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波浪式前进现象的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经济建设论文,现象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作者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种波浪式推进的经济发展现象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有本质的区别，它完全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事物的辩证运动规律前进的。
关键词：波浪式前进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治理整顿 唯物辩证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实践，又提出了许多理论课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十六年来的经济建设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即1984年至1988年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1984年为6902亿元，1988年达到14068.2亿元，增长102%，四年翻了一番还多；1989年至1991年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1992年至1993年经济又进入高速发展，1993年比1992年增长24%；1993年年底至目前又处于平稳发展期。对这种波浪式推进的经济发展现象，有必要从理论上作出剖析，以指导未来的经济工作。
一、两种经济现象的比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始终有人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而十六年来经济建设的波浪式前进现象，很自然地又使某些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现象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波浪式前进现象加以类比，并断言，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抛弃了计划经济，引进市场经济，才产生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
两种经济现象，从表面上看确有某种相似：在高速发展期，都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高速发展期过后，经济发展速度也都明显减慢。然而，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对矛盾规定的，它的直接动因是具体生产部门的高度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对矛盾诱发的。由于西方经济学家的努力，他们对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通过国家机器加强了改善措施，使得危机出现的周期延长，在危机的烈度和破坏性程度上也趋向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国家的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的控制资本流向，作为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他投入的最终目的决不会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是为谋取高额利润，因此，危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凭主观的意志是无法改变的。
我国出现的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现象，也是经济运动客观规律的产物，然而，它所反映出来的矛盾的实质，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矛盾引发的全局性的矛盾，它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性混乱和瘫痪；而我们在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是局部性的矛盾，国家及时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便控制住了这种局部失衡。其次，在矛盾的性质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劳动者阶层的对抗性质，有产阶级由于产品大量积压，只有解雇工人、停止生产，向贫困者转移危机；而我国一旦出现矛盾，总是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主要标准之一，加以调节，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不受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过大影响。第三，在矛盾的后果方面，我们在有效地控制局部失衡以后，总是从产生矛盾的根源上加以改革，以巩固调控的成果，比如这次沿海房地产热降温以后，中央对金融机构加强了宏观调控，并对金融机构的体制着手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资金投放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而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却表明了每一次危机的结局都是以牺牲劳动者的生存权力为代价，并走向萧条期，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下一次危机的出现只是时间的问题。
二、两次加速引起的反思
两次加速发展期，都是在前一个治理阶段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抓住时机，实现加速的，因而使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加速发展实现了既定的经济建设目标，同时，由于速度的加快，使经济运行机制的薄弱环节充分暴露出来。从两次加速期的情况看，暴露出的主要矛盾并不相同。第一次加速期，经济生活中产生的若干矛盾，其主要根源在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应失去平衡，而第二次加速期出现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在于结构性失衡。
第一次加速期出现的价格上升、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的存量和增量都大于总供给，在需求的推动下产生的；需求急剧膨胀后，结构失衡因素更加剧了物价上涨和通胀的压力。在这里供求矛盾是主要的，结构性矛盾是次要的。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我国的投资需求中有近40%的资本，通过工资、奖金又转化成消费需求。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第一个治理阶段得到了显著提高，因此人民对于第一次加速期寄予较高的利益期望值，加之舆论对于高消费的误导，使国内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与经济实际状况极不相称的超前消费现象。这种消费需求反过来又推动着生产部门的投资热情，加之一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不完全用于购买设备，增加生产，而是用来争夺紧缺物资、购置非生产性设备和盖宿舍、盖办公大楼等，这样，社会需求的全面拉动，最终只有增大货币投放量。流通货币的剧增并未从实际上增加相应的产出，增加供应，相反，却使需求欲望越演越烈，形成物价攀升、通货膨胀的局面。
