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汉英双语语音意识：跨语言一致性、差异与迁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英论文,双语论文,语音论文,差异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学习是个体发展的重要任务，其中读写能力的获得更是现代社会个体成为合格成员的必备条件。在经济与科技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个体读写能力的发展已经不局限于母语，第二语言的学习正成为越来越多个体的发展需要。在我国，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外语课从2001年起正式进入小学课程计划，使汉语和英语等外语的学习成为我国儿童两项基本的语言学习任务，客观形势要求心理与教育研究深入探讨我国儿童汉语与英语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规律。
大量研究表明，作为语音加工技能的重要成分，语音意识无论在拼音语言系统（如英语）还是非拼音语言系统（如汉语）中，在儿童读写的获得中均具有重要作用[1][2][3]。对语音意识作用的系统研究深刻地改变了儿童的读写教育[4]；同时，研究中出现的实证结果与理论观点上的不同、甚至争论，日益引起对语音意识本身结构、成分以及跨语言一致性、差异性、迁移等问题的关注。对语音意识结构与语言系统的制约性等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澄清语音意识的概念，避免或减少研究方法与测量手段的误差，提高不同研究结果的可比性，而且可促进对语言加工过程普遍性与语言特异性规律的认识，对于研制和应用有针对性的读写教育与障碍干预方案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有关语音意识结构的理论观点与实证发现基础上，结合我们应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获得的研究结果，讨论语音意识的内在结构及其跨语言的一致性与差异，并进一步探讨汉语儿童母语与英语语音意识的迁移。
一、语音意识的结构：基于语音单位的多成分观
语音意识是元语言能力的一种形式，指个体对言语的声音片断进行心理操作的能力。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言语的声音片断具有三个基本单位，即音节、首尾音和音位，这三个单位构成了语言学家分析人类语言音系特征的基本点[5][6]。那么，人们在日常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是否也按这三个基本单位来表征和加工语音信息呢？这个有关语音片断基本单位的心理现实性的问题正是语音意识的内在结构讨论的重点。
（一）语音意识单一成分观与多成分观的争论
一些研究者认为，语音意识主要可以按照心理操作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任务，例如识别、异同辨别、删除、分解、合成等[7]。语言学分析中所列举的语音单位只不过负载了不同范围的语言信息，而个体对这些不同大小范围信息的加工都是由同一加工过程支配的。因此，语音意识可以被认为是单一成分的加工能力。例如，当判断听觉通道呈现的两个单词是否有共同的语音部分时，被试在音节条件（compete-repeat）下的成绩好于首尾音条件（blink-blame），而首尾音条件下的成绩优于音位条件（steak-sponge）[8]。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到，由于音节条件所涉及的信息范围大，共享的音位数量要多于首尾音条件，而首尾音条件下共享的音位数量要多于音位条件，所以不同语音单元的加工从易到难分别是音节、首尾音和音位。此难易程度反映了同一加工过程可以利用的信息量大小，而不是不同语音单元加工性质的差异。这种看法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Brady，Fowler和Gipstein（1994）的研究发现语音意识任务的成绩同任务所包含的音位数量的相关达到0.72；Walley（1986）也发现幼儿园儿童在完成假词分类任务时，当任务涉及到的共享音位数量不同时，共享三个音位（/nuli/-/nula/）的条件下的成绩要优于两个音位（/nuli/-/nu∫ē/）和一个音位（/nuli/-/n？∫ē/）条件[9]。
与此不同，另一些研究者却指出，对不同单位的声音片断的语音加工能力并非同质，不同的语音单元由于其在语音结构中的位置或层次不一样，导致了个体在加工这些不同水平的语音单元时所需要的内在能力或机制存在质的差异。在音节、首尾音和音位条件下，人们在语音相似判断上的成绩差异可能并不仅仅反映了可利用信息的多少，而且反映了加工不同的语音单位的性质与策略特点。语音意识的多成分观得到了多方面研究的支持。在控制音位数量的条件下考察加工不同语音单元的成绩，发现仍然有显著差异[9]。可见，音节、首尾音和音位三个单元加工成绩的差异的确不仅仅来源于信息量的多少。发展研究[8][10][11]表明，儿童获得这三个语音单位加工能力的时间存在先后顺序。一般而言，音节意识发展最早，其次是首尾音意识，最后才是音位意识；并且音节意识和首尾音意识往往在儿童获得文字、进行阅读活动之前就出现了，而音位意识常常在儿童有了一定的文字阅读经验后才迅速发展。与此相关，对文盲成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音节意识和首尾音意识与有文化的成人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却不能完成音位水平的操作任务。