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都必须承认，“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自20世纪80年代初，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我国学者理论视野，并逐步成为当代学术的重要论域甚至促使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性工具，既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提供一个重要窗口，又为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发展提供某种基础性的方法平台。因此，对国内学者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近况做一综合梳理、评介颇具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后马克思主义”内涵分析
研究“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如何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是根据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即生产方式分析模式的立场和对社会主义革命价值的价值选择这两条标准提出了“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三个范畴来框定“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出现的不同视角和派别[1]。
另一种看法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它的竞争对象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基本立场也是从肯定马克思的局限或错误出发的，但是它保留了马克思主义之解放政治规划的特征并且也积极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汲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源，因此它仍然是一种主义的，即具有直接的政治取向[2]。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从广义和狭义这两个视角对“后马克思主义”做出划分[3]，在他们看来：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它包括国内学者多已熟悉的西方哲学家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立足于解构主义的立场，来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理论进行批判分析。而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它是由英国著名学者拉克劳和墨菲于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率先正式提出，并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一种理论思潮。在该书中，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对“领导权”（ hegemony） 问题的谱系学考察，试图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多元、激进、民主”的左翼政治理论，并正式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新“发展”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
还有一种观点是把“后马克思主义”纳入到后现代主义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中进行界定，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对此他们做出了如下三点说明：第一，他们把这一时期（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称作后资本主义时期（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或如詹姆逊所说的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第二，这个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受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中的“后”字启发而引发的概念，其意义同“后工业社会”概念一样，只不过是表示与从前同一概念不同的、或跨入新时期所使用的一个新概念而已；第三，这个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分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二者有明显的差别：前者表征的主要是“后现代主义”。换句话说，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自身的时序性，表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差别，甚至决裂，既表明一种时序界限的划分，也表示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形式的区分。而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使用相同的名称，但它更表明一种实质性的内容，它以解构哲学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非传统”、“无中心”、“多元化”、“民主化”、“反逻各斯主义”等等，甚至扬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自己的体系内容和特点的思想理论，成了名副其实的“后马克思主义”[4]。
总之，对究竟何为“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把握这一概念的内涵的讨论，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这一讨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争论本身，并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问题，诸如“后马克思主义”与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关系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晚期马克思”等概念的区分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最终的落脚点都指向了我们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它使人们自觉的思考如何面对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所带来的挑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拓自身、实现自身的跨越发展等对现实影响深远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类型
有学者在对后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进行梳理之后，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5]：
一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的后马克思主义。其基本观点主要有：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点，认为这是生产力制约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决定论的延伸；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创造一种新的、后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话语”，依靠这种民主话语，可以实现后自由主义的，激进的民主理想的社会；用“激进与多元的民主”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并设想它是民主向社会关系的广阔延伸，将社会主义诸目标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但其中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他们用“激进与多元民主”来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并宣称“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其目的是彻底否定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彻底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致力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其次，借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变化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再次，他们自称“后马克思主义”，但却否定自己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有什么联系，由此可见，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极左派的形左实右的思想理论形态。
二是以雅克·德里达为首解构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最早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真正意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解构所从事的批判唯心论的工作，与马克思文本之间的批判精神有间接的联系；（2）在对待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问题上，解构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立场是与马克思的立场相一致的；（3）认为马克思思想已经构成人类知识宝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4）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实践”概念具有重要意义；（5）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猛烈揭露资本主义的脓疮。正是由于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性工作，使人们把他视为当代最伟大的左翼思想家之一。当然，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原装”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他“解构性”阅读过、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则无论离实践，还是离思想都是有很大距离的。
三是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詹姆逊的解构学——解释学的文化批评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是：（1）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论据”，即不是把它等同于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做对待特定复杂问题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论证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问题的能力；（2）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但作为一种未来规划，它们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和替代现存社会体制的体制选择；（3）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从而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4）认为革命的概念有两种略为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与社会变革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二种含义与认识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要捍卫革命的概念，必须放弃对任何事物采取偶像式的态度；（5）认为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惟一科学；（6）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即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是一种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詹姆逊属左翼后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力主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批评界的主导作用，为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指明了方向；二是他团结了美国文化批评学派的力量，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三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融进了新鲜的方法，例如用文化批判的方法分析晚期资本主义。