第二次加速期却呈现出与第一次加速期不尽相同的特点。这次加速是在全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出现的，各地为了吸引外资，纷纷建立经济开发区，大兴土木，建造高档商住楼、公寓楼和别墅楼，尤以先期开放的东南沿海为甚。在这一建设浪潮中，金融机构把大量的资金投向房地产业，有些则直接通过银行自己的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跻身房地产开发。国内金融部门的资金以相当高的比例涌向沿海开放城市，造成国家对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的资金投放量严重不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综合平衡被破坏。同时，投入到地产和房产上的资金，因高档房产供大于求，产出以后形成资金沉积，实现不了效益，而投放到房地产业的资金又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炒买炒卖房地产的流通领域，形成虚假需求，刺激着投资者加大投入。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利用职权、关系，充当中间商，白手起家，一夜间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货币从国家银行大量转入私人手中，这部分流入个人手中的货币又转化为消费需求，从而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性的矛盾。
结构失衡首先以基础产业部门的低价格逐步攀升为缺口，推动着整个社会物价的上涨，并迅速转化为通胀的巨大压力。同时由于原材料供应跟不上全国房地产业快速增长需求的拉动，物价增幅过高和通货膨胀又一次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这两次加速发展期，从引发矛盾的原因来说，第一次显得比较复杂，而第二次则比较清晰。这与经济改革的推进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加速，城市经济改革刚刚拉开序幕，经济体制上尚未最终明确改革的目标，价格体系改革刚刚起步，因此，反映出的诸多矛盾带有旧体制未彻底转换的明显痕迹。而第二次加速期出现的问题，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矛盾是市场经济建立中可以预见的一种负面效应，即资金向着高利润产业流动的规律，如果宏观调控不力，就会产生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造成被动的局面。同时，在资金投放、土地征用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对腐败现象加以惩治，就有可能使大量国民财富，通过不正当手段流入私人的手中，形成社会问题。
三、对三次治理的认识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3年这一阶段的治理，有两大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积弊，首先从思想上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向全世界亮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改革首先从农村实施突破，开放在沿海城市布置战场。从经济发展规律上分析，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对城市提出若干改革的课题：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传统体制对农业的重大障碍，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如何取得城市技术的支持并打开市场等等，都摆在了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的日程表上。所以，1984年开始的经济加速发展，是在城市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推动下出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治理、调整、发展过程的自然延续。这一次治理、调整具有新旧体制开始转变的明显特征，整个过程都具有过渡和试验的性质，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还是初步的。
第二次治理整顿历时三年，这一次已经触及了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在三年的治理整顿中，以稳定物价、控制通胀为中心，迈出了调整价格体系的步伐，同时对推动物价上涨的两大主因即供求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加以治理，压缩了一大批基建项目，对集团购买力加以控制，增加城乡贴息保值储蓄，加紧城市菜蓝子工程建设等等，初步平抑了物价，遏制了通货膨胀。工业企业内部的改革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试验，国家对于企业的利税政策也在一步步深化改革。三年的实践，达到了预期的治理整顿目的，对一批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取得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整顿以后积累的潜力，又在蓄势待发，新一轮加速发展的时机亦已成熟。于是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的南巡讲话，又点燃了炽热的经济加速发展的烈火。
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强化宏观调控，作为十六年来经济建设中的第三次治理，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次治理的深远意义也许目前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次治理加以详细地分析。
第三次治理是在第二次加速发展只进行了一年半时间，不得不立刻进行的。这次治理的目的非常突出和明确：强化宏观调控。从现象上看，第三次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建设中的局部地区和某些行业过度扩张，造成了对全局的冲击与影响，出现了结构严重失衡所引发的。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定性来具体分析，它综合显示了近年来改革开放中有些措施的负面作用。自从第一次加速发展期提出城市改革的目标以后，企业如何搞活，城市如何扩大开放，文章基本做在对企业的放权和对地区的让利上。这些措施取得相当的成效，但也同时引发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有些地方和部门对中央经济政策和指示贯彻不力，换句话说即中央经济宏观调控能力被削弱了。第二次加速发展期过度占用农用耕地，直接影响了农业这个最重要的基础产业。沿海城市的房地产业，不顾市场需求，大建豪华别墅和公寓楼，使得全国相当大比例的流动资金涌向沿海地区，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造成国家优先扶持的许多重要项目和产业的资金调集困难。面对这一严重的形势，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已变得刻不容缓，因此，在第二次加速中，若干产业部门未得到充分发展便停止了。