这些结果都表明，三个语音单位的加工所要求的操作并不是单一的共同技能。此外，少量研究还对语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了直接的实证探索。例如Hoein，Lunberg，Stanovich和Bjaalid（1995）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一组语音任务，得到了一个包括音位因素、音节因素和尾音因素的三因素模型[12]；Muter，Hulme等（1997）分析得到了尾音和音位两个因素[13]。这些结果直接支持了语音意识并非是单一同质的能力，而可能具有由不同语音单元所组成的多因素层次结构。
不同的语音单元是否存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心理表征，这对于考察语音意识与文字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同时对于有效地设计与实施语音意识训练来提高读写能力也非常关键。假如语音意识只是一种单一的能力结构，那么不同单元的语音意识作用于读写的机制应该是唯一的，因此无论是进行何种语音意识的训练都可以提高读写能力。但假如语音意识具有多层次的结构，那么问题就要复杂许多。因此，深入探讨语音意识的结构具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上述有关语音意识内在结构的已有研究中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首先，研究在探讨不同单位的加工时往往采用不同的操作任务，如音节加工采用识别任务，首尾音加工采用奇异项任务，音位加工采用删除任务，由此，语音单位与操作任务就产生了混淆；其次，操作材料也往往不同，而材料本身的特性又直接影响操作的结果[14]。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当重视考虑对操作任务与材料的控制。同时，由于语音意识的结构可能受到不同语言系统的限制，因此，开展跨语言的比较也极具价值。
（二）语音意识结构与语言系统的关系
语音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能力，其形成必然受到加工对象——语言系统的制约。在不同语言系统中的研究发现，语音意识受到了特定语言语音结构和书写系统形音对应规则的双重影响[9][15]，使得不同语言系统下，个体在不同单元语音成分上的敏感度和操作能力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不同语言的群体在语音意识的结构上形成独属于特定语言系统的某些特征，从而显示出语言系统对语音意识的塑造。
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是英语语音意识，因此，跨语言的研究往往与英语进行对比。英语是拼音语言的一种，而许多英语单词由单音节构成，因此，音节和音节内区分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音位自然成为重要的语音结构。但是，由于英语的音节结构较为复杂，如在元音前面或后面可有两至三个辅音（eg.，black，strong），使得即使是语言学家有时也很难确定某些音节的边界。面对英语音节的复杂性，儿童在获得熟练的音位意识之前，先学会把音节划分为首音和尾音可能是非常有用的。另一方面，因为英语是一种半规则性语言，在音位水平上字母与语音的对应在很多情况下存在不一致，然而在首尾音层次上却具有更强的一致性，为儿童发展形音对应规则提供了线索。例如"ight"在音位水平上进行分析，属于形音不规则的组合，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尾韵）却是规则的组合。由此，个体对形音对应规则的寻求也促使首尾音意识可能作为对英语语音结构的一种有效心理表征。在音节结构的复杂性与文字的形音对应半规则性影响下，一般认为，英语的语音意识结构中存在三种表征形式——音节意识、首尾音意识和音位意识。
相对于英语来说，西班牙语音节边界的线索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这是因为西班牙语是一种音节时限（syllable-timed）语言，所有音节的发音时间一致，并且大部分音节都是简单的开音节结构（例如fo-to，ca-si-ta）。西班牙语音节的这种突出性使得音节似乎成为西班牙语个体语音加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由于音节结构的简单性，音节内部的首尾音单元的加工似乎失去了必要性，首音和尾音意识对于学习西班牙语的个体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16]。从文字的形音对应规则来看，西班牙语是属于透明度较高的语言，字母和读音对应具有普遍的一致性，所以西班牙语儿童较早发展起音位意识。由于音节结构的简单性和形音对应的规则性，西班牙语个体的音节意识和音位意识在其语音意识中具有重要地位。
不同于英语和西班牙语，日语在语音系统上属于音拍语言（mora language）[17]。日语发音的基本单位是用平假名表示的一个个音拍，每一拍是一个“元音”或“辅音+元音”（只有两种情况例外）。日语词汇的语音正是由多个音拍构成，而音拍在日语中的突出性也决定了音节在日语早期语言加工中的重要性。从书面系统来看，日语的词汇来源是非常广泛的，主要有三种来源：“和语”（日本固有的词汇）、汉语和外来语（用片假名书写），其中和语和汉语占多数。由于汉语属于表意文字，形和音的对应具有不透明的特点，所以对最小单位的语音意识（音位）发展不利；虽然平假名和片假名具有一定表音作用，但是因为日语书写体系中没有对音位的表征，将每个音拍细分为音位并没有意义，由此日语个体对音拍、音节的意识在其语音意识结构中较为重要[18]。