四是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批判解释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的著作大量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基本反映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启示录”的要求相联系，倾向于用系统的方法去叙述历史，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人们也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启示录”，而应当把它看做理论，一种社会进化的理论。这种理论具有反思能力，因此它对政治行动的目的也是有意的，并且在有些情况下，是同革命的理论和战略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应当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总的说来，哈贝马斯的理论属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理论，他在分析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上有其独到的观点，但他的所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实为虚构不实之词。例如资本主义虽发生了变化，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何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消失？至于他想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大厦，而仅仅利用“交往行为”去建立一种理想的“交往社会”，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现代乌托邦空想。
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特征及其影响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有学者从内容及方法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3]：
从理论内容和历史渊源来考察，“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后阿尔都塞的思想基础之上建构的，以“领导权”理论为核心的左翼激进政治学说。
在方法论上，“后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特征，那就是围绕着“领导权”范畴所进行的解构和建构并举的方法。这一特征是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也是在此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这一特征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必须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的解构；二是不能像后结构主义那样只进行“破坏性”的解构工作，而应当从事“建设性”的工作，以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因此，从这两个特征看，拉克劳和墨菲为他们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为了构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他们综合了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后分析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用拉克劳的话来说，“有三个来源激发我的灵感：现象学，后分析哲学以及其他总体上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这一研究方法上的综合，是“后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思想方法上的革新，本身就可能包含着理论上的创新。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6]：第一，随着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译介、研究的深入，它们所提供的理论栏栅对我们警觉全球资本主义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目前国内学术中，对资本主义元生产的研究、对全球化过程的文化霸权的质疑、对信息媒体和大众文化的研究等虽然在总体上还处于稚嫩的阶段，但它们所引发的思考却不能忽视。而在其中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也可以预见，随着媒体、网络、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发育，类似于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如波斯特基于后结构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媒体研究）的本土话语也将逐步浮出水面。第二，在现代化转型中，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具有一定程度的参照价值。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批判思潮，它不仅仅在直接批判资本主义方面为我们道路选择提供有效的借鉴，更为重要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在对西方理性反思基础上确证的，因此也可以为处于复杂境遇中的中国现代化提供某种思想基础。第三，对中国整体文化反思和知识分子使命探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把自己的视角转向全部历史关系的批判，它所要求的就不仅仅是自身能够在现实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占有一个有利的位置，而是对全部文化的重构。这就必然要求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的再认识。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也是中国学术的核心课题。第四，虽然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极大地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边界，甚至在不同程度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今天马克思主义所必须面对的。因此，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有着巨大的语境鸿沟，但在现代性，全球共同体和自由自觉的未来三个向度上，后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建构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四、简评
对任何理论、学术的评价都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和所掌握的材料的数量和质量；二是以什么作为参照系。人们要是没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无法认识世界，但有了立场、观点和方法后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评价难免会与评价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关。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评价我们尽量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后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之后出现的一个新流派或理论学说，因此我们要重视对其理论内涵及其性质进行考察。首先，就性质而论，虽然“后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其并非是反马克思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但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一己之言，而是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拉克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性中的多样化的方面”。拉克劳以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其本质主义及其理论的贫乏，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时代要求，不能解释科技革命等造成的新问题，所以需要从最新的时代问题出发来重新阐释和解读马克思的理论，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如此，如果仔细考察，我们还是能发现“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误读，如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误认为是“经济决定论或还原论”，是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本质主义理论，等等。“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身分”理论，不但彻底摧毁了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且把其他“边缘群体”置于与工人阶级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这也大有商榷的必要。“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乏民主的内涵，所以他们要用“激进民主”理论来加以完善和补充，其理论上的“空想”成分多于现实中的可“实践性”，而且也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从来就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3]。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发展和当今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观点或结论，或在19世纪所做出的某些具体的理论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的确是不合时宜了，需要根据新形势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加以总结，从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到“与时俱进”。但令人遗憾的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显然不在于对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进行批判解构，而是力图推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这一点是我们难以苟同，也是必须要加以批判的。无可否认，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以及现代社会政治斗争范畴即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领域的基本范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解构式理解，但是它没有看到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宏观的联系，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最后，在我们看来，我们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目的并不在于仅仅关心后马克思主义者说了什么和怎么说，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反而要取其所长，在新形势下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是我们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最终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