第三次治理，首先从金融整顿开始，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把财力集中于中央，把对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经济结构合理调整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
当然，中央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也要避免一刀切，要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分布，不同的经济特点和优势，加以区别对待。如目前对基本建设投资严格控制，尤其是对沿海地区从严要求，但是，沿海有些被国家确定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就不可能完全管死基础建设项目和旅游房地产的开发，只能要求这些城市在开发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上作到规范化和科学化，保证供需平衡，保持投入和产出的比例。
同时中央宏观调控加强，在维持地区和行业综合平衡的问题上，除运用金融杠杆外，亦可充分借鉴外国在不同行业间实行不同税率的政策，调节社会流动资金的投资方向。
当前，国内经济生活中，物价上涨指数居高难下，这仍然是结构性失衡的后果。前一时期对于农业的投资不够，菜蓝子工程放松，导致人民生活必需的农副产品供应不足。结构失衡引起了新的供求矛盾，全面拉动物价上涨。这一状况说明农业问题是目前和今后须臾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大投入，时时加以重视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向看，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中央适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以保证进入下个世纪经济发展有足够的战略储备，这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的百年大计。
总之，目前中央集中相应的权力，调控全国的经济建设，这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波浪式前进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以后摸索出来的，是实践后得出的结论。当前中央在强化宏观调控的同时，又提出改善宏观调控，这仍然是从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出发的。
四、波浪式前进现象的哲学思考
当我们从经济规律本身，对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现象作了初步分析以后，发现十六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完全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事物的辩证运动规律前进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向世界亮出了中国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旗帜，中国经济进入对传统体制的拨乱反正阶段。在第一次治理整顿中，对于如何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认识还处于感性的阶段，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被传统体制压抑着，要调动这种积极性，只有解除禁锢，放手让农村干部群众去实践。部分试点地区实践的结果，产生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不变，经营权承包到户的农村改革方案，认识开始上升到理性阶段，这一模式便推向全国并全面实践，很快几亿农民的建设热情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第一阶段的正确认识完成以后，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感性认识材料又丰富起来。在第一个加速发展期实行了对农副产品价格过低的调整，农副产品低价格政策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城市改革的初步认识从这里开始形成，于是放开八种农副产品价格，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实践，在全国城市引起强烈的关注和反响。接着便开始了城市工矿企业的改革，以承包制为主要方式，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改革利税制度等。在这些改革的实践中，认识一步步深化，逐步上升到理性阶段。在第二次治理整顿时，便对于供求矛盾的失衡作出了调整，因此到第二次加速发展期，综合平衡便成为主要的矛盾，在第三次治理中又着重解决综合平衡的问题。认识始终遵循着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规律进行，充分体现了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也是如此。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不适应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提出以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辅，在进一步实践过程中，又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党的十四大才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随着经济建设的实践，认识一步步深化，在实践中产生问题，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指导实践，经过多次循环反复，逐步走向真理。
十几年来经济建设的波浪式前进，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过几年来一次反复，干了十几年又回到某些问题的起点。
从哲学上来说，事物的发展总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拿现在强化宏观调控来说，原来计划经济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改革开放后相当大的一批权力放到地方和基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经济建设。在这第一次否定中，我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也产生和开始积累一些新的问题，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新的问题便开始影响到经济建设的全局，于是强化宏观调控，又把一部分权力收回到中央，这是第二次否定，这次否定并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是经过一个螺旋，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重新前进。现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与计划经济下的集权，完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其运作模式、基本手段、适用法规，都与过去的那种指令式的计划经济有着严格的区别。同时在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地提出在强化宏观调控的基础上，要改善宏观调控。这是经过一年多治理实践以后，发出了宏观调控中的新问题，于是中央根据新情况，提出新措施，在宏观调控强化的同时要加以改善。也就是在实现第二次否定时，避免回到第一次否定的起点，而要始终从否定之否定的更高起点上去制定政策和规划。