的多次波动，也一再证明了，体制转轨只有服从并服务于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的培育，国民经济才能保持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因此，在国民经济处于过剩运行势态下的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1）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进程，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心理；（2）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尤其要注意到农村金融问题，培育、健全农村金融组织，充分发挥金融中介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的内在功能；（3）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营造投资的宽松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4）加快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高农村土地使用和开发效率，增强土地生产能力，切实提高农民收入；（5）加快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发展消费信贷、租赁等多种交易形式，培育旧货市场等。
第三，以有效需求来引导经济结构的调整，以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创造更多的有效需求。
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十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主线，这与我们强调的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的培育是完全不矛盾的。恰恰相反，合理的、成功的经济结构调整，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有效需求。需求引导供给，有效供给创造需求，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和互动，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由于市场缺乏淘汰机制，使得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所导致的大量无效供给无法出清，而形成供给刚性。这种供给刚性，既限制了需求对供给的导向作用，又限制了供给本身创造需求的空间，阻碍了供需互动实现良性循环和结构升级，从而加剧了社会供需总量的失衡（刘国光，2000）。因此，加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解决长期存在的供给刚性现象，对增加需求、实现供需的良性循环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实现供需总量的均衡为目标。为此，就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而言，特别要引起关注的是：（1）经济结构调整的视野不能仅限在城市，要特别着眼于农村市场的开拓。经济结构调整实质上是对现有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存量资源的优化组合。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哺育城市的重工业偏斜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社会资源配置系统里，农村被赋予了极不平等的地位。当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农村市场低弥现象的出现，就是长期推行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累积的结果。③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应务必把农村纳入经济资源配置的视野中，把农村纳入国民经济运行的内在系统中，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形成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市场；（2）产业结构升级与发挥资源禀赋要有机结合起来，切不可因噎废食。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与优化，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有效供给，从而促进供需结构协调。因此，加快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进程，大力发展高科技和信息产业，并以信息化改造和带动传统产业，对提升需求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万万不可因为强调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忽视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资金不足、劳动力严重过剩，仍将是我国经济资源的基本格局。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在提高素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许才是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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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刘诗白：《国民收入分配的V扩张》，《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②参见刘国光：《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③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可见拙作《改革2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分析》，《福建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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