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哲学基础与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0）02—0014—05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到：“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1](P101)在香港、 澳门相继顺利回归祖国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中良性运转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国两制”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20世纪末的光辉应用和非凡突破。
一、“一国两制”的理论来源
“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构想和现实创造，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找不到现成的论断，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可以包括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出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国两制”却也不是空穴来风，它也有其理论来源。
第一，列宁、毛泽东等老一代思想家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一国两制”的重要理论来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所面临的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严峻现实问题。列宁认为：“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快经济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2](P392)，甚至“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3](P346)。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反思的产物，从而使苏联战后经济迅速得以恢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也根据这一“利用资本主义”的构想，在利用民族资本、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第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是“一国两制”的又一理论来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冲突和对抗自然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特别是在二者势均力敌的条件下，“和平共处”将是发展社会主义、处理二者关系的最佳方案。“一国两制”正是“和平共处”思想在一个国家内，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灵活应用和光辉创造。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1](P96—97)
第三，“一国两制”还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国两制”的理论虽首先实践于香港，但却发端于台湾问题。为了妥善解决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一现实问题，中共领导人早就提出过一些设想。1956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时就说过， 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过两次，为什么不可以合作第三次呢？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进行合作建设呢？对台湾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所有这些都为后来“一国两制”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这一构想的真正形成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2月6日，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大平正芳时指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和外国之间关系不变。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这时，邓小平还未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但对“一国两制”的思想作了首次表述。1981年9月， 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九点声明，其核心内容就是：国家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不干预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以及台湾可以保持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等等。这同后来对香港问题的二十一条方针政策在基本内容上是一致的。所以，邓小平曾说：叶帅的九条虽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就是这个意思。因此，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一国两制”。
二、“一国两制”的哲学基础和哲学创新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发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中国哲学传统，孕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诞生于邓小平独特的实践活动之中，并通过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思辩过程显现出来。这是一种与当代实践交织在一起，具有时代特色的哲学和哲学活动，它在“一国两制”的提出、展开、实现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国两制”，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哲学思想的浓重氛围中，在解决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结出的理论硕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
第一，“一国两制”是在争取祖国完全统一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邓小平同志曾以“实事求是”来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是一个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而且是一个蕴含着科学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论断。正是通过这一命题，我们体味到而且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连接点和贯通点。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语言进一步改造了这一命题，并且赋予这一命题以高新层次的哲学内涵；邓小平同志以它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并曾自豪地自称为“实事求是派”。他把“一国两制”的提出自谦地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也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指明了“一国两制”的哲学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贯彻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那就是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活生生的“实事”“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4](P230)，“政策的基础”。[5](P226—227) “一国两制”正是这一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是“实事求是”的产物。邓小平同志指出，要解决好香港、台湾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使几方面都能接受。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既能保留台湾、香港的现行社会制度，可以避免发生社会动荡，又可以把祖国大陆作为它们的后盾，保持它们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密切联系，提高其在国际经济交流中的地位和竞争能力，为发展经济特区和振兴中华多做贡献。香港、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以及和平过渡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在当代世界现代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奇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奇迹，是“实事求是”精神在现实中产生的奇迹。难怪，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天才创造，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大量富有想象力的答案。
第二，“一国两制”是在错综复杂，激烈竞争的当代国际环境中“求同存异”的产物，是辩证法思想的现实结晶。
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传统，阴与阳、名与实、义与利、矛与盾、一与二、同与异构成了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文化积淀的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传入则使得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并在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有机交融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辩证法思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应用。
首先，“一国两制”是“求同存异”的产物。“异同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辩证论题。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理论出发点，吸收了“异同辨”的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创立了“求同存异”的矛盾辩证法思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和灵活应用正是“求同存异”矛盾辩证法思想的现实结晶，对于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国两制”，正是“求同存异”的矛盾辩证法思想在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问题上的新应用和创造。在“一国两制”中，“两制”无疑属于“异”，而且是“大异”，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根本对立。但是应当看到，一方面矛盾的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正所谓“异中有同”。因此，“求同存异”的“一国两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另一方面，矛盾的斗争性无不依存于同一性，即不论“大同小异”之“异”，还是“小同大异”之“异”，无不依存于“同”。“小同大异”中尚且可以求小同存大异，更何况相对于中国的统一这一“大同”来说，两制之间的“大异”就已经趋向于“小异”了，求大同存小异的“一国两制”的正向价值效应就更是毋庸置疑的了。“一国两制”正是异中求同的产物，是矛盾的同一性制约着矛盾斗争性理论的现实应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
其次，“一国两制”是“一”与“二”辩证法思想的现实应用。在中国哲学史上，“阴阳两端”、“无独有对”、“一物两体”、“一分为二”等哲学命题都是矛盾辩证法思想的深刻表述。毛泽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规律问题时，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辩证法思想，以“一分为二”的中国哲学语言形象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学说，并把它具体化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创举同样也贯彻了“一分为二”的矛盾辩证法思想，是“一分为二”的矛盾辩证法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
再次，“一国两制”鲜明地贯彻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两点论”与“重点论”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典型的中国哲学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辩证法思想所作的深刻论述和重大发展，而“一国两制”则是毛泽东的这一哲学思想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娴熟应用。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1](P219)这就是说，在同与异、一与二的辩证关系中，在一国与两制的地位问题上，“同”与“异”、“一”与“二”、“一国”与“两制”并不是并列和对等的，“同”、“一”与“一国”，即祖国统一是矛盾中的重点，是最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两制”是“一国”统辖、制约下的“两制”，正所谓“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的统一”。[1](P30)
