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祖国统一大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不仅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而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本文主要论述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思想和伟大贡献。
一、实现祖国统一，是邓小平新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是伟大的、虔诚的爱国主义者。他16岁那年便怀着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抱负，奔赴法国“勤工俭学”，寻觅救救民的真理。在他70多年的战斗生涯中，始终为民族复兴和祖国强盛而斗争。民主革命时期，他为拯救中华而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他曾深情地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①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他不仅在理论上对爱国主义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时期爱国主义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以及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作出了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小平新时期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为实现祖国统一而斗争是其重要内容之一。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②早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就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③“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邓小平渴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
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号召并致力于结成拥护祖国统一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他说：“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⑤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⑥“人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⑦当谈到爱国者的标准时，邓小平曾对香港人士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⑧显然，邓小平认为，一切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炎黄子孙都是爱国者，对于澳门和台湾也应如此。邓小平还说过：“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⑨有道是：大海纳百川，百川归大海。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忠实代表。
邓小平关于爱国者的标准的论断有什么根据呢？为什么说一切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炎黄子孙都是爱国者呢？
因为，实现祖国统一，结束民族分裂，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客观需要，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指出：“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⑩只有实现祖国统一，才能实现全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充分发展，才能使国家、民族迅速强盛起来。实现祖国统一之后，祖国大陆与港、澳、台联成一体，在“一国两制”下，紧密合作，互相补充，联手发展，则中华腾飞指日可待。再加上“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11)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12)这是指当前国际上有人预测“二十一世纪是亚太地区的世纪”。与此同时，国际上关于“大华人经济圈”、“大华人共荣圈”以及“大中华共同市场”的舆论也十分盛行。这些舆论反映了如下事实：一是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同时，中国大陆、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亚太地区，经济却持续发展，并呈现出富有活力的光明前景；二是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的崛起，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台湾《工商时报》指出：“从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华人经济圈正在渐渐兴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企业，与推动市场经济化的中国大陆相互融洽，华人的力量已到了发挥尽其在我的时期。”(13)日本《经济新闻》载文指出：“华人企业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已从配角跃居为主角之一。”(14)由上述可见，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呼唤着祖国的统一；中华民族要腾飞，正等待着祖国的统一。
国家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诚如台湾知名历史学家钱穆所指出的：“我认为此下的中国，只有全中国和平统一始是个大前途大希望。”“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更看重历史的传统文化精神，我所说的‘和平统一’是根据我一生研究历史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了解而言，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我信为中国五千年来，传统相承所建立的和平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人类所稀有的杰出的贡献。”(15)
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案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指出的一项战略构想，是邓小平祖国统一事业执着追求的结晶。它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佳方案。
邓小平指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16)他又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17)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美两国的建交，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大陆“十年动乱”的结束，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祖国的和平统一有了良好的客观条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会议号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18)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表示“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指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19)
1981年9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国外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20)叶剑英的谈话使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更加清楚了。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指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他说，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21)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着重谈到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22)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进一步阐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他说：“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23)
1984年5月1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向全体代表指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并获得会议的通过。这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种国策而具有法律效力。
至此，有关中国和平统一的方针就成了有理论、有政策措施和切实可行的科学构想。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的，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邓小平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指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个方面都能接受。”(24)
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在初步实践中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两个联合声明的签订和两个基本法的制定，证明“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行得通的。两个联合明是：1984年12月签署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1987年4月签署的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两个基本法是：1990年4月我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1993年3月我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现在看来是行得通，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再过十三年，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25)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科学构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26)
三、按照“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实现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出和初步实践，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对台湾当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台湾的“监察委员”尤清说，“香港问题是中共对付台湾的一个利器”；还说，香港问题的解决对台湾问题形成的挑战“比中共的大军压境硬厉害”。台湾“中华战略学会”在一篇关于香港问题的综合分析中说：香港问题对台湾的“影响将是深远的”。(27)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其适乎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深得人心，为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所接受。1985年以后，要求国民党当局放弃僵硬的“大陆政策”，开放“三通”、“四流”的呼声更加高涨，特别是要求返乡探亲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在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整其“大陆政策”。198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局部开放阶段”。蒋经国在会上致开幕词，题目是《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第一次对统一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1986年5月“华航事件”发生后，双方代表在香港商谈后达成了解决此问题的协议。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打破了两岸敌对双方30多年来的官式沉默和国民党当局的‘三不政策’”，“实质上跨越了不对话的界限”。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在台、澎地区解除戒严令。1987年9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解除台湾民从到大陆探亲的禁令，原则上决定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从此在台湾各地出现了“探亲热”，并在“探亲热”的带动下，迅速兴起了“观光热”、“通商热”、“考察热”、“投资热”、“出版热”、“电影热”。在祖国大陆也相应出现了“台湾热”。
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新领导班子继续推进蒋经国所开始的“大陆政策”，使两岸关系继续有所发展。正如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陶百川所描绘的，两岸关系出现了“五不五松”现象，即“不能邮而通信，不通商而通货，不接触而交流，不谈判而谈话，不妥协而放松”。(28)几年来台湾方面对两岸关系发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台湾当局较大幅度地开放大陆资讯，两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二是台湾当局对“三通”的限制更为放松，两岸通邮、通航、通商实际上已是既成事实；三是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已有所松动，两岸之间较高层次的接触不断增加，1993年4月下旬，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签署了有关两岸关系的四份协议，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四是台湾当局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等机构，以具体的组织机构来决策大陆工作，表明其“大陆政策”又前进了一步；五是台湾当局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并于1991年5月正式终止了实行43年之久的“动员戡乱”时期，标志着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正式结束，从此海峡两岸由非常态进入常态，这对促进两岸双向交流有一家的积极作用。
但是，当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严重的困难和障碍。主要有：第一，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严重脱离实际，其核心内容是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一国两府”的构架上，希望以承认中共对大陆的统治权，来换取中共承认其为“政策实体”，并以“弹性外交”、“双重承认”进一步谋求“独立的国际人格”，其实质是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二，台湾当局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意图一直以开放两岸交流、建立交通管道为筹码，要求中共按照李登辉指出的“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承认台湾为“对等政治实体”、“取消‘一国两制’”、“承诺不对台使用武力”等条件作出回应。第三，台湾当局心存“和平转永大陆”的幻想，配合西方资本主义对大陆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为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增加了复杂因素。
然而，15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非取决于国民党当局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前景无疑是光明的。其主要依据：一是影响台湾前途的基本因素都在向着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方向变动；二是海峡两岸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传统上存在着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存基础；三是台湾内部要求“自主统一”的运动正深入发展，其势将冲破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殷切地号召：“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29)
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呼唤，是全民族的呼唤，祖国统一的盛大节日必将到来。
注释：
①在英国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见1984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③《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04页。
④在英国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见1984年12月7日《人民日报》。第30-31页。
⑤⑥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76、161页。
⑧⑨⑩(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1、30-31、358、358、358页。
(13)台湾《工商时报》，1992年12月13日。
(14)同上转引自《华声报》，1993年4月27日。
(15)钱穆：《新春看时局》。台湾《联合月刊》1986年3月。
(16)(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67页。
(18)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19)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20)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21)中国新华社北京1984年11月11日电：《“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及发展》。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
(2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8页。
(24)(25)(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02、218页。
(27)《形势报告汇编》第23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28)陶百川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的谈话，载该报1988年10月14日。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2页。
标签：两岸关系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台湾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