上述对英语、西班牙语与日语等不同语言系统中人们语音意识的特点与特定语音结构和书写系统形音对应规则关系的分析提示，不同语言的语音意识可能包含不同的成分，不同成分在特定语言的语音意识结构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借助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具体探讨了汉语（普通话）儿童母语和英语语音意识的结构特点。
（三）汉语儿童母语和英语的语音意识结构的共同性与特殊性
如前所述，特定语言系统在语音结构与形音对应规则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对语音意识的不同要求。例如英语音节结构的复杂性和形音对应的半规则性使音节意识、首尾音意识和音位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汉语作为一种非拼音语言系统，又怎样影响汉语个体的母语语音意识呢？汉语个体的母语语音意识和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语音意识结构是否存在某些共同性或特殊性呢？这些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由于前面已经分析了英语语音意识结构可能涉及到的三个层次，下面我们主要分析汉语的语音意识结构可能包含的层次和成分。首先，相对于英语来说，汉语的音节构成相对简单，而且汉语语音具有单音节特征，因此音节意识的发展对汉语儿童来说是有价值的[19]。其次，虽然汉语是表意文字，形音对应规则并不明显，不过，由于在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形声字，整字在多数情况下跟声旁押韵，因此，有助于发展起首尾音意识。第三，对于音位水平的加工来说，汉语语音特征和文字系统提供的支持均不明显。多项研究表明，汉语个体在音位水平上的加工存在明显困难[20]。然而，在中国大陆，拼音教学却为汉语个体发展音位的表征提供了特殊的支持。对比学过拼音和没有学过拼音的汉语个体，研究者一致地发现，学过拼音者在音位加工上明显较优[21][22]。最后，除了音节、首尾音、音位三成分之外，由于声调是区别语义的关键之一，在汉语的音义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汉语的语音意识中应该纳入声调意识进行考察。
我们尝试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以113名小学一、三、五年级学生为被试，对前述语音意识结构的单一成分观和多成分观进行验证。为了避免操作任务难度差异给不同语音单元的考察带来混淆，我们在语音意识的测量上，进行了操作任务匹配。具体而言，在汉语和英语的语音意识测量中，同时运用了语音辨别和语音删除两种语音操作任务，并且把这两种任务贯穿到每一个单元的测量（汉语中的声调删除改为声调替换除外）。同时在实验材料的选择上，英文采用假词（例如blaip，smig），中文则采用合成或低频率的音节（例如biao2，cuan3）来排除语言经验的影响。
相对于已有研究采用的主成分分析方法，验证性因素分析可以同时对比多个理论模型的数据拟合特征，在整体上考察潜变量的结构关系，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观察误差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理论观点的检验上具有突出的优势。根据语音意识结构的单一成分观和多成分观，我们首先建构了相应的检验模型（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英语*语音意识单一成分模型
图2 英语*语音意识多层次结构模型
（*汉语的两种模型加入声调意识变量以及测量声调的观测指标）
将两种模型分别代入儿童汉语语音意识测验和英语语音意识测验的数据中进行检验，获得了各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的主要指标（见表1）。这些指标分为三类：一是对模型与数据差异程度的卡方检验。如果卡方显著，表明模型与数据存在明显不符；如果卡方不显著，表明模型与数据的差异不明显。二是拟合度系数（CFI，IFI，TLI），其变化范围0～1，越接近1表明模型和数据拟合程度越高，一般只有大于0.95时模型才能接受。三是最小方差平方根（RMSEA），小于0.08，表明模型可接受；小于0.05，表明模型较好拟合了数据。
表1 英语、汉语语音意识两种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检验（lisre18.53）
模型
X[2] dfp CFIIFITLI
RMSEA
英语语音意识单一模型102.3227
0.00
0.82
0.83
0.76
0.16
英语语音意识多成分模型 29.11 24
0.22
0.99
0.99
0.98
0.04
汉语语音意识单一模型53.37 20
0.00
0.99
0.99
0.98
0.12
汉语语音意识多成分模型 25.20 21
0.24
0.99
0.99
0.98