“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在“一国两制”问题上还表现为社会制度性质问题上的“两点”与“重点”的统一。在“一国两制”中，“两制”在“一国”中的地位同样也不是对等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6](P298)在由“两制”所构成的“一国”中，大陆的社会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一国两制”的根本性质，是主体，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附属和补充。“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1](P103) 而且也只有在坚持重点和保持主体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在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 才“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1](P103)。这就不仅是“两点”与“重点”辩证法思想的娴熟应用，而且是这一矛盾辩证法思想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重大发展。
最后，“一国两制”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适度原则”。“适度原则”在中国的传统哲学语言中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孔子的“中庸”，但“中庸”思想在人生实践中程度不同地带有消极主义人生观的理论色彩。只有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量变质变规律基础之上的“适度原则”，才正确地解决了质与量对立统一的客观尺度，才为正确处理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现实可靠的方法论依据。“一国两制”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构想和现实操作鲜明地体现了“适度原则”，显示了邓小平同志运用哲学辩证法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高超艺术。
比如：在自治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从客观实际出发，一方面指出，港、澳、台可以而且也只能采取自治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指出，高度自治不等于完全自治，完全自治就仍然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这就不是“适度”，而是超出了“度”的界限，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样，在“港人治港”问题上，“港人治港”也并不意味着“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台湾享有比港、澳更高的自治权，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却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等等。这些“一国两制”之中的具体问题在分寸上的把握无不生动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适度”原则。
第三，“一国两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突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角度，马克思系统分析了国家的阶级属性，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对国家的民族属性，马克思虽也有研究和论述，但却缺乏相应的系统性，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实践则科学地揭示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民族性高于阶级性，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阶级的对抗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和平统一起来。
同时，“一国两制”也是对传统国家结构模式的突破。它表明，在传统的单一制、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之外，还可以存在着一种既有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特点，但却又只有一个宪法、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新型国家结构，这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的国家政权结构。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突破。
其次，“一国两制”使我国统一战线出现了新的格局。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把我国的统一战线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国两制”要求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跨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差异，使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处于和平发展状态。这样一来，就把统一战线置于爱国主义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以是否爱国作为根本的政治分野。它把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指出：爱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大前提，共同的目标。什么叫“爱国者”？爱国的标志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不要求他们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这就极大地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不仅大陆的全体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爱国者，而且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地区，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被包括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了，从而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再次，“一国两制”更加丰富了群众路线的思想。
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一个富有特色的科学领导方法，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的基本观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人民群众愿望和利益的反映。“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完全符合祖国大陆和港澳台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大陆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硬道理，让他们改变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信念，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大陆人民又十分渴望香港、澳门、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团结一致，振兴中华。香港、澳门、台湾由于历史原因，一直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但是，港澳台同胞又是与祖国大陆人民血肉相联的亲人，他们都心系祖国，时刻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渴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此外，“一国两制”的构思也符合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愿望。港澳台问题的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世界局势的稳定，它不仅可以防止和避免局部甚至全局战争的爆发，而且可以稳定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乃至东亚、南亚地区的局势，从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
正因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它一经提出就立即得到了全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称赞和欢迎。亚洲国家政界人士普遍认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繁荣。欧美不少学者评论说：“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可以为未来哲学开一新纪元，可以开创未来世界的新局面。由此可见，这一哲学构想，不仅完全顺乎中国人民的心愿，而且合乎世界人民的意愿，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复次，“一国两制”丰富了政策和策略的思想。
我们党一直把政策和策略看成党的生命，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完成党的战略任务和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一国两制”体现了我党把政策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的一贯思想。其原则性是统一于“一个国家”，其灵活性则是表现在“两种制度”。“一国两制”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毫不含糊，但在总体政策、措施方面又照顾到港澳台的实际情况及英美等国的利益，这样处理国际、国内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既顺应了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又尊重了中国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有利于国内、国际局势的稳定；既对资本主义作了必要的让步，又坚持了祖国统一，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对毛泽东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
最后，“一国两制”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现实写照，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发展理论是本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兴研究领域，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以西方经济增长模式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发展理论（60年代），表现拉丁美洲激进主义思潮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70年代）、反思东亚“四小龙”崛起的东亚发展模式论（80年代）。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战略眼光洞察世界大势，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反思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为背景，创造性地构建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尽管这一理论以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为主旨，但它同样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代表了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潮流。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再认识为理论基础，以发展生产力为路径，以改革开放为手段，以民主与法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保障，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落脚点，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全面涉及文化、教育、科技、管理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
“一国两制”正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符合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的时代主题；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是时代发展主题的必然要求；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也是排除一切干扰，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同样，“一国两制”还是消除地区间生产力水平、生活质量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完善民主法制建设的强大助动力。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那么，“一国两制”就是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中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一国两制”是重大的理论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光辉应用和重大突破。
[收稿日期]199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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