0.04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到，不论是汉语还是英语，多成分模型的卡方检验不显著，各个拟合系数都接近1，RMSEA小于0.05；而单一成分模型的卡方检验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部分拟合系数小于0.9，RMSEA远大于0.08。因此，数据趋向于支持多成分模型，而拒绝单一模型，表明语音意识并非单一的能力，语音意识在音节、首尾音和音位三个单位的区分具有心理现实性。语音意识结构的多成分特点在不同语言中表现出共性，反映出语言加工跨语言的普遍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均具有多成分的结构特点，但是汉语和英语语音意识结构的具体特征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在汉语的语音意识中，的确存在一个独立的声调意识。其次，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语音成分在总体的语音加工能力上的贡献，我们在多层次模型上加入二阶因子的分析。结果显示，在英语的语音意识结构中，三种成分在二阶因子上的负荷从大到小分别为音位意识（0.92）、首尾音意识（0.74）、音节意识（0.48）；在汉语语音意识结构中，各成分在二阶因子上的负荷从大到小分别为音位意识（0.50）、首尾音意识（0.36）、声调意识（0.34）、音节意识（0.19）。由此可以看到，音位意识和首尾音意识在两种语言中均具有重要位置。但是在汉语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如英语来得密切，这可能与汉语非拼音语言系统的特点有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汉语儿童语音意识的结构具有以语音单位为基础的多成分性。儿童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语音意识结构既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差异。由于我国以汉语为宏观语言环境，汉语儿童在熟练掌握了母语（口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那么儿童母语与新学习语言的语音意识间存在何种联系？是否存在母语加工的迁移？而迁移的主要表现有哪些？这是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二、汉语儿童母语与英语两种语言语音意识的联系与迁移
在母语语音意识与新学习语言语音意识的关系上，人们主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母语的语音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预测新学习语言的语音意识；二是母语加工的经验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新学习语言的语音操作。已有关于语音意识跨语言联系与迁移的研究多数是关于两种拼音语言的，发现双语儿童能够把母语中的语音意识推广应用到第二语言中[23]。目前对于拼音语言和非拼音语言间的联系和迁移研究较少。
（一）汉语语音意识对英语语音意识的预测作用分析
我们对汉语儿童的汉语和英语的语音意识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r=0.671，p＜0.001）。可见，母语语音意识与英语语音意识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进一步分析汉语、英语不同单元语音意识之间的相关，结果显示，其相关均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p＜0.001）。为了进一步揭示儿童汉语不同单元语音意识对于英语不同单元语音意识存在的预测作用，我们以汉语不同单元的语音意识为预测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分别以英语音节意识、首音—韵脚意识、音位意识为被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汉语语音意识可以有效预测英语音节意识、首尾音意识和音位意识总变异率的34％、45％和48％，表明儿童母语语音意识的发展水平显著地影响着其掌握新学习语言的语音系统。其中，汉语的首尾音意识和音位意识对英语三个单元语音意识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汉语的音节意识对英语的音位意识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而声调意识不能进入预测英语语音意识的回归方程。
由于不同单元语音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为了进一步揭示汉语不同单元语音意识对英语不同单元语音意识的独特贡献，我们采用分层回归，在控制年级和非言语智力（瑞文测验得分）的影响下，分别考察了汉语不同单元的语音意识在预测英语音节意识、首音—韵脚意识和音位意识上的独立贡献。分层回归的结果表明，不论是预测英语语音意识的何种成分，汉语音位意识的独立贡献显著，反映出汉语音位操作能力是英语语音意识操作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分层回归分析再次揭示，不论是预测英语语音意识的何种成分，声调意识的独立贡献作用接近于零，说明汉语的声调意识对英语语音意识的形成作用甚微。这可能是因为英语并不是声调语言，其语音意识结构中并不存在与声调意识相对应的成分。
（二）汉语加工经验对英语语音意识的影响
母语对第二语言语音意识的影响并不一定总是积极的。当母语的加工经验符合目标语的加工要求，则对目标语的加工产生促进作用；而当母语加工方式不适合目标语的加工要求时就可能会有阻碍作用。在控制年级和英语熟练程度的条件下，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儿童在英语单词音位分割上的表现显著优于母语为汉语的儿童[24]。二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为其母语语音加工策略的差异。西班牙语与英语一样是拼音语言系统，而文字音形对应规则更强，有利于儿童发展音位水平的语音加工技能，因此西班牙语儿童学习英语时表现出更强的音位分析能力。而汉语不能像拼音文字那样基于对字母的拼读，因此汉语儿童较少音位水平的语音分析的经验，英语的音位分析能力发展相对落后。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母语加工经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制约新学习语言语音操作的水平上，而且深刻影响着儿童语音操作的过程与策略。虽然在汉语语音意识上儿童的音节意识最优，首尾音意识次之，而音位意识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在英语语音意识上，我们和其他研究[25]均注意到，汉语儿童的英语音位操作优于其首尾音操作。由于在本研究中，我们为不同语音单位的语音意识操作均提供了相同的操作任务和材料，因此，汉语儿童在英语语音意识上所表现出的逆序现象与操作任务和材料无关，而主要可能与其操作的策略相关。由于这种逆序现象主要是表现为汉语儿童在英语首音—韵脚意识操作上的成绩较差，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其错误类型。通过分析儿童操作英语首音—韵脚语音单位时的错误，我们发现，在CCVC类型单词的首音—韵脚意识操作中，儿童倾向于将CVC或者CV看作一个整体，将单词开头的辅音串分离成两个独立的辅音，而不像英语本族语儿童那样将开头的辅音串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例如个体总是倾向于把grud分离为g和rud，而不是正确的gr和ud。这种操作特点使儿童不能正确操作首尾音，但是却很容易地完成CCVC类型的首音位操作。而在CVCC类型的首音—韵脚意识操作中，儿童同样较难将元音和前面的辅音分离开来，倾向于将CV或者CVC看作一个整体，将单词末尾的两个辅音分离开来，从而使得儿童在CVCC类型的首尾音操作中发生错误，但却在末音位意识操作中表现出较高的操作水平。
汉语儿童英语语音意识操作的这种特点受到其母语语音结构特点及相应加工方式的直接影响。借助于拼音来分析汉语音节构成，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汉字的拼音都是单个元音或者辅音+元音（单韵母或者复韵母）或者辅音+元音+辅音韵尾构成的，即V、CV、CVC类型占据绝大多数，没有两个辅音开头的，也没有以两个辅音结尾的。也就是说，汉语中没有对应于CCVC或者CVCC类型的首音—韵脚意识。在遇到汉语中没有的双辅音时，汉语个体通常采用在辅音间增加一个元音的方式，用整个音节对应双辅音中的单个辅音。例如英语中的姓"Swift"是首尾辅音串加1个元音构成的单音节（CCVCC），汉语转写时却演变成“斯威夫特”四个音节（C
CVCC）[5]。这一现象是由于迁移的同化机制导致的。所谓的“同化”是指不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直接将其应用到另一类事物中。语言加工中的同化性负迁移表现在个体将某些语言规则或习惯错误地推广或过度概括化。在这里，由于个体的英语经验较为缺乏，倾向于借用汉语的加工规则，把不符合汉语结构的CVCC和CCVC分离或演变为符合汉语结构的CVC和C，这也就导致了其操作错误的发生。
三、小结
本研究第一次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在控制操作任务与材料的条件下，实证地考察了汉语儿童的母语和英语的语音意识结构，揭示出语音意识结构的多成分性具有在不同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共性，以及语音意识结构的成分可以随不同的语言系统而有所变化。研究表明汉语和英语的语音意识结构均包括音节、首尾音和音位三个基本单元，同时汉语还有特殊的声调成分。对两种语言的语音意识结构的直接考察不仅验证了不同语音成分的心理现实性的存在，同时对于设计有效的、专门的语音意识训练具有指导意义。
相关与回归分析表明，汉语儿童母语与英语的语音意识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预测后者发展的有效预测因素。同时，对儿童操作的错误分析显示，由于汉语及汉语加工的一些特点，使汉语儿童加工英语首尾音和音位时表现出独特之处，反映了母语与母语经验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深入探讨母语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表现与机制，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在外语的教与学中自觉意识母语和目标语的共性和差异，提高学习和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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